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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不会出现大的稳定问题
       学者孙立平认为：中国不会出现大的稳定问题。
       孙立平称：最近几年，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一方面人们对于改革有着迫切的希望，但在另一方面，许多重要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又是相对迟缓的。就是说，在改革的需求和改革的实际进程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反差。 这个反差来自什么地方？我认为，这个反差是与我们对社会危机的判断、与我们已经形成的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式有直接关系的。因此，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也许需要我们认真反思这个关于稳定问题的思维定式。
       孙立平说，我曾在十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当前的社会矛盾确实是增加的，但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现实的社会抗拒形式，可能不是民众造反，而是破坏社会治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可以说，这个判断大体得到了印证。
       为什么在社会矛盾不断显现的今天，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我觉得，我们必须重视中国社会结构弹性这个重要的，但又往往被人们忽略的因素。不能否认，我们这个社会有很脆弱的一面，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这个社会本身也具有相当强的弹性。正是这种弹性，使得这个社会能够在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时刻化险为夷。这里所说的严重危机包括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大饥荒、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动荡。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经济迅速增长，更进一步增强了这个社会结构的弹性。但在我们的社会中，过去一直有一个倾向，就是对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往往过分地高估，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本身的弹性却往往过分低估。
       仔细分析，这种弹性的来源是多方面的。第一，三七开或四六开的城乡人口结构，使得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处理社会代价的空间。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一种将矛盾或危机分散化的效应。过去各种矛盾都是直接面对政府，现在不一样了，劳资冲突是面对资方的，小区维权是面对开发商或物业公司的，即使涉及政府，也往往是地方政府，在多数情况下连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都涉及不到。第三，经济的发展为解决和缓解许多问题提供了条件。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增加了民众的收入，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增多了机会。这些机会的增加，增强了社会的自愈能力。第四，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使得政府在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能够将之用于救急，用于化解或缓解社会矛盾。第五，在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不同社会群体的追求也呈现出更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注意力也大大分散了，这也就降低了整个社会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第六，精英的联盟及其定型社会力量的形成。整个九十年代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体制对社会精英进行了成功的吸纳。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一种结构背景下，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是很难发生的。第七，“市场主义话语”的形成。在这样的一种话语环境中，尽管一些人感受到社会不公，但大多会将自己所处的不利境遇，看作是自己个人能力不济的结果。