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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将知识分子比喻作一群候鸟。我想将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候鸟——随着季节的变化迁徙的鸟类；喜鹊——传说擅长报喜不报忧，顺人意；杜鹃——为了明媚的春天啼血哀鸣，其声悲壮。生存环境的严酷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命运多舛，他们对“安身立命”的方式，因其自身人格的差异，决定了他们或选择回避现实(候鸟)、或选择依附权势(喜鹊)、或选择“直面惨淡人生”(杜鹃)。
       中国，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一直都处在绵延不绝的王权、专制之下，在一个“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特定环境下，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依附性格，他们只能去选择依顺权力意志，有意无意地成了帝王家的帮忙和帮闲。也就是我所要说的喜鹊。权势者擅长玩弄权术，集天下权力、财富、名誉于一身，还要万民为之欢呼。因此，他们需要一群为虎作伥的帮忙文人，作为他们的“宣传喉舌”，为其歌功颂德，为他们的邪恶进行包装，将歪理邪说伪装成真理、天意、民心，使民众因而信以为真，去为权势者奉献一切，对专制君主顶礼膜拜。而喜鹊正深谙此术，练就一身“合得主人意，便是好功夫”的本领。
       几千年形成的“忠君”情结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即使是少数能独善其身的知识分子也无法走出这个盲区。顶多他们只能选择候鸟，严子陵、陶渊明等隐退山水、田园，拒绝仕途权贵，是因为他们找不到想帮忙的“明君圣主”。诸葛亮、刘伯温等从隐士到出仕，就是因为“明君圣主”找上门来了。“候鸟”深谙孔夫子的“天下有道则现，天下无道则隐”的原则。高傲如李白者，纵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豪气，也难免一生汲汲于功业，自认为我辈不是蓬蒿人。
       被历代知识分子所崇拜的屈原，可算是“喜鹊”与“候鸟”的另类，既当不了“喜鹊”，也当不了“候鸟”，假若楚怀王当时重用他的话，我想他就美滋滋的去当“喜鹊”了，然而“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只好投了汨罗江，愤愤离开人世。这一点，傅国涌在《告别“屈原人格”》一文中作了精辟的论述：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连文学也摆脱不了政治说教的特性。屈原既是诗人，也是楚国的官员，他在流徙途中写下的‘千古绝唱’——《离骚》……以美人香草自喻，向楚怀王表达他的耿耿忠心，他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他的忠心没有被权力接纳反而遭到放逐，欲帮忙而不得，在他上天入地、文采斐然的全部瑰丽的诗篇中反复咏叹的就是这一点。屈原的悲剧命运仿佛预示了他身后两千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屈原人格早已成为知识分子顶礼膜拜的偶像，说穿了就是一个‘忠’字，就是无限忠于权力中心，即使被打人万劫不复的地狱，心中仍然是对‘明主’的期盼与忠诚……”
       纵观历史，在严酷的专制体制下，中国知识分子不管选择候鸟还是喜鹊，都难免屈服于权势。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波》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无论生活在体制内或是体制外，知识分子都会以进入现存体制为终极追求，读书为了当官；当不了官即归隐，归隐的目的不外是要等待“春天”复出。
       然而，没有啼血的杜鹃，就没有明媚的春天，历史的车轮走到20世纪，被禁锢太久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才开始有了觉醒，一些甘愿当泣血杜鹃的仁人志士，“敢遣春温上笔端”。宋教仁、严复、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一批铁骨铮铮的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初叶，充满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激情和悲壮，为中华大地注进了一剂新鲜血液。
       历史已迈进21世纪，社会的大转型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契机，知识分子们将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