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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正富：中国改革是自主制度创新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联合发起了“中国改革三十年研究与出版工程”。近日，其联合发起人、复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对中国改革三十年做了一个总体评价。
       史正富称：我认为中国改革不仅是一般意义的改革，其成就不仅在于发展了中国经济，而且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点，中国改革三十年是一个发展的奇迹，不但是中国发展史上，而且也是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之所以是奇迹，具体表现有四。一是三十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7％。这么长时间保持这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二是从经济增长的受益面来说，中国改革使最广大的人口实现了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尤其是，收入水平的显著提升首先是从收入最低的群体开始的——改革的第一波，1979～1983、1984年，农民是最大的受益群体。所以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避免了西方发达国家当年在高速增长过程中所走的弯路：一般在最初阶段是收入分配的急剧恶化，产生大规模的赤贫阶层，然后再进行补救。如果从绝对数量上来讲，中国改革实现的减贫人口，相当于过去几百年全世界的减贫人口。三是在高增长、大受益面的同时，实现了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型：从早先由苏联型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演变而来的、以国有和集体经济为主导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变成现在的以多元产权制度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是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暴力冲突。不是说没有矛盾，也不是说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但总体来说，中国在改革的三十年中，基本上维持了社会稳定。上述四个表现同时发生，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来看，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是相当独特的，很可能是没有先例的。所以说，中国改革即便不是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奇迹，至少也是最成功的经济发展奇迹之一。第二点，如果超越经济史的视角，放大到文明演化的角度来看。中国改革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奇迹，也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形成的中华文明，在现代化冲击下，经过一百多年来适应现代文明的探索和努力，将要找到自己在现代世界中安身立命的存在形态的一个开端和重大突破。我觉得，中国三十年改革的成就和它奠定的基础，正在形成一个内生的、自主演化的制度和文明体系。
       史正富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多方面的改革，农业、工业、科技、金融、地方政府、法制，等等，改革的成功也是多方面的努力共同造就的。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总的视角来观察改革。我观察的这个总视角是中国改革的自主性——我现在倾向于用“自主制度创新”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国三十年的改革，而不主张用“转轨”这个概念来描述。理由很简单，“转轨”这个词主要是描述1989年后苏联东欧的执政体系崩溃之后，从苏联的那种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经济，转变到欧美式的多元民主、私人产权、市场竞争的经济社会制度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转变过程基本上都是由外来的经济学、政治学思想作为先导，借助外力，由国内的政权从上而下推动实施，早期称作“休克疗法”，强调的是从此岸到彼岸的一次性跳跃。与这种“转轨”相比，中国改革的目标、思想基础、领导体制、内容、过程、结果，各个方面都很不一样。因此用“转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改革是极其不恰当的。
       首先，关于目标。“转轨”的目标是比较简单化的，就是多党制民主和私人产权市场经济这样一套现成的制度。那些“转轨”国家并没有问过那套制度对它们自身合适不合适，而是简单地全盘接受。而中国改革者则认识到，制度的选择说到底是以生产力为标准，改革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生产力呢?若干年以后的今天提出，是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标是为了让全社会的最大多数人口生活得更好，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它是一个终极标准，人的发展的标准，而不是以某种现成制度本身为标准。
