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和考古发现证明，早期人类同类相食的现象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普遍。在远古，人吃人并不会有什么避讳和禁忌，甚至不会带来惊诧和不安。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吉福德在研究史前斐济文化后得出结论：“除了鱼，人是最经常用于人类食物的脊椎动物。”
最初的人类从树枝上移居地面，开始直立行走，生存的机会仅在捕杀别的动物或者被别的动物捕杀之间，成为食肉动物中的一种。是农业技术的萌芽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有意识地种植粮食和储存食物，驯养所猎得的野兽，从此人类受到的饥饿威胁大大减少。烹食同类的现象即使存在，除了大灾大祸之下的例外，一般也不再是出于饥饿原因，而是如人类学家所发现的那样，有的是为炫耀残暴，有的相信吃人肉可治疗某种疾病，有的因怀有仇恨以吃掉敌人来发泄报复情绪。
随着物质生活的进步，人类有了人伦和教化。什么是人，何以为人，开始成为人必须面对的终极性问题。他们中间的智者说：人者，仁也。仁慈恻隐，自利利他，故名为“人”。人者，尽也。尽儒教伦常之道以敦伦，尽佛教心性之道以证心，故名为“人”。（《印光大师文选》）“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荀子·修身篇》）正因为有了这些领悟，人的各种犹豫和困惑也自此而始。
一般而言，文明人在生存无虞的情境下，烹食同类被视为天条不可触犯，“人命关天”被视为人伦的最重要底线。但这条底线也并非牢不可破，一旦进入生存极限环境，活下去的念头会压倒一切，人类的文明伦常也可能被违背和被忽略，或者说被暂时搁置起来——尽管这样做会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心灵内伤。远远近近的文字记载的恐怖事件，遍布于历史的各个角落，直到发达的二十世纪。1972年，乌拉圭英式橄榄球联合会球队的飞机，在安第斯山一个偏远地区失事，活下来的队员们一直在吞食队友的尸体，以赢得时间等待救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西部拓荒者，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同样烹食同伴的尸体以维持生命。一则佚名作者的中国野史笔记，录下了近代四川省一场赤地千里的灾荒，录下了谷米“贵过人肉”的情况。当时半边较为肥壮的熏腊人，价格只有八千文。老瘦男人叫作“烧把火”，妇人叫作“不羡羊”，小孩叫作“和骨烂”，所有的人又通通叫作“两脚羊”，或者叫“菜人”。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在《王氏之死》一书，还叙述过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山东郯城的大蝗灾。当地农民“兄食其弟，夫食其妻，辄相谓曰：与其为人食，不如吾自食，稍延旦夕之命。或者：与其全家人人都死，不如食父食兄食妻，才好保吾命。”《郯城县志》载：在城外乡间，最亲密的朋友也不再敢一起走到田野里去。
自然界的生命从来都是以其他生命为代价才得以延续，人类也不能例外。在生存的底线，生物逻辑的铁律剥夺了人们选择的自由，道德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托，任何道德都得给生命的存在和延续让路——谁能对这样的食人者做出道德指责？《
朱子语类》卷十三有言：“天理人欲，几微之间。” 如果说人吃人这样的极端事件，也有天理和人欲之分，听上去可能会有些刺耳，但实际上每个人都不难分辨其中的区别。
物质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口的增与减，经济的兴与衰，社稷的治与乱，道德的进与退，而物质条件的改善始终与生产力发展有着紧密关系。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对这一点注意不够。他似乎是个道德主义者，仅仅将改变动物生存状态的希望寄托于哲学家，把支持素食和动物解放作为“哲学家的新任务”，认为只有生命平等的伦理被世人广泛认同，人类虐待动物的一切陋习，诸如猎杀食用动物、穿戴动物皮毛、用动物做实验、把动物当作观赏和娱乐的玩物等等，才能被反省被扼制直到被抛弃，动物才可能如当年的奴隶和妇女一样被解放。
