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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塞在《荒原狼》中这样写道：每个时代、每种文化、每种道德、风俗和传统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温和与严厉、美好与残暴，都要把某种痛苦视为理所当然，都会忍受某些坏事。只有两个时代、两种文化相互交错的时候，人的生活才会变成真正的痛苦，变成地狱……有时候，整整一代人陷于两个时代、两种生活方式的交替之间，这一代人失去了本来理所当然的东西，失去了一切惯例、一切的安全感和纯洁无邪。我在两年前将这段文字抄在一张卡片上，写下它是因为觉得与周遭社会转型的躁动深为契合，但只是泛泛而论，没有深入肺腑的感受。当我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纷争，越来越深地嵌入到这个世界当中，我知道，黑塞失去的一切的安全感和纯洁无邪正在我们身上得到印证。我们更像是黑塞时代的一个模糊回声，一个历史开过头的玩笑。
       “2007年3月4日，元宵。下午三点的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被漫天的风雪笼罩，刘明明等七人乘坐的面包车因路面积雪过厚抛锚，在车上所有人下来推车之际，后面一辆依维柯疾驰而至，将面包车撞出十多米远，其他人安然无恙，刘明明双腿和一只胳膊多处骨折，神智清醒，但无法动弹，一段异常沉痛的经历就此展开。随行的高波等人无数次寻求110、120帮助。120回答雪太大，车出不去或是推给110，而110则回答已告诉巡警，或是推回给120。情急之下，高波等人自己推车往前挪，没走多远，他们看到路边有座红房子，看见里面有个打更的老人，他们跪下求救，这是高波等人第一次屈起双膝寻求同情，此时，他们并不知道，在这个雪色黄昏，自己还将十数次跪下来，以屈起的双膝呼唤同情和对同类的悲悯之情。打更老汉拒绝了让伤者入内躲避风雪的要求。高波等人回到出事地点的白家兴村加油站，高波和两辆车的司机一起跪下，哀求业主能让刘明明进去暖暖身子，否则他将冻死，被业主回绝。随后，他们拦下一辆丰田轿车，里面坐着两个穿警察制服的人，他们同意刘明明等人上车，但车行不多远，在一个诊所边上要他们下车，因为‘我们要去接领导！’再接着一辆警车开过来，高波等人在路中间跪下，警车在离他们三米远的地方绕道疾驰而去。警车刚开走，一辆120出现在马路上，几个人不顾一切拦下车，跪下，120司机冰冷的回答说他不是本地的120。此时，刘明明已全身湿透，喊他已不能回答。找车无望，他们将刘明明送到路边小诊所门口，高波等人跪在地上苦苦恳求几分钟，诊所女人勉强开门，但不同意把伤者放到病床上。他们只能把刘明明放在水泥地上，高波返回加油站找车，未果，匆匆跑回诊所，他远远看到刘明明已躺在诊所门外的雪地上。到深夜23时，距刘明明被撞整整七个小时后，在高波等人十二次下跪之后，他被送到该县一家骨科医院，此时，刘明明已停止了呼吸。”
       请原谅我如此大张旗鼓地复述一则新闻，在我看来，每个细节都是那样惊心动魄，其冲击力丝毫不亚于整部的史诗著作。在最初难以言说的愤怒和躁动之后，我想现在可以稍微平静地谈论这个话题。刘明明事件可以看作黑塞言说的一个注脚，作为失去一切安全感和纯洁无邪的例证。在这起事件中，能看到令人痛心的溃败的场景。这是打更老汉的溃败、加油站业主的溃败、穿警察制服者的溃败、诊所女人的溃败，它更是包括我们在内所有人的溃败。它不仅是个人的溃败，更是群体的溃败。刘明明事件并没有被定义为历史事件，历史事件的首要准则是被人记住，然后在编年史上找到一个位置。刘明明只是一则新闻中不幸的主角，在了无新意的成千上万叠报纸之上，被快速阅读，匆忙遗忘。即使他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也会在最初的愤慨和叹息之后被忘却。他的亲人，在最初椎心的疼痛之后；他的同伴，在时光淡化了求救过程中不堪回首的羞辱、绝望之后，一切终将被忘记。而当人们以偶然、个别为理由拒绝严肃讨论之后，当与之类似的黑煤窑、黑砖窑、黑心米等不断挑战人类文明底线事件源源不断发生之后，我们是否应该探究是什么促使人们对人的生命如此疏离，对别人的生死如此冷漠？