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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床也忒宽了吧，一半就够”
       1996年7月，老哥毕业分配到深圳，在一家银行上班，我还在读研究生，在暑假作为随行特使来了深圳。
       当我们一人拎一个包，来到他们银行安排的宿舍时，两个人坐在地板上相视傻笑：一间大约8平方米的房内，除了一张1米2的床垫，空无一物。
       “我们有2000块钱，可以买很多东西的，我们有钱。”老哥豪气十足地伸出手，夸张地拍了拍他那人造革钱包，里面鼓鼓囊囊地装着从亲戚那借来的20张“大百”——我们全部闯荡深圳的费用。
       傻坐一会后，我们掏出纸和笔来列购物清单，写到床上用品时，老哥指指那张床，很诡秘地带着坏笑说：“这床也忒宽了吧，一半就够。”我笑着擂了他一拳。
       我们去最近的千百意商场（后来没过多久关门了，现在是酒楼），围绕着吃喝拉撒买了一大堆必需品，看到一盏台灯时，我的小资心理不顾当时的经济状况，狂作祟。
       那台灯的灯罩和灯座都有印象派油画的感觉，色彩绚烂，还可调节光线，我一看到它，立即想买。我感觉那8平米的家，如果有了这盏台灯，绝对不至于惨白和空洞。但一看标价，要160块，我吓了一跳，心想，简直是敲诈。
       我气得走开了，和老哥去选别的生活用品，但奇怪的是，离这盏台灯越远，我就越想买，绕了一圈后，又拉着老哥回到这盏灯前。
       老哥说：“这太豪华了吧，妹，我们还不能买电器呢（因为160块的‘天数’，台灯被尊称为‘电器’）。”我当然也知道，但实在想买，站着不动，摇着老哥的手说：“买了吧，哥哥，豪华一把吧。”我后来偷眼看到老哥把这台灯放进购物车时，脸上有一种“豁出去”的表情。
       这盏台灯后来成为我们家除人以外最大的亮点，它以调节光线的功能，充分地满足了我们的浪漫需求。有时我们将光线调到最低，体会“一灯如豆”的感觉；再大一点点，就朦胧成一片；更大时，橙红的光线就开始表现浪漫；再明亮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床上温馨地用它看书。
       冬天的夜晚，我们经常早早关了日光灯，把放在床头地板上的台灯调试好光线，爬上床。老哥把枕头靠在床头冰冷的墙上，迅速用背压住枕头，坐好，然后笑着把双手张开，伸向我。我立刻像只温柔的猫，乖乖地坐到他怀里，盖上被子，顺势把我们刚脱下来的外套、毛衣压在被子上取暖。
       老哥负责捧书和翻书，我什么也不用管，只管把手窝在被子里暖和着。我的背贴着他的胸，他的头放在我的肩上，顺势一歪就能亲到我的脖子，他呼出的热气直吹进我的耳朵，我常常大叫“阅读环境恶劣”。
       我表现好的时候，就用手揉搓老哥冰冷的脚丫，我边揉他边躲闪，嘴里发出各种怪笑。有时我干脆在他的脚掌里使劲挠痒痒，弄得他满床打滚，边滚边喊“救命”。
       他乱滚一气的时候，经常会碰倒床垫旁的宝贝台灯，这时我们就会突然刹住笑，一起心疼我们家当时唯一的自买“电器”。
       每天晚上，我们一打开这盏台灯，心灵就开始享受。
       在我们后来的N次搬家行动中，这盏台灯总是成为第一重点保护对象。直到2003年，我的闺蜜玛亚到了深圳，我们把这盏台灯郑重地送给了她，她一直把这盏台灯放在床上，和她最爱的书一起，陪伴她。
       除台灯以外，我们还咬牙买了一张茶几，耗去巨资120块。这张黑色胶木板的茶几有四个轮子，可以自如地移位，还可以装拆。深圳的许多家具都有这个特点，据说是为了搬家，多数深圳人都会搬好几次家。
       这张茶几在我们家属于绝对多功能家具。我们用它当餐桌、书桌、写字台、熨衣板，晚上充当衣柜，搬家的时候当小型运输车。作为我们的主力家具，它受到我和老哥的百般呵护，我们用了三年多，一点刮花的痕迹都没有。
       后来，我弟弟也来深圳打工，我们把茶几送给了他。几年之后，他赚了点钱准备回老家发展，我们的茶几也衣锦还乡，现在还在我弟弟家中，在我们家乡继续发挥着多功能的贡献。
        “家的感觉是趴在
       窗户上等你回来”
       没想到在深圳搬家真的那么快，刚到深圳才一个星期，老哥他们银行就要我们从燕南路搬到深圳教育学院去，说那里的宿舍空出一间房，比这间大。
       房间真的大了许多，有十来平米，里面还有一些上一任房客留下的家具，但也还是“三无”房，没有洗手间、没有厨房、没有阳台。不过我们很高兴，房间大了就可以做饭，做饭就有家的感觉，而且比吃盒饭省钱。
       当时我的小老乡刘剑平在彩虹新都做保安，他比我们先来，我们去他那玩的时候，他送我们一个不知道用了多少年，也不知道前几任使用者是谁的巨型电饭煲。他从床底下搬出那个电饭煲时说：“掉了漆倒没什么，就是不自动跳闸了，饭很容易烧糊。”我极领情地说：“没关系，饭熟了不跳闸，可以闻饭的香味，饭香了就拔掉插头，还可以训练我的鼻子。”
       我曾经在10岁的时候，操持着巨大的铁锅和铁铲，在煤炉上做我们全家7个人的饭菜。读大学的时候，和死党笨笨，在宿舍用两只脚的电炉煮方便面。读研究生的时候，常和老哥一起用酒精炉做饭。现在居然有了电饭煲，那不是进入电器化时代了？