然而，纵观历史则可以看到，无论奴隶解放，还是妇女解放，都不仅仅是人类道德伦理自觉的结果，不仅仅是人类善心大发的伟业。如果不借重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发展，不重视道德的必要物质条件，某些热情而且激昂的道德呼吁可能就太书生气了。
不妨看看工业化以前的欧洲。在很长的时间内，肉质的人，再辅以少许畜力，一直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战俘源源不断补充着奴隶的队伍，奴隶成了最为廉价的“生物发动机”。尤其对于游牧社会来说，他们常常被视为能直立和能说话的牲口，是最为普遍的资本形式和财富体现。我们在奴隶市场、奴隶角斗场等场所，都可以看到这种把奴隶等同牛马的景观。如果不是后来大面积的瘟疫、伤寒、黑死病以及对外战争削减了这种生产力，统治贵族同样能使社会经济生活得以维持，对技术发明也不必特别重视。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人力奇缺这一历史困境催生了科技发明浪潮，欧洲的工业化便难以出现，以机器替代奴隶的制度和习俗也难以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奴隶制度终结主要有赖于以蒸汽机机为代表的现代生产力，而不仅仅是一场爱心运动的产物。十八世纪以后法国、英国、俄国、美国、南美洲各国的相继废奴，只有在机器的性价比明显高于奴隶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从道德家的呼吁演变为广泛的社会运动。
把人看作珍贵的生命体而不是物质资源的人道情感古已有之，对奴隶的同情之心并不是十八世纪之后迟到的一份精神大礼。但美国直至资本主义早期还有大量奴隶制农场，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直到现在也有黑砖窑“奴工”一类偶发现象，这些似乎印证了史学家汤因比的话：食人习俗和使用奴隶的制度，曾并存于已经相对成熟的人类社会。既如此，一种情感何以外化为一种运动？或者说，一种美好的人类情感是藉何种机缘才能实现人道主义的制度化变革？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并非都是冷血之士，十八世纪之前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并非都是虚伪的一伙，但为什么他们对奴隶制都只能沉默、容忍、暧昧乃至公开为之辩护？事实很明显，他们纵有人道的思想闪光，纵有怜奴和废奴的个人修身之道，但在足够的技术进步以前，在机械的发明和使用代替了人力以前，在畜力与机械替代人工的成本效益大大显现以前，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只可能站在实利而非道德一边。道德先驱们的长期努力只有在奴隶所担负的生产任务变得相对次要、相对不合算、相对高风险——包括承担道德指责的舆论风险——以后，才可能使废奴成为社会共识，否则连林肯这样的仁人志士也可能继续当他的奴隶主。
妇女解放的情形也是这样。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阶段，妇女因其天然的体弱和生育负担，一直在高体能强度的生产和战争中位居边缘。以至二十世纪之前，即使在政治制度最为民主的欧洲，妇女也不可能与男子同样享有接受教育、继承财产、参与政治的权利。古希腊的选票就一直与妇女无缘，暴露出这种民主的局限性。亚里士多德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女人的地位乃是介于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柏拉图则说，“如果一个男人过着懦夫般的生活，他会转投胎为一个女人，而如果一个女人过着苟且的生活，她就会转投胎为一只鸟。”这样，即使个别女性可以受宠和承恩，即使欧洲也有过女神（雅典娜）、女王（伊丽莎白）、女英雄（圣女贞德），但就广大女性的真实身份定位而言，她们仍然不过是附属于男人的泄欲机器和生育机器。
