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化研究”成为显学，雷蒙·威廉斯的名字常见于报章。关于威廉斯的生平与思想，尤其是他的大众文化观如何有别于艾略特、利维斯等人的精英文化观，刘建基先生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的译序中有详细的分析介绍。我在此想谈一谈读了《关键词》后的感想。
威廉斯在一九六三年为他的代表作《文化与社会：一七八○——一九五○》（一九五八年出版，中译本一九九一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写的“后记”里曾说，他正在准备该书的续篇《再论文化与社会》，“此书除了详细探讨关键词的历史之外”，还要讨论休谟、潘恩、戈德温、华兹华斯、雪莱、狄更斯和哈代等人的思想。十三年后，亦即一九七六年，《关键词》才作为续篇的一部分问世，而关于那几位作家的研究计划竟断了音讯。
《关键词》对英国的新左派运动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它的批评者因此说，威廉斯虽然在追溯关键词的词源时尊重历史的原则，但他自己的文化政治观点渗透在释文之中，全书多党派之见。其实涉及文化和社会的词语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常常会有或隐或显的政治倾向，读者被期望对某些预设前提做出“正确”反应。如果人文学者只顾埋头穷究“学理”，对词语背后的政治学和利益懵然无知，事事套用别人的命名，那是很可悲的。看一看威廉斯如何在释义过程中表述党派之见很长见识。且以“标准（standards）”为例。
威廉斯先借助《牛津大辞典》（OED）发掘该词的拉丁文和古法语词源，然后揭示它在历史上的引申义。该词的现代用法始于十五世纪，指一种权威的来源，度量衡的标准规格，有褒扬肯定的意味。十九世纪后期，在科学研究与工业生产上有必要使用统一标准，“标准化（standardization）”一词出现。但该词一旦进入文化的范围，就带有贬义。威廉斯指出，主张维护“标准”的人士往往反对在精神与经验的领域推行“标准化”。他在剑桥的师长利维斯就是这类人士的代表。利维斯曾说，救火龙头接口当然应该标准化，但是致力于大规模生产的社会在文化上削高就低，商品的标准化可能导致人的标准化（详见利维斯的《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九三○年）。威廉斯接着点评“生活标准”。媒体经常使用这一短语，但是生活应有怎样的标准大家并不清楚，仅依靠一堆数字还难以衡量生活的品质。威廉斯提议，为了真正令人满意的生活，我们应该想到应实现而尚未实现的社会状况，着手设计并规划新的标准，以将来的标准取代无法适应需求的过往和现行的标准。一旦目标明确，整个社会将向更高的境界迈进。写到这里，威廉斯提醒读者，不要忘记“标准”还有“旗帜”一意。
《关键词》所标举的旗帜是英国式社会主义的旗帜。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未来的标准将有怎样的具体内容？对此威廉斯未在书中做正面回答，他更感兴趣的是揭示一些关键词所掩盖的社会真相。例如我们现在常说的“status（身份、地位）”一词似乎取消了“阶级”的概念，但它所反映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模式：人与人之间竞争激烈，每个人的阶层等级取决于消费能力以及这种能力的炫耀。在独重“status”的社会，个人的流动性大大增强，相对固定的群体的观念不重要了，原本复杂的社会问题可以由便于操作的技术手段来解决，而这些手段通过各种以商品、服务或“民意”为调查目标的市场研究来确立。所有这一切不能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即尊卑之别依然存在，财富依然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依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少数人的财富会逐渐向社会下层渗漏，从而造福整个社会。而威廉斯则用“财富（wealth）”一词的历史演变做了针锋相对的文章。该词起源于“well”（副词，意为“好”）和weal（名词，意为“福利”），在十五世纪的时候指“幸福”，例如一四六三年的例句“为了我灵魂的福祉”中“福祉”一词用的是“wealth”的异体“welth”。与此相关的“commonwealth”（全体国民，国家，现英联邦即以此称呼），原来等同commonweal，意指“公益”、“公共福利”。一直到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wealth”一词才与金钱、财产发生直接联系，它背后的“个人主义”与“占有”的意涵渐渐突出，原先所含的“幸福（happiness）”与“福祉（well-being）”的词义竟被人遗忘。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艺术史家约翰·罗斯金也是一位社会主义宣传家，目睹当时“财富”一词已与（社会整体的）福祉无关，他根据该词古义发明新词“illth”，作为“幸福”的反义词。罗斯金借此告诫国人，不应遗忘“财富”的本意，更不要让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财富成为整个社会不幸的根源。“Illth”已为《牛津大辞典》收录[“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还没有]，威廉斯在该词问世一百多年后重提罗斯金的本意，仍然大有必要。顺便说一下，罗斯金和卡莱尔等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没有写过小说、诗歌和戏剧，但他们在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史上却是关键人物。