这样的一种话语环境无疑可以有效地消解社会不满和抗拒意识。第八，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政府在处理各种危机和矛盾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当前我们社会中许多冲突的内容本身是很简单的，就是利益的问题，不存在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利益时代，利益矛盾、利益冲突、利益博弈是利益时代中的正常现象；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社会矛盾和冲突将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的冲突，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的方式解决的，演变成足以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是很少的。
       总之，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思维。我们要准确地判断中国发生的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地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机的可能性。在这个前提下，增强我们的自信心，一方面形成柔性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形成体制对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容纳能力，形成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制度化手段。另一方面，不能用这些冲突和矛盾来吓唬自己，而是应该用充分的自信来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时代，包括适时地推动一些关键环节的改革，而不是用旧的思维来延误时机。
       （胡虎）
       美国中情局：美中正在争夺经济第一
       2007年5月中，美国中情局发表了今年的世界统计数据。其中按购买力估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比较尤其引人注目，因为这显示美国和中国正在争夺世界总量第一的位置。德国之声（http://www.dw－world.de）记者报道与分析如下：按实际购买力估算（这个方法被称为PP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除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做，只是美国中情局发表得早。而后面两个国际机构要到年中才发表报告。三家的数字一般只是略有出入。无论这三家中的哪一家，都表明中国都是排在美国之后，却遥遥领先于第三的日本，第四的印度。如按2005年实际购买力排位，排在第一的美国以国内生产总值122780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20.8％（按国际货币基金会是占20.3％）；第二位中国94120亿美元，占13.7％（15.4％）；第三位日本39110亿美元，占6.6％(6.4％)；第四位印度36330亿美元，占6.2％(5.9％)；第五位德国25220亿美元，占4.1％(4.1％)。排在第六至十位的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巴西和俄罗斯。
       2007年美国中情局的排名表（2006年数字）是：美国129800亿美元，占19.9％；中国100000亿美元，占15.4％；日本42200亿美元，占6.5％；印度4042亿美元，占6.2％；德国2585亿美元，占4.0％。排在第五至第十位的基本不变，只是俄罗斯超越巴西，从第十进至第九名。
       从这个排名表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按实际购买力估算的经济总量，实际上已经成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冠军争夺战。二， 中国势头强劲，美国虽也略有增长，但在世界版图上的比例在下降。中国虽然还没有超过美国，但一年内占世界总量的比例就增加了近2％。这给这个美中争夺战增加了许多紧张色彩。如果按2006年一年间美中两国距离缩小近3％的比例算，中国只需要两年就能超过美国，在2009年内成为世界实际上的经济第一大国。三，所谓“金砖四国”都已经进入前十名。东亚国家和地区按这个表情况都不错，2007年韩国排在第十一位，台湾排在第十六位，泰国第二十一，菲律宾第二十五，马来西亚第三十三，越南第三十六，香港第三十八。
       中国经济引起世界瞩目，两位数的增长率被视为过热。但是，中国在增长率(10.50％)方面只排在世界第十二位。排在第一的阿塞拜疆2006年增长率高达32.5％。排在第二至第十位的分别是毛里塔尼亚、赤道几内亚、马尔达维斯、安哥拉、亚美尼亚、柬埔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列支敦士登。其他三块金砖：印度以8.5％的高增长率屈居第二十五位；俄罗斯以6.6％落在第五十二位；巴西甚至处在第一百七十三位（2.8％)。西方工业国虽说都有进展，但在排名上很落后：美国以3.4％排第一百四十八位；日本以2.8％排第一百七十位；德国以2.2％排第一百八十五位。香港以5.9％排第六十六位；台湾以4.4％排第一百二十二位。