又是什么让人们对别人的生活采取隔绝的态度，满足于个人的温暖，竟可以对风雪中如此凄凉的呼救充耳不闻？毫无疑问，仅仅作为旁观者，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他们本来可以成为馈赠者、施与者，但在自己最细微的善行将赢回一具温热身体的时候，他们却如出一辙选择拒绝的手势，这样的动作该是出于怎样冷酷的心脏？当所有这些事件被人们轻描淡写地谈论，作为普通的日常场景，这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必须有勇气追问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在那些耀眼的珠宝、高楼大厦、高速公路、高档汽车和时装之外，时代之轮还辗碎了什么？在经济腾飞、繁荣盛世这些辉煌的宏大叙事之外还存在怎样惨痛的个人叙事？表面上看，刘明明事件激怒了每个正直、善良的人，报纸、网络上讨伐连篇，甚至有人将最恶毒的话语回馈给那些拒绝帮助的人。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场景已经屡见不鲜了，我们可以在电视镜头前夸夸其谈，宣示勇气和力量。但暴行一旦发生在身边，我们却大都选择沉默。刘明明事件中，那些冷漠的人甚至不是在暴行，而是在灾难发生时选择了沉默，这样集体的溃败很难相信可以用个人品格来解释一切。同样，我们是否意识到，拒绝刘明明入内的打更老汉、120司机、诊所女人及其他人也许正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朋友、亲人。平时，他们遵纪守法，过着达观的生活，对邻居慷慨大方，乐于助人，颇具幽默；也许心胸不开阔，但绝非新闻中那样毫无人性，那么，其间巨大沟壑是如何产生？仅仅是一场暴风雪，一个并不极端的处境就足以促成他们道德品格的整体急速下滑，以至在人类最基本的准则面前溃败下来？
       很多个夜晚，我躺在床上，试图让自己进入令人悲伤的冰天雪地的场景之中。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人类的悲悯、同情与生俱来，它们被人类漫长的历史证明为美好的品质，而且，对同类绝境之下的同情和救济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否则它们会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被淘汰出局。我无数次试着进入他们，找出拒绝的理由，面对十二次下跪仍然拒绝的理由。先从丰田车上穿警察制服的人开始吧，他们的身份有些特殊，职责是救死扶伤，除暴安良，这大概也是他们的职业伦理和道德。但这种伦理是含糊的，它提供了某种理论的梗概，没有操作细则和惩办措施，具体的行为在遵从含糊原则的基础上有另外铁的规则。在他们面对的评价体系中，服务对象、媒体舆论固然被置于重要的位置，最终的严肃性来自权力的话语系统。从粗浅的层次说，权力话语系统决定着他们的工资奖金，决定着他们的晋升或者降职，往深里讲，权力话语系统安排了社会的生活，制定规范，是一切规则的元规则。即使所有舆论非议他们，所有人在背后指着他们的脊梁骨，只要有来自权力话语系统的褒扬声，总的来说都是值得乐观的，这大概就是吴思所谓的“潜规则”。他们以去接领导的理由拒绝了刘明明，表明对权力话语系统臣服的具体准则压倒了救死扶伤这一理论准则。没有来自外界的严厉约束，权力缺乏耐心的本性注定使它将结果置于比手段更高的位置。为一个陌生人开罪权力话语系统并不合算。何况，我们必须原谅他们，虽然他们无数次听到“自由”这个词汇，也无数次亲自说出这个神圣的词汇，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品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的体制中，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基于此，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把爱好秩序和忠于权力混为一谈，把热爱自由与蔑视法律视为一事这样矛盾的现象，也就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在权力压倒所有的秩序中，除了让权力压倒自己，别无他途。大概这也同样能对外地120司机的行为作出解释。
