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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一次旅行，在2005年春天，是终生难忘的。我和女伴Y去了泰国的普吉岛、皮皮岛，几乎毫无准备。时值东南亚海啸过去整整三个月。此前有几个夜晚，脑海中都是在满目疮痍的小岛上，人们重建家园的景象，一想到，身体就热了起来。好像有一种召唤，让我必须去那里。
       来到那里。岛上到处是崩塌的房屋，破碎的瓦砾，荒闲中的人们继续着悲伤和凭吊，唯一忙碌着的是海边的轮船。每天都在附近的海域巡回若干次，收敛不断漂浮上来的尸体。那些肿胀的身躯，破破烂烂，像一封封来自彼岸的回执信。观光客早已敬而远之，只有少量到访者，焦急地在海边奔走，打听失踪亲人的下落。那一次我随身带着照相机，并且不能免俗地拍下了眼见的所有。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这里的伤痛不是我的，始终与我无关，也不会因为拍摄下来，就与我产生联系。终归还是有一种猎奇的心理。照片甚或作为炫耀。
       可是一切都因为那个夜晚变得不同。坐在网吧写邮件，忽然店主喊道，海啸来了。旋即就跑得不见踪影。我们来到大街上，人很少，只有几个惊慌失措的金发女孩，和我们一样不知该往哪里逃。我们跟上两个皮肤黝黑的少年，他们面色沉着，不懂英语，似乎是当地人。一路来到海边。他们跳上一只简陋木船，发动马达，放掉缰绳。我和Y冲到水里，朝他们呼喊。这时的大海，已经鼎沸，滚滚黑水向岸上涌来。一个浪扑过去，我们已经是半个身子浸在水里。挽在手里的挎包，被水泡着，越来越沉，简直就要提不动了。两个男孩起初并不打算救我们上船，继续向前开了一段，其中一个动了怜悯之心，二人起了争执，船又停下来，远远地向着我们抛下绳索。
       我们被拉上船。他们丢过来救生衣，又拿一块结实的厚毡布给我们披上，就这样开始在茫茫大海中前行。整整一夜，我得以看清这片叫作安达曼的海。海水打在头发上，细沙蒙住了脸，那样贴近，使我不再害怕。上岸的时候，内心有些怅惘，短短几个小时，竟然下定了决心要浪迹天涯。对平静的生活，我们始终存有背叛之心。
       岸上等着我们的，是一片新天新地。在小岛上，我看到穿裙子男人从庙堂里缓缓走出来，看到女人们坐在房前的吊床上，叽叽喳喳地说着话。两个男孩用摩托车载着我们，一前一后，在螺旋状的盘山公路上疾驰。四周都是浓密的植物，婉转的鸟鸣在暗处，雾霭从土壤中升起来，有一种蒙昧的香甜。我们很轻易地忘掉了海啸的事。这里太闭塞了，连灾难也无法抵达。
       忽然转头发现，身后那辆载着Y的摩托车不见了。我被男孩带到山顶的某处荒弃了的房子里。几根残存的柱梁上，也挂着白色的吊床，地上有碎散的烟头，也许是年轻人聚会的场所。男孩意欲对我不轨，我激烈地反抗。他害怕我大声喊叫，只是一次次靠近，试探我的反应。我愤怒地挣脱他伸过来的手，嘴上还在徒劳地劝教，用他完全听不懂的语言。神明、父母、善良……我几乎动用了所有可以唤醒良知的词语。
       写这一段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吃力。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描述彼时的心情。恐惧、痛苦、悲伤、愤怒……不是，不是这些。我似乎在思考一个更遥远的问题：如果失身了，那么它意味着什么？我是否要隐瞒这一事实——也包括对Y吗？我甚至想起了美国女歌手ToriAmos，她曾被一个黑人强奸，这件事成为她音乐道路上的转折，影响了她此后的作品的风格。早先对她那种没有道理的喜欢，也许在今天之后，有了解释。
       那段对抗的时间，非常漫长。长到我几乎已经接受了失身这件事。挣扎只是一种本能，如果Y没有及时出现，我也许就要抵御不住了。这种妥协，不知应说是内心太脆弱，还是过于坚强。
