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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记：本文是一篇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报告，来自于笔者的田野调查，以及灾区亲历过程和追踪采访记录。鉴于社会学著述不忌体裁，所以行文不免恣意随性，但所有事实均非虚构。按照研究惯例，人名地名皆有所处理。感谢所有为此写作给予理解支持和方便的人们，也谨此纪念在这场旷世大灾难之中不幸逝去的所有同胞。
       一
       这一天的开始直至中午，应该都算是四川盆地少有的能够看见阳光的好日子。浅丘地带为主的地貌，如果在空中俯瞰，几乎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盆景——田里的油菜已然结籽干黄，和小麦一起成熟而风韵，等待再晒干一点之后即可开镰收割。育种的秧田也开始泛绿，按川中的农事规律，收完油菜和小麦之后，就该放水泡田，接着插秧了。因为收和种都是需要大量劳力的时候，要赶季节，误了农时，秋后就会误了收成。所以这个季节，俗谓“双抢”。在外地打工的青壮农人，如果走得不远，这会儿一般都要回乡帮忙。
       这一天是农历四月初八，老黄历称为丁巳月壬子日，丁巳属火，壬子属水，日月干支水火交攻，民俗谓之“天冲地克”。立夏已经六天，盆地开始闷热；再过九天就是小满，看着顺风顺水满地如金的禾稼，谁都相信丰年在即，马上就满仓满钵了。
       这一天按中国古代星象学的说法，值日星宿名“昴”，属于白虎星之一。按佛历来说，这一天却很好，是佛诞日，民间的佛徒要洗佛像，还要放生祈福。但是对于泛神崇拜的华夏民族来说，这一天还是牛王的生日，要祭祀和感谢给农业带来了巨大福祉的耕牛。
       于是在初夏的阳光下，万物和平而写意，盆地特有的众多寺庙瓦顶，在十方丛林之中，泛滥着温暖的回光。一个老大娘挽着提篮香烛，蹒跚在山路上，她正要去给菩萨敬香。而区委书记老吴则驱车在高速路上，接通知要去省委党校学习“十七大”精神。农夫老张在门口磨镰刀，村长老谢在水库边的农家乐请客，某镇党委书记在通知干部开会。
       午时三刻，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同时敲响了下午课的钟声，孩子们陆续进入教室，谁都没有想到，这，竟然对许多人来说，会是最后一次听见的丧钟。而书记和农夫，也将进入他们平生未遇的艰险时光。
       二
       公元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我正在川北某市的纹江区大龙镇政府采访一个退休返聘的基层干部。这时突然大地开始摇晃，我最初的迟疑来自于对锦绣天府的信任——地震难道会从这样一个歌舞繁华的温柔之乡出手吗？随着周边人群的喊叫奔跑，我确信灾难降临了。我们冲到院坝之中，竟然无法在剧烈震荡的大地上站稳脚跟，我不得不蹲下才能支撑我的晕眩。我听见大地似乎隐隐发出一种嗡嗡的嚣音，看见周边墙外不时腾起黄色烟尘，盯着旁边山坡担心它的倾覆。我惊恐地试图拨出电话，但是出现的只是忙音，一切都断绝了，我几乎涌起一种末日陡现的恐惧。
       整个四川盆地似乎像被造物主端起来颠簸了一遍，这一时间长达五分钟之久。在最初的时刻，多数人都以为自己所站的位置就是震中。
       在水库边喝酒的村长老谢，被第一排巨浪打湿衣裤，他惊恐的看着烧开了似的水面以为水怪现身，但是很快意识到地震来了，甩开客人直奔村里广播站，开始高喊老乡们快跑快离开房屋。区委书记老吴的司机感觉把握不住方向，停车下来检查轮胎，老吴发现他们停在一座桥上而桥还在颤抖，意识到地震急忙驱车赶到出口，转身回程。他虽然当时还不知道究竟有多大的灾难后果，但已经直觉到这次的学习肯定是要取消的了。
       大龙镇的书记在大地停止筛糠时，立马在院子里命令所有干部，立即到所辖各村组去抢救人员并检查房屋水利等损毁情况。而邻县那个开会的镇党委，则几乎是在地震的前十秒就被垮塌的楼房掩埋了，几十个生命转眼化为灰烬，逃出生天的只有四人。而在那一刻的四川，更多的学校则像多诺米骨牌似的接连倒塌。在那要命的几分钟里，很多城乡像被核武器击中一样，到处皆是建筑物折断的恐怖声音，听不到人声；要在金石迸鸣停息之后，才慢慢在地下传来各种凄惨的呼救——最初这样的哭喊曾经是众多而响亮的，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慢慢衰弱、稀少直至最后消失。
       那一刻，磨刀的农夫老张，飞快地跑出屋檐；看着自己支离破碎摇摇欲坠的房屋，确实十分生气地骂道——龟儿开发区，你虾子放炮就放炮，何必装那么多炸药嘛！老子看你敢不赔我的房子。
       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他和许多人一样，将要为谁来“赔偿”他们用一生艰辛才初初建成，现在却转眼损毁的房屋而发愁和奋争。
       三
       一般而言，天灾是从天而降的。但是现在，却是从我们脚下，这个我们信任并赖以生存的地球上突然冒出来的。我们脚下这个地球已经很久没有发威了，以至于许多人在灾难的最初一刻，都不相信这几分钟的大地呻吟，会带来如此惨烈的一场巨大危机。
       在此之前，虽然中国的地震局和气象局一样，从北京到任何县都有建制；但是在平时，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为各个建筑施工单位，提供一种地质鉴定服务。没有他们盖章认可，施工就是违法，因此也要收取一点费用，聊以养活几个公职人员。从形式上看，这确实更像一个官办的“地震服务公司”。基层地震局和气象局不一样，虽然也负责所谓的监测，但无需天天向老百姓预报。人类对天空的认识高于对地下的了解，因此全世界基本都认为，地震确实是难以预报的。即使地震发生前没有警告，之后还是不能问责于他们，否则谁还敢坐这个清闲但高危的位置。就算他们盖了章，房屋该倒塌的还是要倒塌，你更不能说去要回当初缴纳的那点费用甚至索赔。
       中国幅员广阔，似乎每年都有一点地震。由于震级和烈度都小，且多在边远人稀之地，所以一般未能引起大众的关注。干部和群众都以为事不关己，仿佛相信邻国不会凭空偷袭我们一样，大家对天天嚷着要爱护的地球，确实还是充满了单恋和信任。因此各级政府领导，一般不会去研究什么地震应急预案；就算有预案，那也是闭门造车完成的，和实际灾难发生时候完全不同。比如所有应急预案都没想到灾难发生之初，首先就会通讯和交通断绝。一切都是建立在畅通的前提上，一旦失去畅通，就意味着每个基层干部，都要凭自己的直觉和惯例去单兵作战。指挥中心实际还将处于较长时间的聋哑状态，前线和雷区究竟在哪里，还需要类似古代的八百里快马驿传才能得知。
