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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爷爷和外公，在我出生前就已不在人世，他们分别居住在华东和华南，彼此从来没有听说过对方，更不知道后代会把他们合在一起想。我的奶奶和外婆，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活得要更长一些，吃的苦也更多一些，她们也许彼此听说过，但没见过面，因为她们也分别居住在华东和华南。在过往的岁月，女人的生活圈子是很小的，她们甚至没走出过所在的省份。男人不一样，总会卷入一些历史活动，也会因为那些历史，或腾达，或遭殃，爷爷和外公都属于后一种情况，爷爷在与北伐军作战时坠马受伤，后来郁郁早逝。外公就读于黄埔军校，在国共纷争中站在国民党一边，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被处决。
       我的外公本来也可能是另一个人，父亲先前有过另一段婚姻，而且有一个儿子，就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如果没有革命的暴风骤雨，哥哥的外公应该就是我的外公，不过这种说法似乎不能成立，因为那个我，自然不会是现在的这个我了，是福是祸，孰能料定。现在的我固然一事无成，但那个假如的我，谁又敢肯定比现在的我过得好?人生没有如果，我注定不会有那个外公。哥哥的外公没有因为不是我的外公，就逃脱厄运，他跟我的外公一样，为当时的政府做事，五十年代初回到家乡四川，也跟我的外公一样，被获胜的一方捉住，处决。
       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我想象中的四位先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也没有见过她们，正因为没见过，在想象他们和她们时，我的心平静如水。我没有见证过他们离世时的哀伤，也没有经历过她们受难时的悲情，甚至因为没有具象的回忆，我想象不出先人的面容。我看到的只是党同伐异的残酷。
       通常来说，在这样的家境中长大，能活过来，没得精神病，就万幸了，还想有什么作为?作为是官宦子弟的事，我们的梦想，只是有一口饭吃。父母每天都有告诫，告诫我不要乱出门，不要乱说话，尤其不要乱说话，祸从口出，总之都是不要，至于想要什么，不敢想，更不敢说，好像这世界是别人的，我们不幸降临，就得看别人喝汤，自己只能吮手指。当时最神往的，是毛泽东在莫斯科对一群孩子的讲话，他说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等等。
       不过我后来想了想，还是有缝隙可钻的，只要能钻出生天，就是一马平川。人在恐怖中成长，有两种可能，要么比常人胆怯，要么比常人胆大，反正不会是常人的胆子。看看那些巴勒斯坦孩子，在人体炸弹的轰鸣声中，脸上慢慢长出了从容。我选择了后者，或者说后者选择了我。因为家里没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做指点，我只好自我指点，又因为自我指点经常出错，于是我养成了一种冷冷的脾气，平日独往独来，见人爱理不理，麻烦自己担当，尽量不求他人，不喜欢的说我是冷血动物，喜欢的说这叫冷峻、孤绝，又名酷。居然也有人喜欢。
       那些居然也喜欢的人当中，有一个成了我的太太。
       太太在云南的锡都长大，她的家族是另一种情形，举凡汉字里有称呼的亲戚，她都有，上下左右就不用说了，其他如叔叔、姑姑，堂哥、堂姐，舅舅、姨妈，表妹、表姐，不但一个都不缺，光姑姑就有大姑、二姑、三姑乃至八姑、九姑，姨妈也有四五个，整个家族就像一棵枝条齐全的参天大树，一片叶子都不少，而且没人死于非命，没人离婚，更没人坐牢什么的，所有世人眼中不光彩的事，她家都不曾发生，活生生一个传统美德滋养下的家庭标本。谁想研究中国人的家族结构，找她家准成。
       那次回云南，我一下就领教了什么叫作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那么多双眼睛望着你，虽说都是亲人，却不相识，要我一个一个按辈分叫一遍，恐怕叫 完，我也记不得谁是谁，只怕最后连自己是谁都记不得了。加上那些亲人都习惯说本地话，我大概能听懂六七成，跟听法国人说英文也差不多，可有时关键的一两个字听不明白，就不敢吭声，生怕理解反了，丢太太的脸，我倒不在乎自己的脸面，可太太一家的脸面是很要紧的，他们日日朝夕相处，若传出领回一个痴呆女婿，脸往哪儿搁?于是我就面带笑容，装作很安分的样子。只要不出错，就没人说你傻。
       太太有一个伟大的外婆，外婆是过来人，抗战时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一步一步从华东走过来，走到西南，知道什么叫困窘。刚跟她外孙女认识，有次打电话回家，我被催着：跟外婆说几句话啊?我说说什么啊?外婆就在那头笑，一种温良和善意，覆盖了遥远的距离。整个家族聚餐那晚，她见我不抽烟，也不好酒，就用浙江口音对大家说，今天只管吃菜，不敬酒!那气势，三军不敢。我对她的外孙女说，我喜欢你外婆，超过喜欢你。
       她的外婆跟我的父亲一样，都是浙江人，年龄也相当，同样感受过流亡学生的艰辛。只是他们并不相识，彼此也没有见过面，不会想到会因为后代，重新唤起对故乡的遥念。外婆后来去世了，跟我的父亲一样，客死他乡，不知道飘零一生的魂，有没有回到江南?