由上述两例可见，威廉斯讨论关键词的词义时偏重历史考察，不过他在词源学上的兴趣是与他的政治关怀难分彼此的。因此，本书中的各个词条读来像一篇篇长短不一的论争文章，论争的题材不是泛泛的纲领，而是语言背后的情感色彩和隐含动机，这是《关键词》的魅力。在讨论“失业（unemployment）”时威廉斯提到，专治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史学家G.M.扬格曾说，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的文献里，从未见过“失业”这词。左翼史学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作者E.P.汤普森则发现，在一八二○年至一八三○年之间的各种英国工会文献中，与“失业”相关的词汇（如“the unemployed”）已不断出现，当时的社会改革者对失业现象避而不谈必有原因。威廉斯在此基础上将“失业（unemployed）”与“闲散”、“懒惰（idle）”相比。他认为两者断然不同，应区别对待，然而这种必要的区分一直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抵制。我们知道，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政府较少干预经济行为，整个社会都强调所谓的“自助”(请阅通俗作家斯迈尔斯的《自助》)，有人无所事事，那是个人的道德品质低下（如不思进取、懒散）所致，社会不必对此负责。可见把“失业”与“闲散”两词混淆起来，无形之中是在为原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绝对的自由市场开脱罪责。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没有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会说，工人失业罪在个人，补助救济不在政府应管事务之列。虽然如此，一种类似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心态仍时时会在当代某些著作中表露出来。作为对这些观点的回应，威廉斯对一些带“under-”前缀的词也深感不安。他举例说，当人们把处于劣势者或竞争中的失败者称为“underdog”时，他们是在表示同情，但是使用该词时暗含一种意识形态的设定，即造成这种不公平现象的制度将永远存在。
既然《关键词》有论辩的特征，我们应对书中论辩的风格予以特殊的关注。有些地方我们稍不留心就可能捕捉不到嘲讽、挖苦的话外之音。
一九四二年，以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为首的调查委员会为英国战后重建发布《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二○○四年六月出版）。一九四四年，英国政府根据该报告的建议发布社会保险白皮书，并制定了保证国民福利的法律。二战结束后英国很快成为一个福利国家，而贝弗里奇则被称为“福利国家之父”。一国的福利政策是政府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在资本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眼里这是一种劫富济贫的国家干预行为，应当逐步取消。威廉斯如何定义“福利（welfare）”可以从他对“财富”的释义推知。词条很短，收尾那句格外有力：“福利国家（the welfare state）这个词汇出现在一九三九年，它有别于战争国家（the warfare state）。”这是谁的观点？威廉斯未作说明。一九三九年是二战爆发之年，“战争国家”首先令人想到纳粹德国。将头尾押韵的“welfare”和“warfare”对照，那些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呼吁削减福利待遇的政界人物就有法西斯分子之嫌了。威廉斯对撒切尔夫人及其追随者的回击，尽在不言中。
如果在福利国家的问题上威廉斯维护工党左翼的社会主义传统，在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中他经常取较为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视角。英国人重经验，“主义”听起来像是舶来的抽象理论，名声自然不好。在“主义（Isms）”的词条下威廉斯引用的卡莱尔、爱默生和洛威尔的例句都是语带讥诮或轻蔑。威廉斯自己作为某某主义者也一定受到保守派的取笑，他不动声色地在词条结尾处反击：“Isms与ists……甚至被科学家（scien－tists）、经济学家（economists）与那些宣示爱国情操（patriotism）的人士拿来使用。”这些人只顾把“主义”或“主义者”用作否定他人的杀手锏，忘了自己的身份和立场也带有“isms”和“ists”的尾巴。