       那个暑假，我雄心勃勃地要考当时公认最难考的证，注册会计师。白天老哥去上班，我就在家准备注册会计师考试。老哥试用期只有1400块一个月，他要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我们一日三餐要吃饭，还要付房租，这1400块，必须通过科学的精算来决定每一块钱的去留。注册会计师考试有一门课是《财务管理》，我说正好“学以致用”。
       我们的正餐是老哥回家后的晚饭，经过我的专业精算，我们两个人每天的晚饭只能用5块钱。我每天四点多钟去泥岗路的菜市场买菜，做好饭等老哥下班回来。
       那个巨型电饭煲顿时发挥了作用，我既用来做菜，又用来做饭，有时先做好菜放旁边盖起来，再做饭，饭好了老哥就回来了。遇到那种应该马上吃的菜就先做饭，把饭打起来再做菜。有时一边做饭，一边在饭上蒸菜。有时把腊肠、豆子一类的东西直接放进饭里一起做，做成菜饭，既当菜又当饭，绝不亚于现在在一流粤菜酒楼吃到的腊味煲仔饭。有时还用它煲汤，汤好以后下进面条、粉丝，超级无敌美味。
       后来，当我和朋友们开心地说这一段故事时，一位80年代出生的妹妹大叫一声：“麦噶得，电饭煲还可以做菜？煲汤？”我大笑：“俺们无产阶级‘前辈’的生存智慧，你们新新人类难以想象吧？”虽然跟许多比我更老的无产阶级比，我这点事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好不容易逮着机会，当然要倚老卖老一番。
       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们，他们吃的饭都是从电饭煲里盛出来的东北大米、泰国香米，也没看到过爸妈用电饭煲干过别的，当然想不到电饭煲会有那么多妙用。
       可是在那个暑假，巨型电饭煲是我这大厨唯一的武器。我每天变着法子做饭，每天吃的都不一样，用的晚饭钱都不超过5块。我估算着老哥回家的时间，快好了的时候，就趴在窗口看。老哥一进到院子就往我们家窗户望，望见我就猛挥手，然后一溜小跑回来。我在窗口一见到他，就立即把电饭煲插头拔了，然后盛饭，盛好饭时，老哥就刚好进屋。
       老哥在亲我一下之后就开始赞不绝口、“吧唧吧唧”地吃饭。他咀嚼和吞咽的声音，如同演奏欢乐颂，让我得意无比。那时他常常因为疼惜，因为感慨，因为感动而说的那些话，也比后来任何时候说的都动情。本人的贤惠，也在那一段时间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饭后被老哥牵着手在教育学院或银湖散步时的感觉，和多年以后在马尔代夫的夕阳里漫步，或在新疆阿尔泰的白桦林里听鸟叫时的心情一模一样。一样的宁静，一样的快乐，一样的美好。
       那个暑假将结束的时候，我很陶醉地对老哥说：“哥哥，你知道家的感觉是什么吗？家的感觉就是趴在窗户上等你回来。”老哥却说：“家的感觉就是两个人一起穷，一起快活，所以叫穷快活。”
       5块钱的“美味佳肴”
       尽管老哥吃着我用5块钱买来的“美味佳肴”大肆表扬说：“你不是用5块钱，你是用研究生的素质、律师的智慧、爱人的心思来买菜的。”但有时候，5块钱以外的这三样东西，也不是那么管用。虽然那是1996年的物价，但用5块钱去菜市场买两个人的晚饭，其实不容易。
       我那时每天下午四点步行去最近的泥岗路菜市场，泥岗路当时相当地名副其实，晴天灰尘弥漫，雨天泥泞满踝。下午四点去买菜的人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保姆，一类是老人，还有一类是永远穿着睡衣和拖鞋的女人，后者比较多。
       至于菜市场那种氛围，我从来不喜欢。我总是在路上就盘算好，今天吃什么，怎么搭配，一进菜市场，立即找到想要的菜，买了就飞奔走人。但有时我想要的菜并没有，有时有，又不新鲜了。更常见的问题是价格不合适，有时我认为单价太贵，有时他们不愿意卖两块钱的牛肉或三块钱的排骨。我要么只能作罢，要么得换一家试试，要么要想办法说服那些打着赤膊、浑身油污的卖肉者，这些，都让我难办。
       还有一次，本来是打算做肉沫烧豆腐、红烧茄子的，我买下两块钱的瘦肉后，意外地发现有一家有个猪腰很新鲜，一问，要3块钱，我想，如果改做肉沫豆腐加土法蒸腰花，那也不错，但那样的话总额要6块钱，超支了。
       我问卖家“两块钱可不可以”，他极不耐烦地摇头。我只好走开去别家看看，走了一圈，发现别的摊档的有的猪腰不如那个新鲜，有的不如那个大，我又回到原来那家，再试着问：“真的不能两块吗？”没想到他勃然大怒：“没有钱你就别买了，3块钱都付不起还想吃腰花。我告诉你，这腰花我不卖了，两块钱？还1块钱呢！”他怒气冲冲又鄙夷不屑地看着我，鼻子拼命地“哼”出一声。
       我本来只是再试试，他要不同意，我就3块钱也买了算了，完全没想到他会那么生气，我瞠目结舌，眼泪瞬间滚了出来，赶紧扭头走了，木木地按之前的方案再买了豆腐和茄子走出菜市场。
       回来的时候，深圳的天空彩霞满天，但我的内心酸楚得没有一丝力气，我拖着灌了铅的两条腿慢慢往回挪着，心里无限悲哀。