       而老百姓和孩子们，也基本没有进行过地震避灾减灾自救教育等等。所以当灾难不期而至后，我看见的是无数茫然的面孔。谁都不曾想到，此后的漫长时间，他们将要在这块膏腴之地上，面对如此众多的新鲜问题和艰难人生。
       四
       关于这场命名为“汶川大地震”的全方位报道，由于事发突然，新闻界用前所未有的勇敢和透明，已经做了基本详尽的记录。许多此前尚不为人知的小镇和地名，今天已为世界周知并刻进历史。因此我已无需在此复述那些惨绝人寰的场景和故事，即使我的亲历还有媒体未能详察的内容，就可以想象的悲伤和绝望而言，那也和其他已经呈现的事件大同小异。因此我在这里，只想就我跟踪调查的纹江区抗震救灾为观察原型，来具体解剖和阐释中国基层政权的危机应对和运作状况，用以探讨社会学意义上的各种“地震次生灾害”的预防。
       纹江区是一个才恢复十年的县级建制，与德阳和绵阳的几个严重灾区接壤，相去汶川直线只有八十多公里，距离北川和什邡地界更近，开车大约一个小时。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地理环境，读者可以想象其所处的灾难位置。但是奇怪的是，地震死神在沿着龙门山断裂带挥洒它的泼墨大笔之时，确实在纹江区出现了一片奇迹般的飞白。于是，这个本来只有二十四万人的地方，为此伤亡的只有三百一十七人。但是毕竟位于震带要冲，还是倒塌房屋八万多间，损毁二十万余间，直接经济损失也达一百一十六亿元。
       这样的人财损伤，与动辄死亡数千的邻近地区相比，自然不被媒体大众和上级特别关注。因此在整个灾情的新闻报道中，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城，依旧还是不为人知。然而死者长已矣，在掩埋完大野尸骸之后，真正需要持续救助和面对的，却是这些陡然之间失去平生财产的灾民。而对于这些重新洗白的幸存者，已无重灾区和轻灾区的区别，所有失去房屋家产的人们，都一样要悲惨地瞻望他们暂时还看不清的未来。他们的困难、恐慌与煎熬，和所有难民如出一辙，每个人的表情都充满了焦虑和迷茫。
       一个不被救援大军格外关注的县区，各种自建的破烂窝棚之中栖居着同样绝望的老人孩子，他们每天看着大队大队的救灾物资车辆呼啸而过，却看不见一辆停驻门前；这一特定背景的设置，使这个行政区域的人们天然具备了一种悲欣交集的心态。一方面他们感到万幸，没有像邻县那样埋进废墟；另一方面，似乎又不免失落——他们的苦难没有得到外界足够的重视。隔着绵远河的邻村已经住进了军用帐篷，领到了不少饮食物资，而他们期许已久的“国家赔偿”，最初却只兑现了几瓶矿泉水和几斤米。他们像被地震抛到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孤岛之上，活着，但是满腹幽怨。最初的悲伤，有可能在惊魂甫定之后，迅速转化为悲愤。
       五
       但是应该愤谁呢？很显然，这场灾难确实不是政府搞开发放炮引起的。农夫老张磨好镰刀却懒得去收割，他固执地拉着巡视灾情的书记老吴质问——你们共产党天天说为人民服务，发生这么大的事，你咋个也不打个招呼？那你们哪个负责赔我的房子嘛？
       只能苦笑的吴书记也有困惑，他很清楚，集他所能支配的地方财力，赔偿根本无从谈起。况且纵观全世界，有为天灾向人民完全“赔偿”和彻底买单的政府吗？政府的职能是组织救助，在巨型天灾面前，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扮演无所不包的万能救世主。这是一件没有祖宗成法可依，也没有现存立法可查的事。对于中央政府究竟要怎样来解决整个灾区灾民的民生问题，暂时还只能观望每天正陆续出台的各项赈灾政策。但是组织大家生产自救，却是他眼前必须迅速应对的问题。
       尽管地震以来，作为守土有责的“封区小吏”，他和区长老许已经迅急调查清楚辖地内的灾情并层层上报了；但由于同属一个市的邻县绵竹和什邡，还在各种镜头下大规模抢救废墟中的孩子，因此上级要求他们稳定自救同时，只能暂时先拨一笔救灾款和物资。安抚逝者家属，抢救伤残人员，调集饮料食品，救助重灾群众，这是官员的常识，一切都可谓井井有条。但是他们每天无论驻扎在临时搭建的避震棚里，还是奔波于检查乡镇的坎坷路上，内心依旧惴惴不安。
       因为在基层工作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们，人的最大本能无非生命和财产；当生命危机渡过之后，对财产的诉求就会接踵而来。看着沿路百姓的老宅废墟和披挂拼凑的临时窝棚，心底浮出的悲悯又岂亚于电视机前的挥泪观众。慈善捐赠只是杯水车薪，重建发展才真正任重路遥啊。大家筚路蓝缕好不容易初见端倪的新农村，挥手之间，又将许多人打回了起点。这样的遭遇，任谁都可能心急火燎。如何为百姓抚平创伤，如何让灾民理解政策，如何恢复社会秩序，在稳定下抗震救灾，这才是他们作为一个地方官要深思熟虑的问题。
       唯一得意的可能还是刚刚调整完的这批基层干部。当老吴还在风驰电掣往回赶的路上，大多数无法通讯联系的干部，皆已各自开始救灾行动。因为失去通信，区长老许只能见谁逮谁，马上分成十个组下乡了解灾情，一切都在乱而有序地进行。救死扶伤是首要大事，煤气管泄漏边上的小学，要把孩子们安全疏散。而联镇帮村住组的干部已经各自上路；农民的“火三轮”已经把各村的伤员迅速送到了医院，而医院则已经在临时帐篷中开始手术。而那时，余震的威胁还在骚扰惊慌失措的民众。但是电视台仍在播报，警察也在巡街，金山镇的书记镇长还在带领警察和民兵从废墟中刨人。一切看上去似乎都还正常，小城仿佛在一场大战的间隙，平静地在废墟边舔血疗伤。当确知没有学校垮塌没有大规模死亡之时，他们都略略松了一口长气。
       六
       余震的警报还未解除，境内河流上游的堰塞湖即将崩溃的噩讯又频频传来。地震次日，形形色色的简陋避震棚已经搭满了各个废墟旁，书记区长还得带着区乡两级干部去可能淹没的村组，动员群众再次搬迁。群众看着长年干涸的河床，不信洪荒在即，岂肯轻易扔下断壁残垣中的幸存家产，又赤手空拳踏上流亡般的乱离之路。但是地震未死的农民，假设再死于山洪，那无论良知和职责，都是不被允许的。于是动员并强制，在此时此刻的基层政府，都是可以实施的。因为中国老百姓，许多时候没事则习惯坚守自己的活法，一旦真的有事，那又多半肯定要找政府讨个“说法”。地震你不能预报，而堰塞湖假设崩决，那却是你难以搪塞的。