阅读《关键词》的中译本，还看到一些有趣的中英语言文化上的差别。英语中的“institutions”很难译成中文，在本书中它被译为“制度”、“机制”和“机构”。这些译法都不错，但是好像缺少了什么。《牛津大辞典》中该词第六条释义是：“一个民族的政治或社会生活中已确立的法律、风俗习惯、常例、组织或其他要素；一种规范性的原则或惯例，有助于满足一个安排有序的共同体之需或实现文明的一般目标。”长期以来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或模式）往往是不成文的，但都可以称为“institutions”，例如《
水浒传》里送人银子（为谋求利益、扩张势力）就是当时社会中人们普遍认可的“规范性的原则或惯例”。中文里的“制度”有所不同。请看《现代汉语词典》中该词的两条释义：一、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第一义所举的两例分别是“工作制度”和“财务制度”，在词典的英汉双语版中它们被译为“work rules and regulations”，“fiscal regulations”，读起来都像是成文的规定。第二义指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制度”，要译成英文的话应该是“order”或“system”，不可能是“institution”。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习惯法和约定俗成之事，它们反映了行为方式的基本价值支撑，其生命力远远强于文字的规定。很多成文的制度能否实行取决于社会习俗，取决于历史地生长的“institutions”。希望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都来检讨我们社会中无形但又无处不在的“institutions”。
现代汉语中很多关键词是外来语，它们在中国的语境中生出特有的内涵，例如“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拍的电影《年轻一代》里，一位小顽童打扮的高中毕业生自称“知识分子”，十分得意。文革后“知识分子”一度成为政治运动牺牲品的同义词，因此想获取这一称号以及相应的道德特权（或自怜的资格）的人也就更多了。但是在英国自称“知识分子”就显得唐突，甚至可笑。威廉斯在书中引了诗人拜伦在一八一三年说的一句话：“但愿我的身体好起来，可以去听听这些知识分子［的高论］。”讽刺的口吻十分明显。威廉斯指出，在英国，知识分子往往指那些过分依赖理性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来形成自己政治社会观点的人，这大概就是保守派心目中的左翼人士。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自称知识分子也是表明政治立场的行为。关于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的话题，爱德华·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二○○一年）和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二○○三年）做了较为详尽的探讨。受到威廉斯影响的萨义德乐于自称知识分子并以知识分子的道德使命感为弱者争取权利，伯林则会拒绝加入知识分子的行列。撇开他们的族裔背景不论，这恰恰是两人的政治立场差异所致。
《关键词》于一九八三年出了第二版，增加了“无政府主义”等二十一个词条。二十多年过去了，如果作者健在，他会将“全球化”、“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新的关键词列入讨论的范围。如果威廉斯来界说“恐怖主义者”，他势必会注意到立场的变化导致“自由战士”向“恐怖主义者”演变，他大概还会引述《牛津大辞典》对“恐怖主义者”的定义：任何试图以一整套高压恐吓手段来推行其观点的人。威廉斯的功绩在于他通过一个个实例提醒我们，词语的使用既反映了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它们始终与政治社会利益和合法性问题紧紧相联。他在解释“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词时请读者注意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英语世界，“民族感情（national feeling）”是积极健康的，“民族主义感情（nationalist feeling）”就不足取；“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也可译为民族利益）”是正当的，“民族主义”就应该打压。某些国家参众两院的政客自己不断在讨论如何动用一切手段保护并扩大本国的“国家利益”，他们容不得别国人士以一半甚至远远不及一半的热情讨论同样的话题，自己的霸权政策受到批评就会搬出“民族主义”的罪名施压。我国读书人对这类文字游戏背后的政治利益认识模糊，读读《关键词》倒可以及时培养这方面的鉴别力。为了荣誉和利益，任何国家都可以而且应该在有的场合说不，美国是全世界说不最多的国家，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记录就是证明。但是一旦有中国人站出来抨击美国的单边主义，提出中国也可以说不，一顶“民族主义”的帽子就扔过来了。我国有人昧于词语的政治学，也学模学样地宣告有一个民族主义的幽灵在中国知识界徘徊。不过美国的少数战略思想家很高明，他们不以“nationalism”称不利于中国地缘政治和国际形象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化反应。今年一月四日的《纽约时报》上有文章评中国政府对印度洋海啸灾民的救助，作者显然不大高兴，他在结尾时说，中国网站上有反对救助的观点，理由是前些年曾有华裔妇女在某受助国受辱。这位先生如此关心中文网站，大概还会化名发帖子要中国人民永远不忘民族的耻辱。他本应提醒他的国人永远不忘某些受灾国的穆斯林曾在示威游行时焚烧星条旗，并称美国政府的慷慨援助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财。
