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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赵(赵毅衡博士)告诉我，让我谈谈《今天》的历史，实际上我就怕谈这个。不过既然老赵下令，我就只好讲，从故事讲起。
       我跟多多见面确实非常奇怪，后来多多写道我们俩是以歌手的名义互相介绍认识的。我们见面，是通过我的一个同学叫史康成，他说是介绍一个美声唱法的歌手，我们完全是业余的，我只学了几个月，学得很差。我去时，多多那会儿正好从他家的楼梯上下来，非常傲慢的样子，他说我比他还傲慢，带一个口罩，根本就不摘口罩下来。然后我们俩握了握手。那是1972年。第二次握手是在八年以后，就是他到《农民报》，我在《新观察》，那是1980年。那时候正好也凑巧都在一个院里工作，《新观察》和《农民报》在一个院里。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当时属于不同的沙龙，我们有一个交叉的中心，就是芒克。1972年的时候，我一个同学的朋友叫刘禹，这人名不见经传，但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的同学叫他是先锋派的联络副官。他说要给我引见一下北京先锋派的一个团体，我这样就见到了芒克，而且在此之前我觉得他完全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受到普希金很大影响的诗人。我跟芒克见面以后互不服气，吵了一架。但是芒克给我的震动的确是非常大的。我想我可以说1972年以前的诗就不愿再讨论了，真正开始写诗，其实应该说是在1972年开始。和芒克的来往是断断续续的，因为他在白洋淀。我也去白洋淀看过他。我们划着船，一块喝非常便宜的白薯酒，四毛多钱一斤。白洋淀的船是真正的渔民的船。当时还有彭刚，就是先锋派实验者。所谓先锋派就他们两个人，一个是诗人芒克，一个是画家彭刚。彭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我们所谓先锋派的第一次的活动非常有意思，他们就是突然决定要到全国旅行，就是突然翻过北京站的墙以后就上了火车，身上只带了两块多钱，到了武汉之后才发现没钱，就开始卖衣服卖裤子，在武汉实在待不下去了，在再“扒”火车时，被人家给遣送回来了。我跟芒克和彭刚来往比较密切是从1972年一直到1980年。在这期间，我们确实谈论过中国文学如果要搞自由化运动的话，我们一定愿意为此献身。这当然都是酒后狂言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正在准备筹办《今天》，筹办《今天》的念头，是在此之前还是之后，我也记不清楚了。可能比这早一点。那是秋天，在黄锐家。黄锐，大家知道是“星星画展”的发起人，也是《今天》的发起人。我、黄锐和芒克三个人在黄锐家喝完酒以后，大家认为现在形势不错，然后，我就说我们是否能干点事儿——我说办一个刊物，当时，芒克是属于这种性格的人，只要有人“煽动”他，他马上就会跳起来。芒克说：“好，咱们干。”当时，我们能找到的人很有限。因为大家酒后就清醒了，如果真干这件事的话，实际上困难是非常多的。当时我们还有一个小圈子，这个圈子里包括另外几个人。我们就开始组稿，然后就找印刷机，当时实在找不到稿子，诗稿好找，因为毕竟有这么多积攒下来的稿子。后来我们就找到马德升。马德升的一篇小说，给他改了三遍，发出来了。黄锐改的第一遍，芒克改的第二遍，我改的第三遍，最后把马德升给气疯了。小说发表以后，他给我们写了一封抗议信。这确实使我们以后开始尊重别人的创作，以前我们就是很任意地这样做。第一次的印刷也很有意思，我记得特别难的就是找印刷机，因为大家知道国内的油印机那个时候控制得非常严，都是由党委和工会控制，不会轻易借出来的。在找印刷机的过程中，我们还找到张辛欣。很奇怪，张辛欣那时候也根本没写作。张辛欣是北医团委的什么干部，她说借不出来，这是控制的。最后黄锐终于背回来一个特别破的油印机。还有纸张问题，因为我们当时都很穷，纸怎么办?那就只好偷吧，反正我们有的朋友在印刷厂，芒克当时就在印刷厂，还有什么人在工会工作的，大家就开始偷纸，偷了一个多月，陆陆续续攒了够出一期的纸(所以纸的颜色也不一样)。然后就刻蜡版，开始印刷。然后我们在一个可以说是三不管地区，那片地区现在变得很高级了，是北京的一个使馆区了。那时节既不属于城里，也不属于郊区，也不属于农村，就是这么一个边缘地区。就如奚密说的，中国的诗歌是从边缘地区出来的。那真是一个边缘地区，谁也找不着。在一个朋友家就开始印刷，那个朋友家是我们过去经常聚会的地方，就是唱歌啊喝酒的地方。我们在那里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因为实际上要印出一本刊物，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大家三班倒，吃大锅饭，炸酱面。一直干了三天三夜，当时手都磨破了。那个时候现在想起来印象还很深。当时下着大雪，我们住的实际上是一个农村的小房子，只有七八平方米。干完以后呢，大家都精疲力尽。每天晚上，我们出去上厕所都排着队一块出去，可以看现场的周围环境。但是真正印出来又很茫然，怎么办?后来，我们就说先去吃一顿吧，好几天光吃面条了。我们到了东单的一个夜间食堂，那个时候还没有酒吧。就这样跑到那儿去，喝着烧酒，大家非常感慨，下一步怎么办呢?好像要生离死别了，这事已经干出来了，那就贴吧，说第二天给贴出去。那由谁去贴呢?这时候有人说“我现在考大学，不行”，“我现在比较困难”，有人说“我现在要结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只好由我、芒克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去干。我们三个属于比较有胆儿的，我们说我们去贴。记得临别的时候大家痛哭一场，因为谁知道此去是不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呢?第二天早上，我在我家熬着浆糊，那个时候浆糊太贵了，买不起。熬了浆糊，我出了一个主意，觉得挺高明，把自行车后面的车牌给涂改了。因为，大家知道1976年“四·五事件”，公安局就是用自行车号码来抓人的。所以我们就把自行车号码改了。我记得把“0”改成“4”，把“1”改成“10”。改完号码之后，我们就骑着车去贴，车架的后面放着浆糊桶，当时一共贴了两天，比较顺利。第一天在市内贴，是在纪念堂旁边，那会儿纪念堂刚建成；还有西单墙，还有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些比较重要的文化部门。第二天去了北大、人大、清华。