       中国经济总量无论按统计数字还是按实际购买力，都已在世界最前列。但由于人口众多，发展严重不均衡，中国要在人均方面走到世界前列还有漫长的道路，但毕竟在这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按美国中情局的人均GDP表，中国以2006年估计人均7600美元排在第一百零九位，差不多在全世界共229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处在最当中的位置。“金砖四国”中，俄罗斯以第八十一位（12100美元）最靠前，巴西（8600美元）排在第九十八位，印度以第一百五十四位（3700美元）落后中国近五十个名次。前十名为：百慕达（69900美元）、卢森堡、泽西（岛）、赤道几内亚、阿联酋、挪威、根西（岛）、开曼（群岛）、爱尔兰、美国（43500美元）。这里面，多为小国、岛国，欧洲有三个国家在列。最令人惊讶的是赤道几内亚居然有如此高的人均额。日本（33100美元）排在第二十一位，超过了德国（31400美元，第二十七位）。让德国庆幸的是，英国（第二十八位）和法国（第三十一位）还在它的后面。香港相当不错，以人均36500美元排在第十五位，还在奥地利、加拿大、瑞士等的前面。台湾以29000美元排在第三十六位。澳门以24300美元排在第四十五位。其他东亚国家，新加坡排第三十位，韩国排第四十六位，泰国第九十二位，越南第一百五十七位，排在最后（第二百二十九位）的马拉维，人均只有 600美元。令人惊讶的还有原苏联国家塔吉克斯坦以人均1300美元排在第二百零三位。
       （海草）
       萨米尔·阿明论超越当前世界格局
       美刊《每月评论》2006年12月号刊登了国际著名左翼学者萨米尔·阿明题为《超越自由主义全球化：更好还是更糟的世界》的文章，论述了超越当前世界格局的必要性。认为由于全球的反资本主义力量当前陷入后现代主义（如在欧洲）或宗教、种族主义和传统文化主义（如在第三世界），它们根本无法改变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者提出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四点建议。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在美国看来，欧洲将继续无力地挣扎，经济发展将会受到重挫；仍在抵制民主制度的俄罗斯将不会再次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工业强国，而是成为一个完全立足于石油的大国；拉丁美洲基本上将仍然保持现状；非洲仍然不会进入工业化的第一阶段；众多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由于人民热衷于重建一个虚构的哈里发政权而无法动弹；联合国的作用将继续下降，同时由于北约可能提供的支持，美国将“担负”起全球政治治理的重任。由美国的领导地位保证自由主义计划的实施，以及依靠军事全球化来管理混乱。
       我对现存资本主义的分析促使我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现存资本主义的体系——在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形式上的——并不可行，因为它所带来的混乱决不是它的统治阶级构想的手段所能控制的，只会迅速地变得更加严重。美国在伊拉克的政治和军事失败，相关人民对“欧洲计划”越来越多的反对，暴力活动的爆发（2005年11月法国郊区所爆发的暴力活动），以及许多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都证明了这一点。
       美、欧、日的集体帝国主义正在发动攻势，并且为了它们的目的而积极努力地重新塑造世界。它们已经设法削弱了几乎所有南方国家的实力，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沦落到买办的境地上。
       总的来说，当前形势的特点是南方国家关系的破裂，以及在所谓的新兴国家（例如中国、印度和巴西，以及较小的国家，例如韩国）和另一个停滞乃至正在退步的“第四世界”之间日益显著的反差。我们由此能够得出新兴国家正在实现追赶意义上的发展的结论吗?从新中心——外围体系的特征来看，我认为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在过去，中心——外围之间的矛盾几乎就是工业化与非工业化国家的矛盾。现在，使中心获得支配地位的新的决定性优势不再像过去那样由工业垄断构成，而是由技术控制、资金流动、自然资源的获得、信息和大规模破坏性武器决定的。通过这些手段，帝国主义的中心地区有效地控制了那些迁到新兴外围地区（未来的真正外围地区）的工业。
