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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文学与人生意义》（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是我近期阅读过的一本好书。本书作者夏腊初先生是我的同行，我们曾在一次会议上谋过面，同行的著作自然引起我的格外关注。然而，促使我认真阅读的原因却是它的内容。它梳理了西方文学从古希腊到现代的追寻人生意义的漫长历程，不仅描绘出了各个时期文学中蕴藏的人生意义整体图景，而且还就各个时期具有广泛、深远影响的经典作家的代表性作品进行详尽分析，以帮助人们深入认识其中多姿多彩的人生意义模式。借用十八世纪启蒙文学家狄德罗的理论——真正的艺术，不是漂亮诗句之后的喝彩，而是深深的叹息之后的深深的思索，由此可以认为，《西方文学与人生意义》是一部既有现实意义又能发人深思的好书,因为它必将激发人们对人文精神教育和《外国文学》教学的深深的思索。
       一、关于人文精神
       上世纪90年代始，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尽管时至今日，人文精神的内涵问题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是不存在争议的。《西方文学与人生意义》的作者也正是在这两个关键性问题上采取了积极务实的态度。
       一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内涵问题。关于人文精神的内涵，哲学家周国平先生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节目中发表的题为《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的演讲，颇具哲理且发人深省。他将人文精神分为三个元素：第一是人性，即对每一个个人的价值的尊重。既尊重人的肉体存在，更尊重人的精神存在；无论将人与物相比，还是将人与神相比，都视人为宇宙间最高的价值。这就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第二是理性，即用自己的头脑去认识世界、去思考和追求关于宇宙的真理，属广义的科学精神；第三个是超越性，就是人并不满足于活着，而要在灵魂生活中执着地追问人生的价值、意义和终极根据，为人生寻找一个比生命本身更重要的意义。这属于广义的宗教精神。周国平先生对人文精神的概括性描述是：一个人活着，要活得有尊严，同时他要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灵魂，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用自己的灵魂去安排自己的人生。受周国平先生的启发，我愿意将人视为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它具体表现为四种关系：即我与世界的求真关系，我与他人的求善关系，我与自己的求美关系以及我与神圣者的求圣关系。那么人文精神就是人类追求真、善、美、圣之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教育即对人进行追求真、善、美、圣之精神的教育。真、善、美、圣四者，“真、善、美”为基本，三者相互贯通而绝非孤立之关系，应均衡发展；“圣”乃统驭核心，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和走向，因为它关系到人生的终极关怀。总而言之，尽管人们在对人文精神内涵的认识上存在着千差万别，但在对人文精神核心内涵的认识上却是惊人的一致，借用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的说法，那就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开掘人生的意义”。（《文学自由谈》1999年05期）《西方文学与人生意义》一书的作者是明智的，他没有纠缠于人文精神的定义，虽然也没有系统探讨西方文学追求真、善、美、圣的历程，但抓牢了人文精神之开掘人生意义的核心内涵这一关键，以西方文学的发展历史为线索，潜心勾画西方人找寻人生意义的心灵轨迹，广泛展示形形色色的人生价值观，大胆评说各式各样人生价值理想和人生价值追求的优与劣、合理与欠缺。因此，《西方文学与人生意义》是一部有益而务实的关乎人文精神教育的好书。
       二是人文精神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夏腊初先生在《西方文学与人生意义》的前言中说过，他写作此书的原因之一就是出于“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是因为悲哀于当前大学生对人生意义的冷淡。毫无疑问，夏腊初先生是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崇高的责任感的。他的感受也是知识界众多有识之士的共同感受。中科院院士、人文素质教育的大力倡导者杨叔子先生说过，人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先进科学和现代技术就是落后，一打就跨，要痛苦地受人宰割；而没有人文精神、民族传统，就会异化，不打自垮，甘愿受人奴役。（转引自广州日报大洋网）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在他《人文精神与大众传媒》的演讲中也说，人文精神是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推动性力量，是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火炬。（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杨先生和尹先生形象而精辟的论说既高度概括了人文精神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代表了广大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的确，当下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不容乐观，概括地说，在“真”的层面，学习知识、认识世界却缺乏求真之心，偏于实用；在“善”一面，虽有基本的道德之感，但自私自利的唯我主义和我们（小团体）主义严重；在“美”的层面，有爱美之心，却耽于感受美的浮华；在“圣”一面，虽神圣感未泯，但将自我价值看得过重，对自然造化、社会传统等缺乏感恩崇敬之情，对人生意义的终极关怀迷茫而淡漠。因此，对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时代的大学生进行人文精神教育是势在必行的，也是任重道远的。
       二、关于《外国文学》教学
       《外国文学史》课程是中文系学生的必修课，虽然经过几次三番的课程体系改革，但多数学校仍不同形式地在开设这门课。西方文学发展史中蕴涵着丰富多彩的人文精神资源，是我们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精神教育的宝贵园地。对于教育的内容，我们不可理解得过于狭隘，只把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积极进取精神等所谓“进步思想”作为我们教育的内容，而将其他丰富深刻的人文精神内容忽略掉甚至视为“糟粕”剔除出去。
       浩如烟海的西方文学在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与宗教、哲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思潮相互碰撞相互影响，并借鉴和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真实地记录和形象地展现了人类认识自我、认识自然和认识社会的过程，同时也形象地记载了人类对自身以及对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神、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过程。尤其是西方每一次文学思潮的出现和更迭都是和一定的社会哲学思潮相伴随的。也就是说，每一个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产生都标志着人类对自身、对人神关系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进入一个新的高度。每一位作家受到时代和文学思潮的影响在其作品中都融入了自己对人类存在的依据、人生的意义、价值理想、人生的终极意义以及人性善恶、人格健全的思考。因此，西方文学的发展历史，就是西方人追求真、善、美、圣的形象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文精神的探索史和发展史。既然西方文学创作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人文精神的主线，那么我们在对西方优秀的精神文化遗产进行学习和研究之时，就应该更多地从人文精神层面去考察和继承。
       《西方文学与人生意义》从人生意义角度来考察和继承西方文学遗产，一方面凸显出作者对西方文学教育意义认识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作者对西方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文学人生意义的宏观描述极具胆识，对荷马史诗、勃朗特姐妹、《高老头》、《老人与海》等作家作品的人生意义探寻研究颇见功底，表现出深刻性和独创性。当然，正如奠自佳先生在《序》中所言，该书也存在一些值得斟酌商榷之处。首先，该书将西方文学发展分为四个时期来考察，是否显得粗线条了。这样不仅增加了宏观把握的难度，也可能影响宏观描述的准确度。其次，在各个时期经典作家作品的选取问题上是否存在疏漏。比如，古希腊神话表现了西方人对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人以及人与神等关系的最初认识，当属西方人文精神的源头。再如，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加缪的文学创作都表现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度关切。他们没能进入《西方文学与人生意义》的探究之列，是令人叹惋的。最后是关于基督教精神的问题。著名学者刘小枫在其著作《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中说，“说到西方精神传统，怎么可以不提希腊的逻各斯与希伯莱的上帝结合而确立起来的基督教精神？理性与宗教始终是西方精神发展所依赖的两个转轮”。“基督的上帝道成肉身，为了此世而死、死而复活。基督的福音绝非否定此岸的在世，而是关切何以在世”。窃以为，刘小枫先生所言极是，基督教的本质精神是关涉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基督教精神是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探求西方文学的人生意义追寻而忽视基督教精神，或者将基督教精神与人生意义追寻对立起来的做法，都是有失偏颇的。以上三点属个人浅见，愿与夏腊初先生商榷。
       苏顺强，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本文为湖北省省级教研项目[20040286]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