       太太是典型的好学生，中学上的是当地最好的中学，大学读的是全国最好的大学，因此往来的同学都是精英，有时冒出一个貌不惊人的小子，一问底细，也是哪所名牌大学出来的，真是人不可貌相。既然都如此优秀，免不了会好奇，于是我的身份就成了一个谜。曾有同学问她：你到广西那地方，老公是哪所大学毕业的啊?这问题貌似随意，其实是很刁钻的，因为哪怕是本省最好的学校，跟京城比也要矮一截，而那些精英同学通常都喜欢找精英同学做配偶，比如北大找清华，人大找南开等等，如果问出的是一个什么三流学校，自然就会得到一点攀比的满足。
       太太说他没读过书。她说的实话。我当然也读过几本书，只是没在校园里读过，按现今的习惯，没在校园里读过书，基本上可以算做没读过书。这个答案经常让同学措手不及，一下子失去了比较的标尺，读过书的人跟读过书的人，是可以比较的，跟没读过书的人比，好为难，好比青蛙跟癞蛤蟆比，自然优越，我的皮肤漂亮呀，我是王子呀，可要跟蜻蜓比呢，就失去了可比性，谁好说青蛙就一定比蜻蜓漂亮?
       太太是学中文的，当然也参透了中国文化的实质，是随和，何况有那么完整的家庭熏陶，自然对人和气，有人缘，不像我那么没人味。这一点我很快就发现了，我本来就没几个朋友，结果我的朋友很快都成了她的朋友，而她的朋友依旧是她的朋友。朋友有什么事，总是愿意先找她，找过后随口问一句，老沈还好吧?不待回答人已走出五米开外，其实也不在乎我好不好，只把老沈二字当作客套，相当于拜拜。
       我在这座城市住了三四十年，如今走在街上，跟她打招呼的人，要远远多过我。朋友也就罢了，重色轻友也不是没见过，问题是连我不多的那些亲戚，也乐意跟她交往，从来不管辈分直呼其名，全然忘记如果没有我，他们怎么认识她?
       至于文化差异，也是很明显的，我的书柜里不是尼采，就是什么什么斯基，不是德国，就是俄国，满脑子西人的哲学，西化的句式——幸好还算通顺。她则满嘴苏轼、李清照，不是杭州，就是济南。看见秋月，她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看见落日，她说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看见山，高兴时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不高兴时就说膏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好在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回旋，终于有一天。她说《达·芬奇密码》很好看，《达·芬奇笔记》也不错，说着还把后者译出了几段。而我承认，二十年后重读辛弃疾，除了豪放，我还读出了背后的苍凉。苏轼和尼采，彼此没有听说过，不会想到世上有人，会把他们合起来想。达·芬奇和辛弃疾，也是一样。世上许多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和事，其实是相及的。
       沈东子，作家，现居广西桂林。主要著作有小说集《空心人》、《广西作家丛书·沈东子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