       快到教育学院的时候，我对自己无力地说：“这就是辛酸，辛酸也是一种感觉，辛酸也是一种体验。人生就在于各种体验，只有幸福、只有快乐，那是不完整的。”
       接着我分析了一下当时的情景，我对自己说我并没有错。至于他发怒不卖了，只能说明他的猪腰完全值他自己报出来的价格3块钱，而不是我想要的两块钱，他卖的东西物有所值，发现我居然不知道这一点，还跟他还价，他非常生气，或者那一刻他正为什么事生气，我撞到了他的气头上。
       这么一分析，我渐渐理解了那个卖腰花的人，接受了他的怒火。我甚至想，没准换了我，也烦了，为了1块钱，反反复复地讨价还价，爱买不买。
       “不过，我会有钱的。”我长叹一口气后，拼命给自己补充力气：“我读了20年书，是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考过了律师资格，现在还在备考注册会计师资格。我不相信赚不到钱，我们现在是最穷的时候，只会越来越有钱。”
       我对自己说完这些之后，开始慢慢恢复体力，说服自己将这件事放下。
       踏进教育学院的大门时，我用劲甩了甩头发，心想，到家了，哥哥要回来了，我要像往常一样，做好5块钱的美味佳肴，等他回来。
       我被包围在隔离墙上
       1996年的暑假，我刚到深圳时，晚上经常和老哥去罗湖国贸大厦一带逛夜景。但当我们享受完那些高楼大厦外墙的繁华灯光，再回到教育学院我们那10来平米的简易宿舍时，初为深圳人的感觉常常变得复杂。
       当时从罗湖回泥岗路的教育学院只有一路公车，是24路。我们坐24路到泥岗立交桥下，教育学院在马路对面，立交桥下本来有地下人行通道，但当时晚上没有灯，地下通道就充当了许多人解决小急的场所，就算白天也几乎没人走，我们过马路都是在地面钻车的空子，然后猛冲。
       在当时看来，那马路宽得气人。从立交桥上下来，有比较陡的坡，车速都非常快，路中间有一米左右高的水泥墙隔开，我们过这马路得分好几步。先瞅准车的间隙，然后迅速反应，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隔离墙边，再爬上隔离墙，接着等待时机，以同样搏命的速度过马路的另一半，才算过了马路到达了对面。有时运气不好，要站在隔离墙上等很长时间。
       有一次我一个人晚上回家，还坐在公车上就为要一个人过那马路不由自主地捏紧了拳头。可能是由于太害怕，下公车后我几次尝试着要冲过去，都只跑了两步又败下阵来，总感觉自己对车速、对距离估计不对，再加上那时我的眼睛没做近视矫正手术，看得不太清楚。
       一直犹豫到第五次，我将心一横，终于冲到了隔离墙下，刚一站定，一辆货柜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轰”地一声巨响，我感觉自己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爬上隔离墙时，我一屁股坐在上面。我强烈地感觉到，总有一天我会被撞死在这里，脑海里随即一幕幕浮现出各种车祸现场的惨状……当我惊恐地回过神来时，满脸冰凉的泪水，我感觉自己仿佛已经死了一次。
       坐在隔离墙上，我环顾四周。深圳的夜晚真是五彩斑斓，远远近近的灯光层层叠叠，集合成各种图案，把天空映成无边的橙红。长城大厦（那时候从泥岗路完全看得很清楚）真像长城一样长，密密麻麻绵延成一片。我知道那里的人都有了自己的房，每一两个灯光就意味着一个家，每一个家意味着一片令人羡慕的欢笑，他们在上演着各自的欢乐，而我，一个人坐在隔离墙上，只是一个黑影。
       东去西来的车一排排在我的前后呼啸而过。我被车灯包围了，被深圳夜晚的灯火包围了，我在灯火的中央，但我在深圳的边缘，被包围在隔离墙上。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进入这个城市的中央，什么时候可以成为深圳的主流人群……但我们既然来了，就必须进去，虽然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我们有希望，只要不放弃希望，就会有一切……
       那天老哥出差了，我在隔离墙上坐了很久，回到教育学院时，什么也没洗，就直接爬到床上睡了。
       爸妈差点让我们破产
       1999年秋天，爸妈来深圳看我们，刚一进家门，老妈一览无余后目光如炬地问：“只有一间房，怎么睡呢？”
       我们得意地带爸妈看了我们的阳台，在他们来的前几天，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阳台有1米2的宽度，我们去旧货市场买了一张1米1的床，正好放了进去，不过，上床只能从床头爬进去。我们把刚到深圳时买的单人床上用品，从简易的塑料衣柜里拿出来，再次派上用场。然后，去东门布艺批发市场，选了一种非常温馨的粉蓝色花布，批发了一大捆，再用铁丝、夹子，在床四面的墙上、窗户上打好钉子、连好铁丝，围成床帘。顿时，我们阳台上的小床就成了平民版的“公主”床。
       我们让爸妈睡1米5的大床，我们就睡阳台上这张小床。
       那天晚上，当我们两个人猫着腰先后爬进平民版的公主床时，感觉重新回到了可爱的童年。我们并排躺在床上，看着四周粉蓝粉蓝的床帘，非常得意，觉得那个小小的世界里弥漫着浪漫和梦幻，而我们的小床，就是小人国里王子和公主的婚床。