       再回到加油站的业主，他回绝的理由是：人要死在里面怎么办？夜间是两个小姑娘值勤，怕她们害怕！要不你们问问她们愿不愿意？而在电暖气旁取暖的四名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却一直不回答。从他的立场看，眼前发生的事件是迷惑不清的，也许这只是一个阴谋的开始，几个男人借着恶劣的天气谋划了这个并不高明的行动。他孤身一人，四个弱不禁风的女孩子更不是他们的对手，在缺乏基本信任的情况下，让几个陌生的男人进来显然冒着极大风险。即使求救者脸上的悲痛和焦虑是真的，但万一自己把人收留进来，人死在店里，他们借机敲诈闹事又该如何处置？做好事，见义勇为后被反咬一口、被诬告的事例在电视和报纸上屡见不鲜。也许昨天的报纸上就刊载了类似的新闻。社会设置了从事专业救援受难公民的应急机制，110、120难道不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吗？他的责任是提供优良的加油服务，他们的职责是救民众于水火，一个各司其责的社会难道不是更和谐的社会吗？他甚至还会想到如果自己在外地碰上这摊子事，人们将如同他一样行事，不要同陌生人说话！这已成为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共识。那么，同样的理由是否足以为打更老汉和诊所女人开脱？
       这才是生活中最令人震惊的地方，刘明明事件中所有的人都在以最理性、最符合逻辑的方式行动，在他们看来，自己所做所为再正常不过。这一切的正常、理性和逻辑却构造了十二次下跪、一条生命的死亡，一个荒谬绝伦的社会现象。必须指出，他们并没有对来自内心的声音充耳不闻，他们只是对内心可能的谴责作了技术性的处理。整个事件中，对求救的应对都是以“我们”的名义进行的。丰田车上穿警察制服的人说“我们要去接领导”，120司机说“我后面还有人”，这意味着不是他拒载，而是“我们”拒载。加油站的业主则将责任推到“她们”身上，四名姑娘们同样报以集体的沉默，以“我们”的名义拒绝了刘明明们的求救。若干天以后，他们将以“我们当时”来代替“我当时”。“我们”将成为开脱一切的最有力借口，这大概就是于坚所说的从“我”向“们”大逃亡的时代。在一个以法治为诉求的社会里，居然是“我们”而不是法律提供了最基本的安全感。“我们”轻易压倒律法，除了说明律法软弱，还意味着这里面包含着更深刻更令人震惊的东西。这种更深刻更令人震惊的东西，我将之归于“惩罚的目光”！我们看到并感受这个时代所有的恶，于是我们的目光中便包含了这所有的恶，我们的目光便显示了其中所有的恶，最终，我们成为恶的呈现者和实施者。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惩罚的目光”披着正义的面具，因为它隐含着对恶的惩治，然后便具有天然的正义性。“惩罚的目光”是一切正常的、理性的、符合逻辑的残酷行为背后最为坚硬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惩罚的目光”如何被锻造？
       我承认，此时此刻，在我们生活的大地上经济大潮正淹没一切，技术主义盛行，消费文化扼住了诗人的喉咙，人文情怀在社会精神层面主导地位迅速下滑，印钞机印制的物什比作家笔下的物什更让人热泪盈眶，“创富”和“拜金”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个人行为带着明确的事功性和目的性。从神圣社会到世俗社会的转变无异于创造一个崭新的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之中指出：一个新的共同体兴起之前，有一个想象的过程，这一过程依靠两种非常重要的媒体：一是小说，二是报纸。而在这个时代对共同体的想象中，电视发挥着远比小说和报纸更大的影响力，将电视加在共同化的过程中应当是恰当的。在一个时间段里，当我们阅读报纸、小说，观看电视，它们提供的想象产生一种抽象的共时性，看到小说主人公的喜悦、不幸，我们知道他们的情感发生及模式和我们类似；看到报纸、电视节目对愤怒的劝勉、对贪腐的惩诫，我们知道它们表达了同样的心声。大家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之中，有共同的日常生活，有共同的记忆，这个想象的共同生活让生存于其中的每个人觉得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亚于血脉相连。