       其次，关于思想基础。“转轨”的思想基础是欧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时至今日，许多西方的有识之士，包括一些著名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并不能解决经济制度转型的问题，但是当年大家对此都很自负，表达出来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而中国改革的思想基础，一个是实事求是——判断一个制度好不好，适用不适用，要到实践中去试、去检验；另一个是在中国具有广泛共识的学术和政策研讨工具一可以把它称作“改革经济学”。它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成分，经过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东欧经济学家的改造，又经过中国经济学家根据实践加以调整，而发展起来的一套理论。诸如两权分离、企业自主、宏观微观、市场调节等主要观点，基本上都在上述语境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广泛认可了。所以说中国改革的思想基础不是纯粹外部输入的思想，而是一定程度上中国自生的经济学思想。
       再次，关于改革的领导体制或者称之为改革的治理结构。苏联东欧的“转轨”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的，而中国改革的特色恰恰在于用分权的手段实现了一个分权导向的改革。改革的结果是实现了一个分权的经济体制，而实现这个分权型体制的过程，本身就是分权的：不是由一个中央的最高设计机构来设计我们未来的经济制度，然后一步步改过去；相反是引进了一个类似技术创新的体制——允许分散的制度的创新、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程度的新的体制要素，经过各地之间的比较、模仿和中央政府的调查研究、比较鉴别，在多种声音的争论当中，最后使那些最具生命力的部分被认可，然后推广到全国去。
       中国式分权改革模式的上层是中央政府的宏观指导。过去三十年，中央政府对大政方针、战略布局和办事的一般原则，在各个阶段都提出前瞻性的东西，比如“生产力是第一标准”、“放权让利”、“经济特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总的来说是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两手并举。但在这些大的框架下，中央并没有具体规定可以办什么不可以办什么，因此留下巨大的空间，将更多的自主权、更多的创造性，下放给地方政府和大企业。近几年中央又提出“科学发展观”、对内讲“和谐社会”、平衡发展，对外讲“和平发展”。现在和当年比起来，战略上有所不同，有很明确的递进关系，国家的宏观发展思路是“与时俱进”的。
       分权改革模式的执行层则是地方政府与企业。而且地方分权又形成了一个梯队的结构：最有自主权的，是四大经济特区，然后是沿海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市和各种各样的试验区。中国版图如此巨大，采取这种多层次的空间、时间分布，赋予不
       同程度的自主权，这实际上是形成了一种制度创新主体的多元化。制度创新变成了一种类似市场一样的机制。很多地方都在摸索和提供新的制度形态，至于哪些形态最终会成为广泛被采用的形态，有一个自发学习、模仿的过程。比如农业改革最初是安徽搞的，安徽的很多做法在一河之隔的江苏当时还是不允许的，但是中央同意安徽试一试，试的结果是增产增收，所以一河之隔的江苏也感到压力，觉得为什么我们不搞。如果某个地方制度创新的效果好，中央就派人来总结经验写文件，推广到更多地方去。不论是农业、企业、金融，各方面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延续这个思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上面有大政方针，下面有广泛试验创新，中间有研讨、知识扩散的过程，这就是中国改革的独特治理结构。
       最后，关于改革的内容与结果。上述这个独特的改革治理结构产生了一系列内容和过程的不同。因为不是预先想出来的，而是本土智慧在广泛空间上试验、比较的产物，所以中国改革就形成一系列很有特色的本土制度安排。但这个以本土经验为基础的自主创新又不是排外的。
       从结果看，中国现在走出来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土地制度、企业制度、地方政府制度、货币制度、国家财政制度各个方面，与当代世界的主流形式，既有相同，又有不同。它既能够基本适应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采纳了当代世界的原则和经验，又带着浓厚的中国特色。因为它是从昨天，从中国的历史中一步一步演化出来的，所以和“转轨”经济体那种变革是完全不同的。
       史正富说：就目前观察到的来看，我对经济层面的制度安排是最乐观的。虽然有种种问题，但是相对而言，它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还比较强。相对而言，公共部门的制度安排比较令人担心，由于第三部门即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目前还比较弱小，所以我主要说政府组织。最近的大部制改革是第六次机构改革了。不能说中国过去三十年政府制度改革的成绩不明显。没有政府制度的适当改革，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成绩是哪里来的呢?毕竟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中是一个主导的力量，经济成就本身就说明中国政府的制度安排一定有它合理的地方。一是前面提到的经济管理和经济体制创新上的地方分权制度；二是在过去三十年当中，政府的人才结构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刷新，政府成员的素质、年龄、知识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中国政府的人才素质在当今的世界上可以说是相当高的。
