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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天了，我都注意到对面十二楼那个擦玻璃窗的男子。下午三时起，那个男子的手就不住地在窗户上抹呀，抹。他是在擦玻璃窗。看不见他的脸，也不知道他做着这事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只有一只戴着蓝色涤棉袖套的手在不住地抹呀抹。在我与他之间，我目测有五十米的平行距离。五十米的空气后面，是不锈钢防盗窗的棂条，再是铝合金窗。这是可以用肉眼看到的，那些看不到的，其距离就不是可以用米来计量的了。穿过下午阴沉的空气，我的目光捕捉到了一只手在窗玻璃上的移动：从上到下，自左往右，从顶部的气窗到下面的窗档和窗台，如是循环不止。
       那只手，他移动着，擦过来，又抹过去，有时轻缓，有时滞重，就好像是一具另有着灵性的生命。再后来，窗子开了一条小缝，这只手不耐烦地伸到了外面擦拭。窗玻璃上映出了这只手的影子。
       现在我的视野里，出现了两只擦玻璃窗的手。一只是真实的，一只是它的影子。我可以想像擦玻璃窗的男子此时的身姿是努力前倾着的，踮着脚，头颈偏向另一边，他这个姿势好像要把自己的身子整个的送到窗外去。这是一个非常吃力的姿势；这个动作所呈现出的力度是迟缓的，坚韧的，一点一点蚀入到筋骨里去的。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这只手还在窗玻璃上抹呀，抹。在我写下这些字的时间里，这个男子，已经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那只戴着蓝布袖套的手也从这扇窗户移到了另一扇。
       我突然止不住好奇，这个男子，他是谁?钟点工?下岗工人?退休教师?一个有些微清洁癖的居家男人?这个同灰尘斗争着的男子，他一天天地抹呀，抹呀，就像一个殡仪馆里的工人，不住地擦拭着死者的脸。生命一日一日，就这样子抹掉了。抹掉了。我现在这样看着他，我敢断定，他也看着我。他看着对面窗口的那个男子，一会走动，一会抽烟，一张脸慢慢地被升起来的暮色销蚀掉。
       我感到我正在被灰尘湮灭。它们一点点地上升，从脚下，到膝，到胸口，到喉咙。我都要透不过气来了。它们占领地板，茶几，电视机柜，沙发，书架，电脑桌、唱片架，餐桌，椅背。它们躲在床底下。躺进翻开一半的书里。它们钻进电脑机箱后面的电线接口，落在收录机的卡座上。甚至电话机按键和电脑键盘中间的凹槽也有着它们微小的颗粒。空气无处不在，它们就无处不在。它们是空气的伴生物。它们就是空气。
       它们聚成蓬松的一团，像个小绒球，坚果那样大小，行走时的气流都能带动它们飞起来。灰尘的主要成分：皮屑，头发，体毛，烟灰，衣服上磨损的纤维。最主要的是皮屑。冬天，我干燥的皮肤好像不断地在掉皮屑。可是掉得再怎么多也不会生长出这么多的灰尘啊。它们又是从哪儿长出来的?难道它们会裂变，会自我复制和增殖?每天下午，阳光射进屋子时就到处都是尘埃，飞扬着，盘旋着。其实它们一直都在，只是斜射的光线把它们彰显了出来。
       我被尘埃包围着，被昆虫一样飞舞的尘埃包围着。我抖动衣裤，拍打床单，它们全都飞起来，飞起来。我的屋子就像一个装满了灰尘的大集装箱。总有一天，它们会湮灭我的呼吸。
       我一遍遍地擦拭。钟点工走了我就自己干。湿拖把，抹布，吸尘器，全用上了。我伏在地板上，像一只笨拙的树熊，擦呀擦。直到地板像一面镜子能照出我的脸才歇手不干。可是我一转身，它们像雨后树林里的蘑菇一样又长出来了。它们是怎么长出来的，就在我转身的一瞬间里?这微小的过程我从来没有看到。我成天战战兢兢，眼睛像探测器一样在地板上移来移去，发现一星灰尘的颗粒就伏下身子赶紧把它们擦去。我成天干不了别的事，与灰尘的斗争就是我一天的工作。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从一扇门出来推开另一扇门。我寻找、驱逐、消灭、清剿它们，可它们好像与我玩起了提迷藏的游戏。只要我一转身，它们就会长出来。我几乎听见了它们角落处的尖叫，它们促狭的笑。嘿，嘿嘿，嘿嘿嘿。