       四川古时号称四条大河的源头，但是今日的盆地，却明显感到水荒。灌区的农田，仍旧依赖的是上古时代李冰父子在都江堰的杰作；而人畜饮水，则靠的是近年来国家搞的“红层打井”工程，给每家打的那口二十米深的水井。地震之后，水井多被毁坏，即使没坏，水质也需相关部门鉴定之后才能饮用——许多农家顿时难为无水之炊。
       古代中国皇权不下县，草民遇灾年，县衙顶多能做的是开仓放粮架锅舍粥。但是进入现代文明国家，基层政权却是必须要管百姓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的——甚至可以说，这是县乡两级政府的主要职责所在。因为管理好这些，灾民才不会变为饥民、刁民甚至暴民，天下也就不致陷入乱局。
       在中央政府和外省救援的物资还没调来，甚至调来暂时也还轮不到纹江区之时，党政领导首先要忙的肯定是，凭借个人关系在各地调集这些平时无需而此刻紧俏的物资；比如矿泉水、彩条布和帐篷等等。成都的矿泉水厂，已经需要救灾总指挥部开批条才能买到二百箱。而我亲眼所见的绵竹汉旺镇周边的农民，已经开始抢水，甚至在路边跪着乞讨救援车辆的施舍。灾年里最初的饥渴从水开始，恐怕这也是许多外人难以想象的辛酸。好在老吴的朋友在省委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终于为他周济来几车解民倒悬的水，可以暂时稳住阵脚。
       当周边两县物资基本饱和之后，水和干粮终于逐渐轮到了这里。民政局拿到几车这些珍贵而不昂贵的饮食，立即分配到灾情较重的三个乡镇，以为可以聊慰民情。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却让每个人大感意外。
       七
       乡镇干部是这个国家最底层的公务员，再之下的村组干部就是只拿补贴的农民了。当国家取消农业税征收之后，乡镇干部进行了大幅裁员，这儿的编制则是每个乡镇只有十四个干部。乡镇财权上交，由区财政统一安排经费，称为“报账式”财政。在平常岁月，乡镇负责“三农”问题，是国家稳定的基石和前沿。看起来无所不管，实际则没有什么权利。尤其在国家规范了乡镇干部的职能和纪律之后，更多的时候，是他们要向农民鞠躬作揖。
       地震陡然发生，乡镇干部的规范动作，就是马上分头下村组，调查核实灾情，抢救伤员，火化逝者；然后再给每个垮塌房和危房拍照登记。当然同时还要检查辖内所有的公共设施道路桥梁水库灌渠等等。之后才是尽快登记那些衣被粮食都被掩埋了的困难户，赶紧设法申报救助。不过还有一个似乎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大灾当前，更要了解和控制乡村的情绪，需要把所有平时掌握的容易冲动的人，适当地安抚甚至密切注意起来。
       最初的十来天，多数灾民还在沉重打击下懵懂沉默。从废墟中扒拉残物，在空地上搭建窝棚。田里的庄稼该收该种的，一点都不能耽误。农事是和天时紧密联系的，等秧苗下地，雨季就该到了。秧田要水，可是窝棚中的老小却要怎样才能捱过那些即将到来的汛期风雨呢？这时，农民就该要想起他们头上的政府了。
       通常一个乡镇下辖十来个村，每个村又有七八个组，每个组大致散居着一百多户人家。乡镇十几个干部，要在短暂的时间内马上弄清上述那些问题，要走访近万的人户，确实并非易事。但是上面无论财政、民政、水利、交通、教育、电力等等各部门，都等着要乡镇的数据。这是一个用各种表格和数字管理的国家，不及时理清和上报这些数据，则会影响救灾的大计，那在这种十万火急的时刻，是要误辄得咎的。
       就在数据都还没完全严格核实之时，中央的政策又早已通过电视广播传遍了全国。国家首先出台的救灾政策是，每个灾民每天十元钱一斤粮食，只给三个月。但是哪些是灾民，哪些可以得到这点补贴，这却是要地方政府把关审核的。关键还有一个问题是，国家给了政策，但是钱粮还需时日调拨，而这时，零星的捐赠却先到了。乡镇干部看着半车牛奶半车方便面半车矿泉水半车面包，不仅没有转忧为喜，反而更加愁上眉梢了。
       八
       救灾本质上不是甘霖普降，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仰沾时雨。因为天灾原本不均，个体有死有伤，也有秋毫无犯的；房屋有垮有裂，也有坚如磐石的。因此，任何国家任何时代，救灾都只能救死扶伤，扶危济困。但是中国农村的特殊情况是，虽然土地承包已有二十几年，也不乏率先致富的人家；然而农业税的解除不过才两三年，多数不在都市边缘的农家，还是生活在小康标准之下。没有出门打工人口的农户，基本只能维持温饱；而打工的农民，除开极少数之外，究竟每月能拿到多少薪酬，但凡有良知的国人，应该比较清楚。
       因此只要流年不顺，遭遇凶灾，多数农家还是没有抵抗和自救能力的。更何况余震还在持续，每家都还在窝棚里挣扎，暂时未垮未伤的物业，天知道在接下来的未知灾害中还能余几。正是这样一种恐慌心态，使得所有的农民，皆有自认灾民身份的愿望。每个人都担心，假设在最初没有纳入政府救助的视角，那么未来所有的上恩，都有可能被漏掉。这样的不安全感再加上不可否认的国民性痼疾，使得多数村民都会盯住那些本来不多的物资。
       乡镇政府拿到几车东西，按基本常识，就是马上分发到相对受灾较重的村，再由村委会根据实情分发到最需要的组以及农家。村委会如果是大宗的国家补助，必须要经过各组的村民代表讨论，推举名单，进行公示，没有异议再实施下发；这样既体现了基层民主，也避免了官民矛盾。但是眼前灾后乱局，各家都在忙乎自己的食宿双抢等诸多问题，召集会议本难，而下来的物资属于社会捐赠的部分，到村级单位时往往只有酸奶几箱，饼干几箱，矿泉水几箱。村里拿财政津贴的村官只有支书、主任和文书三人，要面对全村两三千人丁，如何分配这点物资，就成为头疼的问题。
       古圣曰“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忧患实际上几千年下来，依旧还在困扰国人。村官都是本乡本土的农民，与本村群众皆有各种亲友族戚关系；你本来据实分发的重灾户，恰好可能就有你的远亲，于是没有分到的轻灾户，必然就会指责甚至告发你徇私舞弊假公济私。乡村社会本来就是一个熟人社会，为了原则上的公平却可能得罪情义上的邻居，这对并非公务员的村官来说，自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于是多数村官就会选择一种所谓的民间智慧——有马大家骑，然后我们就会看见所有的村民排着长队，拿着杯子来分酸奶、矿泉水甚至大米的可悲场面。这样雨露均沾，固然都不解渴，但不花钱的滋润，总算聊胜于无；最起码说，可以减少许多纷争和质疑。就是真正最苦最需要的农户，也不敢声张多要几分而开罪众多的邻人。