       不早不晚，男孩载着Y从远处驶来。Y喊着我的名字，跳下摩托车，奔过来抱住我。她抚着我蓬乱的头发，无限怜惜。“我没事。”我对她说，眼圈一下红了。“我也是。”她说。我们相视一笑。两个男孩聚在一起，说了些什么，纠缠我的男孩就从吊床上站起来，走出去很远，独自抽烟。
       后来Y说，那个男孩也想对她做什么，但显然是太羞怯了，Y只是狠狠地瞪了一眼，拼命摇头，他便放弃了。Y心里惦记着我，又与他说不清，只好用树枝在沙滩上画，画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看懂了，带着她来找我们。
       这时已是天光大亮，所有属于夜晚的邪念渐渐被驱散。但他们似乎心有不甘，只好这样僵持下去。我们掏出湿透的钱包，给他们钱。所有的都拿出来，任他们取。他们商量了一下，载我的那个男孩抽去一张，一千泰铢。他看看我们，又看看那叠尚未被收回的钱，终于又试探着伸出手，多拿了一张，然后示意我们，够了。旋即腼腆地笑了。他其实对于索求，始终是羞涩的。
       他们又恢复了和气。我们便问从这里如何去普吉岛。“普吉岛”这个词，是我们语言的唯一交集，他们听懂了，让我们上摩托车，虽然心有余悸，但这似乎是下山的唯一办法。我们害怕再分开，坐在摩托车上，一定要牵着手。那其实非常危险，车速如果不一致，就会跌下来，或是连人带车翻进山谷。男孩似乎有意戏弄，他们调整摩托车之间的距离，时而靠近，时而远离，让我们刚刚碰到的手，再一次分开。
       整个下山的路途中，我和Y的目光一刻也没有从对方身上移开。我们无视男孩们的存在，大声说话。你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这一句，忘了是她对我说的，还是我对她说的。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努力忘记这次旅行，也许更重要的是，忘记这句越来越飘渺的话。直到Y已嫁作人妻，我将为伴娘的前夕，才又惶惶然地想起。
       两个男孩把我们带到码头。早上有船去往普吉岛，我们买了票。时间还早，四人在船舱里坐了一会儿。他们用手势问我们饿不饿，要不要下船吃点东西。我们本应拒绝，哪也不去是最安全的。可是他们如此热情，我们只好又跟着他们下船，坐上了摩托车。
       吃饭的地方就在山脚下，似乎是部落里的食堂。简陋的木屋里，有许多戴方形白帽的男人，缠裹头巾的女人，坐在长条桌旁，他们好奇地看着我们，却始终很安静，没有议论。食物并不丰富，包在竹叶里的碎肉和米饭，几乎是冷的，粘硬的糕饼不知是用什么米做的，颜色黄得吓人。有一台破旧的电视机，播放着早间新闻。马来语，我们听不懂，只是看到一组画面，大海扑向岸边，人们四处奔逃，房屋倒塌。
       后来我们知道，前夜海啸没有来。但印尼发生了严重的地震，苏门答腊岛沉没。海啸通过地震来预报，所以当晚谁都以为海啸来了。
       吃完饭，他们忽然又提出在四处转转。我们被带到他们住的地方。房屋悬空，用四根结实的木梁支撑，与湿润的土壤隔绝开来。四周都是疯长的植物，水汽从中升起，环托着木屋。在房前的树林里，我又一次看到她们。那些坐在吊床上的女人。距离上一次看到，只隔三两小时，却仿佛是前生的事。
       由于生育年龄早，经历相似，母女两代人，看起来倒像姐妹一般亲昵。她们都很美，目光欢喜，嗓音澄亮。那种美是望不到尽头的，没有人会忧愁它的凋敝。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样一些女子，美人有许多，但美丽中总潜藏着不安，焦虑，那些美，很容易就用完了。
       在《誓鸟》中，我写到了吊床上的女人，却没有尽兴。未免是太心急，只过了一年，她们的形影还很清晰，没有走远。也许要过很长时间，她们才能走远，并再次走到我的面前。