事实上，妇女地位的提高直接受益于近代工业革命。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的机械，把劳动强度减弱到了妇女可以胜任的水平，妇女就可以广泛就业了。随之而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使青壮男丁人数大减，更把妇女逼上了生产第一线，送入了车间、学校、医院、写字楼。为了应付历史赋予的这些社会责任，妇女受教育和学技术势在必行，自然加强了她们的经济实力和权益要求，包括不光要有投票权，还得有被选举权。因为经济自立，离婚不再可怕，她们不再需要强迫自己屈从于男人的虐待。因为避孕技术的进步，她们减少了生育与家务的拖累，在一场性别权利战争中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和轻巧身段。特别是在当今的电子信息时代，治国安邦不再取决于马背上挥舞冷兵器的征伐，女人操着键盘和鼠标，完全可以同男人一样操作巨型战舰和巡航导弹，甚至可以比男人干得更好。到了这一步，她们活跃在军队、法院、议会、政府等各种权力机构，甚至成了社会绝大多数领域里名副其实的“半边天”，还有什么不解放之理？在这一过程中，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各种社会活动机器化和智能化，即对体能依赖度的下降，显然是妇女解放的基本条件。假如把劳动强度复原到工业化时代之前，恢复到干什么都得靠拼肌肉的时代，恢复到女人们一辈子都只能忙着生儿育女以补充社会人力资源的时代，我们该如何设想这一切？
从古至今任何生命群体的巨大地位变迁，几乎都与科技前进的步伐有关，这包括奴隶的解放，也包括“准奴隶”妇女的解放。人们不难由此看出，人类如果最终要达到解放动物的目标，那么不仅需要深切怜悯的情感关照，需要道德伦理的理性参与，更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需要科学技术为动物解放创造必备的物质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经常是情感与道德的盟友，是任何生命解放的现实性支点。
不错，一个动物解放论者似乎有足够理由来诅咒科学技术。现实生活中的科技之害如此令人惊心动魄、罄竹难书。工业发达导致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消费失控等等对动物造成明显而深重的灾难，甚至还大量存在于我们的认识范围之外，无法在这篇文字里得到全面的讨论，见诸传媒的也仅仅是冰山一角。
这里有最新的一次揭示：近几十年来，鲸鱼冲上海滩自杀的事件屡屡发生，其中数量最多的一次，出现在1976年的美国弗罗里达，一共有二百五十多头巨鲸搁浅在海滩上。对于鲸鱼自杀的原因，分析多种多样，但大多认为是它们的回声定位系统出现了问题。本来鲸鱼是具有高灵敏度回声测距天赋的动物，能发射频率范围极广的超声波，并根据超声波的返回准确判断方向和距离。最新研究表明，它们的回声定位系统受损极有可能来自两个方面，现代化军舰装备的声纳系统和回声探测仪的干扰，以及水下爆炸发出的噪音，扰乱了它们的定位功能，或者是远洋轮船的频繁航行造成海水污染，使其内耳受到感染，定位系统发生病变。鲸鱼属于恋群的动物，倘若有一只冲向海滩，其余各位也会尾随其后，于是人们就在海滩上频频看见令人瞠目结舌的惨状。
海洋是人类继陆地之后征服的另一个领域，鲸鱼是这次征服的牺牲品。而人类意欲征服的下一个目标，是更加广阔的外太空。本世纪初，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向宇宙昭示着人类的野心，由多国科学家预谋已久的“太空电梯”计划，在美国西弗吉尼亚费尔蒙特科学研究所开始实施，该项目负责人大胆预测电梯雏型将在十五年内启用。也就是说，十五年后地球人便可坐上太空电梯自由往返太空。描述中的太空电梯，将建于一条从地表向外太空延伸的“缆绳”之上，该缆绳用碳纳米管制造，宽约一米，厚度比纸还要薄，而长度达到十万公里，能支撑十三吨的有效载重，强度是钢的一百倍。“缆绳”的地表端位于赤道附近的海上基地，另一端连接一个绕地球轨道运行并与其同步旋转的物体，而它本身所具备的动力能使缆绳绷紧，以便飞行器等运载工具能够上下穿梭。科学家还设想在地球表面二点二万英里外的太空，将建成太空酒店，让太空旅客一睹宇宙奇观，并可以轻轻松松踏足月球，以至太阳系其他行星。
人类从学会取火到制造自由往返于太空的航天器，所有浪漫的幻想都被高科技变为或者即将变为现实。富于戏剧性的突飞猛进，不可思议的发展历程，把人们弄得头晕目眩忘乎所以。科技正沉迷于自己带来的巨大物质成就，把不断满足人类的物质欲望当作永无止境的目标，用不断丰富的物质成果去填平人的物欲深壑，其结果是火上浇油，适得其反。故而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科技以孜孜不倦的发明创造，启发和提升了人类的物质需求，并一味鼓励其登峰造极。照这样下去，人类还准备干什么？把垃圾丢到喜玛拉雅山顶以后，是否还准备把垃圾丢满月球、火星和天王星？让地球的生命物种锐减以后，是否还要让太空深处所有的地外生命也都吓得战战兢兢提心吊胆？是否准备在月宫里唱卡拉OK、在鹊桥上跑赛车方程4，而且把一个个天体都凿得千疮百孔“用过即扔”？
当然，这不是科学技术的全部。
