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深化改革亟待
解决的六大问题
2008年1月8日，由《改革》杂志社发起，在中央财经大学举办了“《改革》创刊二十周年纪念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会上诸位专家各抒己见，在充分肯定了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的同时，也深刻剖析了我们改革过程中的教训和不足，据此提出了当前和未来中国深化改革亟待解决的六个问题:
1.从公共财政领域寻求渐进式改革的突破口: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贾康认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走“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渐进式改革这种“先易后难”式的内在特点就决定了，当前留下的都是一些比较难处理的问题，通俗地讲“剩下的都是难事”。俄罗斯大爆炸式的改革（“休克疗法”），尽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延缓了经济发展速度，但是近年来已经凸现了制度上的后发优势。他引用王绍光教授著作《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的一些例子，认为未来中国如果能够抓住一个条件，从管理制度领域推广改革，尤其是推进公共财政的民主化、法制化，从公共财政领域寻求渐进式改革的突破口，将非常关键。
2.在农村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领域寻求解决三农问题之道: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永秀教授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今天看来，它一直没有解决农业生产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问题，要素没有充分自由地流动。他认为，“三农的关键在农业，农业的关键在就业，就业的关键在产业”，未来解决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企业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以合适的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为引导，实行农业资源在全社会的最优配置。西南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王钊教授也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息息相关，但是他认为中国当前可能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度”的问题，这一点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他说，“正是因为城市无法吸纳这么多的劳动力，所以才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你把农村剩余劳动力都转移出去，减少农民，消灭农民，这是否与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的初衷相悖”。
3.充分发挥集聚优势而非比较优势，推动改革深化与经济发展：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基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为“世界工厂”。那么，未来二十年、三十年，中国还要继续发挥这样的比较优势，为外国人打工吗？清华大学教授于永达的回答是“不”。他认为，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和成功企业都不是靠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一般而言，认同通常所说的“比较优势”，也包括“要素禀赋”，主要是从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能源角度而言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比较优势理论的鼻祖李嘉图和亚当·斯密都是英国人，但是英国却并不是靠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而是靠集聚优势。相反，中东很多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结果发展却不怎样，比较混乱。可见“不在所有，但在所用”。
4.基于三十年改革实践，推进理论发展与创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教授认为，长期以来，在中国发展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模式的问题上，学界主要有两派：一个是“趋同学派”，即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为参照系；一个是“经验学派”，即从中国特定制度框架出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从国情出发”，来评判改革的是非优劣。他认为，这两种学派各有利弊，趋同学派对于国情重视不够，而经验学派则很容易将中国特定阶段改革发展的经验固定化，并且理论化。因此，需要有新的理论范式的创新，不仅要有理论创新，还要有方法创新和理论体系创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认为，在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中，很多明显有违于西方传统经济理论的事情，在中国大地上却真的实现了。他还列举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演化过程说明，随着实践的发展，问题不断出现，新的理论也必将产生。