       但从大规模组织的管理这个视角来看，我国政府目前的效能与效率水平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比如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政府的日常管理中，对权力来源、部门权力和个人权力的规范还不够严格。第二个突出问题是立法过程缺乏监督和足够的规范，政府具体部门对社会、企业与个人的管理权限还没有得到合理的界定。目前很多立法都是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立法，这往往会导致两个问题，一是脱离社会复杂现实，引起多方面争议；二是带有浓厚的部门中心的倾向——主管部门自己立法，自然倾向于让自己工作更方便，权力更多一点。第三个明显问题是政府公务流程还相当粗放。中国政府除了中央各部委和省级政府，还有两千多个县，四五百个地级市……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正规组织了。这个组织当中的组织结构、部门的设置、岗位的编制、责任权利义务的管理、人才的激励制度、财务制度、事权的划分等等都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是有人要问了，既然刚才说政府里的人才素质很高，为什么还会有这些问题呢?这就涉及中国政府部门的制度创新的一个缺陷了。地方分权的宏观政府制度和人才结构刷新，都是中央最高领导推进的改革，也就是说，过去三十年中国政府部门的改革，并没有像经济改革那样形成一个自发的、多层次的自主制度创新机制。我想提出探讨的是，在未来的改革中，中国的政府系统能否形成这种机制。
       (罗多明)
       汶川救灾与“普世价值”
       中国思想论坛日前刊出学者赵汀阳的文章《汶川救灾与“普世价值”》，全文如下：
       汶川救灾已经注定成为一个历史大事，必定会给人们留下某种重要的精神遗产，汶川救灾的惊险和激情过去后，冷静的思考刚刚开始。突发事件最能够激发人们灵魂深处的精神，这些潜伏着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或许不明显，但一直存在。汶川救灾的紧迫性使人们心中的中国精神爆发出来，就好像人们的人格一时间都得到普遍提升，令人震撼的万众一心、不计私利、不怕牺牲、见义勇为、先人后己的精神在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中充分体现。这一集体自觉行动以事实而不是以话语对所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做人要做什么样的人?人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里?人在哪里能够获得帮助和拯救?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汶川救灾的事实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每个人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人的手里，他人就是我们的命运，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己拯救自己，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的帮助。如果哲学地说，每个人的存在、利益和幸福都取决于他人，他人就是我的存在条件，任何一个人的命运都是由人之间的关系所定义的。假如学校是由不负责任的他人建造的，那么学生的生命就遇到严酷的挑战；假如没有那些英勇无畏的救援者，学生的生命就不会得到拯救。既然每个人都只能从他人那里获得帮助和拯救，所以他人就是救星。在他人之外无拯救，在人间之外无拯救，只有人能够救人。正因为只有人能够拯救人，无论是拯救他人或者为他人所拯救，所以人对他人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他人负有责任意味着，当他人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我们就有责任提供他人所需要的帮助。这就是以他人为思考重心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说，人的问题只能在他人那里得到解决，而不可能在上帝那里或者在自然权利那里得到解决。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都是这种人间精神的表现。
       有的媒体认为汶川救灾所以伟大是因为向世界承诺和表现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这种歪曲事实的解释令人吃惊也令人失望。如果中国救灾所表现的无非是西方价值观，那么西方就不会对中国救灾所显示的力量感到出乎意料和吃惊了，很显然，假如中国和西方的所作所为大同小异，就根本不值得西方惊讶了。汶川救灾证明的不是西方的普世价值，而是证明了中国价值就是普世价值；不是中国向西方交出的答卷，而是中国人对中国精神的一种发展和再创造。可以想象，救灾英雄们恐怕很少读过《圣经》、奥古斯丁、洛克、康德、伯林、海耶克、罗尔斯之类，也恐怕很少读过“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之类，在救灾英雄们身上奔腾的是中国心，恐怕不是西方心。
