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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南部县双峰乡龙马镇村的小学开学了，一共28名学生，其中15人缴了142．5元的学费。从这一天开始，他们将和过去20年来的398个孩子一样，吃住在一位名叫王守奇的老师家里，每年只需交75斤大米。这所少则5人，多则几十人的小学，从校长到老师只有王守奇一个人，20年来都是如此。20年来，除了王老师的工资，当地政府对这所“学校”几乎没有什么投资，但它却奇迹般地延续下来，而且保证了100％的入学率。教育界人士把这种现象称为“王守奇现象”。(2004年9月8日《中国青年报》)
       当我读完《乡村教师“王守奇现象”》，眼睛再一次湿润。因为《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只是重复了我15年前采写的故事，他们地址不同，姓名不同，但都拥有一个崇高的名称：山村教师！
       15年前，我在《江西日报》发表了通讯《红烛的风采》，报道了家乡杨溪乡里山源村教师吴春友的事迹，从校长到老师也只有吴春友一人，学校也是在吴春友的家，他用那真诚无私的爱去教育孩子，去感动每一位家长，使学生的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都达到100％。有几个情节至今使我难以忘怀。里山源村座落在两县交界的偏僻山村，学生上学非常困难，有几位学生到校读书要越过山涧水库，还要翻过两座大山。日出，他便来到水库旁接学生上学，日落，他又要把学生送回家，15年他循环往复走了上万里路程。寒冬腊月，他为远路的孩子热中午饭，碰到下大雨下大雪，就要为孩子们安排住宿。孩子缴不起学费，吴春友利用星期天和妻子上山打柴为孩子们缴学费。
       故事的重复让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时隔15年，“吴春友现象”变成了“王守奇现象”，然而在贫困地区还有多少“吴春友现象”、“王守奇现象”?学校的城乡差别是那么悬殊，一些地方政府只看到眼前的城市学校，而忽视了乡村学校，一些穷乡僻壤的学校成了被遗忘的角落。15年这种现象仍然没有改变，难道仅仅是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我们的一些官员有钱豪吃摆阔，却没有钱办教育。前不久报道的万源市财政赤字高达1．6亿元，却拿出了全年财政的50％(2000万元)来办一个纪念活动。官员一边是办豪华演出，一边却是让学生在危房中上课。秋季开学，万源教师缺员将达1100余人；万源全市学校的危房面积达到5．6万多平方米；万源“普九”教育欠债高达6100多万元。我们办教育应该拿出办体育的那种力度和精神，我们不能忘记科教才能强国富民这个最基本的道理。
       “他们是很理想化的人，是教育界的苦行僧”。中央教育科研所副研究员王化敏对这些老师赞不绝口的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他们常常处于一种孤立无助的状态，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们承担起了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体现了中国人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气质。”
       我们再也不能让这些极富牺牲精神的老师用羸弱的身躯去支撑一个村乃至几个村的教育。他们这样拼下去，总有一天会累垮的。
       如果我们记住了王守奇老师嘱咐记者一定写上的这句话：“国家应该把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最基层，放在边远贫困地区，因为这才是中国最痛苦、最需要支持、鼓励和安慰的地区。”并落实在行动上，少豪吃一点，少摆阔一点，处处节俭一点，把节俭下来的钱拿给边远贫困地区办教育，我想这将是对王守奇这些山区教师最好的支持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