       正那么开心着时，老爸和老妈突然鼾声四起，我们静听了一会他们的鼾声后，两个人同时一把将毯子拉过头顶，在里面大笑不止。
       我们白天出去游玩，晚上四个人坐在大床上或沙发上，同看一部小电视机。深圳的深秋有点冷了，我每晚一冲完凉，就窝到老哥身上看电视，坐在对面的老妈则顺势把我的光脚抱在胸前，扯开她宽大的衣服包住我的光脚。
       对于我们所花的钱，必须在报价时非常自然地砍掉一个零或两个零，否则他们不但不开心，还会难受。在买水果上，更是如此。有很多水果，比如车厘子、山竹、布林等，都是当时的湖北老家所没有的。我们在报价上一律都按老家的橘子、香蕉等进行处理，单价都在一块、两块不等。
       不过这种报价，后来差点让我们破产。
       两个月以后，爸妈要回家了。在考虑带什么礼物给村子里的人们时，爸妈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那些“又好吃又便宜”的水果。他们决定给村里的七户人家每家一箱车厘子、一箱布林。
       一听他们的计划，我和老哥在心里吓了一大跳，以眼睛示意，悄悄拿了计算器，藏进我们平民版的公主床里去算。这些要带回去给乡亲的水果，就算去福田农产品批发市场去批发，最低也需要5000多块。是坦白说出实价，还是咬咬牙买了？我和老哥小声地盘算着。
       最后，我们完全按爸妈的意见办了，但后来的事情让我们完全没想到。
       过春节时，爸妈打电话来说，乡亲们想要我们多买一些水果托运回去，“费用一块钱一斤也好，两块钱一斤也好，照付”。
       这下我们终于傻眼了，如果还照那样报价，如果每年过年过节都这样托运水果回去，我们绝对要破产了。
       我们只好老实交代。
       据说，爸妈后来对于我们的虚假报价感叹了一个多月，有难受，有痛惜，也有窝心。
       爸妈回去以后，我在办公室整理我们一起拍的照片，准备寄回去。同事们没事拿来看，看到我们的合影，说：“你跟你爸妈还挺像的呢。”我说：“是吗，难道我和老哥真那么有夫妻像？”他们非常吃惊地说：“你一天到晚跟我们说爸妈来了怎么怎么，我们还以为是你自己的爸妈呢。”我说：“我的感觉真的一样。”
       这么多年来，我每次想着我的光脚丫，轻踏着老妈松弛而热乎的肚皮的感觉，想着那柔软的肚皮，曾经孕育着我的老哥以及另外八个兄弟姐妹，想着她那安详宁静的表情，我的心里常有一种母爱大过天的温暖。
       事实上，爱我婆婆是件很容易的事，她虽然不识字，但很有文化，虽然没读过书，但世事洞明，在她身上，有着中国传统母亲的一切美德，她吃过很多苦，从来忍辱负重。
       老哥说他小时候半夜醒来上厕所，经常看到老妈用冷水和着剩饭，坐在一堆没完成的农活前，佝偻着背往嘴里猛扒，看样子是饿极了，才想到要吃点晚饭填肚子。我每次想到这个场景，鼻子会发酸，眼睛会湿。同样作为女人，她们那一辈人吃了太多的苦。
       我常常很感慨地对他们说：“你们养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子，自己没享到什么福，福都让我享了。”
       “谁知道那里面藏着宝呢”
        我和老哥师从同一个导师，郭锐教授，他视我们亲如己出。郭老师的大女儿叫郭少宁，我们叫她少宁姐姐。她常被我们尊称为与时俱进的杰出代表，很早就打破铁饭碗，来到深圳闯天下。
       1997年，郭老师也来了深圳，到少宁姐姐家过暑假，我们第一时间去看他。在考虑买什么礼物去看郭老师时，我和老哥几乎同时脱口而出：“荔枝！”
       那时侯，我们在内地吃不到新鲜荔枝，只能偶尔吃到褐黄色的荔枝干。对新鲜荔枝的向往，却因为背唐宋诗词，早已有之。
       我和老哥一到深圳就买来荔枝吃，当时根本不知道吃荔枝会上火，更不知道在吃完荔枝后要喝点盐水，只觉得好吃。我边吃边说：“怪不得人家贵为皇妃都爱吃。”那晶莹剔透的果肉，一口咬下去，满嘴甜汁，就算吐出来的核，都亮晶晶的，格外可爱。我们一口气吃了五斤，感觉真是过瘾。不过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荔枝的价格还是有点贵，要好几块钱一斤，我们吃了一次就没敢再买了。
       既然是我们的导师来了，再贵都得买来去看他老人家。
       我们拎着一大塑料袋荔枝去看郭老师，荔枝红彤彤的，外表虽然疙疙瘩瘩，但里面白白的果肉太有诱惑力了，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老哥看我馋成那样，笑着从袋子里揪了一颗下来，说：“吃吧，一颗看不出来。”我急忙吃了，接着也学着他的样，从袋子里揪一颗下来，递给他：“吃吧，一颗看不出来。”他也大笑着吃了，吃完后还咂咂嘴。
       我们就这样你一颗我一颗，边偷笑边揪着，边吃边扮着鬼脸，时不时调整一下袋子里的荔枝，把被揪掉的蒂埋在下面，掩盖着“犯罪现场”。各揪了好几颗以后，快到了少宁姐姐家了。我一看到她家那栋楼，失望地说：“今天怎么这么快呢。”老哥看到路旁浓密的灌木，突然灵机一动，说：“妹，我们干脆藏一扎到这树里面吧，反正少一扎，看不出来。”我听了大笑，觉得老哥真是聪明绝顶。