       阿明指出：另一个世界，一个更好的世界，当然是可能的，因为存在这样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先于历史的历史决定论。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趋势与抵抗的力量之间无法调和。因此，真正的历史产生于资本主义扩张和那些反对这种扩张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中。在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的基础上，社会斗争的发展或许会使不同的霸权阵营上台，而它们不同于那些控制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的霸权阵营。这样一来，在一个基于多极协商的全球体系环境中，国家找到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我们必须努力实现这一点。因此，多极化就等同于真正的国家自主性。
       只有当下述四个条件得到满足时，真正的多极世界才会变成现实。
       1）欧洲必须真正致力于建设“另一个社会欧洲”（并因此参与向全球社会主义的长期过渡），并且必须开始脱离它的帝国主义过去和现在。很明显，这意味着欧洲并不只是简单放弃大西洋主义和极端新自由主义。
       2）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战胜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极端虚幻的逆流。由于国家资本主义排斥了大多数工人阶级和农民，因此它不可能是稳定的。
       3）南方国家（民族和国家）必须成功地重建一个共同阵线。这反过来为大众阶级提供了活动空间，并使国家不仅能够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让步，而且能够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用民族、民众和民主的阵营来取代占统治地位的买办集团。
       4）至于民族权利和国际权利体系的重新组织，必须沿着一种把尊重国家主权（通过从国家主权到人民主权的推进）与尊重所有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结合起来的方向前进。
       （张菁）
       国民劣根性批判是个伪问题
       学者摩罗最近在其个人博客上撰文，称国民劣根性批判是个伪问题。
       摩罗说：从新浪网刘仰博客上读到西班牙殖民者的无耻故事真是叹为观止。“西班牙殖民者在征服现在秘鲁境内的印加帝国时，目的就是为了金银。他们以卑劣的欺骗手段，绑架了印加国王，然后要求印加臣民用金银支付赎金。印加人无奈，几乎把国内所有能找到的金银器具都搬来了，包括王室的收藏，庙宇的摆设，家庭的工艺品等等。仅这一次，西班牙殖民者就获得了黄金近6吨，白银12吨。要知道，这些黄金、白银并不是金砖或银锭，而是各种各样的工艺品。它们的历史、艺术等综合价值，远远超过单纯的6吨黄金。然而，印加人为自己的国王几乎掏空了所用现成的金银，支付了赎金，西班牙人还是将印加国王杀掉了。本系列文章前面曾经提到过这位印第安人国王，就是那个被要求皈依上帝的国王。他既支付了赎金，又皈依了上帝，西班牙人开恩，没有烧死他，而是绞死了他。但绞死之后，西班牙人还是焚烧了他的尸体。”
       摩罗认为：一百年来我们总是批判中国的国民劣根性，其中预设了一个前提，我们的国民性比不上世界上的主流人群欧洲文明人的性格特征。其实这个预设很难成立。人类的无耻和残忍是相通的。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批判现象，是长期遭受掠夺与杀戮的失败民族的自虐行为。
       如果要进行国民性批判，那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必须应该进行的，而不仅仅是中国。但是西方世界没有人对几百年的殖民史和贩奴史进行过自我反省，历史给了他们几百年时间也不见批判发生。他们对于屠杀600万犹太人也没有真正承担起“欧洲”的责任，而只把责任全部堆在战败者德国身上。实际上，自从基督教被罗马帝国接受为国教以来，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把犹太教及犹太族看作异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不过是公元三世纪以来欧洲反犹主义的必然结果。这个结果中包含着整个欧洲文化的罪。可是，二战结束以后，欧洲人狡猾地将反犹、屠犹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了战败者，欧洲主流社会一点自省也没有。
       人类的罪恶和无耻是相通的，只是各个人种和民族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所以，揪住某个特定民族猛挖其劣根性，只是一个无法成立的伪问题。
       （王多加）
       消费者主权并非“消费者霸权”
       “如果旅客有过占机、霸机等行为，造成航空公司连环延误，就被列入春秋航空的‘黑名单’，该旅客再想乘坐春秋航空的航班，电脑系统就将拒绝为其订票。”（2007年11月27日《新闻晨报》）这件事在网上引起了争议，新浪网的即时调查显示，77％的网友认为这一举措是合理的，但被拒订票的网友则批评春秋航空“没有容人之量”。