       在当代思想市场里有许多价值观在竞争，人们可能会各自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特殊价值观，比如属
       于某个特殊群体的价值观，人各有所好，这是正常的。同时，人们总要与他人合作，所以还需要普世价值观。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价值才有资格成为普世价值?什么才是检验价值的标准?很显然，没有哪一种价值观能够评价另一种价值观，没有哪一种价值观是其他价值观的规范和标准，没有哪一种价值观是最高权威，否则的话就变成精神独裁和思想专制了。检验价值观的标准必定落在价值观之外，必定落在话语之外，所谓有理不在声高。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事实是检验价值的标准。
       当一种价值观落实为事实，如果这一事实显示了最大化的兼利和兼容，或者说，它使人们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同时对任何人的伤害最小化。这样的价值才有可能获得人们的普遍同意，才能够成为普世价值。以汶川救灾为例，汶川救灾的事实证明了患难与共的大家庭精神这一中国价值就是一种普世价值，理由很明显：人人都有可能遇到自己无法克服的困难，人人都需要他人的救助。假如把汶川救灾的成就说成是显示了西方的普世价值，则是典型的张冠李戴、移花接木。要是说中国在物权法之类的法治改进上接受了西方的普世价值，就比较靠谱了。中国并不拒绝其他文化所创造的普世价值，所谓见贤思齐，例如自由和法治就是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接受了的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但这决不意味着西方价值都是普世价值，更不意味着中国价值不是普世价值。事实上，包括中国和西方在内的各种文化都对人类普世价值有所贡献，无论是中国价值还是西方价值，只要被事实证明为对人类普遍有益，被证明为能够有效解决人间困难，它就是普世价值，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天经地义。
       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最常见的错误理解是把普世价值理解为一个单调或单面的价值观，但是，人类生活的事实是复杂多面的，有着性质完全不同的多种多样的困难和问题，因此，指望某一种价值观就能够一揽子通吃所有问题，完全是不理解复杂人性的幻想。人们会遇到各种困难，各种困难需要各种解决方式，所以需要多种普世价值的联合体系。因此，一个真正普遍有效的价值观体系必定具有最大兼容性，它能够合成并且容纳来自各种文化对普世价值的创造。比如说，每个人都需要安全和利益的保证，事实证明，由法治所保护的个人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这是西方对普世价值的一个贡献；同样，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的帮助和情感，事实证明，由情义所塑造的共享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中国对普世价值的一个贡献。这两种普世价值缺一不可：没有个人自由，每个人就有可能被迫害；没有他人情义，每个人就得不到救助。避免迫害和获得救助正是每个人存在的两大条件，如果模仿伯林的说法，似乎可以说是每个人生存的“消极保障”和“积极保障”。可见，如果一个普世价值观体系能够综合各种文化的贡献，才是真正优越的普世价值。
       目前西方声称的普世价值体系就只是一个单调的价值体系，它仅仅体现了“权利为本”的西方现代价值(希腊罗马的“美德为本”价值观已被抛弃)，这个体系是非常片面的，没有全面应对复杂生活问题的能力，而且它过分突出了“个人”，这会导致社会的现代病。个人主义的自由、原子式的个人权利、追求私利最大化的个人拯救不了任何人，既拯救不了自己也拯救不了他人。自己无条件地优先于他人的价值观在理论上意味着没有一个他人是能够完全放心信任的，没有一个他人是绝对可以指望的，这会形成一种可怕的孤独。个人权利绝对优先于责任、美德和情感的现代西方价值观对人类生活和心灵是一种误导。这种“权利为本”的价值观聚焦于捍卫个人自由，毫无疑问，捍卫个人权利是正当的，但是夸大个人权利的“为本”地位，就会导致漠视他人。对他人的遗忘不仅导致他人的痛苦，更主要是导致自己的痛苦。处处与他人划清界线所导致的痛苦就是现代特征的孤独无助，上帝拯救不了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无助的痛苦心灵，因为上帝从来不出手，所以现代人只好等待作为替代品的据说能够指导生活方向的“戈多”，可是戈多也永远等不来。
       中国人较少变成孤独的存在，就是因为中国哲学相信他人就是生活意义，他人就是目标，他人就是方向。在他人那里有亲情、爱情、恩情、友谊、帮助、交流、同心同德、成功、光荣、怀念、快乐和幸福，也可能有背信弃义、落井下石、迫害和陷害、失败和耻辱。从他人那里得到什么，完全取决于准备与他人共享什么，这是中国的传统智慧。如果说，西方现代价值观主要试图解决的是“我的权利怎样才能得到保护”的问题，那么，中国价值观则试图解决“我将与他人共享什么”的问题。后者很可能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因为如果不去优先考虑与他人共享幸福和互助，所谓的个人权利就只不过是契约性的，就不可能获得存在论上的可靠保证，就不可能是真正保险的。如前所述，西方价值不是错误的，而是远远不够用的。对于人类良好生活来说，个人自由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好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显然并非充分条件，好生活还需要至少同样重要的一些其他条件，那些被现代价值观所边缘化的传统价值诸如美德、责任和情义正是好生活所必需的另一些条件。忽视、贬低甚至排斥这些传统价值恐怕不是古代人的灾难，而是现代人自己的灾难。
