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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帆集》和《解脱集》作于明万历二十三（1595）年到万历二十五（1597）年，这一时期袁宏道的活动范围集中在苏州府吴县一带。袁宏道二十四岁登进士第，少年得志，三年后（27岁）来到山川秀丽、人物润泽、歌喉婉转、高士云集的吴县（今苏州）任县令，越发意气风发，一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真是快活无比。此时此地他激进的人生观和文学观得以形成，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旗号向当时的复古主义宣战；此时此地他进入艺术创作的激发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游记、尺牍和序跋，作品量占其诗文集总量的20%。两部诗文集收录的尺牍共139篇，多书写做官之苦，由苦而思乐，偶尔苦中作乐，尽情敷衍其快乐原则，“苦”、“乐”、“真乐”、“极乐”、“至乐”、“快活”、“自适”、“受用”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文字大多围绕三大论题展开，一是人生观——生当求乐；二是快乐观——何为人生真乐；三是身处吴地的人生体验——为令之苦，解官之乐。
       一、生当求乐的人生价值观
       他在这一时期的尺牍中频频宣扬人生短暂飘忽，当及时行乐的论调。“吾积财以防老也，积快活以防死也。”（《小修》）“人生如寄，多忧何为？”（《朱虞言司理》）对于人生短暂的感慨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早有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后有苏轼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但是短暂的人生怎样度过才有价值有意义，儒家讲求“立功、立德、立言”，佛教讲求普渡众生，道家讲求顺应生死无欲无求，袁宏道的人生观跳出了古代传统文化的束缚。 “人生不得行胸臆，纵年百岁犹为夭。”（《朱虞言司理》）“生年三十，头毛种种，纵不能骖鸾驾鹤，逍遥云海，亦当率行胸怀，极人间之乐。”（《管东溟》）率性而为，积极求乐，袁宏道的选择所带有的人性解放色彩，就现今人类文明发展程度而言，仍具有参考意义和认识价值。快乐本是人内在的一种情绪情感体验，在袁宏道那里第一次成为人生追求，几千年来的传统儒学一直训导士大夫以追求外在事功作为人生不朽的证明，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人生价值观的一次重大突破。
       “有一分，乐一分，有一钱，乐一钱，不必为福先。……人生事如此而已矣，多忧复何为哉？”（《家报》）袁宏道人生观虽然披有晚明时代任性纵欲的外衣，其内涵实则是尖锐鲜明的反儒倾向。儒家学说重“父子、君臣、夫妇、长幼、友朋”五伦，重个体与其他个体的依存关系，重个体对他人、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重忠孝仁义信等伦理道德。袁宏道发现要追求快乐，要率行胸臆，首先要从五伦关系中还原出个体的人，让自己从济世救民、匡救天下的社会责任和繁衍后代、光耀门楣等家族责任的双重桎梏中释放出来。相比之下，前者更为重要。这就要求处理好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袁宏道有自己非儒非道非佛的适世哲学。
       弟观世间学道有四种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谐世，有适世。……独有适世一种，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唯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徐汉明》）
       在他看来，功名是陷人于苦痛的罪魁祸首，没有到手之前要济济以求，爬上一级还有更高一级，没完没了。“人生欲愿，决无了时。作童生者，以得青衿为了，然一入学宫，而不了犹故也。作孝廉者，以得乌纱为了，然一登甲第，而不了犹故也。……故终生驱逐而已矣。”（《顾绍芾秀才》）所以勉强作了两年的县太爷之后袁宏道连呈七封辞职信，不顾上司和百姓的再三挽留，飘然弃印而去。大叫“败却铁网，打破铜伽，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聂化南》）中国自古有名士阶层，他们远离官场，不建功业，但追求美名嘉誉。袁宏道看到功名富贵是一体的，要想彻底解脱弃官之后还得去名，“夫使官去而名不去，恋名犹恋官也。为名所桎，犹之桎于官也，又安得彻底快活哉？”（《朱司理》）
       家庭是陷人于烦恼的又一祸患。摆脱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后，还要挣脱家庭的责任和羁绊，逃避父兄师友的规劝和生儿育女的艰辛，远离妻妾的拖累和柴米油盐的琐事。袁宏道不仅不愿为人臣，也不愿为人子，不愿为人父，他只为自己而活，“除却袁中郎，天下尽儿戏”。于是被视为大不孝的无后无子在袁宏道眼里也成为难得之乐，“此翁无子，身后得无他虑，是人间第一快活事。……男女有何佳处？徒为老年增几重累，至死犹闭眼不得，苦哉！”（《王百谷》）甚至求神拜佛不要再让自己得子，“前过白岳，见求子者如沙，不觉颦蹙。仆亦随众命道士诵词，但云某子已多，此后只愿得不生子短命妾数人足矣。”（同上）衣锦还乡是古人共同的夙愿，袁宏道辞官后却饱游苏杭，寄居友朋，决不返乡，因为“夫乡者，爱憎是非之孔，愁惨之狱，父兄师友责望之薮也。”（《华中翰》）
       二、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快乐观
       为了穷一己之乐，袁宏道不惜做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然欲求乐，先要明了何为乐。《锦帆集》和《解脱集》中的尺牍有相当多的篇幅是发表自己的快乐观，阐明何为真正的快乐。这是研究者经常引用的最富代表性的一篇：
       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斋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龚惟长先生》）