       这样做，村组的矛盾似乎暂时掩盖，但是赈灾的目的却已经偏离。因为挨饿的依旧还在挨饿，他不敢在村组的熟人社会喊冤，却肯定会在县府等上官面前叫屈。书记老吴和区长老许及其他领导，这会儿都是要每天下村查访的，而市委也会派工作组微服私访检查救灾。危机时刻再加信息社会，普通百姓的哀鸣，此际就有可能上达天听。村官这样敷衍省事原无从追究，更何况村中无将，你还不敢临阵换马。但是区乡干部是食俸禄的吏员，却不敢默许这样的平均主义。听罢灾民投诉，自然要整顿基层做法。乡镇干部对村组的应对之策多数时候心知肚明，虽不敢苟同，却也束手无策。因为换成他们自己来分配有限的这点物资，首先人手不够，其次必惹更多非议。与其被指责私吞不公，还不如顺从“多数人的弊政”。
       就是这点水米，发了重灾的张村，轻灾的李村就会来吵闹——困窘是普遍问题，政府何以偏心？假设恰好镇长的岳父在张村，则更会引发私德的攻讦。乡镇一级还有更多的要务要处理应对，总不能完全陷入盆盆盏盏的琐屑事务。以致最后，上级要分配明显不够的赈灾物资，干脆拒绝不要。小恩弗遍，不如不施。宁可个体嗷嗷待哺，也省得群体愤愤不平。这样是不是就平息了乡村的是非纷争呢？微风起于青萍之末，却有可能在另外的山谷掀起飓风行动，这就叫系统论里的“蝴蝶效应”。
       九
       万家镇是区里的城关镇，集中着五六万居民。其中不少下岗的职工，还有土地被征用了的农转非群众。由于多是新建房屋，因此地震中很少垮塌，只产生了一批危房。为了避震，大家还是居住在政府和自己搭建的棚里，生活当然有所不便。但是由于纹江区很快恢复水电气，市场供应也能保证，因此基本没有灾荒问题。镇里也收到过一车矿泉水，考虑到无法均分，干脆拿去捐赠给了重灾的邻县。这样做，上级自然也难以非议。
       电视上天天播报国家救助和社会捐赠的巨大数字，但是这里的老百姓似乎还没领到一瓶水；毕竟同属灾区，内心不免忿忿。地震之后第九天，一辆救灾物资车开进了本来狭窄的街道，在一个服装店门口停下。一个单位的聘用人员下来，往店里搬运方便面、火腿肠和饮料。邻居薛跛子是一个吃低保的残疾人，看见后上去质疑，彼此口角，薛遂对着街面高喊：有人私分救灾物资啦。顿时引来无数围观且义愤填膺的群众。薛同时还给书记老吴电话举报，老吴在乡村巡视，闻讯立即飞车赶回。
       该聘用人员也向派出所报警，说有人哄抢救灾物资。老吴和警员赶到现场时，他已经被愤怒的群众吓跑了，那辆货车也趁机开走，现场只剩一部被群众包围的吉普。老吴问明情况，立即向群众保证，一定要彻查此事，给老百姓一个说法。警员也很快拘捕了该人并亮相，同时马上在群众监督下搜查商铺，抄出来全部一起十几箱饮食和一顶帐篷。商铺贴上封条，该人被带走审讯，群众慢慢散去。
       区委紧急召开常委会，查明情况是——该人乃去邻县绵竹汉旺镇参加营救的民工，现从汉旺镇撤退，剩下一些救援物资。领导向上级申请，要求给每个救援人员一点物资补助，理由正当，就拨给了他们一些。他把自己那一份送到自己女友商铺卸货，立马就激起了民愤。
       这样的行为本来考虑欠周，加上语言失当，自然容易引起误会。地方上事犹未了，到了下午，更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开始聚集在商铺门口，谣言四起，纷纷流传说官员私分救灾物资，百姓至今无人救助。尤其放假的中学生盲目参与进来，一时群情激愤，瞬间就要惹出大规模群体骚乱。本来就在危房丛中，一旦余震突来，满街挤满各种看客，群众生命危在旦夕。可是全区仅有二十几个机动警力，全部到场，很快化在人海之中看不见踪影。防不胜防的危机在应急预案之外突然形成，基层政权又该如何来应对并化险为夷呢？纹江区的星星之火，假设引燃周边的重灾区，那样的后果谁敢承担。
       十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无论中央或地方政府，防止大规模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各级领导守土有责的第一任务。稳定压倒一切，是上下明确的责任。在稳定中改革开放，在稳定下和谐发展，这是执政党追求的最高目标。天灾来之不预，谁也难挡；救灾减灾，政府行为已经基本赢得国际和自己人民的认可和赞誉。但是如果人祸接踵而至，那所在地的官员肯定难辞其咎。更重要的是，良心何以面对雪上加霜的一方百姓。
       书记老吴久历基层政场，且富人文情怀，焉能无此种敏感直觉。虽万人丛中，吾往矣——这样的任事胆魄，在关键时刻是能考验决策者高下的素质。他一边向市里报告（这是绝不能隐瞒的大事），一边请求增援警力维持秩序，一边安排各部门干部全部上街劝阻群众，一边大胆走向了开始狂躁的人群。
       他在此地为官已久，平时老百姓多也认识，自信心以及第一责任人的身份都不容他半点含糊。但是灾后百姓还在余震焦虑压迫下，寝食难安自然肝火正旺，兼之多年体制性的积弊难免使得各级政府的公信力降低，在全国都在关注救灾钱物的监管问题时，这些确实还未领到救助的灾民，自然容易信谣传谣而大有踏平腐败之气。他与市上来的一位领导登上一辆已被失控人员砸破的警车之上，向群众喊话，半导体的微弱声音完全被淹没。区长老许带一干人尽力维护着谁也难以维护的秩序。他们看着脚下闹事的多是中学的愤怒孩子，只能让赶来救援的防暴特警渐次撤退，绝不能另外再引发流血冲突。
       不可否认，任何这样的群体事件，都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挑灯拨火。但是愤怒是天然具有传染性的情绪，尤其在夜幕和人海之中，难免也有很多趁水摸鱼的狂暴青年。在大灾的背景下，灾民裹挟着普世同情，政府采取任何强势手段来干预，都很难占据民间的道义优势。但是任之燎原，又可能带来灭顶之灾。于官于民于社会，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区委和政府的分寸，决定事件的成败。他们迅速号召来所有的老师找学生，家长叫孩子，厂长找职工，居委会找居民。所有的干部上街分解人群，解释真相。最后老师和学生手牵手隔开人群，掩护警察撤退，避免身体冲突。这样的举措很快见效，当夜群情平息。再通过电视广播和社区人员，挨家挨户向市民说明情况，澄清谣言。又紧急调来各种物资迅速分发安抚，一场差点酿大的危机，终于被消弭于无形。但是重建家园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还会在其他隐形的问题上再次卷起狂澜吗？这对每一个施政者都是一场持久的考验。
       十一
