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隐瞒不是个好词儿，孩子淘气，避着大人，闯了祸不敢告诉家长，这是情有可原的。而身为大人身为家长更不用说身为什么长的人有所隐瞒，不管是对家庭还是对社会，对领导还是对群众，隐瞒的总是有违道德或法律，伤人害人对不住人以至有悖于天理良心的事。
       接连不断发生矿难，未必是现在比过去事故增加，或许是过去捂住不报，现在瞒不住了，例如广西南丹死了那么多人，不是矿主和当地党政机关的重要负责人沆瀣一气，硬是封锁消息吗?再往前数几年，四川綦江的彩虹桥塌，死伤多人，不是县委书记张开科责令全体干部跟他保持一致，谁透露消息就是破坏稳定吗?近来山西、甘肃、黑龙江、湖北等地一些小煤矿，或属非法经营，或是已被勒令关停，却仍然不顾安全，草菅人命，以致酿成瓦斯爆炸一类重大事故；而最不能容忍的，是矿主中有的所谓善后，就是少报死伤人数，掩盖真相，逃避罪责，对死难矿工家属连蒙带骗，各付给两三万顶多四五万的赔偿了事。而他们敢于隐瞒，离开当地官员的合作是不可能的；这种合作自然是建立在利益分沾的基础上了。
       感谢一些新闻记者，突破封锁，冒着被殴打被伤害的人身危险，揭出被隐瞒的真相，使社会公众和高层领导能据以作出判断。这是出于社会良知和责任感，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对腐败与黑恶势力的愤懑，而履行新闻监督的职责，也是对报喜不报忧行为定势的背离。
       按说，虚报战果或谎报军情，总之，隐瞒或歪曲事实真相在战争中是要军法从事的。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报喜不报忧竟习以为常，各级官员如此，受控于官员的记者们也心甘情愿或迫不得已地这样做。
       远的不说，1958年，大跃进，一时浮夸成风，从所谓小麦亩产7000斤的高产卫星放起，扶摇直上，漫无边际，各样的喜歌推波助澜，党报的社论、专文，论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全国两千多县纷纷开三(级)干(部)会，以打擂台的传统方式竞报高产指标，谁若实事求是，不肯信口开河，便是甘居中游，保守落后，甚者被揪斗体罚，触及皮肉，更有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乃至右倾、右派的政治帽子等着。一夜之间，粮食仿佛已经过剩，高层领导人在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于是一阵风地食堂化，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又是一夜之间人民公社化，眼看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不仅农业，工业也要大跃进，为了大炼钢铁，不惜把土地撂荒，大队人马上山，一是找矿，二是伐木。折腾了一冬一春，人困马乏，馀粮已按虚报的产量征去，青黄不接，食堂难为无米之炊，领导人号召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实际上忙时也只有稀汤寡水，逐渐饔飧不继。一个大饥荒的年代降临了。1959，1960，1961，这三年习称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其实一查气象记录，当时年景从全局看是风调雨顺的，冤枉了老天。更冤枉的是数以亿计的饥民中有3000万至4000万老弱青壮，在一片坚持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颂歌和战歌声中，化为非自然死亡的数字。这个数字过于笼统，是由于迄今未曾正式公布的缘故。
       大跃进时一味报喜，大饥荒时不但不报忧，甚至还继续报喜以障人耳目。死者已矣，他们的生存权尚且不保，又哪里顾得上计较知情权之被侵犯被剥夺。
       不能说后来的人祸全是由先前的隐瞒而来，但在郭沫若诗赞曰宇宙充盈歌颂声的1958年，如果不任一片喜歌冲昏头脑，如果对喜中之忧即假相背后的真相不加隐瞒，也许多少会减轻后来的灾难。可以说，隐瞒，是参与酿造了这场灾难的重要因素之一，把它叫作报喜不报忧是不是过分的轻描淡写了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饿死三四千万人的这场灾难，是大跃进的直接后果，也是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一言堂独断专行或所谓个人崇拜的苦果。但不触动这一体制病根，是无法总结经验教训的，于是国民经济经过调整略有恢复以后，仍然无可避免地发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通称延续十年，在它结束前一年的1975年，的确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天灾，就是这年8月上旬河南、安徽淮河流域的水灾。这是1949年至今受灾面积最广、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大水灾(当时河南省委初步统计，说全省死亡85600多人，后来新华社记者重点调查之后，在内参中认为此数显然多了，估计死3万多人，最多不会超过4万人)。
       1975年8月5日至8月8日，地处淮河上游伏牛山和桐柏山区的河南省驻马店、许昌、南阳地区连降特大暴雨。山洪暴发，56座大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垮坝，几十亿立方洪水汹涌而下。其中有板桥、石漫滩两个水库下游地区灾情最重。板桥水库垮坝以后，它下游的遂平县县城被淹，村庄农田洗劫一空，死人最多，工厂不但墙壁倒塌，房顶被水冲走，机器设备都冲得无影无踪。京广线铁路一百多公里路基桥梁全被洪水冲毁，路轨冲走，有的被拧成麻花；正行驶在这段路上的一列客车被突如其来的大水冲翻，司机和乘客全都被淹死在车厢中。更不用说受灾的几十个县、几百个公社，近百万头大牲畜都在过境的洪水中淹死了。
       事发当时，新华社准备发消息并进行连续报道，但是，当时中央领导决定不准公开报道。后来也一直没有公开报道过。27年过去了，当时中央慰问团的随团记者张广友在《炎黄春秋》撰文，弥补了报刊新闻史上的这一空白。
       张广友说，慰问团长、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很关心记者和宣传报道。记者问这次水灾如何报道，纪登奎说，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记者对此不理解，反问：为什么?这么大范围的大水灾能保住密吗?纪登奎说：这是中央领导的决定，已经告诉你们总社领导了，但这不是说你们就没有什么事儿了。你们的任务，不仅是同慰问团一道去灾区现场进行慰问，而且还要搞些内参，宣传抗洪救灾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如：舍己救人，舍小家顾大家，一方遇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风格等；特别是要抓住重要问题深入实际，做些调查研究。后来张广友收到河南省林业局组织专家学者作了一个多月调查后写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用大量事实回答了四个大型水库两个垮了两个没垮的根本原因，在于森林树木对于蓄水保土抗洪救灾的作用，他立即转送给有关领导，但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张广友在文章最后写道：80年代初，纪登奎从中央领导岗位下来之后，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我们经常见面。有一次在闲谈中我们说起那次水灾不让公开报道和那份调查报告的事儿，他说：不叫公开报道是怕产生副作用，影响稳定；那时候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重病期间，不让公开报道，也是怕他们受刺激，内部报道也只能选择极少量给他们看，这种内部报道是不会给他们看的；至于那份调查报告我看到了，是一份很有说服力的好材料，但是，已经顾不上了。的确，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正处于一场巨大政治风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激烈斗争前夕，哪里还顾得上这种事情。
       第二年，周总理已经去世，唐山大地震却不顾会给毛主席造成刺激，而径自发生了。虽不得不作报道，但对具体灾情还是多有保留的。
       话说远了，回到各地对矿难隐瞒不报，不得不报时隐瞒死亡人数，尽量瞒到死亡8人以下，避免定为特大事故，欺上瞒下，减轻罪责。显然完全不是出于怕刺激哪位领导人的朴素阶级感情了。幕前如此操作，幕后必有蹊跷，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几乎形成规律。不过，凡此种种，早已不是报喜不报忧的问题，而涉嫌违法犯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