       春秋航空为什么要这么做？据春秋航空董事长王正华介绍：7月19日，由于天气原因，上海至大连航班出现了延误，在航班从大连飞抵上海后，几十名旅客拒绝下机，要求赔偿，“任凭地服人员如何解释都无济于事。‘霸机’从19日14时14分持续到次日5时30分。”结果导致了十几个航班被连环延误，不仅使春秋航空损失十余万元，更使1600多名旅客的行程受到影响。王正华解释说，设立“黑名单”其实是一种“躲避”，惹不起、躲得起的含义是很明确的。被拒订机票的网友并没有否认这一事实，可见王正华的介绍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其次，旅客用“霸机”的方式处理和航空公司之间纠纷的做法对吗？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消费者权益争议的五种解决途径：与经营者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行政部门申诉、提请仲裁机构仲裁以及向法院起诉。这种顺序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但是并非没有意义：五种途径的个人与社会成本依次增加、解纷效率依次降低、外部力量的介入与强制性依次增加、当事人信息的公开程度依次增加。可以说，这种顺序体现了一定的倡导意义，倡导原告诚实信用地寻求救济，以利己、利他、利国。
       但“霸机”行为并不在这五种解决途径之内，它的实质是要以无限加大航空公司和其他无辜旅客成本的方式来要挟，以使自己的要求即时获得满足，这既不符合“消法”相关规定，也不符合“消法”的精神和原则——“消法”的精神是要用最低的成本来解决纠纷的。
       第三，春秋航空有没有权利这么做？航空公司运营的民航客机属于公共运输服务，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条关于“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的规定，没有正当理由一般不得“拒载”。但航空法的相关条文也规定，为了保障旅客、货物和航空器的安全，包括保证飞机的航行、运营处于良好的秩序及状态中，也并不排除拒绝危险人物，包括具有危险倾向或危险言行的人乘机。“霸机”者因为有破坏航空运营良好秩序的纪录，被航空公司拒绝登机，是为了维护航空运输整体秩序，也是为了维护其他旅客的利益，所以并不违法。
       消费者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消费者主权？消费者主权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消法”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法律所规定的权利。消费者并不能真的像“上帝”那样为所欲为，不对任何人负责，恰恰相反，消费者在享受更多的权利和服务时，也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只能靠商家和消费者的共同努力才能建立起来。从根本上来说，消费者主权意味着公平交易与对话的平台，而不是消费者的霸权。如果把消费者主权理解成了“消费者霸权”并加以滥用，则被列入“黑名单”而被拒绝提供商品或服务，也就不能责怪别人了。
       （郭松民）
       大众传媒时代小说何为
       日前，作家李洱在上海作了题为《小说的虚构》的讲座。
       李洱用传媒学者巴特勒的理论结合当下现实（如易中天现象等）来论证大众传媒已经非常深入地影响了每个现代人的生活，并深入地阐述了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对此的感受。他尖锐地指出现代人对以非虚构的形式出现的大众媒体的误解，即往往会误认为大众媒体提供了一种最大限量的真实信息，并忽视以虚构面目出现的文学。他以“新闻主播”制度的创始人克朗凯特为例，告诫我们大众媒体经常以编码和反映局部真实等手段来制造虚假信息，并提出了“大众传媒时代小说何为”这一问题。
       李洱认为，现代人越是生活在非虚构的时代，虚构就显得越重要；越是生活在一个被图像包围的世界，文学书写就显得越是珍贵。他用马尔库塞的“他者”来指出只有用虚构的文学来与非虚构世界构成对抗才能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李洱具体地分析了文学这个“他者”与大众传媒即非虚构世界的关系。他谈到，西方现代文学鼻祖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故事来自于大众媒体，并以此来说明大众媒体使文学创作的来源变得更丰富。他用鲁迅的《阿Q正传》的写作与报纸编辑的关系来说明大众传媒对写作的直接影响。通过对沈从文创作《长河》和《边城》的缘起的分析，来详细论证报纸这一大众传媒对地方性叙事的影响。
       接着，李洱用大量的生动事例（包括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解释著名学者波茨曼的“娱乐至死”这一经典论断，即大众传媒提供给我们的声音实际上只有一种，那就是“娱乐”，大众传媒用没有价值的集体的欢乐代替了个人非常真实的痛苦。他由此认为小说的叙事结构要再次作出新的调整，以此来反映个体有价值的痛苦。他以莫言的《檀香刑》、毕飞宇的《玉米》、格非的《人面桃花》为例，讲述了当代作家们在调整写作方向上所获得的可喜的成果。
       最后，李洱结合中国社会形态的复杂性，用“历史的终结”理论来指出中国的历史还远未“终结”，存在巨大的“痛苦”，他希望中国作家必须用非常专注的心态去“捕捉”这个无法被整合进大众传媒文本里的“痛苦”。
       （姚民）
       黄纪苏批评《色·戒》
       日前，学者黄纪苏在网上发表文章《中国已然站着，李安他们依然跪着》，严厉批评电影《色·戒》。