在很多时候和很多地方，科学技术也有温柔而亲切的面容。不久以前，大连某海滨轮渡工地，一连多个夜晚发生上百只候鸟撞楼自杀现象。全世界鸟类迁徙有八条通道，而此地就是其中的一条，于是每年秋季就有三百多万只候鸟从寒冷的西伯利亚长途迁徙，经过这里去温暖的南方过冬。可是，现在这些远道而来的鸟儿，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个方圆不到一公里的建筑工地撞得头骨爆裂，究竟因为什么？好心的科技专家们多方考察和研究，最后得出结论：轮渡工地新装的高杆灯就是诱杀候鸟的罪魁祸首。因为候鸟在夜间飞行的航标是星光和月光，而现代化环境中地球上辉煌的人造光源，成了候鸟们迁徙路上的陷阱。事发工地的三座楼都涂成了浅蓝色，在灯光的映衬下，很像晴朗的天空，引诱在夜空中飞行的候鸟误把墙壁当作天空，飞扑而下，遂构成自杀之谜。针对这一点，专家们后来建议把三座楼的墙体颜色改涂成别的颜色，并将高杆灯的光线调暗。果然，这一招立竿见影，飞鸟自杀的惨祸从此再未发生。
像这样以先进科技手段拯救动物的善举，理当值得人类自豪。其实动物受益于人类科技活动的例子同样不胜枚举。比如蒸汽机的诞生不仅逐渐取代了人力，也部分取代了畜力，把牛马骡等大牲畜从负重的苦役下解脱出来。现代科技成果更开启了用人造替代产品取代动物产品以满足人类需求的开阔思路，至少在药用、衣用、家居、交通、军事、科学实验等诸多方面，曾成功地减少了对动物活体的需求，减少了对动物的戕害。
据统计，杀害动物并取其毛皮所产生的价值，占动物制品总价值的55％，人工皮革、人造皮毛的产生，可以救这一部分动物于水火。 高仿真人工皮革生产从超细纤维的研发，到特殊树脂的合成，不光满足了产品的舒适性需求，还兼顾了环保需求和回收再利用。其中麂皮状合成革作为最具代表性的超细纤维人工皮革，以柔软和丝绸般的手感著称，广泛用于服装、汽车装饰、家具等行业，风行国际大受欢迎。
在药用方面，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临床应用堪称范例。特别是近年来基因技术的参与，以基因工程人工合成胰岛素，大大降低了动物胰岛素制品不纯所导致的并发症几率。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还有人造牛黄。牛黄即牛的肝胆结石，一直是稀有的名贵中药材，也是不可多得的急救药品，备受中医界推崇，素有“千金易得，牛黄难求”之说。在工厂化的环境中，人工模拟牛胆结石的生成原理合成的牛黄，药效与优质天然牛黄基本相同，价格不到天然牛黄的三分之一。
在科研和教学中，使用动物的3R原则，即减少数量、减轻痛苦和替代方法(reduction，refinement，and replacement)得以推广。特别是替代方法，彻底放弃动物实验，改用试管培养的活性材料组织进行研究，或者以计算机模拟演示取代活体动物解剖进行教学。实践的结果是，学生们通过非动物教学，学到了使用动物活体同等的知识和外科技术。
在商用动物试验方面，经过动物保护组织和人士多年不懈的努力，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已经有为数甚多的著名化妆品、卫浴用品和药品制造商，赞同废止五成致死率测试和德莱赛眼部刺激测试，纷纷改用化学试剂检验毒副作用，出品带有无虐待动物成分标志的产品。这些好消息，似乎足以为人类的科技进步打开更美好的想象空间。
当然，食用的问题比较难于解决。作为食物链中间的一环，人类食肉是一种自然权利，是一种本能要求，曾被中国先贤们纳入“天理”的范畴予以认可。但只要人类还需要从肉品中汲取蛋白质、脂肪、氨基酸等人体必须之物，即便是有所节制，即便心存不忍，那么人类宰食动物就不可避免，对动物最普遍、最大量、最不由分说的戕害就无法止息。宗教一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各种“斋日”和“斋月”充其量只是使屠杀略减其量，并不能把动物从餐桌上清除一净。道德也一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孟子的“君子远庖厨”一说不过是把自己的心理道德负担转嫁他移，其权宜性和虚伪性甚至让后人生疑。如果考虑到植物也是一种生命，考虑到现代科学技术对其神经反应、信息传导、情绪表达、机动能力等方面的惊人发现，那么面对这种“准动物”的植物，素食主义也难说是一种治本之策。它只是后延而不是终止了素食者所谓珍爱生命的情感痛点与逻辑难点，而且还有广泛普及和具体推行的巨大障碍——如果连动物都能吃肉，为什么人就无权吃肉呢？这种主张的合法性在哪里？在另一方面：如果不依靠极权强制和邪教洗脑等极端手段，全民素食主义运动是否可能？这种主张的可操作性又在哪里？