5.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教授认为，需要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民主与法制、文化与宗教的关系。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口头上说，各自分工，各司其职很容易，但在实际工作中，哪个是政府该做的，哪个需要市场解决，却非常复杂”。比如基本功能区的划分问题、减员增效问题、淘汰企业问题，等等，应该多给市场留一点空间。“市场本身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什么盲目的、没有道理的、伤害穷人的，它本身也不是冲动和破坏的力量”。在民主与法制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需要在法制的形成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这样，在法律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才会阻力小，易于贯彻落实。“人们常说，立法好，执法不好，那么就需要深究，为何执法不好”。
6.不失时机地推进身份制度改革：当前，什么改革最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研究员认为，两个方面的改革最重要：一个是产权制度改革，这个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而且实际上也在持续推进；第二个就是身份制度改革，而此点很多人仍然重视不够。没有身份制度改革，就没有积极性。他认为，无论是日本的小泉首相，还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其核心的施政方针都是推行身份制度改革，否则社会会失去积极性，民主会失去活力。“如果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对物的改革，那么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主要是对人的改革”。
(林永生崔克亮)
朱学勤：改革开放三十年的
经验总结
学者朱学勤日前在广州演讲时称：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或者说，三十年来的中国改革，有两个阶段。
朱学勤说：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启动？首先它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今天为什么说“文革”结束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支持？因为“文革”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终结——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共解体，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从1789年开始的激进革命运动，到了1794年的7月，在法国发生“热月”事变，雅各宾派专政戛然而止。然后是社会还俗大潮。所谓社会还俗，单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会厌烦世俗的生活，会出家，出家会厌烦，然后还俗，社会也是，在一个癫狂的时代整个社会出家，进入超凡入圣的年月，但是社会不会持续太久，时间长了，总会产生从广场重回厨房的世俗性返归运动。这一场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到世俗的转折席卷了二十世纪大半个年月。
这样进入历史的脉络，就可以理解第一阶段改革为什么发生，为什么中断。如果说第一阶段改革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约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正因为“文革”天怨人怒，在党内上层下层，从国内到海外，都有从“文革”到改革的呼声和动力。
但第一阶段改革也有两个隐患。第一个隐患，它的动力更多来自改革派的官员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观念风暴，那个时候所谓的启蒙作品，和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的。那个启蒙是悬空在天上的，和千百万民众的利益有结合，但是结合得不紧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更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所粉碎。第二个隐患，第一场改革改变了经济政策，但是并未真正触动政治体制，刚刚要触及，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经济体制改到一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目标，还没有触动就中断了。
第二阶段改革，是在改革中断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
