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自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开始，有两种知识路径在台湾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界开拓行进。这两种知识路径风光迥异、姿态径庭，一个沉潜深耕低调进入专业化，一个铙钹喧嚣合纵连横于学科之间。前者指的是社会学，后者则是文化研究。在一个后设的层次上，反省与批评这两个趋势，并提出另类出路，是我这一时期文章的最终关心。
       要理解这一知识新局，需要回头梳理。八十年代后期，留学西方的人文与社会学者在回到暌违多年的台湾时，所面对的是一个和当初负笈离乡时已面貌大异的社会。政治上，出现了民进党、戒严法解除，以及随蒋经国过世而暂告终结的强人政治；经济上，泡沫经济达到顶峰，股市、房地产以及各种投机性地下经济活动甚嚣尘上；社会上，各种抗争、“自力救济”、罢工、游行不断，各个社会阶层都如惊蛰般地蠕动，时人谓之“社会力的崛起”。此外，人文社会思潮（从韦伯、新马，到后学）也不停引进，在盗版书的物质基础上，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知识表现出一种饥渴，同时，关于台湾社会的性质与走向的话语也出现了，有“市民社会”、“东方专制主义”、“公共领域”、“人民民主”等热门议题。彼时，也有优秀的副刊或杂志主编，提供园地，供比较批判的和（其实更重要的）比较新颖的语丝倾洒。但整体而言，那时候知识界的表现是各种姿态的列队展示，并没有形成对焦的讨论，更不用提通过对历史的反省和对价值的厘清，重构知识的基础之类的大计划。台湾知识界的精神状态，如同股市飙到一万多点下的“民间社会”一般，可以用“浮躁”一词形容。虽然如此，这时期的知识界里头，总还是有一种现实感，在模糊的意识中，人们觉得各自的专业总得在某种意义上和正在剧烈变动中的现实产生一种关联。“有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当令一时，多少是知识与现实关联其实并不足的一种语言投射。
       这些海外（主要是美国）归来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不少人的知识形成背景也让他们比较愿意或能够对变动中的现实产生反应。这部分是因为八十年代的美国的学术氛围，如果以我比较熟悉的社会学为例，和之前七十年代以冷战对立为历史平台的现代化理论或结构功能论的学术氛围有了很大的改变。学术兴趣比较多元，也比较进步，出现了很多“社会关连性”较大的新议题，例如阶级形成、国家理论、社会运动、女性主义、去工业化等等。而理论也趋于多元，新韦伯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现象学、诠释学、后现代主义……不一而足。
       八十年代后期的社会骚动期在进入九十年代前，几乎都渐渐沉寂下来了。“社会力”的最后一波大规模的展现是一九九○年三月与五月的那两场以学生为主要参与者的抗争聚集。但它们的性质和八十年代以校园与社会改革为目标的学生运动已大有乖背，运动直接高度政治化，“三月”的最初议题是反对“万年国会”，“五月”的则是“反军人干政”。一九九○年的学生运动，以及其他因素，巩固了李登辉政权。一九九四年起，李登辉政权开始进行“本土化”，以民粹语言对民众进行直接动员，在文化上去中国化，在政治上和中国大陆开展敌对态势。民粹巨灵蹿起于地平线之上，八十年代后期台湾社会所展现的众声喧哗至此远扬无踪。
       就在此时，人文与社会学术界出现了两个看似矛盾，但又在某个根本意义上殊途同归的趋势：专业化的社会科学以及跨学科的文化研究。
       就社会科学而言，短暂的骚动与不安似乎随着社会运动的沉寂以及新政权的确立而过去了，学者之心不再被知识与现实之间、知识与规范之间应有何关连这一问题所牵引。从美国八十年代“后现代化意识形态”的相对进步与相对多元知识氛围中，去除脉络而承袭得来的一些知识与思想资源，被更进一步边缘化。随着短暂的青春期的消失而出现的，是以学术分工、专业化、价值中立为标榜的专业化科学的复归。社会科学界里，即使是那些无可讳言地介入现实政治利害最深的论述言说（例如族群与民族主义“研究”），也都以客观中立的姿态出现，甚少反省自身的价值前提、提问的历史基础，以及研究的现实权力效应。这是个返祖现象，绕了一圈，又回到七十年代美国现代化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科学想像原点。现在大家都说数量化的索引制度扼杀了学术创造，把学术生产推挤到狭小的分工车间。其实，这个专业化科学的自我想像与定位，早在所谓的专业学术评量体制出现之前就确立了。
       当社会科学选择回到传统科学观，援引传统的理论典律、研究逻辑与认识论来支持它的社会绝缘与历史绝缘时，新兴的文化研究则以哪吒闹海的精力与勇气颠覆了这些传统，并直接且根本地质疑科学实践的前提。文化研究所依赖的是欧陆七十年代以来的新兴文化理论。这些文化理论不论它们本身的操作与论证是多么的非历史，但它们的发生前提则是一个自觉的历史阶段的巨大转变：理论家相信七十年代的西方社会正朝向一个新的情境，一个和战后二十年间的福特主义与社会民主体制在性质上有巨大断裂的情境，从而，因袭的理论传统及其历史、空间、个人、社会、文化、科学、美感等元意识都必须被激进地重新思考。