       载我的那个男孩又从木屋里抱出一个婴儿，应当是他的儿子。那个孩子大概刚刚出生不久，没有襁褓和衣服，皱巴巴的褐红色皮肤裸露着，像一块红彤彤的焦炭。他抱着孩子朝我走过来，把他丢给我。然而似乎不是抱一抱这样简单，我想要把他再交还给男孩，男孩却闪身躲开了。对面坐的那些女人，也只是微笑，没有人走过来把他抱走。我只能继续抱着，直到他在我的怀里睡着。
       我始终不明白男孩的意图，很久之后和朋友谈起，朋友说，他或许希望你把孩子带走。这种部落里，孩子养得太多，一点也不珍惜，觉得你是有钱的人，所以想把孩子送给你。
       即便当时明了，我当然也不会把他带走。只是想起那个曾睡在腿上，坚硬如小石头的婴孩，他的命运竟与我有关牵系，不禁感到悲凉。没有勇气设想，倘若彼时把他带走了，之后又会怎么样。
       末了，婴孩被我不安宁的内心吵醒，大哭起来。温热的尿液从他的身下流出来，弄湿了我的裙子。我轻拍着他的背，他倔强地翻了一个身。我抱着他站起来，交给对面坐着的一个女人。她有些失望地看着我。孩子从几双手中传递，终于停在一个少女的身上。少女或者是孩子的母亲，十四五岁，解开上衣，露出硕大的乳房。孩子吮着乳头，又睡了过去。
       我们起身告辞，又坐上男孩的摩托车。山风吹着湿的裙角，蒸腾的臊气里，是无处不在的人间欢愉。我也许不该否认，那一刻曾经闪过这样的念头，就此在这里生活下去……
       我坐在男孩身后，扶着他的腰。与他相识一场，我看到他生活的地方，见过他的妻儿，甚至对他隐密的欲望略知一二，而他对我的生活一无所知。他经年在海上摆渡，不知见过多少过客——大概很快就会忘记我。我却是不会忘记他的了。
       他们送我们上船，船上已经坐满了人，多数是包着头巾的妇女，每个早晨去普吉岛做工。两个男孩从甲板上站着，直到船要开了，才走下去。我们起身，看到他们靠在摩托车上，用力地挥手。我攥着那张写着这个小岛名字的船票，很想在若干年后重访这里。但最珍贵的东西，被放了又放，小心地放好，却仍是在搬家中弄丢了。在地图中寻找，再也没有找到那个岛。找不到是对的，世界上没有多少重访有意义，不过是发一些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感慨。
       两架照相机，浸水之后，都坏了。有一架后来修好，但照片尽失。现在看来，它们也毫无用处，不过是在掠夺别人的故事，和之后我们的经历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有关这次旅行，没留下丝毫凭证，除了记忆。但遗憾的是，由于它太波澜壮阔，我忍不住讲给别人听。一次次复述，把属于我的故事不断向外推，许多次过后，再说起的时候，心中忽然一凛，热情已经用尽，我仿佛是在叙述别人的故事。
       拍照、叙述、书写，这些都是对记忆的损害。所以我怀疑，一个写作的人，是没有真正的记忆的。
       在多次叙述、书写之后，我已经不确信，吊床上的女人，骑摩托车的少年，炽热的婴孩，他们是否能够再次回到我的记忆里来，那么贴近，让我可以闻到他们的气息，像那个夜晚和次日的清晨一样。
       
       殊途
       
       那个女孩，在越南的顺化遇到。她是导游，坐在旅店楼下的厅堂里等候。害怕晒黑，从头到脚都蒙得很严实，戴草帽，捂着口罩，长衣长裤，凉鞋里面还穿着袜子。见到我，就站起来，揭开口罩，黑黄皮肤里浮出一行白牙，念了三遍我的名字，却还是念不准，她抱歉地笑了。
       她带我去看古城的宫殿、寺庙、博物馆，一路上用英语做很多讲解，哪个朝代的皇帝在这里住过，骄奢淫逸，有过多少个妻子，多少个子女，后来发生什么战争，哪一年侵略者拆了这里的城墙，而后过去多少年，人们又将它补上……所有数字，她都背诵流利，偶有几处，稍显迟疑，就飞快略过，生怕我打断了问她。走出博物馆，已是傍晚，说好吃完饭去逛夜市，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说最怕遇到好学的游客，不停地提问，她一慌乱，就会露出马脚——“其实我做导游，才只有一个月。”她吐吐舌头，“但你未免太安静了，不拍照，不提问，就只是闷头跟着我走。”