       每天发放十元钱一斤粮，这是国家针对真正的灾民出台的专项临时政策，救助期限是三个月。并不是每个户籍在灾区的人都能均享这种补助，这也是无可非议的。国家规定可以享受此政策的是“三无”人员——无房可住，无生产资料，无收入来源。至于是“三无”齐备的还是只居其一的，这个标准其实是可以由地方灵活掌握的。
       鉴于本市确实灾情严重，尤其什邡和绵竹死亡较多，于是决定在这两市实行全部人员发放。其他几个县区，还是要有所区别并制定相应细则才行。这就给这几个县区带来了巨大麻烦。纹江区讨论的细则是——房屋全部倒塌户、房屋严重受损无法居住户和贫困户可以全部纳入。房屋局部倒塌或严重受损户，可根据家庭人数和经济状况，纳入一至两人。干部、职工和教师全部不享受此政策。
       按理说，这个细则不可谓不细，村组比照自然就能马上确定补助对象。但是，中国的乡村世界远非外人所想那么简单，就一个贫困户的定义，就可以为难死你。因此，为了预防做了好事还挨骂，在程序正义方面又设置了三个步骤——各村组村民代表大会推荐，村公告栏公示，乡镇审核上报。这样看来，一切应该顺理成章的好办了。可是直到今天（震后18天），几个县区的这个特旨恩荫，还是难以下发。
       原因何在呢？因为可以拿到九百元钱，九十斤大米，这对农村而言，可不是一个小数。如果不是人人均沾，那谁也难得谦让。有的农户已经搬到省城和经商的儿女生活了，闻讯也要赶回来讨要这个恩惠，更不要说还在土地上讨食的村民了。他们的逻辑也很简单，似乎也在理——都是灾区人，凭什么邻县都是全有？再说党中央给的福利，你地方政府凭什么要扣压？你敢不给，我就敢告发你们克扣灾粮，摘了你们的花翎顶戴。
       朝廷圣明而地方糜烂——这是自古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的一贯错觉。皇上好而贪官坏，这也是近年来无论戏剧还是现实，多多给民众形成的教化。部臣阁僚做好人易，底层吏员做恶人多，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村组如果把全民报上，乡镇有受灾照片档案，那也不可能更不敢拿去糊弄上级。于是在程序正义的第一步，就出现了卡壳。真正的灾民无法推举出来，因为多数人会要争取这一“有价身份”。
       当然也有一个乡镇立马就报上了名单，人数基本符合上级掌握的实况。但是乡村工作经验丰富的领导，岂能不怀疑此中有猫腻。于是派员私访调查，原来是各村组达成民间协议，以真实的灾民身份去领这个钱粮，但是必须到村组后再来一次基本平衡的瓜分。比如灾民拿六成，其他人拿四成。这样的妥协总比都不拿看似要好，那上面可以不干预吗？
       如果官员的政治经验不丰富，知道此中实情，也许就装聋作哑得过且过。但是书记区长却不能同意这种丧失原则的做法，因为这里面又有可能留下巨大的隐患——灾民为了眼看就能到口的粮食，不得不和村民妥协。但是事后困难依旧，他不会找邻人讨要，却有权向上级政府讨要。而且他有十足的理由和证据去检举基层政府，确实克扣了他应得的份额。总理给的十元钱，到你区乡变成了六元，另外的四元是否贪腐，那可是真难澄清的浑水了。
       几十年来，农民和基层政权都在进行这种无形的“博弈”，甚至都要精于算计才行，谁要失算一步，就会蒙受损失，有时甚至常常是双输。如何双赢，这才是一个大命题。
       
       十二
       除开大批的失踪人员之外，有名有姓有户籍且见到了尸体的，谓之“死亡”。最初从废墟中扒拉出来的死者，是由亲友辨认登记签字，允许领回掩埋的。但是也有很多合家死亡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无人认领的尸骸，总不能一直摆着影响环境，那就由民政及相关部门作出DNA采样登记，再由民政统一火化保存骨灰。再之后几天，尸骸太多且开始腐烂，那就采样登记之后统一进行防疫处理，再集体深埋。这样的举措多为生者和环卫问题考虑，因此能获理解而不致太遭人诟病。
       国家及时出台的抚恤政策是由中央财政给予每个死者家属五千元，根据惯例，各个地方财政一般还要配套一笔。比如省城财力较好，可能多补一点。至于各地州级行政区域，也都要考虑大致平衡的配套抚恤。如果原来买过保险的，则由保险公司按条款自行赔付。如果是私立学校幼儿园和企业的死者，那相关法人和单位，还要另外单项协商给予抚恤。但是对于这样大规模的天灾死亡，补偿都不可能有很多——这和空难绝对不一样。粗略估计邻县的学生死者，大约家长能够拿到的抚恤及赔偿，合计不过三到四万左右。钱多钱少都无法抚平失去孩子的深刻创伤，家长要讨要另外的说法，那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纹江区万幸，死难者只有十五个，各家都及时伤悼火化做了安埋。书记区长按规定要看望安慰遗属，有农村哀家投诉——殡仪馆不仅收了他平时规定要交的六百元火化费，还另外加收了四十五元路费，因为超过了灵车规定的公里数。
       这要在寻常时候，都是中规中矩的条文，老百姓没有异议。但是放在灾年且普世关注的时刻，却可能因为这一小的疏漏，引发出一场巨大的舆论风暴和稳定危机。地方首脑的权力足以马上决定退还这些费用，立即责成民政局安排处理并道歉。灾民遗属的耿耿不快，迅即便能化解。
       对乡村社会来说，六百元也好，四十五元也好，很多时候它不是会计科目，是代表政府对灾民身份的某种确认和重视，是一种无处可泄无仇可报的怨气块垒。如果因为这样的细节失误，导致哀家不火化，甚至抬尸哭丧，那最后基层政权付出的代价就会更高。
       十三
       逝者无论曾有怎样痛苦的辗转，而今都带着眷恋回归尘土抑或走向天堂了，次第风雨很快就会抹平大地的罪过与血痕，而万千满心伤痕的灾民，还将在这块土地上长久挣扎。抗震实在很难，自然的力量远远超乎人类想象，而救灾，本质上说，是救这些无常命运的哀哀苍生，救那些凶险岁月下的遗孑草根。
       媒体和政府引领掀起的这一场悲情风暴，社会良知被苦难震惊感动的慈善巨潮，虽然都会减轻灾民的心灵与生活负荷。但是随着国殇公祭的结束，一切都将会渐次降温。社会生活也会从一时的恐慌和悲悯中解脱出来，各自重归它原本具有的身份、阶层、等级以及无数鸿沟。丧钟落幕之后，陌生平民的血不会成为大众生活永恒的盐。激情会消退，所有悲哀的故事依旧会像这场旷世地震一样被掩埋。谁也无法彻底拯救那水深火热的几千万灾民，根本上说，他们还得自己站立起来，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但地震之后余震未消，无论倒房危房有房的家庭，皆不敢回屋生活。基层政府在没有中央正式通知前，肯定也不敢发文号召大家有房的回房，因为担心万一大的余震再来，那你政府便有误导责任了，于是只能自己率先垂范进屋办公睡觉，老百姓多数时候还是会窥视干部的选择，尤其在这种人心惶惶的时分，官员的身教肯定好于言传。可为何这个睡觉也要成为领导讨论的议题呢？