       作为忧心忡忡的观察者和诚心诚意的预警者，请允许我告别盲目的乐观，而用悲观甚至片面的语气说话。在家乡广为流传的一则寓言中，不是乌鸦招来了死亡，而是死亡的气息招引了乌鸦，但还有什么比乌鸦的到来更促人猛醒呢？报纸花样繁多，层出不穷，它提供的想象共同体缤纷复杂。头版，它也许提出若干振奋人心的理论；新闻版则是拿不到工资的民工爬上烟囱顶部以跳楼威胁要工资；娱乐版是某位明星的天价代言费，人们在大胆猜测她性感的“三围”尺寸；社文版是三百二十名光棍的心路历程，一万部古筝集体演奏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周末版则是十一名情妇联名告发某位官员惊动了高层。一座工厂的开工比它所污染的空气和大地更重要，村子里有每年挣上千万的私人煤矿，村里的人过着赤贫的生活。邪恶总是以一种体面优雅或者凌厉强悍的面目出现，而正义则总是姗姗来迟。如果说富人的穷奢极欲毁坏了人民关于公平正义的期待，而弱肉强食这一社会潜规则的强势存在则毁坏了人民关于民主法治的期待，两者又无一例外使报纸对光明的歌颂显得虚假，对社会的批判显得乏力。它们总是将事关全局的问题简化为某种经济权益问题，将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简化为某些贪官污吏的枝节问题。毁坏了媒体的声誉并不是它造就的主要问题，关键在于它提供了美好、温暖共同体的反面设想，报纸上的世界是破碎的，不再是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个人之间孤立、互相遗忘。或者，它将富人和穷人、百姓和官员、执行者和被执行者割裂为不同的群体，在这个共同体里，人民的目光不是充满善意，而是充满怀疑，这样的共同体是麻木和冷酷的混合物。人民学会了在漂亮话语的阴影里寻找丑陋的真实，读懂了在所有表象之后隐藏着赢者通吃、权力和金钱支配一切的价值体系。它已经混乱到这个地步，即使是对刘明明及类似事件的报道，对社会黑暗面的无情揭露，最终也成为展示黑暗强大力量的组成部分。后来者不是倾向于对这起事件作警醒性解读，而是倾向于将它作为自己类似行事的充足理由；激起的不再是抗恶的决心，而是将其作为恶的一部分予以继续。知识分子应当说出真理，至少当真理被说出时他们能听到并知道那是真理。美国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社会正义运动中，知识分子首先推翻了既得利益集团为维持现状据以立论的全部思想道德基础，嗜血的、将人作为工具的无道德的道德基础，并为新的民主和正义提供了思想体系。他们的知识精英没有因为个人利益而背离公平正义的原则，没有为金钱、权力的高压而违背良知，没有因为自己处境相对优越而对穷人麻木不仁，他们保持了高贵的操守和担当，这是美国社会最终能走出道德低谷的原因。但如今，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小说中遭到了溃败，我不认为知识分子形象在当代小说中的全面恶俗化、犬儒化是对知识精英新一轮的攻击计划，这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溃败投射在纸张上真实的剪影。在他们说出“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污染更大”，在他们说出“腐败是经济运行的润滑剂”之类的话语时，我承认自己会产生梦幻般的感觉，很难分清自己生活在小说里还是脚踏在坚实的大地上。现在，知识分子的形象不再是悲剧性的，为了自由、荣誉而献身的知识分子基本销声匿迹，新一代满含喜剧色彩的教授已经产生。一方面，他们不再从这个纷繁的世界中隐退，而是过多的投身于这个世界，渴望一大笔钱，开着汽车，贪求被授予各种虚拟的职位，坐着喷气式飞机奔赴一个又一个会议。