       一个电话打进来，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擦灰尘。第二个电话打进来，你在干什么?我在擦灰尘。第三个电话，我还是说，我在擦灰尘。再也没有电话了，一整天里，电话就像一个哑巴一样坐着。我也坐着，不说话，不抽烟，不想事。
       我的住宅楼的前面是一幢三十层高的写字楼，它顶层的玻璃花房和我房间的窗口构成一个直角，当西天的最后一抹阳光经多次折射后落到我窗前的地上，我感到折垒起来的不仅仅是光线，还有时间。它被折叠，消失到日子的背面，不需寻找，还会重新出现。所有的下午成了同一个下午。在其他的时辰里，我出入过的所有的房间也成了同一个房间。，　天色向晚，屋里的光线一点点暗去，桌子下面的脚好像被灰尘埋住了，动一动都很沉。我看着桌子下面我的脚，它们将要被越来越浓重的黑暗截断。我抚摸着它们，就像抚摸消失了的一段生命，死去的一段时光。
       临睡前我洗好澡擦干镜子上的雾汽时，一句话突然跳了出来：我们的心，都越来越顽固了。一张脸，一张因毛细血管的扩张而显得潮红的脸，从污秽的镜子中探出来。就好像刚刚经历过一场疲惫而又满足的性爱之旅。我打量着这个被我从镜子里擦出来的、男人，就像打量一个陌生人。额、眉、眼、鼻、人中、嘴角的细纹、愈来愈显得粗短的脖子、茂盛的耻毛、肌肉上的皱，这是一张被时间伤害的’脸。我打开照相簿对照着看，越来越这么认为：这是一张被时间伤害的脸。
       就像刺猬受到刺激和惊吓会蜷缩起身子，是不是一次次的挫败地让我们的心紧缩了，坚硬了，顽固了?
       如果时光可以折叠，那么是不是一切的过去时都成了现在时，所有的文本也成了现在时的文本?发现了这一点我连着几天都很兴奋。过去的时光不再是散漫无际地铺展着，也不再像一棵树，从低处向着衰老和虚无生长。它收缩成了一本书或者一柄扇子大小，你走到哪里随时都可以带着它。
       是的，就是这样，折叠的时光，它是扇形的，它可以无限地铺展，当它折叠拢来，变得坚硬，黑暗，顽强，不可穿透。
       我被我的想法迷住了。我说到某一日，它的背后开始叠现出更多的日子。我想到某个事物时，总是跳出它背后的另一个事物。比如一件早晨刚换上的外套，它久违的气息让我好像闻到了那一年早春青草的气息，我穿着这件外套去参加了外祖父的葬礼，回来的时候又淋了一场大雨。比如这本叫《佩德罗·帕拉莫》的书，它的背后是一次不长不短的旅行、五月的长兴县和一个小个子的小说家朋友。因此我可以说了，这个冬天的后面站着另一个冬天，这本书的后面站着是另一本书。
       或许你会怀疑我是不是真的老了——因为看起来我好像是生活在回忆中了——还有一种猜想是，我把记忆的重筑作为了每日的功课，就像那个从一块小茶点里回想起整个贡布雷庄园的伟大的哮喘病人。他就是这样创造世界的：说出一个事物，然后发现这事物背后的另一个事物，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广大的世界不也是这样联系着?然而我并不是这种新美学的学徒。我没有创造一整个世界的雄心。时间已经、正在、还要把我伤害，我把它折叠，只是藏起它的锋刃，就像把刀子送入刀鞘。折叠时光是我的安全保护证。
       我想更老一些，我要写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可以用一把扇子的形式来结构。日子以几根扇轴为支点繁复地铺展开来，它们是：大楼、街道、转角、路线图、对话、欲望、日记片断、观察笔记，它们一页一页重叠着，写作者的手操纵着扇柄，把他们打开或者折拢。
       在这本未来之书里我着力要描绘的是时间的脸，是那张丰富的脸上种种的表情。　赵柏田，作家，现居浙江宁波。主要著作有《我们居住的年代》、《站在屋顶上吹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