       后来我们选了一根电线杆做参照物，我望风，老哥藏荔枝，他偷偷猫着腰藏完后，大叫一声：“快跑呀，快去快回。”我说：“不用，谁知道那里面藏着宝呢。”
       到了少宁姐姐家，我们跟郭老师聊了一会后，我对郭老师说：“吃荔枝吧。”郭老师似乎对国家时政的兴趣远远胜过好吃的荔枝，他没接话，继续针砭时弊。我本来盘算着，如果他吃，自然也会叫我们吃，那不是大赚了？
       等郭老师和老哥聊了一会，我还不死心，又说：“郭老师，吃荔枝吧，我们今天给你买的荔枝很新鲜的。”老哥听出我语气里的着急，突然会意，站起身直接去拿我们放在地上的荔枝。这时少宁姐姐说：“荔枝冻一下更好吃，把这些放冰箱吧，我把冰箱里冻的拿出来吃。”我和老哥大喜过望，抿着嘴相视一笑。
       冰过的荔枝好吃多了！冰冰的、甜甜的，肉多汁足，一吃到嘴里就变成一个“爽”字！我和老哥贪婪地吃着，谁也不说话。突然又觉得这样吃太不妥了，互相示意着，僵着手指放下荔枝。
       那种感觉是痛苦的，明明可以很爽，又不得不顾及着该死的礼节，克制着自己；明明可爱的荔枝就放在眼前，却只能偷偷地咽着口水。我们痛苦地坐了一会之后，几乎同时提议“走”。
       我和老哥都记挂着那一扎藏在树丛里的荔枝，虽然没有冰过，但吃起来可以无所顾忌。我们快速地走向那根电线杆。
       “荔枝不见了！”我大叫一声。老哥赶紧跑过来，细细地拨开灌木搜了两遍：“真的没看到！”我们突然像两个泄了气的皮球，瞬间耷拉下来。我气得要死，有一种小偷好不容易偷来的东西，却被别的小偷轻而易举盗走的感觉。
       老哥犹疑地想了一想，突然一抬头，看着电线杆，大笑：“妹，你搞错一根电线杆啦，我看了的，不是这一根！”。他快步跑向最近的那一根电线，一弯腰就拎出了荔枝！
       我们立即坐在草地上吃起来，那种失而复得的开心、那种狂吃的快感，都让我想就势在草地上打几个滚。老哥吃完后，假扮苏东坡，捋着那不存在的长须，无比满足地点着头说：“不妨长做岭南人啊，夫人意下如何？”
       几年以后，我们经常把荔枝一箱一箱搬回家，单位发、朋友送、自己去果场摘，每年都多得吃不完，有的珍稀荔枝还要几十块钱一斤。我们常常吃几颗之后，就不想再吃了。
       老哥这时就会说：“藏一扎到树丛里去吧。”
       骗婚记
       那是1998年9月初，我毕业分配到深圳才一个多月，有一天，老哥懒懒地对我说：“妹，现在你也分配过来了，我们得考虑一下买房子的事了，有房才有家的感觉，买了房才算个真正的深圳人。”我说：“哦。”回答这么简短是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刚来深圳工作，对深圳可以说一无所知，所考虑的是怎样尽快胜任工作，买房这么的大事，我还没想过。
       老哥看我迷糊，接着说：“你知道吗，在深圳，有一种叫福利房，是专门分配给公务员、老师的，很便宜，但我们不符合条件。还有一种是微利房，有深圳户口的人都可以申请，比福利房贵，但比商品房便宜多了。”
       我一听，来了兴趣，说：“那我们不是可以吗？”老哥很平淡地解释说：“谁都想要的，所以要排队，先排到先得。”我不解：“那我们也赶紧排去呀。”老哥还是很平淡：“排队要证的。”我很纳闷：“证？什么证？”
       老哥完全没感觉地说：“结婚证嘛，得尽快去办了。”我轻轻“啊”了一声说：“那我不是要和你结婚了？”老哥头也不抬地说：“我们早就结婚了，我们早就‘那个’了啊，现在只是去办个手续，领个证而已，好排队买房。”他整个一去银行办张卡的感觉，而且一心为公，是为我们买房，这么重大的理由，叫我去办件小事而已，他对我的疑问似乎挺意外。
       我有点失望地说：“可是我原来是想要到教堂去结婚的。”我像许多女人一样，从少女时期就一直梦想着，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站在神父的面前，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庄严神圣地说出“我愿意”三个字，我认为只有那样，一生的爱情才算是有了着落。
       听我只是说到去教堂结婚，老哥飞快地说：“去教堂只是一种仪式，我们以后可以补嘛。先去排队买房要紧。”停了一小会，他又赶紧说：“我打听过办证的程序了，你明天去报社打个证明，证明我等下写好，你只要领导盖个章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请一天假，去把这事办了。”
       然后他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来递给我，上面打印了办理结婚证的程序，他看上去有点厌烦地说：“真麻烦，形式主义。”
       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他那种淡淡的、懒懒的语气里所蕴藏的阴谋，后来再仔细回想这一段对话时，发现他的奸诈在于，把结婚这么重大的事，淡化得如同只是要我去银行办张卡。而且，在整个“骗婚”过程中，他都极力避免提到“结婚”这个字眼，一直学法律的他，完全刻意地混淆了“结婚”和“那个”的含义。