       在旅途中，我是一个没有求知欲的人，遇到美好的景致，就只是多看两眼，记在心里，却并不想知道它的过往，各种牵系。我情愿它们是无名的，不曾归属于谁。
       晚饭她找了一个漂亮的餐厅，价格也很公道。为我选了临窗的位置，可以看到一角竹林，又帮忙点菜，询问我的口味，等到都安排妥当，她便要告辞，说一个小时后回来找我。我留她一起吃，她摆手拒绝，起身向外走，又不忘回头对我说：
       “用餐愉快。”
       晚饭后，我们去了集市。沿河的大棚下面，挤满了花花绿绿的摊位，新鲜水果，晾干的小鱼，还有廉价的凉麻衣服。她对我说，“你要买一顶帽子，喏，就是我这样的，不然会被晒成焦炭。”她示意我站远一点，自己走过去和小贩还价。声音很大，咄咄逼人，又做出一副要走的架势，最终成交。她把摊上摆的几顶帽子一一拿起来挑，都不满意，又让卖主从里面拿出一叠，才算选到满意的。她付了钱，托着草帽走过来，小声对我说：
       “她还是看见你了，知道你是游客，就怪我帮你还价。许多导游都愿意帮他们骗外地人，再从他们手里抽点儿钱。她就以为我也是那样的！”她一边拉着我走，一边生气地说。走出很远，才想起手里的帽子，连忙递给我。刚要戴上，她又按住我的手，一直带着我走到路灯下，把帽子举起来：
       “看到没有？”
       圆锥形的草帽被灯光照得通亮。隔着竹梗，我看到内层的衬纸上，画着一丛浓黑的山水。虽然笔法稚嫩，但笼在光影里半隐半现，那样子还是很美。
       “等明天放在太阳底下，还要好看。”她笑着说，把帽子给我戴上。这番话，这些事，每次接待游客，大概都会重复一次，而她的热情竟是如此真诚，令我感到疑惑。
       “我是真的喜欢你，觉得你和其他游客不一样。”第一日道别时，我给她买帽子的钱，她不要，并这样对我说。
       次日，她一早又在旅店下面等。拎来一包水果，去早集上买的，送给我。山竹和龙眼，带着水滴，她刚去洗过。见我穿着一件黑色海螺袖的黑色低胸上衣，很惊喜，直夸好看，说本地买不到这样的衣服。又让我转过身去，仔仔细细打量一番，掏出相机来，给我拍了一张照片。
       “下次我去西贡，看看能不能找到这样的衣服，或是比着做一件。”
       我不愿意再去看名胜，只想在城中走走，她便陪着我。我们绕城闲逛一圈，走累了，到一家咖啡店小坐。咖啡店的前面有个小院子，挂满彩色吊钟形纸灯笼。到晚上应会很好看。屋子里面很黑，只点一些梭子形的油灯，光晕微颤，木桌上的花纹像水波一样被逐散。
       我要了一杯越南咖啡，非常醇苦，配上甜腻的炼乳，简直是世上最恩怨分明的味道。她不喝咖啡，并且固执地认为色素沉淀，会让她变得更黑。
       天气炎热，这里没有冷气，甚至电扇也找不到。女侍穿着很厚的越南旗袍，竟是气定神闲。女侍送上两把折扇，用雪青色皱纹纸做的，黑色水笔写着咖啡店的名字，非常好看。她把玩着扇子，说：
       “我也很想开这样一个咖啡店。”
       “嗯，这里是很好。”
       “我会做点心，简单的西餐也会。”她说，“家里住了太多人，不然可以带你去玩，试试我的手艺。”
       “以后肯定有机会的。”我竟这样说，自己也感到很吃惊。对于那些也许无法兑现的承诺，我总是很警觉，哪怕只是客套，也会竭力避免。
       “在这里开一个咖啡店贵吗？”我很快又问，希望她忘记我刚才说过的话。
       “还好，如果不像这家一样，选在那么好的位置，又有院子的话。我省吃俭用，大概要干一年半导游，可以攒足开店的钱。要是还在从前那家公司工作，也许不用那么久。但我实在干不下去了。他们是卖洗发水的，瓶子是从国外进口的，但里面都是掺假的货，我每天到处推销，不知说了多少昧良心的话！”