       身处吴地的袁宏道深受吴中人士疏狂习性和当地风俗奢侈放荡的影响，其快乐主义带有鲜明的世俗倾向，但也不乏文人的精神追求和享受。他的快乐观是化雅为俗，雅俗并存的，与宋代文人的化俗为雅、去俗存雅背道而驰。仔细考察袁宏道这里所说的五乐，并不是“其中除第三种是著述外，其他全为肉体享乐”，而是物质与精神并重。概括起来主要为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食色之乐，以金钱为基础的感官享受。金钱、美女、佳肴、宴会，花天酒地、聚众淫逸、热闹排场、声色犬马，西门庆式的生活方式被袁宏道列为“五乐”之首。甚至“人生三十岁，何可使囊无余钱，囤无余米，居住无高堂广厦，到口无肥酒大肉也，可羞也。”（《毛太初》）吃喝住行的奢侈享受不仅是首要的基本的人生之乐，而且追求不到的话是一件羞耻的事，这和人生价值观联系起来了。这与颜回的陋巷而居、君子固穷已是相去远矣。
       二是文字之乐，以创造为基础的精神享受。只要有一点思想的人，就不能完全沉湎于物质享乐，精神层面的东西会时不时冒出水面。作为一个人，只有创造才会真正的快乐；作为一个文人，只有阅读和创作才会感到真乐。袁宏道辞却社会中的事功，却醉心于文学上的事功，他把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之一，享受生命的喜悦，必然享受阅读和创作的喜悦。“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故有以弈为寄，有以色为寄，有以技为寄，有以文为寄。古之达人，高人一层，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虚度光景。”（《李子髯》）他可以弃官辞家，但不能去除创作的欲念。“走性与俗违，官非其器，万念俱灰冷，惟文字障未除。曳尾山中，但得任意歌咏，鼓吹休明足矣。”（《朱司理》）
       三是交游之乐，以交流为基础的精神享受。袁宏道交流的对象有两个：一是大自然的湖光山色；二是真正同心的朋友。最好是与朋友边共享山水奇观，边探讨人生哲理。“弟尝谓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国破家亡不与焉。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及，二败兴也，游非其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吴敦之》）而“与良友相对，一味以观山玩水为课”，则“如食荔枝，中边皆甜，快活无量。”（《管东溟》）袁宏道把儒家五伦中居于末尾的友朋提到首位，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都仅仅意味着无可选择和逃避的责任和义务，朋友才是属于自己的选择，完全放松的享受。朋友和自己有着共同的喜好、观点、事业，是自己在世间的一个投影，和朋友相聚就是和自己灵魂的对话。
       三、身处吴地的苦乐生活
       袁宏道在文字上把求乐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把快乐演绎得如此丰富具体，其尺牍记载的吴地真实生活却是苦乐参半的，以解官为界，为令之时苦甚，除令之后乐甚。
       《锦帆集》所收尺牍，以家信居多。对家乡人无须客套，多为心声，开篇已有“吏道缚人”（《寄同社》）的忧惧，后开始叫忙：“数年闲甚，惹一场忙在后。……奔走尘土，无复生人半刻之乐。”（《龚惟长先生》）叫苦叫累：“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杨安福》）甚至说自己忙得丑态百出：“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寒百暖，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与丘长儒》）后来写给当地交往的友人信中也忍不住一泄吴令之苦，苦得牛马不如：“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沈广乘》）苦得像吃了熊胆：“作令如啖瓜，渐入苦境，此犹语令之常。若夫吴令，直如吞熊胆，通身是苦矣。”（《何湘潭》）
       吴郡即今苏州，本有“人间天堂”之称，兼具风物人情之美。然县令官小责大，事务繁多，常人的乐园对于袁宏道而言却是地狱，他决心辞官而去：
       金阊自繁华，令自苦耳。何也？画船箫鼓，歌童舞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异草，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观，非令观也。酒坛诗社，朱门紫陌，振衣莫厘之峰，濯足虎丘之石，此自游客之乐，非令乐也。令所对者，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虮虱满身之囚徒耳。然则苏何有于令，令何有于苏哉？聚首村中，一樽一杓，便足自快，身非木石，安能长日折腰俯首，去所好而从所恶？语语实际，一字非虚，若复不信，请看来春吴县堂上，尚有袁知县脚迹否？（《兰泽、云泽叔》）
       《解脱集》尺牍的内容为之一变，登山临水、友朋相聚、谈禅论道、谈诗论文、指点江山、品评人物，乐不可支、喜不自胜。“病是苦事，以病去官，是极乐事。官是病因，苦为乐种。弟深得意此病，但恨害不早耳。一笑。”（《王瀛桥》）“病夫竟解官矣！至湖上矣！君家兄弟幸如约早过一谭。病夫此来，携得有二十斗珠玑，当与君家兄弟共之。”（《陶石篑》）“一月住西湖，一月住鉴湖，野人放浪丘壑，怡心山水，一种闲淡，不敢轻易向官长言，恐无端惹起人归思，冷却人宦情，当奈何！”（《孙心易》）“自堕地以来，不曾有此乐。前后与石篑聚首三月余，无一日不游，无一游不乐；无一刻不谭，无一谭不畅。不知眼耳鼻舌身意，何福一旦至此，但恐折尽后来官禄耳。……西湖看花是过去乐，岩镇聚首是现在乐，与景升南游是未来乐。”总结起来，所言多为交游之乐。
       通过整体考察《锦帆集》和《解脱集》中的尺牍，我们发现他生当求乐的人生观有明显的反儒学倾向，带有人性解放的色彩，至今仍有认识价值；他人生受用的快乐宣言虽然有世俗化倾向，但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需求和享受，物质与精神并重。两集所记载的吴地生活透露的信息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尺牍写作的对象成为研究袁宏道和公安派的重要线索。
       陈娟，女，高校教师，现居湖北黄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