现实就是这样坚硬和冷冽：若无科学技术的相助，食肉这个核心难题几乎无法解决，而迄今为止人类各种珍爱动物和保护动物的举措，在这个死结解除之前几乎就是杯水车薪，甚至是自欺欺人。从根本上说，人们无法相信一个嗜肉者怀抱一两个宠物就成了动物的朋友，也无法相信一个嗜肉者放飞了一两只小鸟就成了动物的救主。他们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厚此薄彼，如此而已。
也许，我们还得等待和努力，我们不能不寄望于科技手段最终能把人类从食物链中拔出，从而逃离物物相残弱肉强食的原罪性渊薮。这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人类也许可以绕过活生生的动物（甚至可以绕过活生生的植物），直接从水、空气、泥土中提取原料，制作出高仿真的肉制品，乃至将鸡鸭鱼肉各种美食的口感、香味、营养成分完全复制以供人类食用。人类不是已经像种蘑菇一样，在老鼠背上培植出了人的耳廓吗？不是已经用单性繁殖的办法，克隆出了羊牛等各种动物活体吗？与此相比，克隆一块块无生命不活动的“肉”，是不是还要来得容易些呢？是不是不那么遥不可及？既然人类已经借科技的成就让自己飞行的高度超过了鸟，奔跑的速度超过了兽，既然连到别的星球去殖民的幻想都在一步步被实现，既然已经有了许多以人造品代替动物制品的先例，再往下想一想，人类为什么不能创造出人造肉品，从而让所有动物从屠刀下解放出来？
只有人类走到了这一步，人与动物的关系才可能发生最根本的改善，就像奴隶和妇女的地位曾经发生过根本性提升。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动物不再是食品，或者说动物肉品作为人类美食变得相对次要、相对不合算、相对高风险——包括承担道德指责的舆论风险——以后，所有生命共同的福利才会取代人类利益第一的观念，成为一种新的主流性道德价值。在一种新科技所确保的全新制度和习俗之下，地球生物圈的和睦关系才可能因之得以修复，人类以及人类的后代将不再困顿于数之不尽的道德难题，比如魏奶奶不需要为杀鸡而垂泪，继生不需要为给活猪灌水而自责，周婆婆不需要被迫在领低保还是养狗之间做出选择，杨杨不需要为恪守素食承诺忍受离婚的痛苦，严敬笔下的动物不再永远是无奈心灵的载体，小猪笨笨的幸福也不会只存在于闪烁迷离的梦里……
遗憾的是，在2007年仲春我的书几近结尾的时候，这一切都还只是一片诱人的憧憬。生活在现实里的人们还无法摆脱心灵与行为之间的冲突，包括像我一样，一边对动物的处境满怀同情，一边对自己无法严格素食心存罪感。而且就职业而言，我算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还有更多的人受生计所迫，不得不跟受虐的动物朝夕相处，每天面对着它们的惨叫、挣扎以及鲜血和死亡。
那一天终会到来的吧？
那一天应该到来，就一定能够到来。
彼得·辛格说的并没有全错，因为希望存在于我们对生产力发展的人性控制，因为科技发展跟人类其他活动一样，也有循天理与纵人欲的区别——其为善或者为恶，取决于人类道德理性的驾驭水平。包括哲学在内的社会人文学科在这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职责。按照章太炎先生的说法，科技带来大善的同时也带来大恶，带来大利的同时也带来大害。无所不能的高科技，彻底解除了现代人对大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无神论铸造的钥匙，打开了天堂的后花园，让人们不光在精神上得与上帝一起狂欢，还可以趁着酒兴谋杀他一千次。在丧失了宗教感的现代人面前，上帝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毫无招架之力，死得这样完全彻底。汤因比指出：“技术的进步，特别是1773年至1973年这最近两百年间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像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不断地扩大着裂痕。在过去的五千年间，这种巨大的‘道德鸿沟’，使人类为其自身种下了极为惨重的灾难。”
汤因比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人类的物质力量增大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其精神并未能随之同步成长，所以当早期社会低下的生活水准，对人类欲望的强制性遏制失去效力，人的贪欲随着自身能力的加强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无限膨胀水涨船高。人类借助发达的生产力摆脱了生活必需品的奴役，却将自己卖身给奢侈品和虚荣心，成了更加可悲的奴隶。