       唯一出了一点问题的是在人大，人大大概历来就是比较保守的一个大学，校方很厉害，派了一保卫干部出来跟我们交涉，最后吵了一番，也没怎么样。但是我们走后，很快就被撕掉了。北大的保存很长。
       从11、12月开始，北京就陆陆续续在西单墙上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最初是上访者的申诉的大字报，以后就开始出现了这些民刊。第一份我记得是某某论坛。《今天》是第二份，《今天》是（1978年）12月23日问世的。以后有什么《群众参考消息》、《启蒙》等等，多达几十种。其实，当时这个背景和中共中央的权力斗争有很大的关系。就是邓小平想搞改革，向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挑战，所以召开了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今天》出版在12月22日。我还记得邓小平在11月26日接见日本社民党委员长的时候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就让他们出。”
       《今天》一共出版了9期，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的12月，实际上整整两年。以后我们就赶紧地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9月份成立，当然进行了一次民主选举，选出文学研究会的编委。所以在9月份到12月份之间又出了三期的文学资料。另外，我们组织了两次比较大型的朗诵会，在1979年的4月8号和1979年10月21号，这两次朗诵会，我想也可以说是自1949年以后唯一的。后来我们就在八一湖找了一个空场。我还亲自去勘测了这个地方。我们甚至都没有一个录音机能把当时的过程给录下来。朗诵会那一天，我记得正好是赶在1979年年初，形势特别紧张的时候，就是中国政局变化非常奇怪，一阵一阵的。《今天》当时处在政治漩涡中，一直有一个问题：到底多深地卷入民主运动?因为本身是一个文学杂志。我还记得第一次在1979年年初，因为当时这些民刊都太势单力薄，他们组织一个民刊的联席会议。在联席会议上，我现在还记得一个非常奇怪的印象，就是跟一些陌生的人在中山公园的那些古柏下见面，都是不认识的人，周围是一些更陌生的人在后面跟着。在围着的一个场子里，我记得大家开了一个会，当时就说互相声援，如出问题要及时公布。以后就搞了一次活动。《今天》没有人发言，但是其他民刊发言之激烈，把我们给吓坏了。我记得是杨光提出到底有没有信仰自由?就是说应该有信仰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这在当时绝对是异端邪说。这次活动导致了《今天》的一次分裂。当天晚上我们就吵了一架，到底怎么办?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件事在当时肯定已经构成了一个事件，会使很多人入狱。但是我们还是坚持，既然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就必须坚持下去。当时其中有一部分人提出要在西单贴出一张大字报，就是说不承认《今天》参加了这个会，或者认为这个会是不合法的。后来我就坚持没有必要这样做，我说我们已经做的事就已经做了，这样做等于落井下石。所以这样就导致了《今天》第一期后的第一次分裂，大部分人为此退出了。因为很多人说，他们害怕，他们觉得不能承担这种责任。当时只剩下我和芒克。后来黄锐又加入了，黄锐当时也是反对。但是从第一期以后，我们变成孤家寡人了。当时我们根据一些地址，联系找到了一批人给我们帮助。
       所以以后《今天》的成分就可以说非常复杂。实际上《今天》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它的工作，它的一个编辑部，另一部分是作者。编辑部完全是一个作坊，因为全部手工操作。以后我们就不偷纸了，因为开始赚钱了，开始卖点钱，或者有别的一点来源。我们就开始买纸，从买纸到刻蜡纸，到印刷，到邮寄，到出售，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完全手工做。所以这是一个大量的工作。
       我想现在说到《今天》这段历史的时候，其实这些人是默默无闻的一些人。当初我记得《今天》最繁荣的时候有二三十人，都是一些年轻人，他们是护士、大学生、工人、待业青年，都是这样一些人。《今天》不光是一个文学运动，实际上它还包括摄影和美术，我们当时的“四月影会”，就是一个民间摄影团体。另外在《今天》中，后来派生出来一个组织，就是“星星画展”。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呢，大部分民刊都停了，但是坚持下来的就是某某民刊和《今天》，这样两份完全不同的杂志。我现在实际上完全谈的是《今天》的外部风景，它作为一种生存的条件，和整个政治气候、整个西单墙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在《今天》一开始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是怎样在文学和政治之间作出选择?所以在我早期的作品中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和当时的具体的个人经验也很有关系，当时就是整天面临着生离死别，就是这样，每天都有威胁，所以它构成了一种直接的压力。
       (刘洪彬整理，此文系北岛于1992年6月6日在伦敦大学“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本刊略有删节。)
       北岛，诗人，现居香港。主要著作有《北岛诗选》、《失败之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