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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小辑]经济学家的“故事”和道德
作者:王乾荣

《杂文月刊(选刊版)》 2004年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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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写《经济学家的“故事”》一文,说到如今经济学家都成了故事大王,他们往往用故事打动人心,说服老百姓服膺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故事确实动人,但是一些经济学家又宣扬,经济学只研究现象、规律,是“不讲道德”的。这让我有点儿糊涂:你的故事蕴涵的信条既然能打动我、感染我,你的学问怎么会不讲道德呢?我读了他们的故事,觉得并不是经济学不讲道德,而是经济学家要讲什么道德的问题。
       比如,有位经济学家讲李光耀的故事,说李任新加坡总理之初,偶见一人奋力追抓被风刮跑的破门板,就肯定他是个穷人,想此人能为一块门板如此忘我,假如他有更多财产,一定会为维护国家而拼命。李于是明白了自己使命,即让每个新加坡人都积累起财富,有一栋美好房子。而另一位大腕经济学家,则到处绘声绘色讲述他如何看到我国西部农民在冬天挨着墙根拢着袖子晒太阳的情景,不时惹得听故事的城里学生大喊:“这些懒人,饿死活该!”
       我就想,新加坡是不是没有晒太阳的“懒人”?中国西部穷人弯腰躬背,在巴掌大梯田皇顶着毒日垒堰抗旱的故事,为什么不入学者大人眼帘?穷人冬闲之时,连不花钱晒太阳的天然权利都要被剥夺吗?他们是不是也无权呼吸新鲜空气呢?农夫就应该像一位西方学者约瑟夫·汤森所说,“在醒着的每一刻都工作”,“忙完扬场和耕地的活,晚上回家都必须梳理羊毛、纺线和编织”?
       基于不同的思路,年轻经济学家卢周来写了《穷人经济学》一书,呼唤社会公平和合理游戏规则,呼吁共同富裕;而有的大腕经济学家,则一味宣扬“富是能力和价值的体现”,公平应社位于效率,说穷人之穷是因为懒,而非法暴富者的“原罪”可以抹去,我们不能“杀富济贫”,云云,并说作为“父亲”的国家把“新衣服”给了聪明伶俐的老大,让木讷的老二穿老大穿过的旧衣服,只要老二“觉得”公平,那就是“公平”。他们还引用洋经济学家阿瑟的话说:“除了白痴之外,每个人都知道,必须给那些乡村穷人人为制造不足,使他们保持贫穷,否则他们永远也不会变得勤快。”“人为制造”,多么地血淋淋!我近日读了一本报告文学,其中说,在农村“几十顶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农民被乱征收、乱集资、乱罚款弄得穷困不堪,家破人亡,这也是他们“懒”的缘故吗?
       您看,经济学与道德,是不沾边吗?穷人经济学与富人经济学,其“道”不同而已。
       经济学家观察社会何其入微,他们连一个做小买卖的可怜老村妇都不放过,编故事说,“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是想说明一个时期的“脑体倒挂”现象,然而故事太离奇了,不能不让人怀疑经济学家的道德。
       窘迫的农村老太太购买油盐酱醋等必需品,靠的仅仅是“鸡臀银行”,居然成了经济学家眼中的大款了!她的地被征盖了富豪俱乐部,儿子进城打工要不来被老板拖欠的本来不多的工钱,卖茶叶蛋是她能想到的惟一维生办法,她不做,难道只有喝西北风才道德吗?再说卖茶叶蛋即使积累了财富,靠的也是劳动,也是合法的,无可非议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不把凭权力和投机违法致富的那些奸人,与贡献巨大、受人尊敬的“造导弹的”相比呢?他们非但不这样比,反而为暴富大款的“勤奋”和犹如“天外飞来”的“第一桶金”热烈欢呼、叫好。他们一方面痛斥人们“仇富”,一方面把人们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和愤怒,引向生活在底层的“卖茶叶蛋的”身上,这显然是后者好糟蹋,好欺负,也没有话语权的缘故。
       还有个小小例子:卢周来讲他乘出租车,听开车师傅大骂“狗屁经济学家”鼓吹石油涨价的故事,颇有趣味。司机之骂,只是出于愤怒;而卢先生明白,抛出所谓“国内油价要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家,正是某大石油公司的“独立董事”。还“独立”?先不说油价是不是该涨,撕开所谓“纯粹经济学思考”的迷人面纱,露出的不是一张“道德”嘴脸吗?
       正是:故事有故事的说法,道德有道德的分野。说其学问“不讲道德”的,是蒙穷人;而直白呼唤道德的,才堪称穷人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