       最后，关于我神圣的婚姻，我只是在日期上做了一点主。我选了那一年的阳历10月12日，即阴历的9月22日，作为我们去“办那事”的日期。我用我的方式看了个日子，10月12日，就是1012，意思是“要您要爱”，而9月22日，即“久爱，爱”。当我把那个日子及解释告诉老哥时，他压抑着心底的狂喜说：“妹，你真可爱。”
       一年以后，老哥一个也分配到深圳的同学来我们家玩，说起排队买微利房的事，老哥说：“微利房都很小的，而且位置又偏，我从来没有想过买微利房，要买就买商品房。”我当时在阳台负责做饭，听完这话立即猛冲到他面前，狠狠地指着他的鼻子说：“好啊，你这个骗子！”他那同学听了一头雾水，而这个被我识破了诡计的骗子，只是吐了一下他那狡猾的舌头，笑着问我：“妹，饭好了没？”
       等他那同学走了以后，我一把把他推到床上，猛地坐到他肚子上，掐住他的脖子说：“说！你为什么骗我？”他抱住我大喊：“救命啊，谋害亲夫呀——”
       他后来交代动机说：“你那么优秀，深圳优秀男人那么多，你要被别人抢走了，我怎么办？所以第一要紧的就是，趁敌人还没下手，先把你拿下，免得一天到晚担惊受怕。”
       这个骗局后来一再遭到我的清算，我每次提到这事时，老哥总是一副得逞的样子，他有时说：“嘿嘿，幸福的陷阱嘛。”
       不过我后来发现老哥对“结婚”也是真的没概念。有一次我在某种情境里感慨地说：“我们俩为什么这么好呢？”老哥牛头不对马嘴地说：“因为我们没结婚嘛。”我大笑：“嘁！”
       他接着很认真地说：“真的，我从来没有那种结了婚的感觉。我不像有的男人，一结完婚就放了心，老婆娶回家了，觉得这个老婆就是我的了。我一直都很紧张的，我觉得要是对你不好，你就会被别人抢去，所以10多年来我一直没结婚。”
       听完老哥这话，我突然明白，不管是骗来的婚姻，还是求来的婚姻，最好的状态就是像没有结婚。
       领证一日
       当我拿着老哥打印的未婚证明，来到报社找老总盖章时，报社一片哗然，一个个不敢相信地说：“怎么，你就结婚？”“才到深圳就结婚了？”“完了，我们白组织进攻梯队了。”我们部门的头儿老楚很善意地提醒我：“你确认了没有？”
       看到他们那么惊讶，我才知道领证这事，其实很严重。但是我已经答应老哥了，怎么办呢？最重要的是，就像老哥说的，我们已经“那个”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在内心暗自打架子鼓。
       不过一想到那些还没进攻就鸣锣收兵的“进攻梯队”，我膨胀的虚荣心就狂受不了，本来那么多人准备追我的，现在都没了，这损失，大了去了。
       我又突然想起，老哥其实都没向我求婚的，没有玫瑰，没有单膝跪地，没有钻石戒指，一切应该有的浪漫都没有，而且那句“那我不是要和你结婚了？”的话，还是先出自我的口，我气恼得不行，边写着稿，边把电脑键盘敲得噼里啪啦乱响。一整天，都在莫名的烦躁中度过。
       那天晚上，我把盖了章的未婚证明给老哥时，很不平衡地说了“进攻梯队”的事，并极尽夸张之能事，把假想中的“进攻梯队”，一个个描述成超酷超帅的世界级巨星。老哥一直静静地笑着听我神吹，等我终于发泄完后，悠悠然站起来说：“妹，你知道吗？一辈子被一个人爱着，才是最幸福的，你这辈子有我一个人爱你就可以了，别人爱不爱你，无所谓的。”然后他使劲地抱了抱我，力气比平时大了很多，我那颗七上八下的虚荣心，总算获得了些许安慰。
       走完所有既定的程序，1998年10月12日下班前，我们拿到了结婚证，真的办完了“那事”。
       回到家，老哥说：“我们去庆祝一下，去吃乌江活鱼吧。”那时候在桑达工业区里，有一条和燕南路垂直的小巷，有好几家乌江活鱼店，典型的排档，都是将整条鱼，用酸菜、红辣椒或青辣椒煮好，用一个脸盆大的铝盆端上来，连汤带水一大盆，味道比较鲜，我们偶尔去吃。
       我们选了一家，坐下来，点了酸菜鱼，等着。
       我坐的塑料椅子是绿色的，老哥坐的正好是粉红，我突然想起一个词，“红男绿女”，忍不住笑了。酸菜鱼端到桌上时，桌子有点摇晃，老哥把桌子移了个位，在地上捡了几块硬纸板，塞到桌子的两只脚下，桌子不摇晃了，我们开始吃。
       这一场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庆祝婚宴，老哥慷慨地花去了人民币32元。
       吃完乌江活鱼，我提议去老片坊坐坐。我心想既然是结婚这么重大的日子，好歹得浪漫一下留点记忆。老片坊离我们吃乌江活鱼的地方只有十来米，是一家西餐咖啡厅，特点是可以听到很老的唱片。
       那天是我们第一次去老片坊，也是我们到深圳后第一次去西餐厅。我忘了当时放的什么音乐，只记得灯光比较暗，是粉红色调的。我点了一杯橙汁，老哥点了一杯咖啡。
       橙汁送上来时，我喝了一口，嘴里居然喝到了一颗核。我跟服务员说：“橙汁里怎么还有核呢？”服务员一听，把它端下去了，过一会再送上来时，我又喝了一口，整颗的核没有了，而是被打碎在橙汁里了，我感觉满嘴都是渣。我把这感觉告诉老哥后，强按捺住心中的不快，对老哥说：“我们走吧。”