仅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认识威廉斯是不够的。文化研究在我国学界只是停留在空洞的“理论”关怀的层面上，它和“后现代”之类的词语泡沫一样，是一个给人以方便和制高点的口号，一种“与世界接轨”的动人姿态。我们的社会迷恋概念和标签，各行各业（如房地产业和股票市场）都时兴炒作概念，粘贴标签，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亦不例外。威廉斯本人强调历史意识，热爱文学艺术，没有他对历史和文学的出色理解，就不会有《文化与社会》和《关键词》。作为剑桥大学英文系的戏剧教授，他是《现代悲剧》（一九五八年）和《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的戏剧》（一九六八年，系《从易卜生到艾略特的戏剧》的改扩本）的作者。他在这两部著作中提出的“感情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概念是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补充。他的《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一九七○年）和论乔治·奥威尔、威廉·科贝特的小册子都是把社会历史研究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典范。除此之外，威廉斯还从事小说与电视剧的创作。与利维斯不同的是，威廉斯关心并研究各种非文字的交流方式（如电影），反对狭隘地理解“文学”一词，但如果文化研究彻底脱离文学遗产并以此为荣，作为祖师的威廉斯或许会剥夺某些信徒的文化财产继承权。
末了，还想借此机会说几句“多余的话”。清末民初以来，一些外来的词汇在我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成了一面面号召力极强的“旗帜”，是非黑白要由或武断或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例如“赛先生”和“德先生”。本书中威廉斯对“科学”和“民主”的梳理或许会多少消解我们对它们的绝对崇拜。且看“民主”。十九世纪中期以前，它在英文里出现时都含贬义，伯克甚至断言“彻底的民主是世上最无耻的事物”。随着“民主”概念的神圣化，所有政治运动都声称赞成“民主”或所谓“真正的民主”，对立的派别都用“反民主”的口号来打击对方。威廉斯区别了“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并强调经济上的平等和大众权利应该是民主社会的目标。但是他又说，“民主”一词的本意不断受到歪曲，选举、代议和授权等重要环节变为便于操作的形式，“大众权利”和“为民谋利”的旗号掩盖了官僚统治和寡头政治的真面目。还有一些源自外文的概念在变幻莫测的新语境下不断变形，以致失去本来面目。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威廉斯对“革命”一词的释义和我们对该词的理解。“革命”在我国已不仅仅指“反抗现存秩序”或“朝代更替”。它弹性极强，可在任何场合使用（“文革”期间各派都用它的名号图方便），仿佛是“政治立场永远正确”的标签。时间一久，“革命”的本意变得扑朔迷离。梁启超在一九○二年的《新民丛报》上发表《释革》一文已一个多世纪了，但是分析这关键词的文章却十分罕见，它像是一个天使不敢涉足的领域。
这样的领域应该有人涉足。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论自由》第二章鼓励社会就信仰等话题展开广泛的讨论，他说不然会造成道德上的危害。他以基督教的教义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命运说明，有的信条因无法透入情感而不能支配行为，于是与人的内心生活完全失去联系。对当时的基督教徒而言，基督教教义是承袭的，心灵接受它是出于被动，最终教义变成干巴巴、不具内在生命的教条。表示教义的关键词的意义也大大萎缩：
鲜明的概念和活生生的信仰是没有了，代之而存在的只有一些陈套中保留下来的词句；或者假如说意义还有什么部分被保留下来，那也只是外壳和表皮，精华则已尽失去了。
以威廉斯的批判精神和历史感讨论、界说对我们的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词，这是保护文化生态的必要条件。簸思想之谷，扬去“外壳和表皮”，留下并光大“精华”。
这词语的责任，何其重大；掌握词语的艺术，何其艰难。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三联书店二○○五年二月版，2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