       欧美的文化研究在意欲抛弃既有的启蒙典范（例如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时，所采取的激进视角或是解构主义路径，虽然松动了既存的理论霸权、激发了多元的敏感、开启了多重的战线，但同时也将资本主义、战争、民主，这些重要问题顺道抛掉了。相对而言，这个文化研究的实践在台湾，除了少数优秀的例外（因其历史感与价值承担），其实是一个更为轻于历史、薄于现实的尝试。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它是一个仅关术语的横向移植，不必纵向继承关于后福特主义生产体制的出现、西欧社会民主体制的困局、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实验的幻灭、阶级运动和左派政党在西欧社会的现实，以及一九六八年的革命经验这一系列的历史脉络与意识。
       丢掉历史重量的纯粹术语移植于是可以大规模地在知识界栽种，既可满足人文学术界几十年来对欧风美雨的成瘾性依赖，又能展现进步的、批判的，而且不乏聪明的姿态。但同时，它却又和社会科学退居专业化科学有殊途同归之效；通过“解构”，关闭朝向历史与现实的大门。如果说，社会科学的封闭性源于审时度势，在历史走向它所认定的正确道路时，选择抱持识时务的、内敛的态度，一如疫病学者在无疫年代中低调地回归基础科学一般，那么文化研究则是通过开放来关闭、通过喧嚣来逃逸、通过高姿态的解构迂回地表示并无异志。文化研究虽然感受到诸多压迫，但它从事“反抗”所依凭的论述策略与轻佻身段，从权威的眼睛看来，则是一种要面子的服从者的小作态，是可以包容的，是可以聊带兴味地鄙视的。
       这令我想起，早在四百年前，清学始祖顾炎武面对王学末流的诸多病象所痛下的针砭。顾炎武批评知识的无根与内向性（以虚辞相夸）、知识对其自身的规范基础的解构毁损（满街皆圣人），以及知识对巨大的、明显的现实危机之不顾（置四海困穷不言）。这样的知识始于格致肚脐，终于轻佻自赏无可无不可，即所谓的“狂禅”。这些批评话今天听来，竟直如对后学文化研究而发。顾炎武反对理学末流空谈心性而“相率于不学”（即忽视对巨大的、超乎个人的现实结构与过程的掌握），于今也一定会反对“文化研究”的去历史、去现实、无阶级、无明确规范落脚的“身体”与“欲望”（今之“心性”？）。顾炎武对王学的批评是：“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今之学者……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此处的“一贯之方”或许也可作“解构”、“权力与论述”解。
       顾炎武之后三百年，韦伯则对以专业化科学为安身立命所在的社会科学提出了重要警告。一方面，韦伯肯定专业化科学的工具性价值，并指出它在常态中不反思自身的规范性基础是可理解的，但同时，他也警告，在一个时代的大变局中，那些没有被研究者反思过就被持用的观点的意义，将变得不确定起来，这将使研究者失却前路。然而，那由巨大的文化问题所散发出来的光则仍将一往前行。这时，科学就得准备改变它的立足点以及它的分析工具，并从思想的高处审度事件之湍流。
       因此，对韦伯而言，在时代的大变局之下，知识活动必须要重新反省它一贯所依赖的规范之锚。这个反省无法在专业化科学的狭窄格局之内进行，因为专业化科学就其定义而言，恰恰就是在不讨论自身活动的价值预设的前提之下安身立命。但要能够与时俱变，抛下一个新的规范之锚，也不是既存的道德、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甚或规范性政治理论所能代劳的，这既是因为它们本身也许就是既存体制的庞大修辞结构的一部分，更是因为规范性过犹不及，会妨碍知识与现实的真实联系。
       问题因此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活动，能立足于历史，能鼓励对各种经验现实的探究，又能将各种规范性问题的讨论包容进来？当代的“社会学理论”显然早已自废武功，不堪此任，因为从所谓的“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行动”、“社会与个人”、“冲突与共识”……这些过度抽象的学究措辞中，不会有任何真实的、历史的问题提出。把现实形而上化的后果是无法产生对当代的巨大结构与过程的批判性论述。
       半个世纪前，批判社会学者米尔斯就指出了美国三十年代出现的专业化的、非历史的、去规范性的“社会学理论”是一个不幸的发展，因为它看似古典社会理论的延续，但其实是不同植物的接枝。对米尔斯而言，古典社会理论（特别是韦伯、杜威、马克思、凡布伦……）其实已开启了一个优秀的传统：立足于历史，有自省的规范性定向，并对经验现实开放。这样的社会理论敏感于自身的价值预设，也对于研究的限制有方法论的谦逊自觉，但这些并不妨碍反而帮助它对那些深重影响当代人类的巨大结构与过程，发展出批判的论述。这个对巨大结构与过程的关怀并非是要建立一个全包的“宏大理论”；这个对方法的科学自觉也并非是要建立一种惟一正当的方法论。理论与方法是吾人面对真实的、公众的问题所采取的手段，本身是开放的论述空间的一部分。社会理论的价值不在一家之言的建立与承接，而是在它能够大方地对各种理论的声音采取开放的评估态度。对于社会中的各种价值宣称（例如民主、公共、正义、多元、团结、个体性、全球化、自由），社会理论并不以另一超越性价值与其对撞，而是经验地、历史地评估它们在现实中的成就与限制，并且积极地寻求落实这些价值的条件。对于这些价值，社会理论是要将它们从修辞或意识形态工具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种独特的社会理论操作模式即是“内在批判”。通过它，落定知识之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