       “导游这份工作，虽然很累，我却还是喜欢。每天都能见到从世界各地来的人，与他们交谈，也好像去他们的国家旅游了一次。”
       她说了很多，才想起是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没有固定职业，在家中写作。她听后啧啧羡慕：
       “很好奇你都写了些什么，真想读一读。”
       我们就这样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时间不知过去多久。后来我竟伏在桌子上睡着了，喝了那么浓的咖啡，似乎一点都不奏效。并不是疲倦，只是觉得周围都很安静，让你想要停歇一下。在陌生的公共场所睡过去，这样的经历，只有一次。
       晚饭的时候，我再三挽留，她终于同意和我一起吃。吃完闲谈，她盯着我看，说喜欢我脸上的胭脂，觉得我的妆容很好看。可事实上我根本没有怎么画，只在早上出门前，匆忙地扫了一点散粉和两下腮红，到傍晚也早已脱去大半。热带的天气，很容易让人失去耐心，似乎反倒可以真实一些。
       我随身带了化妆包，她很感兴趣，把里面的东西一一拿出来研究，说自己只是买过唇膏和防晒霜，而本地的防晒霜，多数都是假的，一点都不管用。
       在临水的窗户旁边，借着墙上壁灯的黯光，我为她化妆。她第一次化妆，那张脸很洁净，只有阳光留下的一层茶色，雀斑颗颗分明。我忽然不知从哪里画起，甚至觉得这是有些残忍的。但这种感觉，在第一次给自己化妆时并没有过。十八岁拿起妈妈的眉笔对镜勾勒，脸庞很自然地向前探去，仿佛天生与它有亲缘。
       她显得很兴奋，不停地提问，眼线笔的品牌，睫毛膏的寿命，我几次提醒她，不要乱动。
       女孩的眉眼原本就很浓，几乎不用画。我从包里翻出一把折叠修眉刀，为她刮去多余的眉毛。她从未修剪过眉毛，非常害怕，刀片刚触到皮肤，她就惊叫着向后退缩，一连几次都是如此，我只好放弃：
       “好吧，不修了，但修过之后，真的很好看。”
       她想了想，乖乖地把脸送过来。
       她算不得美，即便是化了妆。但在黝黑的皮肤涂上一层殷红的胭脂，竟有几分生野的艳丽。她好像很喜欢睫毛膏，按照我教的方法，小心翼翼地刷了又刷。睫毛本来生得就很好，粗黑浓密，刷过之后，黑得有些不真实。我笑道：
       “不要涂啦，已经很美了。”
       她对着镜子仔细地张望，吃吃地笑起来。
       “睫毛膏送给你，日后慢慢去用。”我说。
       她很惊喜，迟疑了一下，却因为是真的喜欢，也就不再说那些推拒的话，只是好好地将它握在手里。
       “不要揉眼睛，不要流泪，不然就会长出一双熊猫眼。”
       “知道了，知道了，我才不会。”她连连说。
       我们离开吃饭的地方，在嬉闹的河边散步。她很欢快，只怪自己穿了难看的灰色长裤——花裙子和脸上的妆容才般配。她极力掩饰激动的形色，生怕怠慢了我，小心询问，是否觉得累，要不要回旅店。我说不累，天气很好，也喜欢多走走。她才放心：
       “我是盼着你能多陪我一会儿。真希望这一天能过得慢一点。因为回家便要洗脸卸妆了，可我是多么舍不得呀。”
       “明天我再给你画。”我唯有这样宽慰她。
       第二天，我们到会安。这里已经变得太热闹，临街都是商铺，出售各种手工艺品，裁缝店的雇员站在街上招揽生意。我无心购物，买了两只铝制咖啡滴壶，几袋中原牌咖啡，就折回旅店。
       间歇性的忧郁又找来，整个下午，我独自坐在旅店的露台上，抽烟，发呆。这次旅行之前，意志非常消沉，心情长时间地陷入低谷。并且渐渐安于这种状态，选择旅行也许是所能做的最后一点反抗。一路上，我真的很开心，尤其是在遇到这个导游女孩之后。但是明天我就要和她道别，自己去西贡，旅行也接近了尾声。心里有许多依恋，对回去之后的生活也充满了恐惧。
