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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上旬，媒体纷纷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侦查终结的消息。卖官案的主角是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
       马德卖官案被称为“最大”，可谓实至名归。无论卖官金额、涉案人数，马德卖官案都首屈一指。报道说，马德在先后担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副市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绥化地区地委书记、绥化市市委书记期间，卖官得人民币500多万元、美金2．5万元，绥化市半数处级以上干部卷入了案件，其中领导干部达260多人，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
       在马德以前，被查处的卖官案已经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清单。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道理，是“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其实，在一些地方，所谓“路线”，也就是“跟人”。所以，干部作为“决定的因素”，本身就具有决定“路线”的作用。所谓“路线”，无非一张“升官路线图”。从这个意义上讲，买官卖官与“亲疏划线”都是“升官路线图”，只是类型不同而已。“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官位卖与不卖，区别在于“上之所好”不同，不足以区分腐败不腐败。
       黄永玉《芥末居札记》有一则说，“武松为官，凡制哨棒艺精者，赏金百两。李逵为官，凡制板斧艺精者，赏金百两。张清为官，凡种大白菜过四十斤者，赏金百两。阮小七为官，凡潜入水底一炷香者，赏金百两”。授官，不过是将官位作为赏金颁发。上好风月，进以美女；上好风雅，进以书画；上好威严，进以惶恐；上好大跃进，进以土高炉；上好GDP，进以大数字。如此而完成授官得官，同样也是腐败透顶。
       所以，买卖官位，听起来好像“性质特别恶劣”，“民愤”大到极点，实际上与别的上有所好、下必进奉没太大区别，都是投上峰个人之所喜好，达到获取官位的目的。买官卖官的事情越来越多，不过是现在金钱的作用大了，“没有钱万万不能”，上峰所喜，越来越在于金钱，而且不在乎取之是否有道罢了。另外，得钱以后，是给以官帽子，还是给以承包工程、贷款合同，也相差无几，无非都是买卖，自然要服从将钱买货的规矩。
       以马德先生的眼光，他卖了很多个官位，每个官位都是一件商品，价钱不菲，实在是因为这东西属于稀缺资源。即便如此，还是较为遗憾，因为他只管一个绥化市，以致生意不能通四海，财源茂盛也达不了三江。另外的地盘上，买卖的生意只好由他人去做。对此马德先生是有切肤之痛的，他供称当上绥化市委书记，就是出了大价钱的，如果投资不能多多益善地收回，算什么生意人呢?官级越大，官帽子生意做得越好，如果能当皇帝，像汉元帝那样，把天下的官帽子都管了，就想卖多少可以卖多少，那才是“取之不竭”的财源。
       媒体报道马德时，说他把市委大院变成了“乌纱帽批发部”，从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到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市、县、区内局委办各部门的一二把子，每个位置都有价格。这个比喻的说法，显示了马德卖官的抓住机遇、真抓实干的精神。但对于有人说“马德在绥化执政的6年里，带坏的是一方官风”，我是不以为然的。确实，马德没有“带出一方好的官风”，但似乎“坏的官风”也不是他带出来的，他的前任，后来当了省人事厅长的赵洪彦卖官，现已被判刑15年；据他供称，他的绥化市委书记的卖主，是从省委组织部长一直做到省政协主席的韩桂芝，现在也已因马德案而“牵”下台了。
       对马德以及其他的“卖官专家”应该怎么看呢?他们的道德境界是很成问题的，他们的政治品格是很低下的。但正如很多人看到的，关键还在于他们“有官可卖”，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官位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官员职位失去了公共性，不需要由公众来认定，也不需要对公众负责任，就必然地会变成私产，被人用金钱、美色、古董珍玩、“数字”、鞍前马后的迎奉、胁肩谄笑的面孔等等去交换。如果这种交换需要一个小圈子来确认，它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公义”，其实不过是寡头分肥、“利益均沾”的交换而已。如果这种交换只需要“一把手”一个人拍板决定，它就变成了赤裸裸的“独吞”，马德、李铁成以及其他被查处的卖官案，都属此类。
       真正说来，人们通常所说的“卖官”，也就是马德及其同类人物的所作所为，只是“狭义卖官”；而广义的卖官，不见得一定要通过金钱，也未必只由“一把手”说了算。只要官员不必由民众选择，不必向民众负责，那么官位的授受就可能存在广义的卖官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