       于是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喝到了全世界最难喝的橙汁，我们在老片坊仅仅呆了十来分钟，就回到了家。
       洗完澡后，我们穿上了为各自准备的结婚礼物，一人一套睡衣。这是我们商量着在岁宝百货一起买的，是我的主意，寓意是我们结了婚，从此就要睡到一块了，结婚就相当于从此给对方买了件睡衣。现在想来，这解释真是牵强。
       我给老哥买了一套全棉的长衣长裤，上面有狗狗BOBO的图案，我们后来称BOBO衣，BOBO衣质量非常好，9年后的今天老哥还在穿，一点没有要坏的迹象。每次当我大笑着说起这长寿的睡衣时，老哥总是扯扯他的BOBO衣，骄傲地说：“98年才买的，结婚礼物呢。”
       老哥给我买的是真丝睡衣，上面有我最喜爱的玫瑰图案，但真丝太娇贵，第二年就不成样子了，我只好把它作为珍贵文物，珍藏在衣柜里。
       穿上结婚礼物后，我们打开了那盏一直钟爱的台灯，在柔美的灯光里，用VCD机放了一张音乐碟，在我们家好不容易空出来的三四平米的地板上，不太有节奏地跳了一支舞，我的光脚踩在老哥的脚上，脸贴着彼此的脸，我们抱着，一齐摇动着，感受着彼此。
       那一刻，我觉得那天真是我大喜的日子。
       “到家里过蜜月就好了”
       领证后的第二天，当我们一人拎一大袋喜糖去各自单位发完后，我们的婚姻大事也就圆满地宣告结束。
       没有婚假，没有蜜月，没有婚纱摄影。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某人情急之下所承诺的，去教堂“补”仪式，而是完全继承了我党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取消了任何“腐败堕落”的形式，用最最庄严的法律的形式宣告了我们从此“合法”。
       不过，对于这些，我们的新郎自有谬论：
       “对我们来说，结不结婚都一样的，不过领执照要紧啊，咱们可是学法律的，哪能干那违法的事？嘿嘿。”
       “我们肯定要拍婚纱照的，等到钻婚的时候再拍，要不然哪天不相爱了，婚纱照就变成伤心照，怎么看怎么伤心，多惨啊。”
       “蜜月嘛，就是甜蜜的岁月啊，我们天天都有爱，所以我们天天都在度蜜月啊，到家里过蜜月就好了，哪里还要专门出去度蜜月！”
       现在回忆起来，觉得那家伙真是个偷换概念的高手，而且超级顽固，采取谎言重复千遍的策略，把我这刚出校门的纯情女生给洗了脑。
       不过，每当我看到路上行驶的绵延婚车、看到各类电影电视里的浪漫婚礼场面，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伸出魔爪，把某人拧得“哇哇”大叫。我总在心里冥想着，没准有一天，某人会屈服于我的二指禅，把蜜月、婚纱摄影一次补过？
       后来的日子，真像某人所说，结了婚像没结婚一样，两个人只在平常的日子里，找一些小机会疼爱对方，在家里过着蜜月。
       记得那年年底，各单位忙着吃年饭了。我们报社和老哥他们银行刚好安排在同一天晚上，只是在不同的酒楼聚餐。吃到八点半的时候，快接近尾声，我急忙先溜了。那天晚上，下着雨，天有点冷，我很想早点回家，打开温暖的台灯，放好音乐，等老哥回来。我希望为他开门，让他一回到家就看到我，看到温暖的灯光。
       我气喘吁吁跑回家，正准备掏出钥匙开门，突然发现里面有灯光，老哥居然比我先回。我边敲门边扶着门框大口喘气，他一听到敲门，应声说：“正准备打电话问你什么时候回呢。”他一打开门见我大喘粗气，忙问我怎么了，我边喘边说：“我想先回来等你的，一路跑，结果还是比你迟。”
       老哥顿时很得意：“哼，想跟我比，也不看看谁的腿长？本人也正想得第一呢。奖品是什么啊？”我听了非常吃惊，心想怎么连这样的想法都一模一样呢，毫不吝啬地奖了他一口后，老哥继续说：“天气这么冷，一打开门，里面黑乎乎的，我怕你哭嘛，所以还是先回来等你比较好。”我听了心里非常感动，那样的默契，那样的宠爱，那样的温暖，是婚纱照拍不出来的。
       有一次，老哥去兰州出差了，他还没回深圳，我又要出差了。我不能去接他，也不能在家等他回来，为此很难过。
       后来，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我找出几张A3的白纸、毛笔、墨汁，用可爱的童体字写下3张大字报。字写得很大，还画了顽皮的笑脸。
       我把“我的哥哥回来啦，哈哈哈……”贴在一打开门就看得到的墙上，我要让他惊讶得嘴巴可以放进一个鸡蛋。他一放下包就会去洗手间洗手的，我把“哥哥回来啦，哈哈”贴在洗手间的墙上，要让他边洗脸边开心，洗掉周身的疲劳。洗完手后，他肯定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沙发不正对着电视机吗，我把“哥哥，我爱你！”贴在电视机上，我要让他舒服地靠在沙发上傻笑。
       做完这一系列准备活动，我看着自己的杰作，想象着老哥回来时的惊喜，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自顾自地傻笑起来。我无比得意，有一种小女人办了件大事的感觉。