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改革重要的差别，就在于历史背景剧变。前一场改革的背景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第二场改革的发生背景是政治风波不能再发生了。如此一来，第二阶段改革就有很多第一阶段改革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地前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了2006年中国超过了英国，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经济体制的改革突飞猛进，非第一阶段改革可以比拟的。实现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就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当下三十年中国。
第二阶段改革有很多秘密。第一阶段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大家要走出“文革”的深渊，参与改革的人是千百万的民众。第二阶段改革呢？它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第二阶段改革时，政府各级官员下海的积极性相当强烈——政府部门职能转向招商引资。第二阶段改革，中国成为全世界资本投资的天堂。开始几年，总共是1.3万亿美金卷土重来。
无论是怎样的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过发生这样一件事，可谓奇观：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它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自有资本主义运动以来，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动力，这两个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力量结合起来，在中国搞市场经济，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过的。权、钱结合，在中国形成这一场市场经济的风暴，它造成的社会弊端，它使中国付出怎样的社会代价，大家都可以看得见。更重要的是，当资本如入无人之境大踏步进入中国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或极缓慢，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是第二阶段改革的第二个秘密。
第一阶段改革是有双向目标的，第二阶段改革只有一项目标：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进度极其缓慢，权力不受监督、制约，成为官员权力的盛大节日。那当然会造成制度性腐败，会发生千百万民众被剥夺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
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这场原始积累，是中国第二阶段改革的第三个秘密。因为左翼意识形态有一个宏大的愿景放在那里，我们总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这个左翼意识形态给原始积累过程中千百万弱势阶层起一种镇痛作用，时间长了，镇痛作用消失减弱，老百姓开始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这个便利性就走向反面，造成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丧失。
（肖强）
中国真的能做世界老大吗？
学者摩罗日前撰文称：广东政协主办的《同舟共济》杂志，今年第十期组织了一个印度专题，名为《发现印度，走进印度》，刊发了七篇相关文章。其中一篇文章引述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英德弗尔斯观点称：到二十一世纪中期，世界经济大国将是：中国第一，美国第二，印度第三。
摩罗说：中国忽然要成为世界老大了？我觉得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犹如听见一句别人的梦话。网上这两天出现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得有板有眼：应法国France24电视台和美国《国际论坛先驱报》的请求，法国社会研究所Harris Interactive在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开展了一项民意调查，参与本次民意调查的被询问者包括上述国家16岁至64岁的6645名居民。调查结果显示，98％的法国人、97％的意大利人、96％美国人和绝大多数被询问者均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同时很多人也认为美国是不可战胜的。持有这一观点的被询问者在英国达到91％，而在德国和西班牙达到94％。世界上第二号强国是中国。持有这一观点的被询问者在各国的比率分别是：法国93％，美国90％，德国和英国87％，意大利88％，西班牙86％。
摩罗指出：中国能不能成为老大，恐怕并不能仅看经济实力一项。当年西班牙和英吉利这些殖民者将他们的国旗插遍全世界的时候，固然因为他们经济强大、武器先进，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军事上的真正强大，不是在实行殖民战争之前，而是在殖民战争之中和之后，是随着殖民掠夺的成功而暴发暴富的。而且，即使他们的国家无比强大，可是他们派到殖民地进行掠夺和屠杀的军队，永远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一小撮。比如，西班牙派到中美洲的军队，只有两百多人，派到南美洲的军队，只有一百多人，而且这些人都不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都是该国乡村不务正业走投无路的小混混。可是，两百多人征服了中美洲，一百多人征服了南美洲，他们究竟靠什么？