马克斯·韦伯在论及现代科技的功能时，曾经将现代科技对社会的影响描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现代科技具有满足公众物质需求的功能（权且简称为A功能），也具有进一步提升公众物质欲望的功能（简称B功能），当A超过B时，社会相对平衡，人际关系温情脉脉；当B 超过A时，社会矛盾激化，人性黑暗的一面凸现。这实际上论及了科技发展方向的本质。对韦伯的观点稍加引申，科技给整个地球生物圈带来的影响昭然若揭。
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明，更多用于满足人类正当的生存需求时，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得以生生相息，反之，会直接导致一切生命的共同灾难。不妨耸人听闻地强调，未来科技的发展，将随着人类对其方向的把握导致两种极端：或为所有生命平等的生道主义准备必要的精神和物质条件，或将现存的人道主义也一同毁灭，把人类送入一个新的中世纪。人类能否逃脱恶魔般的物质诱惑和贪心的报应，要看他是否能用科技这把打开了天堂地狱两扇门的钥匙，重新将地狱之门锁上。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科学技术要想创造条件担当起解放动物重任，对科技进步方向的检讨和矫正必不可少。事实上，方向正确的科技实践不仅能救动物于危难，还可以培育人类跨种族的道德情感。2007年中国大连的群鸟离奇自杀之谜，通过科技观测得以解释和解决，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个案。
甘地有一句名言：自然界的资源可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却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问题在于沉迷在物质高度丰富的万丈红尘中人，正在丧失判断何为需求何为贪欲的能力，也就是分辨天理与人欲的能力。
何为天理，何为人欲，是一个久已有之的古老问题。在我们的老祖宗那里，答案似乎也是现成的。
程颐说：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胜也。峻宇雕墙，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淫酷残忍，本于刑罚；穷兵黩武，本于征讨。凡人欲之过者，皆本于奉养。其流之远，则为害矣。先王制其本，天理也；后人流于末者，人欲也。
朱熹说：天下万物当然之则便是理。……不为物欲所昏，则浑然天理矣。……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有天理自然之安，无人欲陷溺之危。
大而天地万物，小而起居食息，至于一草一木昆虫之微，亦各各有理。明辨天理，就是把握万物当然之则，作出合乎天理的选择。但凡涉及到动物，杀生的问题就不可回避。进而言之，同样是杀，怎么杀也有天理和人欲之别。中国居士丰子恺认为，人们为了生存而割食动植物，是不得已和必要的，而不是无端的。在他看来，杀与不杀的度就在这里，必要就是天理，无端就是人欲。
道理既明，度就成了一个微妙的关键，它几乎无处无时无事不在。在每一个具体的事件中，它总是千变万化，因时因地因环境而异。何谓过度，在每个人的眼中也会各不相同。
英国文豪萧伯纳是一个素食者，当一个朋友问他：“假如我不得已而必须吃动物，怎么办？”萧伯纳回答：“那你要杀得快，不要使动物多受痛苦。”这句话曾被英国的素食主义者群起而攻之，人们说，怎么杀不是要了它们的命。换言之，既然要了它们的命，怎么杀不行？
试想，无痛处死和活活被注水毙命对猪和牛们，怎么会是同一回事？就像人类处死罪犯的手段，也为避免过于残忍，逐渐废除凌迟、车裂、砍头、电椅、绞刑，而且还在逐渐把枪毙改为注射。没有谁会认为，罪犯横竖都是一死，凌迟和注射并无区别吧。
“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熹语）当我们借着先贤思想的烛照，在人性的迷茫里前行，还有多少盲区要穿越，还有多少歧途要折返，也许并未可料，但我相信只要认准了那个方向，哪怕是迈出趔趄的一小步，也值得我们欣慰。
“不要原子弹和F16，要人造革和人造肉。”或许应该成为科学技术献给包括人类自己在内的一切生命的祝福。
（选自《一只蚂蚁领着我走》，三联书店2008年1月出版）
蒋子丹，作家，现供职于广州。主要著作有《左手》、《动物档案》等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