       后来我问老哥那次回到家的感觉，他说：“我一打开门，觉得满屋子都是你的笑声。后来又看到洗手间和电视机上的字，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是什么让你这么爱我呢。”
       后来我们再搬家时，老哥小心地把那三幅作品撕了下来，说：“得把你这辈子最好的书法作品裱起来，装框，挂在中堂，传之子孙后代，让他们知道当年他们的老祖宗是怎么相爱的。”
       但后来这书法作品一直没裱，只是用盒子装着，和我们当年的情书放在一起，放在书柜的最底层。我问老哥为什么放在最下面，他说：“万一发生什么火灾、地震之类的，好拿了这些就逃，所以要放到能最快找到的地方。”
       照顾彼此的感受，宠爱彼此的心灵，不花一分钱就乐翻对方，这就是我们的蜜月，在家过的蜜月。
       公主驾到
       2000年初，当我和老哥合计着手中的钱，发现居然有了好几万块时，我们所想到的最好的犒劳办法，就是春节一起去旅游。
       找来深广两地报纸旅游广告研究好几天后，我们选定了当时刚开发的路线，探险之旅——四川海螺沟。由于深圳团都是豪华团，团费要4000多，而广州有普通团，只要3000多，同样的线路，两个人可以省1000块，我们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在广州参团。至于豪不豪华，对于第一次有机会郑重其事地旅游的我们来说，完全不在考虑之列。
       后来发现这是一项无比英明的决定——我们有史以来被成功地卖了一回猪仔：报普通团的只有我和老哥，旅行社不得不将我们卖给其他豪华团，一样的线路，一样的待遇！哈哈，老天真是厚待穷人啊。
       尽管在豪华团里，我们这两个普通分子一再遭到其他豪华分子的歧视。他们没有多交钱，但我们少交了钱，这让他们心里极不平衡，不断地用粤语问导游：“为什么他们普通团跟我们豪华团吃的一样，睡的一样？”
       我和老哥奉行听不懂粤语和看不见白眼的政策，笑得很响，玩得很HI。我们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沾了便宜，那也不是豪华分子的，最多只是让旅行社少赚了点而已，我们不欠他们。当然也不需要跟那些豪华分子去理论，穷人一定要想办法多快活。
       后来，这场探险之旅并无险情，只有温情。破天荒地，那次的旅行是我整理的行装，我继承以往“马大哈”的传统，少带了一样东西，结果多出了一个贝贝。
       那几天，我们在海拔几千米高的雪地里打滚、堆雪人，我在结着厚厚的冰的湖面写了几十个“哥哥”，开心得忘乎所以，完全没有感受到那欢乐的笑声里所蕴涵的生命气息。
       那一天，我们整个下午都泡在热气腾腾的露天温泉里。海拔几千米的海螺沟半山上，在山与山的接口，奇迹般地涌出一股温泉，当地人顺着这股温泉挖了梯田一样的池子，用小鹅卵石砌成温泉池。
       那样的雪山温泉已经够稀罕的了，更何况温泉上空还飘着雪花呢？我们泡在有些烫人的温泉池里，兴奋得像第一次看到大海的孩子，一个个张开嘴巴去接飘然而至的雪花。老哥有时淘气地向天空泼着温泉水，让雪花在扑向温泉前，先融化成水，有时又突然改向，往我身上泼。
       傍晚，我们从白雪皑皑的山上，回到摩西镇的温泉酒店时，酒店里的暖气又把我们带入了另一个温暖的世界。
       在那样暖融融的氛围中，在那样美好的心情里，人类当然应该做点什么。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一晚我半夜醒来，发现房间灯火通明，洗手间、房间的各类灯，都没来得及关，老哥的脸，甜美如熟睡的孩子。
       我突然想看看窗外，光着脚丫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看到窗玻璃由于温差太大，完全模糊成了毛玻璃。我一口一口哈着气，把玻璃擦开来一小块，再往外张望时，被眼前的美惊呆了，大朵大朵的雪花密密麻麻地涌向厚厚的雪地，雪地的反光把山峦、树木映照得清晰又朦胧，山的剪影和松林的轮廓，互相映衬着……整个世界，静谧，安详，唯美。
       我凝神站在窗前贪婪地看了很久，一直到脚发麻，才无比愉悦地爬进老哥的臂弯，继续入梦。
       后来才知道，就在那样的美好中，我们的贝贝，产生了。
       当验孕试纸透露有了贝贝时，完全没有准备的我大叫一声：“完了！”老哥也边笑边说：“完了，完了，得准备钱了。”他紧接着推算起来：“哈，咱们孩子以后填写籍贯，要写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摩西镇呢。”
       我马上想起那一晚，对贝贝产生时的各种美好，记忆深刻。我在心底里希望着，在那样的纯美中产生的贝贝，一定也要美好，但愿她的一生充满爱和美，无论什么时候，心中都有爱、有美。
       在我看来，如果懂得了这两个字，也就明白了幸福。
       资料写作者：深圳女蛙，编辑，现居广东深圳。
       资料提供者：聂灿，记者，现居广东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