道理很简单，靠的是他们跟被征服者完全不同的组织模式。这一两百人远在异国他乡，具有惊人的凝聚力，他们依仗着这种凝聚力，加上先进的武器，将美洲原住民的部落和酋邦各个击破。他们巧妙地利用各个部落之间的矛盾，带领东部落屠杀西部落，唆使南部落屠杀北部落，然后再亲手将为他们立下汗马功劳的东部落和南部落打败，把他们打成带着锁链干活的奴隶。整个美洲就这样，先后被西班牙和英吉利殖民者完全占领了。
澳洲原住民还处于典型的氏族时代，他们的遭遇更加悲惨。无论美洲还是澳洲，他们没有建立古典国家，各个部落之间要么是时时交战（比如澳洲和北美洲），要么是一个部落奴役其他众多部落（比如印加酋邦、阿兹特克酋邦）。那些名义上的国家，因为实际存在的是部落之间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而完全没有凝聚力。
中国为什么虽然挨打一百多年，而没有像美洲人、非洲人、澳洲人那样沦为奴隶？看样子是出于西方列强的相互牵制，给我们网开一面。实际上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在社会组织方式上远胜于美洲澳洲。即使是清朝最为腐败的时候，其社会控制能力也远远超过美洲印加酋邦和阿兹特克酋邦（称他们为帝国是不准确的，只能称之为酋邦），没有出现过诸如广东人带着洋人打湖南人，或者底层人带着洋人消灭上层人的局面。西方人如果要摧毁这么一个组织体系，必须付出巨大的血肉代价。他们不愿意付出这种代价，所以他们对中国采取的是掐着脖子勒索钱财的殖民方式。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之所以挨打一百年而没有亡国，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虽然极度专制和腐败却依然具有严密的组织制度的国家。靠着这种组织制度，中国挺过来了。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英德弗尔斯预言中国将独占鳌头的二十一世纪中期，正好长达两百年。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经验出发看问题，中国由一个挨打的劣等国家，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实体，在时间上、心理动力上、精神能量的积聚上，都是具有可能性的。
问题是，我们在经济实力超群出众（假设的）的同时，是不是有相应的制度能将这个庞大的经济身躯撑起来，真正显示出国际社会领导者的风采？两百年前，中国靠着强大的集权制度所拥有的社会控制力，维持着一个病病歪歪的身躯没有完全趴下。两百年后，国际背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满身肌肉的中国如果没有跟国际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模式，那一堆肌肉会不会依然瘫在地上？睡狮的本来含义就是一堆瘫倒的血肉之躯，如果没有一种合理的制度作支架，我们凭什么相信这堆血肉能够挺立起来？须知两百年前的集权制度模式，不可能将其效用维持到两百年之后。
（文咏）
世界不是平的
《世界是平的》是一本畅销书，据说有的地方还要求副处以上干部人手一册。不仅如此，该书作者——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记者汤姆斯·费里曼现在已经成了我国不少地方政府的座上宾，频频被邀请到中国各地来做演讲。那么，世界真的是平的吗？
的确，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国正在加速融入到这一进程之中，我们也有理由为融入到这个进程而兴奋。正如费里曼先生在书中所描写的那样，在印度的班加洛尔有惠普和德州电子的办公大楼，Infosys的员工正在为欧美的企业写软件……但是，如果以此就认为美国与印度是“平”的，那就未免过于浪漫了。我们甚至还可以推想，英国足球明星贝克汉姆所踢的足球可能是孟加拉国那些连28美分材料费都需要借贷的妇女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美国高尔夫球明星伍兹所打的高尔夫球可能是印度的童工用粗糙的小手一层一层粘贴出来的。但是，年收入数千万美元的贝克汉姆和伍兹们与那些妇女和童工们是否也是“平”的？
记得1994年日本一位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在《呼声》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这篇文章是针对日本经济界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是一个威胁的论调，所提出的一种反证。文章认为，中国的经济成长不是对日本的威胁，而是日本的机会，因为中国人不掌握关键技术，甚至不进行技术创新。他举例说，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寸步难行”；没有日本的优质钢材，“中国的建筑公司就无法保障高层建筑骨架的安全”。总之，“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加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就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无独有偶，今年韩国的《朝鲜日报》也发表了一篇类似内容的文章，标题是“用韩国的‘智力’战胜中国的‘体力’”，同样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对韩国来说到底是挑战还是机遇这个话题。作者认为，中国在很多产业领域缺乏技术能力，这正是韩国的机会。韩国可以在更高端、更核心的技术要素上做文章，用这种方式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更大的好处。