       她去买车票，次日返回顺化，她的路径是短途的，只在这两地之间，其他许多城市，她自己也没有去过。她回到旅店来敲房间的门，我在露台上，没有听到。打上来电话，我也没有接。后来，我看到她从楼下的花园经过，走到角落里的洗手池旁边。拧开水龙头，从手上的塑料袋里拿出山竹来洗。我想喊她，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念过她的名字。这几日她总是在我左右，我们的谈话好像从未中断，那种亲密，甚至连名字也显得多余。
       但我忽然非常想喊出她的名字。如果现在不喊，也许永远都没有机会叫出她的名字。一旦离开了这里，日后与朋友说起她的时候，大约会用“那个导游女孩”来代替。她将淹没在这个身份当中，面目渐渐模糊。
       我于是喊她。那是一个接近于中文里发音“慧”的字。她听到了，环视四周，终于看到站在三楼露台上的我，就很高兴地冲我摆手，很快地洗完水果，跑上楼梯。
       我们吃过晚饭，去了河边的酒吧。两个人聊得很开心，绝口不提明天分别的事。喝了酒，话题越涉越深。她说起自己，有过一段似是而非的感情，也许在那个男子心里，他们根本不可能靠近，但她却独自等候了六年。没有过真正的恋爱，心气很高，看不上本地的男人，觉得他们粗陋，目光短浅。比开咖啡店更远一点的梦想是有一个外国男人到这里，把她带走。那个男人应当高大、幽默、富有，喜欢孩子和小动物。之前为一个美国男人做导游，那人曾答应，会帮她物色一个英俊的美国男人，下次带他一起来。
       “也许他只是开玩笑，但我心里总算有个寄托。”她说着，笑起来，眼睛旁边露出几根轻浅的皱褶。
       有时候，男性游客也会提出非分的要求，她非常生气，不留颜面地将对方斥责一番——中途更换导游的事，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她认为必须保持自己的纯洁，才能等到那个完美的男人出现。虽然心里也知道，这样的因果关系未必成立，但这种过度的严苛，还是为她增加了不少信心。
       二十九岁，仍然是一个处女。更糟糕的是，对爱情还抱有不染尘埃的幻想。她坐在暖烘烘的酒意里，双颊绯红，目光已经穿透对面的我，落进未来的某个场景里。那种执拗的眼神，只是少女才会有，转瞬即逝。我忽然希望不要再见到她，这样的眼神，存在或消失，都让人感到悲伤。
       “也说说你吧。”后半夜，她的精神仍非常好，把椅子拉近一点，看着我。
       我一时语塞，心有惭愧。她能够明确地知道自己要什么，而我却不能。想过怎样的生活，心目中的爱人，是什么模样，对于这些，我都看不清楚。十八岁之后，视野越来越模糊。
       “我的生活很混乱，没有什么方向。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说完，就触碰到她无限怜悯的目光。但很快地，她就安慰道：
       “没关系，你还小，年龄大一些，渐渐就会知道。”
       最后那个夜晚，两个女人，坐在河沿上的庭院里，互诉衷肠，直至天亮。一个生活得井然有序，心怀远大梦想；一个生活得杂乱无章，不知道明天的方向。她们都认为对方非常可怜，过着一种无法想象的生活。令二人感到奇怪的是，她们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话要讲，况且是用一种不是双方母语的语言。分明是两个世界里的人，对彼此的生活也不甚理解。可也许正是这样一种说不出原因的吸引，才最动人。
       第二天早晨，退掉旅店房间，一早就要去机场。她来送我，抿着嘴，捏着那张返回顺化的长途汽车票。
       张悦然，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誓鸟》、《张悦然文集》（四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