       因为几十万人露宿在路边的各种形形色色的窝棚里，就难以回归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暑期烈日汛期风雨，都会激化各自内心压抑的情绪。更不要说洗澡解手饮食的种种不便，健康卫生防疫的种种隐忧。就从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来说，书记区长天天看着这样的避难场景，都不免满心不安。万一哪天不幸某个老人中暑孩子损伤，都可能激起新的冲突，毕竟住窝棚帐篷都不是长远之计。重建新房且不要说相关扶持政策还没出台，就是国家全部重建也还需要待之时日。如何帮助几十万人民安全过渡，成了基层当前稳定局势的首要问题。
       于是，过渡房问题必将写进常委会的议程。
       十四
       确切地说，纹江区的领导班子还是一个思路缜密的集体。就在大震之后三天，多数灾区还在废墟中找幸存者之时，他们已经开始认真讨论甚至争论要不要修建过渡房的问题了。当时中央政府都还无暇出台相关政策，他们也不知道究竟如何来安置这么多流离失所的灾民。地方财政的财力有限，社会资助的帐篷和资金暂时无法进入他们这样的次重灾区。如果是平时的小灾，中央政府出一点，地方政府配套一点，灾民自己出一点就可以解决。现在的问题是那些好不容易可望小康的农民，再一次被洗白了；他们依靠一点救济和善款，多数依旧难以重修房屋；但是基层政府又不能坐看大家长期在简易窝棚中受罪。
       在唐山地震时，一切都还是公有制，国家扮演的是无所不包的上帝形象，因此所有的重建，都由中央政府买单。但是今日的中国，所有制十分复杂，农民的产权也非常模糊。土地既不是国家的，也不是个人的，名义上属于一个虚拟的名称——集体（村组）。农民只是土地的承包经营者，而不是地权拥有者。但是他又是土地产品的实际受益人，国家已经免除了千年不易的皇粮——从这个意义上说，受益人又必须要承担土地的风险和灾害，政府只需要酌情给予不同程度的扶助。
       问题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使万千家庭彻底破产，政府如果不能彻底安置，就必然要带来对稳定的威胁。而这一切，都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于非政府责任的天灾，政府也只是给予福利救济和借贷支持，并不承担全部买单义务。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农民大国，对于无数甚至还没脱贫的灾民来说，如果没有政府的全方位帮助，则未来的生活许多人必将陷入绝境。
       由于多年来政府主动担当“全能救世主”的责权，人民也一直习惯把党中央视为可以依托的“大救星”。这种宣传教化的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老百姓的“等靠要”心态。你只要真正深入灾区，就会经常面对这样的质问——政府哪个时候来帮我们修房子？你如果说还是需要各家为主重建，那有人就会更加质疑——总理在电视上都说了的：政府会帮你们重建，还要建得更好。——他们会把总理对一个孩子的安慰，视为已经出台的国策。
       未来如何重建，国家如何补助，这些问题还将待以时日；但是眼前要修建临时过渡房，却是上下都已肯定了的。中央是在震后半月作出的决定——由国家出钱在灾区城镇集中修建活动板房居住区。这是解决的城镇居民的过渡问题。那么农民呢？散落在大地上的无数农家，他们的过渡如何解决呢？
       十五
       中央当然也考虑了农民的过渡房问题——每家补助一千元现金，暂时调集帐篷过渡。这样的政策确实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好处，但是落实到基层政权时，就会形成很多的争议与问题了——因为这还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惯性思维。
       先说城镇的活动板房，由建设部统一订制，统一派人安装，规定是每亩地只能安置八家，必须一千家集中一处安排——因为这样才不会浪费配套的公共设施（这是按现代社区服务标准设计的）。这就意味着每建设这样一个过渡区，需要一百二十五亩就近城区的土地（因为还要考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方便问题）。基层政府必须出钱做好前期的平整三通工作，不如此集中就不予安装。活动板房设置齐全，包含洗浴厕所都有，可住十五年。
       看似多好的恩典，但基层算账，房子和安装虽然不要钱，可是配套工作弄完，等于给城镇居民每家要花几千元。更主要的问题是，这样的土地是临时周转，你不能去征用农田，而现成的这么大的空地却很难找，再说有的城镇，没有一千户受灾的，只有几百户的那又怎么办？再就是入住问题，倒塌房屋、危房和贫困无自救能力的要住进，小康微损房的也要求住进，谁都难免会产生攀比和依赖心理。政府日后如果帮助修好房屋，他们会搬迁；如果要他们也出钱来修，那他们可能因为贫穷或者不愿出钱而继续依赖，不修房不搬迁，反正活动板房质量好且基本舒适，还不要租金。那这样的集中避难营，就会成为乡镇的一个永久性伤疤，给未来的基层政权带来难以预料的麻烦。
       如此多的人聚居一起，难免产生各种突发事件。在对政府有过多指望而又不免部分失望的群体之中，则很容易酿成借题发挥的抗议，甚至聚众滋事。一个巨大的弱势群体，再挟带着暂时的普世同情，一旦和基层政权构成对立，则政府原有的强权姿态，便不免失去优势。还有就是花这么多钱修了，城镇居民也未必愿长期合住，互相之间容易产生矛盾。于是有人主张，反正以后还要再修建永久性住房，过渡房显然就是浪费，不如变成现金分发给各家，自己去设法重建。
       但是这样又带来新的问题，就是政府对被毁城镇的重新规划问题。究竟是让老百姓在原址各自五花八门再建，还是一切推倒，重新划地，按新的商业模式来操作。很明显，基层政府对付这样的突然大灾浩劫，确实也缺乏经验。而相关学科的研究者们，由于多数时候地震似乎是一个遥远的话题；因此，也缺乏真正能够结合中国底层实际的实用性建议。如果中央财政全部买单，当然可以减少矛盾。但这样一方面可能培养灾民的弱者讨要心态，另一方面还要牺牲所有纳税人的利益和国家财力，这就是所谓的两难困境。