另一方面，他们失去对世界强烈的兴趣，对距离自己二十米以外的事物漠不关心，以屈服代替了倔强，显得顺从、谨小慎微，失去了乌托邦的想象。他们只是坐在桌子前，作些记录，贩卖些远方的理论，写成论文，出一笔可观的版面费，由同样密不透风的学术刊物发表，以“密室的学术”代替对广阔社会的关注与挚爱，随着陈腐的学术期刊在他们职业生涯中发挥愈来愈强势的功能给他们从事“密室的学术”愈来愈充足的理由。一句话，知识分子逐渐成长为“知道分子”，不再给人民提供与这个世界搏斗的知识资源，也不再给人民提供与邪恶搏斗的人格和道德资源。那些清醒看到这一切的知识分子出于洁身自好而隐退，他们知道，如果自己卷入这场战争，要么接受他们的规则，成为酱缸的一部分，要么被逆向淘汰。当然，这并不是当代小说给我们提供的唯一关于想象共同体的图景。小说也想象和探讨了在暗里生活的可能性，提倡以柔软的力量抵制暗力量的侵蚀，并以丰富的细节将这些可能性确立起来，但知识分子的全面溃败无疑是它呈现的关于时代最触目惊心的场景。这一场景印证了我们在黑暗时刻虚弱的灵魂，无依无靠备感疲惫的身躯。
       电视自诞生之日起便被视为不祥之物。它明确拒绝严肃的探讨和热忱的追问，因为这些被预先设定为有害健康。除了夸张的闹剧外，电视已经变为一夜成名和一夜暴富奇迹的创造者，一个无所不能的魔术师和推销员。人们将自己各种欲望和隐私一古脑儿交给它，以便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而这种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奇迹成为年轻一代追捧的价值观与伦理观。同时，电视提供了懒散、喧哗的生活方式，它对人们空闲时刻的填充卓有成效，直抵内心的冥思被消灭，对自我的反省让位于冗长的肥皂剧。数十年如一日的潜移默化使人们更少耐心，失去探索未知的动力和激情，人们的所有动作都有直截了当的名利诉求。电视告诉我们，这才是真正时髦的现代生活方式；也唯其如此，我们的生活才不会一潭死水，才会有价值。为了这样的生活，我们甚至有必要放弃诚实、信仰、忠诚等人类之为人类的品质。电视负责传送稳定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各种价值观，灌输粗俗人格，各种不着调的梦想与浪漫。在电视时代，人们已经厌倦于与世界发生直接的联系，厌倦于对生活发生兴趣，他们不想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怎样活着是有意义的。他们只需要一个二十五的屏幕，只需要有人通过这个四四方方的玩意告诉他们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只需要有人详细告诉他们人体炸弹现场的各种细节，但对远方死去的人却漠不关心。他们只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各种电器和奢侈品的使用方式，而不想知道为什么要使用这些器物。他们只需要有人告诉他们怎样活着有意义的，但对意义本身毫无察醒。他们只需要在电视上看到有人持续不断的说话、唱歌、跳舞，不断的做出各种鬼脸，逗他们笑，他们据此确认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价值。电视为自己营造的普天同庆的世界而欣喜若狂，它不知道也不愿意承认是否在它无精打采时，周围的一切都将无精打采，当它疯狂时，周围的一切也得疯狂，当它死去时周围的一切也得灭亡。他们没有也不想有兴趣追问如此不合时宜的问题，收视率数据和广告投放量成为覆盖一切的真理。关于“超女”和“快男”诸如此类的节目引发极大的关注，人们说这是草根民主萌芽的征兆。在我看来，这确实是极富想象力的研究。海选和观众投票看上去是民众力量的显示，他们从无助的观赏者一跃而为呐喊者和决定者，但其本质不过是观众个人感觉偏好的释放。电视营造的公共生活的假象掩盖不了个人感觉被操纵的真实。他们和报纸、小说一样，不过是在阻力最小的地方释放自己的能量。偶像崇拜者愿意千里迢迢乘火车坐飞机到外地去看明星们戴着墨镜冷漠的脸，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或者乐于帮助倒在家门口即将死去的伤者。