       在中国的价值观体系中，也并非所有的中国价值都是普世价值。哪些中国价值能够成为普世价值，同样需要事实的检验。最有可能成为普世价值的中国精神就是与他人共享幸福的原则，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典型的中国观念：(1)天下意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为公，所以天下有难，匹夫有责。这是一种“责任为本”价值观；(2)仁义意识。所谓仁，就是把他人看作是需要关心和帮助的人，同时把自己看作是有担当的人，在以仁所创造的人际关系中把我和他人都塑造成为可以依靠的人。这是一种以仁造人的“美德为本”价值观；(3)家意识。家是情义之本，人以情造家，因此试图把家做大，成为万民能够共享幸福之“大家”。这是一种“情义为本”价值观。
       (古克元)
       中国需要保守主义
       日前，学者甘阳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称：大家都认为我是新左派，我也不想否认，虽然我心里怎么说是另一回事。其实我自己定位，大概会觉得我身上更多保守主义倾向。
       甘阳称：我认为中国非常需要保守主义。社会总有不理想的情况，有非正义，有不合理，但不一定是靠推翻可以解决的。有时你必须容忍。这在西方是_二个常识，而中国一百多年来都是激烈变动的社会，基本认为改就是好，总比不改好。
       但我特别强调一点：没有保守主义是不可能建立法治的。法治的前提，不是在于法律如何完善，恰恰在于即使是不合理的法律甚至恶法，只要没有通过法律程序废除，也是法，也要遵守。法治的根本不在
       于外在有多少法律条文，而在于公民守法的习惯和心态。你可以批评某法条，提出修正，然后力图以法律方式来修改法律。法律修改方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定非常漫长。我们中国人很没有耐心，我们要立竿见影。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两百年一共只通过27条。为什么?本身就是一种延缓的策略，把你最情绪化的时间耗掉，避免在社会压力很大的时候轻率改革。
       但我们中国人不大能够容忍这样，通常要求立即“给个说法”“给个公道”。假设发生一个案子，民众怀疑干部贪污，在西方包括香港会进A--个非常漫长的调查、取证、开庭辩论最后判案的过程，公布结果的时候，大多数人已经根本不关心了。我们这里只要一报道，大家都认定他一定有问题，群情激奋要求解决。
       这是中国相当特定的情况：要求法律不以它自身的节奏和逻辑来解决问题，而是迅速达成效果。以这样一个心态，很难建立法治社会。法治是在人心中有制度，建外在法律很容易，人心里是不是把法当法是法治的关键。这和保守主义传统有很大关系。英国、美国的保守主义传统都很强大，保守主义就是反对轻率改革，这个传统和自由传统并不矛盾，有保守主义才能保证自由。
       我觉得保守的态度有良性作用，包括生活方式上的保守，不成天追求日新月异。其实我们从做人可以看出，一个人成天追求新奇我们并不觉得是个特别好的人，我们会希望人有一些稳定的素质。不仅仅是文化，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我都倾向采取一个更保守主义的态度而不是急于求成。我宁可改革速度慢一点，但是稳定地改革，方向更好一点，效果更好一点。
       (萧华强)
       陈文茜：活在西方中心落幕的年代
       台湾知名媒体人陈文茜日前在台湾《苹果日报》撰文指出：西方人为所欲为的年代，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悄悄落幕，未来世界历史的轨迹，将是西方、中东、亚洲三个区域力量的角力。以下是文章全文：研究与批评
       西方，在我们的眼里，一直那么美好。伦敦郊外衬着针织绣花的下午茶杯垫，法国品茗美酒的普罗旺斯葡萄棚，穿着七分裤的美国主妇，正在绿草如茵的庭院里游泳的健康德州青年。跑车、高速公路、海滩度假、自由与民主……甚至“人道主义”都与“西方”的概念紧紧相连。哦!美好的西方!伟大的西方!
       给你一则完全相反的故事，让你了解“西方”的另一面。1920年英国首相丘吉尔，肩负平息英国殖民地伊拉克库德族与阿拉伯人叛乱的责任。丘吉尔决定批准空军的建议，“使用毒气”。他说得理直气壮，“我非常赞成以毒气对付未开化部族”。相较之下，八十年后，萨达姆于2006年被绞死，他的审判罪状之一，即包括了1970年代使用化学毒气屠杀库德族。萨达姆历史知识不足，或者他说什么也没人要听，他自始至终都是个莽夫；只有西方人，人道民主自由典范的英国，才有足够的文明高度，以毒气“教训”未开化的库德族。
       西方人为所欲为的年代，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悄悄落幕。自从八十年代亚洲崛起，伊朗绑架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后，住在西方世界以外的五十六亿人，开始发出他们的声音。到了2008年，美国《新闻周刊》以“后美国时代”为题，正式宣告西方独霸世界的历史结束。
       而今年5月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控告“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减产石油导致价格狂飙，引来的是一阵国际讪笑。这些土包子老美还以为他们如六十年前般控制世界，老美们尽情地挥霍石油，华尔街的私募基金把全球粮油商品炒得人人喊怨，美国那些高达二分之一没有护照从不出国的众议员们，却只想找阿拉伯人算账，并批判中印崛起：“中国人消耗了太多石油!”
