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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心，也叫人心，包含群众基础、群众满意、群众拥护、群众支持率等涵义或因素。天下，即政权。古人说：天下大根本惟“人心”二字；古人又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刘欢主唱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主题歌《得民心者得天下》风靡海内外，再次强化了人们对“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古训的认同。纵观古今中外政权更替的历史事实，得民心是得天下的基础，但不是惟一的、绝对的条件。与体制、时势，以及执政者的理想信念、方针政策、执政基础、资源、环境等重要因素具有相关性。
       在“禅让制”下，首先要得“帝王心”，否则，舜、禹的“群众基础”再好都无法“得天下”；其次，禅让者不能破坏“禅让制”。大禹破坏了“禅让制”，建立了“嫡长继承制”，禹的子孙要“得天下”首先要生的好，为长子者“得天下”。皇予们“学的好不如干的好，干的好不如生的好”。
       “嫡长继承制”作为中国古代正宗的道统、法统、体制、习俗，它延续了2000多年，然而，这一金书铁券般的“法度”经常被实力派人物破坏。实力派贵族、外戚、宦官、将相经常依靠实力“登大宝”而有“天下”。“成者王侯，败者贼”，老百姓根本没有发言权。圣贤也罢，神仙也罢，没有实力，仅有“民心”有什么用?“道理长不如拳头硬”。
       清朝康熙皇帝为了克服“嫡长继承制”的弊端，创设了“秘密立储制度”，其立法宗旨是“立贤能者”。谁是“贤能者”呢?皇帝老爹说了算，得爹心者“得天下”，与民心无关。在中国2000多年漫长的封建统治历史上，除过偶尔出现过的几次“比较不坏”的所谓“盛世”外，“民心”仅仅是饥寒交迫时的“可(利)用”，或“丰衣足食”时的“不可(利)用”而已。“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才是“民心”的真实状态和准确表述。
       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千年帝制，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临时约法》、《建国方略》、《六法全书》、《宪法》，建立了共和制和“国会”，实行了选举。但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虽然有思想、有方针政策，但无组织，无纪律，无阶级基础，无基层政权，也没有一支强大军队，所以，名义上“得民心民意”，而最终没有“得天下”。不仅如此，“得民心”的孙中山还不得不向袁世凯之流不“得民心”的大军阀妥协、让“天下”。历届国民政府的权力始终掌握在大小军阀和财阀手中。这种现象被毛泽东一语道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确如此，从大禹成功地破坏“禅让制”到国民党的失败，“枪杆子”在每次“得天下”活动中均起到最重要的作用，“民心”仅仅或向或背而已，不起决定作用。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既“民心可用”，又手握“枪杆子”也未必绝对能“得天下”。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这种类型的农民起义领袖有“民心”可用，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时势，但是，没文化，没思想，没纲领，没政策，没政党，无英才，无理想，无信仰，无组织，无纪律，没有必要的执政方略、基础、能力和基本的执政资源，一群乌合之众岂能“得天下”?
       汉朝“五斗米道”、明清“白莲教”，以及洪秀全“拜上帝会”领导的“太平天国”由兴到衰的历史证明，全盘否定、打倒、放弃以“儒释道”三家学说为根基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争权夺利，腐化堕落，编造谎言，传播邪教，妖言惑众，蛊惑人心的做法最终要“露马脚”、失人心，绝不可能“得天下”。错误的信仰、理论、思想、政策体系只能导致失败的结局。
       放眼世界和世界史，有些国家的执政者的“得民心”和他们统治一时的“天下”是依赖高压、镇压、欺骗、谎言、颠倒黑白来强行维持的。如已经被历史和民众抛弃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萨达姆、阿明、博卡萨等臭名昭著的政权。垮台前，萨达姆曾多次获得“100％的支持率”；现在，连当年“坚决支持”他的副总理们都要指控他。
       在经济技术飞速发展，民主法制日益完善，资讯传媒日益发达，公民素质全面提高的现代社会，“得民心”与“得天下”之间的逻辑性成为可能性，“失民心者失天下”则由规律性成为必然性。因此，爱民、为民、利民是世界各国政党政权得民心，得天下的基础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