       十六
       城镇居民的过渡安置从板房到安装再加各种费用，算起来起码每家在一万左右。可是给农民的过渡就只有一千元现金，这显然要给基层工作带来矛盾。于是市委和省里协商，省里再下拨配套一千元。当然这是只给房屋确实没法住的三口之家。可是有的家庭还是老少合住的，人口不止三口，那市里又决定每多一口人，再加八百元。那些房屋轻微受损，比如厕所厨房院墙倒塌，瓦被掀掉或者部分裂纹但需要修补的，那再由乡镇给予评估，每家补五百至一千元不等。
       应该说这个方案已经够细，可是基层干部看着还是犯难。从一般常理说，城镇居民要比农民的储蓄稍多，活路也略宽。但是农户只能拿到二千多元过渡金，居民却能享受到价值一万以上现成房屋居住。同样受灾，同样贫困，为何对农民的政策从建国以来，就一直保持着这种倾斜不均呢？近年来经常讨论的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问题，在赈灾的政策方面，也凸显出来。一旦农民也提出要住活动板房，那基层干部又该如何回答呢？
       但是无论怎样充满悲悯的基层官员，对于这样的政策即使有所质疑嘀咕，也不能再去向上级哭穷了。因为表面上看似不多，但是由于需要救助的基数太大，加在一起，就已经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了。再说，这仅仅是过渡资金，以后城乡的重建房补助，目前（五月底）还没出台，但是可以预见，中央财政肯定还得拿一笔巨额资金出来。二千元肯定无法安置流离失所的灾民，那他们如何来安抚百姓呢？那就另外向国家的慈善机构打主意吧，为每个受灾的家庭再争取一顶帐篷。由于国内外的捐赠很多，物资的争取显然要比现金容易。这样大致就能摆平农民对公平的诉求了。
       对于基层政权来说，考核你是否具备“牧民之官”的能力，主要是看你如何既保证基本不走样地执行了各项国策，同时还能巧妙地化解乡村的各种冲突。尤其在大灾大难面前，领导班子的集体智慧，如果能不给上级增加负担，不把矛盾上交，不引发官民冲突，不酿成群体事件，那就可谓“能员干城”了。但是这样就真的能摆平乡村矛盾吗？
       十七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见，受灾以来各级政府每天要研究多少问题，解决多少矛盾。因为每一个数字和政策，都不可能是某个人随便拍板出台的。更何况在此期间，还有很多救人抢险移民炸坝的重大问题要决策。就基层来说，事务的繁多更难想象。每个部门和乡镇，干部的配备大约多只有七八个到十几个不等。他们从地震以来，就基本没有回家，必须随时待命，每个人的疲倦都写在脸上。即便如此，肯定还有疏漏之处，还要在最不经意的事情上，惹出麻烦来。
       5月29日大早，金河镇就向区委告急了——一百多灾民要走上高速公路，步行到市里去上访告状。经历了“5·12”事件，区里已经有了各种应急预案，处变不惊，能够从容面对这些突发事件。区委副书记和相关部门领导配合乡镇干部，迅速出动，轻装简从，在高速路的入口处拦住了那些激动的群众。
       首先要提出警告——成绵高速目前是救援绵阳、北川、安县的生命线，谁要堵截，既是对重灾区人民的伤害，也是严重违法，国家绝对不会不追究。老百姓当然也知道轻重，宣称他们不会堵截，只是徒步顺路。那么干部一方又劝导——上访是群众的权利，但是行人上高速路也违背相关法律，更何况现在路上密集狂奔着无数救灾车辆，万一引出车祸，那也后果严重。坚持要去的话，区里已经安排好车辆，请大家坐车去。
       大巴已经在路口等着，群众也要讲理。但是他们内心也明白，所谓步行上高速，本质上是对基层政府的一种要挟，需要求得某种重视，如果坐车去，就失去了意义。再说就是到了市里，有什么问题还是要回来解决，既然区里已经来了领导，那目的已经达到，再去市里也就反而毫无价值。而且如果彻底不听劝说，完全得罪平时也都认识的乡镇干部，今后也许要解决什么问题，反而更难。于是多数人决定听从干部的劝说，回到乡政府去开会诉说。少数人上了车，开了一程担心被直接拉进警局，又决定还是打道回府吧。于是，紧急事件变成了在乡政府的民主对话，只要肯平静对话，对基层政权来说，反而就是一个借机宣讲解释国家政策的机会。
       在这里，老百姓和基层政权的“博弈”再次呈现出来。群众知道一个通理——爱哭的孩子有奶吃。但在缺奶年代，可能就要出“群哭”这张牌，才可能博到一些“胜利果实”。问题是到底有什么“冤屈”需要他们这样去“群哭”呢？难道在这样的高危时刻，还有基层干部敢徇私舞弊侵占不公吗？
       十八
       这一天恰好是金河镇赶集的日子。无论城市乡村，任何群体事件都肯定有最初的少数人带头。而只要有几个敢出头的，“沉默的大多数”就会选择随从，随从既可能满足自己的诉求，还可能不致惹祸“问罪”。对一件风波的“风险评估”，老百姓还是基本清楚的。少数人也清楚，在赶集的日子出头，无需号召就有很多的看客和共同诉求者，这可以增加出牌的分量。果然如所料，当几十个人回头走向乡政府之时，跟进的农民则已达几百。
       乡政府的办公楼也是危房，院子里搭建的办公棚，正好可以坐下几十个人对话。应召而来的各部门干部和村组长，也基本到位了。领导喊话要求有意见的代表进入棚内开会，其他的在院子里安静倾听。于是棚内顿时坐满，却主要以妇女居多。副书记和乡镇主要领导负责回答群众质疑，大家轮流发言“喊冤”。
       原来引发这一次群情的事，是昨夜的大雨。各家都住在窝棚避震，多数棚子漏雨造成了老人孩子的痛苦。大家总看电视上报道，哪里哪里又给灾区送了多少钱多少帐篷，国家又拨下了多少钱粮，但是至今他们除了领到一点白水和干粮，还啥都没有见着。如果不是基层政府贪污侵占，那这些恩惠怎么还没降到百姓头上呢？这是多数人的质问，干部很好解释。
       还有农民指责，房子倒了这么久，连个干部的影子也没见着。共产党到底还管不管灾民的死活？政府到底还赔不赔偿我们的房子嘛？他说完立刻有一组长起来谴责他胡说——我那天带镇干部去你们家拍照，你婆娘都看见了的，你他妈又来造谣啊？组长也是农民，乡里乡亲互相责骂没有问题。有气的农民敢骂乡政府，但还是不敢得罪本组组长的，立马不再言语。镇干部顺势给他解释所谓“赔偿”的不存在，只是肯定要补贴。而且补贴对象是由你们群众选举表决，公示审核之后才作数。
       然后有妇女哭诉，一看就是穿戴不差见过世面的人。她说她虽然在市里生活，但是户籍房子还是在本镇，这次也垮塌了。她几次去找居委会反映，要求国家那份救济钱粮，都被居委会的吼出来。根据政策，她也是灾民，凭什么不给救济？