他们被各种机器、运动和宣传所恫吓，被动无依地对外界事务不感兴趣。他操作手机投票时的手指是灵动的，但他所从事的消费娱乐，他所依归的价值观，他使用的产品全是格式化之下大量生产的，我们看到，甚至这样的人也是格式化制度的一个产物。这种遭到扭曲的公共生活与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有着对称的美。首先，个人感觉压倒一切，然后，共同体告诉他，这样他就走进了时代最伟大的叙事之中，最终他看到，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就是权力和金钱的叙事，此外一切都散发着伪善的气息。
       那些显而易见的知识谱系都指向一个未明的方向，那些被大肆宣传的道德伦理不值得我们信赖。在利益衡量一切、压倒一切的时代里，人类文明其他所有的价值规范黯然失色，社会底线和人性底线失守在所难免。正是在这样的想象共同体中，我们锻造了“惩罚的目光”！我们感受并呈现了所有的恶，没有救赎，没有来自内心坚强而温暖的感恩之情。我们看到的、听说的、感受到的那些恶在心里堆积、发酵，我们的目光变得坚硬、冷漠。嘲讽的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暗力量在律法边缘游刃有余的行走，“惩罚的目光”最终大都落在无辜的人身上。刘明明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令人绝望的目光。这种目光使那么多人对十二次下跪熟视无睹，对雪地里哀哀的恳求无动于衷，进而敲响了刘明明的丧钟。即使会冒犯刘明明在地下的亡灵，我还将再作一个残酷的假设：假使刘明明站在加油店业主的立场上，站在丰田车穿警察制服的人的立场上，他所持有的大概也将是同样冰冷的“惩罚的目光”！这不再是个人的目光，归根到底，它已变成时代的目光，碾碎一切的目光。
       最终的结果是我们丧失了爱的能力和勇气，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同情和悲悯的能力和勇气，在物质放射出耀眼光辉的时代里，我们变成残缺不全的人，只剩下基于血缘关系的本能之爱和基于利害算计的功利之爱。人类抽象、美好的情感、体验都被归于可操作、可精准计算的范畴，它们被对应于现实的物，并以物的多寡、功用来衡量相应的价值。这种复杂的加权计算是“惩罚的目光”核心的内容。在它完美的覆盖之下，想象的共同体和现实的共同体变成一片无边无垠的荒漠。
       2004年6月，杀死四名大学同学的马加爵被枪决，临刑前，他转变了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认为有信念的人才会快乐，但他的骨灰至今还孤独清冷的摆在那里没人收留，他的姐姐绝望地恳求：我们会接受事实，但有一个请求，请善待我们！2007年4月，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枪击事件，一名韩国留学生枪击三十二名师生后开枪自杀。事后，一些社区自发开展悼念活动，守夜仪式上他们点燃了三十三根蜡烛，三十二根蜡烛代表三十二名被枪杀的师生，一根蜡烛代表作为凶手的韩国留学生赵承熙。一位牧师这样说道：这里的每根蜡烛都象征着一个生命，它们现在都很平静，我相信他们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安息。当那名凶手开枪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灵魂在地狱里，而此刻，我相信上帝也和他的灵魂在一起，他也是一个受伤的灵魂！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悼念仪式上，放飞的气球是三十三个，安放在校园中心广场草坪上的半圆石灰岩悼念碑是三十三块，赵承熙的悼念碑旁有人留下了纸条，有一张纸条上写着：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劳拉。
       邢晓飞，作家，现居浙江金华，曾发表作品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