       的确，当黄皮肤的东亚中国人，也学着西方开起美国汽车，并追逐美式中产阶级生活时，西方人固然主导世界的时尚趋势，但它垄断全球资源的时代已结束。留下的，是美国人的错愕，一个无法想象不知如何应付的二十一世纪。
       于是原本被美国人奉为瑰宝的“现代化”，一步步在亚洲实现，西方尤其是美国人，却产生强大的失落感。“美国价值”不再专属那些白皮肤的美国人，“资本主义”的天堂不在伦敦，而在上海与北京。这是大前研一的独特观察，没有一个官僚系统比上海、北京市府用人，更像猎头公司，给我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管他是黑猫还是白猫。
       八十年代日本商社曾买下纽约洛克斐勒大厦，攻陷纽约地标；2004年中国商人冯仑直捣“9·1l”后重建的双子星自由贸易大厦。亚洲资本以攻城略地姿态，入侵纽约；美国人感受前所未有的危机。安迪·沃荷风格夸大的美国商品符号，开始渗入了东亚的色彩。
       美国人的挫折，在我眼中看来，属于典型没落霸权贵族式的傲慢。换想假设美国私募基金黑石买下台北101，德国kempinski集团标下圆山大饭店，台湾人会有危机感吗?恐怕欢迎都来不及吧。美式民族主义表面开放，其实骨子里充满了傲慢、防御与理所当然。
       未来世界历史的轨迹，将是西方、中东、亚洲三个区域力量的角力。就像不愿交出权力的皇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力量会有一系列的反扑，“保护主义”、“反倾销税”……等，这都只是反扑系列的符号；我好奇的是当我七十岁，二十年后，还会有人记得那个伦敦下午茶绣花杯垫的美好西方风情吗?
       (姚峥)
       奥运会：谁不想改变中国?
       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日前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称：中国最想用奥运改变本身，因为中国内部已经具备了政治变革的动力。
       郑永年说：各种内外部压力的增加，更增添了中国人要把奥运会办好的决心。有了这份决心，发生一些这样那样的“意外”反而没有了意外感。从一开始，除了热衷于体育的人们视奥运会为体育盛事外，很多人对于奥运会的关切并不是因为它是一次体育盛会，而是想着如何利用这次机会来改变中国。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纷争当然不会因为奥运会而结束。奥运会只不过是一次西方各种政治力量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机会。没有了奥运会，他们也会寻找其他的机会。但无论是支持中国的力量还是反华力量，从一开始，就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谁不想利用奥运会来促使中国的变化呢?现在的情况好像是，西方力量想促使中国的变化，而中国方面尤其是中国政府在阻止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很显然，如果只看到西方对中国的压力而忽视中国内部求变的动力，就很难了解奥运会对中国的深刻意义。
       郑永年认为：如果认为只有西方力量希望奥运会能够促成中国的变革，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最希望利用奥运会促成变革的是中国本身。并且在这一点上，执政党、政府和人民，都具有相当的共识。中国人说“百年奥运”，把奥运会提高到非常神圣的高度。奥运会源于西方，尽管西方人也强调奥运精神，但很少像中国人那样把这个体育盛会看得如此神圣。从这个角度看，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当一些西方人开始破坏和阻碍奥运会火炬传递时，大多数中国人感到迷惑不解和愤恨。实际上，正是因为中国把奥运会看得如此神圣，从申请奥运会开始，很多人就希望奥运会能够给中国带来巨变。正如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是为了和世界接轨，通过接轨来改变自身那样，中国举办奥运会也是为了给国家的变化注入莫大的动力。客观地说，中国和西方的争论并不在于中国变还是不变，有奥运会还是没有奥运会，中国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争论之所在在于什么样的变化。中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取决于中国本身的发展，而非西方的一厢情愿。的确，当初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奥运会发生了政治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西方施加了莫大的压力，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在举办奥运会之时其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阶段，因此具备了政治变革的动力。没有内部的社会经济基础，这些国家的政治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西方的压力在很多场合只是表象而已。西方国家在推行民主过程中往往动用强力甚至武力，但并没有成功的例子。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内部的动力远较外部压力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说，中国政府愿意利用奥运会促成政治变化，主要是因为中国内部已经具备了政治变革的动力。环保政策、媒体自由和设立抗议场所等不仅仅是为了应付奥运会，更重要的是为了国内发展的需要。这些政策因为奥运会而设立表明奥运会是个契机。
       (张新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