在我们看来，这些言论未免太过狂妄，但这种逆耳之言可能要胜过许多溢美之词。今天的“中国制造”已遍布全球，这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标志。据商务部最新的统计，我国已经有170多种商品生产量居全球第一，这个指标分别是日本、英国和韩国的5倍、8倍和16倍，全球40％的手机、40％的PC机、45％的彩电在我国生产，这在多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但是，支撑“中国制造”的技术是从哪里来的？向中国提供技术支持的日本人说，“Made in China，But Made by Japan”。我们实在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和装备，的确大量地来自于日本或其他发达国家。
在今天全球化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国家之间是垂直型而非扁平型的分工关系。掌握更多知识资产的国家居高临下，控制着整个产业链和价值链，获得产业成长中的绝大多数利益；而以资源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禀赋参与其中的发展中国家只能处于加工环节，尽管获得了GDP的高速增长，但却处在依附和被支配的地位，利益空间不断地被挤压。
以我国纺织工业为例。中国的服装鞋帽肯定是世界第一生产大国，出口量也是第一。但在这个产业链上，我们只得到很少一点加工费。2004年中国向欧盟出口鞋子8.1亿双，平均单价只有2.69美元；同期我国从欧盟进口鞋数量虽然只有85万双，平均单价高达60美元左右。一双耐克“乔丹五型”运动鞋在美国的卖价是120美元以上,付给中国工人的工资不到1.5美元。一条零售价1800元的阿玛尼领带，中国加工企业连工带料交货价只有2.5美元到7.5美元。某法国名牌的90厘米方巾，巴黎商场零售价680欧元，我国企业下单价只有50元人民币。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程控交换机完全受制于人，当时每线的成本是300多美元，但在有了华为、中兴等之后，每线价格一路下降到30美元。山东丛林集团自主开发成功世界首台万吨油压机，之前的国际市场高级铝材价格12万元/吨，之后迅速下降到8万元，现已降到6万元。在中国轿车行业，如果不是奇瑞、吉利等企业潜心研究开发，高扬自主品牌，真不知道轿车市场“拿萝卜当人参卖”的局面还会维持多久。还有人做过计算，我国现在生产的个人计算机平均利润不到5％，如果有自己的芯片和核心软件，就可以把利润率提高到40％。这些案例都清楚地表明，技术能力与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息息相关。
还有一个问题也表明世界不是平的，这就是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在当今国际分工格局下，掌握知识资产的国家很少消耗自然资源，对环境的影响也很小，但处在国际产业分工末端的国家就不一样了。以我国为例，我们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的确过于沉重。目前我国已经有1/3的国土面积受到沙漠化和荒漠化的侵蚀，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的侵蚀，绝大部分湖泊和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十多年前，太湖周围的百姓还可以捧起水来喝，但今天已有75％的水面呈现富营养化。对于我国来说，以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世界工厂”之路是注定走不通的。而在美国，阿拉斯加地下的丰富石油储藏完全尘封不动，美国本土丰富的煤炭、稀土等资源也都很少被开发。一个只有3亿人口的国家，GDP比中国多出5倍，但他们的天是蓝的，水是青的，地是绿的，到处都是连绵的大森林。
（梅永红）
中国民工奋勇挑战冰雪灾害的
文化意涵
2008年春节前夕，中国出现百年一遇的恶劣冰雪灾害，春运大受影响，可是这并不能阻止上亿中国民众回家过年的决心。有人民总理之称的中国总理温家宝1月29日特别到长沙火车站，看望慰问旅客，向旅客表示歉意，并承诺一定把大家送回家过春节。可是，也许是因为天气情况太严峻，也许因为地方官员没想尽办法落实，温家宝得于44小时后折返湖南，一再敦促地方官员落实抢险。这个现象，很值得探讨。
对春运民众来说，回家过年跟穆斯林去麦加朝圣一样，背后都有其相当“神圣”的意义：在中国文化里，家庭是极为重要的单位，它所负载的功能，远较西方社会的家庭要大要多。在西方社会，福利医疗教育都颇为依赖体制支撑，但在中国，除了在市场改革以前政府提供根本不能长期维持的全方位福利医疗教育配套外，家庭在千百年来一直是确保社会运作正常，以至文化一直绵延流传下去的重要载体。中国人重视家庭，但上亿的民工之所以能长期离家背井，为的其实就是家。把钱拿给父母，给妻子，建房子，储起来，都离不开家这个概念。
中国人焦急返家的心情，早在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
诗经》的年代，已是民间歌谣常见的题材。例如“国风·周南”诗《葛覃》写一个年轻未嫁的贵族女子，奉女师之命到野外采摘葛叶时，惊觉春色融融，于是咏其所见所闻，兴起欲向女师告假归家，以安慰父母的情形。换言之，“归宁父母”就是《葛覃》一诗的主题。三千年后，中国民工也身怀一年工钱，热切地渴望回家。中国民工之所以能忍受一年来的辛劳，寄人篱下的辛酸，就是因为他们内心渴望着回家这一天。
民胞物与的温家宝，就是因为感受到民众的迫切需要，以至他不顾风雪可能持续的风险，一口答应要让他们这种最卑微，但又最伟大的愿望不至落空。温家宝提出一定要修路、保电、安民，但正如他本人在第二次巡视湖南情况时所言，难度就在于落实。
这春节归家潮背后，是多少段触动人心的新闻故事。广东的《新快报》2月1日报道，湖南男子李满军为了要带其女友张池回乡见家人，他们努力从天桥跳到雨棚，再从雨棚跳到火车顶，当他跳到火车顶上时，却被火车顶上的高压电击倒，全身大面积烧伤。
另据《江南都市报》2月1日报道，从广州东开往湖南怀化方向的临时旅客列车于1月31日进入吉安火车站停靠时，车上的一对夫妻就打开车窗往下跳，民警立即奔上前去将两人接住。两人下来后跪在地上抱着民警大哭，原来，两人打工赚来的6000余元人民币工钱在车上被人抢走。可是，民警虽曾“立即上车调查”，但却“发现车上没有任何异常”。在春运的巨大压力下，调查这种案件，可能要让列车出现很大延误；因此，也只能坚称两名受害人“因车上人多拥挤缺氧而产生幻觉”了。
（方德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