       还有一个一直在院子里叫骂的时髦妇女，她的问题是她原来的房子占地很大，现在拆了危房，以后还允许她在原址原大重建吗？很显然，她担心失去她原来的商铺门面位置，怕政府借重新规划之名，夺走了她的商机。她一直高声嚷着，但很快就接到几个电话，然后就到旁边歇气去了。基层干部对付这些爱闹的人，也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一般会通过她的亲戚朋友或者对她形成情感制约的人，提醒她不要闹事。这些打电话的人，难免也有吃俸禄的，那是肯定要服从组织安排来做这个工作的。
       大家杂乱倾诉完，领导也听出没有根本性的危机，把政策解释清楚，气氛也就和缓下来。总的分析，主要是基层干部人手不够，一时无法到每家每户宣讲政策。再加上前面说过的村组推荐该被救济的人，一时难以落实，造成钱粮确实未能发放，因而激起了民愤。小小风波很快和平止息，农民还要回去插秧。至于对那几个牵头的人，基层一般会单独去谈话。确有问题解决问题，该要警告还得警告。大家都在本乡本土，谁都难免有点毛病把柄，如果基层真要对你认真，那样的日子也未必好过。于是大家都见好就收，相得益彰。
       十九
       一般来说，发生了这样的群体事件，无论大小，区里都是要召开常委会总结的。虽然其他灾区发生的事情更多，潜在的危机也多，但是各自守土有责，工作总要更加细密才好。大家发现宣传工作不到位，就会引起老百姓误会。建议还是要赶快把损坏了的广播线修复，最好再派出高音喇叭宣传车去巡回讲演。另外设计制作一个简单的救灾政策问答，发到每一个村民手上，让大家明白自己可能获得哪些救助。
       其次，该及时发给灾民的钱粮以及过渡费，赶紧下发。省里已经答应调拨的一万二千顶帐篷，得赶紧催促发来。小春的作物菜籽和小麦已经收割了，赶快动员相关部门和企业去收购，农民手上急等现钱。地震了，氮肥厂受灾停产，农业生产资料涨价，要尽量帮农民保证供应正常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真正的自救。
       有经验的干部还提出，非常时期，可以学习过去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重建家园要精神先行，要重建群众自尊自强之心。还可组织工作组下到各个重灾区，直接就地解决一些问题，把各种影响稳定的因素，消弭在基层。
       区县政权是国家政治最前沿的单元，也是各项国策的最终监督执行者。按书记老吴的戏言说——除开没有国防和外交的建制，国家所有的机构都能在一个区县找到直属配置和下级。在平时，除开抓稳定和发展之外，看似并无太多要事。但是在这样天灾的危机时刻，它确实起着维护社会基层秩序的重要作用。因为它是直接面对群众面对农民的行政窗口，所有的底层冲突矛盾和困难，都要在这一层面得到化解。所以上述那些工作，看似微不足道，但却可能真是消化各种潜在问题的良方。
       救灾从安定灾民入手，这是千年不易的古法。先解决民生，最后才能达到民享。小小纹江区在这次地震中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一百一十六亿，政府确实不可能完全“兜底”。因此最终还是要官民携手，才能重建家园。部分灾民有部分不健康的“灾民心态”，在举国悲悯的背景下，细说有违常情，且影响“政治的正确性”，因而在此暂不讨论。
       纹江区最近提出要“重建精神”，我觉得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倡议。无论灾区抑或国家，假设人民坍塌的不仅是房屋，连精神穹窿都随之崩溃，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二十
       汶川大地震的主要灾区，皆位于龙门山断裂带，也就是四川盆地的西北部盆沿山地。地震之后，科学家已经测量出盆地整体沉降，而重庆明显隆起；可见这次地壳运动的巨大力量。可是，地震仅仅改变的是地貌吗？也许站在历史长河的未来看，经此一劫，这个世界已然发生许多更深刻的变化。山川屋舍，世道人心，都可能要在摧毁和重构中经历生死蜕变。
       从另一个角度说，灾区人——无论官员还是百姓，在此后若干年，都不仅生活在地质学的震带上，更多的可能是还将处于社会学的震带上。成千万的灾民，如果首先不精神自救，那即使治愈了身体的伤病，却仍未消除心灵的隐痛。而政府如果不彻查灾难中发现的许多隐疾，也很难给人民一个交待。这些问题的存在，必将对改良政治生态起到推进作用。
       悲情援助这样的善举，并不足以持久保证灾民的未来，乐善好施的市民依旧还将回归自己的生活，不可能永久地捐款、送水送饭。时日稍长，最终还可能会嫌弃某些有过多奢望的人——部分人的国民性陋习，都会更加在一个没有足够福利保证的时代生活中显现出来。事实上，我们看见的一些事例，已经反映出不少人的自我弱化心态。而基层政府如果对一群广大且确实困窘的灾民安置失措，最后的结果将可能悲剧性地出现——政府拼死激情地把灾民营救出来，然后还会在一些突发的冲突中，再把他们压制下去。而那时，必将给整个社会带来新的危机。
       灾民目前对国家救助的期望值太高，多数怀有诉求“赔偿”的心态。而政府多年无所不包代民做主的习惯，又多少培养了老百姓的依赖性。一旦期望和现实错位，就会产生绝望。灾后的人生本来艰难，再一旦失去自强自尊和信心，随之而来的将是高自杀率，这也对社会构成新的刺激和伤害。如果基层社会失去稳定，那意味着全国人民都要分担其社会后果。
       因此研究基层政权在灾难危机下的运作和应对，检讨灾难前后的各种经验教训；从重建家园到重建基层民主和法制，真正在废墟上解放思想，探索制度创新，这可能才是上下共通的美好愿景，也才是这场付出巨大成本的灾难，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唯一财富。
       最后，我借一个朋友发给我的一个短信来作为结语，这段话应该说有种残酷的意味。他说——感谢汶川地震灾区的人民，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来完成这次真正的拯救，让权力归向人性，让生命体现尊严，让信心获得验证。他们是天下的盐，让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也包括每个人开始变得更有人味，会哭泣，能感动，懂得爱，懂得好好生活。为那些死去的无辜生命和还在受煎熬的受难者祈祷。愿逝者安息，活者生还，国人都得到救赎。
       野夫，作家，现居北京。曾在本刊发表散文《江上的母亲》、《别梦依稀咒逝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