       黄纪苏说：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匍匐在地，任人践踏欺凌。一百年来，中华民族挣扎于地，辗转于途，左突右冲，上下求索。经历了一百年山重水复的中华民族，如今是一个站着的民族。
       趴着和站着之外，还有一个跪着的状态。但这状态不属于自强不息、勤劳不辍的广大民众，不属于取经求法、蹈火赴汤的志士仁人，而专属于一部分失心丧志、依草附木的政治文化精英。这些人不光双腿跪着，双臂还抱着，抱着一条腿，一条西方的腿。跪抱在这一百年里既是一个事业，也是一个产业。李安执导、取材张爱玲同名小说的《色·戒》，就是近代跪抱业的最新作品。
       近代的跪抱业源于中国对西方的暂时劣势，兴于清王朝的腐朽没落，至抗战而进入第一个黄金期。面对西方的高徒日本，汪精卫抗着抗着膝关节一松，双臂一张，变为跪着抱着。陈公博、周佛海这些原本就东抱西抱的人物，也纷纷化作藤类植物，盘绕在东洋的军靴上、挺进在中华的大地上。周佛海后来发表的日记中随“汪主席”访问满洲国的两则非常有趣。汪主席青年反满，“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险些厕身中华英烈。中年以儿主席见儿皇帝，想必不胜今昔、夷夏、主奴之慨，日记写汪回旅馆“大哭一场”。而陈本人则感叹当年与溥仪有云泥之隔，如今几把椅子平起平坐，还谈笑风生呢！小人得志之态跃然纸上。对于周，抱日本腿相当于乘电梯，跪就是飞。汪伪其他角色也都因跪得抱，因抱而飞。那个丁默鶺一抱共产党没抱出名堂，再抱国民党没抱出起色，三抱日本裤管就抱得青云直上了。还有胡兰成，从妻儿都养不活的落魄穷书生一跃而成了“和平运动”的高干。只是势比人强，日本战败，放下军刀，军靴还没脱，缠绕在上面的植物就竞相化作动物，“起义”的起义，奔窜的奔窜。其下场或绑赴刑场，或庾死狱中。陈公博逃到日本原打算做赖昌星，结果被引渡回来，临刑前向兔死狐悲的狱友们拱手：兄弟先走一步了。《色·戒》中男主人公的原型丁默鶺，本来是一头杀人不眨眼的类人兽，过不惯大牢的圈养生涯而想往自然野生环境，保外就医去游玄武湖，蒋介石闻讯大怒，下令给毙了。
       属胡兰成运气最好，他一面逃死觅生，一面拈花惹草；收下张爱玲送来的扶贫款后便把张从“他的女人们”中做了末位淘汰。张也不怨胡——胡跪日，她抱胡，都是跪抱业中的同事，如今双双下岗，都属弱势群体，该同病相怜才是。到了1950年代初，张准备赴香港而抱美国，胡则二抱已跪了美国的日本。张在这承先启后的日子里抚今思昔，创作了小说《色·戒》。在小说中，她将男女流氓的感受和本人附逆的体会做了整合，形成日后闻名遐迩的张氏定律。根据这个定律，女人若被男人经暗道取了芳心，爱情就会升华，升到不论是非、不辨忠奸的恍兮惚兮之境。这个定律实际是要说：跪抱集团的利益大于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但小≥大的道理很难说通，没人信那就换个说法，说下半身高于上半身的道理。下比上高听着别扭，那就说下比上沉或下比上重，这个道理比较符合人们的日常感受。猪肉价格比民主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的道理，就算猪不承认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肯定会承认。那么好，中国近代的跪抱集团就从这儿说起：八年浴血抗战，中国并没中断传宗接代也就是性交吧？再说，没抗战也会有性交，可见性交比爱国、民族大义、“心的长城”更长久、更基本、更普适吧？我们这次跟日本方面性交，说到底也不过就是性交，禁止我们性交就是否定人类的基本价值吧？还有，生殖器只是下半身的一部分，对下半身其他“小我”即私心杂念，也应该一视同仁吧？这样的歪理不适于直说，所以跪抱集团的理论家在这方面没什么建树。但该集团的文艺战士就不一样了。通过把一个舍生取义的烈女子改造成一尊以阴道、阴茎为轴心的欢喜佛，小说家张爱玲自己解放了自己，同时也解放了小我挂帅的其他跪日同志——跪抱业的死难烈士如丁默鶺虽然没有彻底解放，但也从宽处理了。艺术的力量还不止于“解放”，张从汉奸婆娘的木笼升迁到永恒情爱的祭坛，成了一只洁白的羔羊。当鲜血像诗句一般从羔羊颤抖的身体里汨汨流出时，当张爱玲、胡兰成之流的作品红遍大江南北时，历时八年、陷中华民族于血海的那段痛史惨然失色——中国近代的大是大非在乳房屁股的热烈翻滚或翻腾中化作孤魂野鬼，黯然退席。
       大陆八十年代的跪抱新一辈，因有三十年的断档，缺乏与西腿互动的经验，基本等于白手起家，因此，新一辈迫切需要老一辈的传帮带。可大陆上的老跪抱，经镇反肃反好多已不在人世，在人世的或改行烧锅炉，或转业收破烂，多年不实践，膝盖都僵了。在这种情况下，四五十年代飘洋过海的华裔跪抱，便以其久磨久练的精湛膝艺，责无旁贷地为大陆的跪抱后学传道授业解惑。
       有了海外亲友团的辅导呵护，再加上自身的天分和分外的努力，中国的跪抱新一辈很快实现了从急于跪抱、勇于跪抱向善于跪抱、巧于跪抱的转型，并以此将近代跪抱事业推向第二个高峰。这次冲顶的核心力量是文化知识精英——官僚和资本家还真没他们锲而不舍、丧心病狂。这些人密切配合，此呼彼应，虽然不一定设了组织部，但组织化程度却接近红枪会。历史和影视是他们的两个主要工作坊。在史学工作坊，他们以“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为由，为历史上的侵略者汉奸逐一落实政策，对于民族英烈则不断打各种小报告。他们还以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为名，把历史“还原”为吃喝拉撒的起居，将涉及历史本质的大是大非排挤出局。历史的大是大非排挤走了，现实的大是大非无依无傍，孤掌难鸣，只好看着他们把跪抱三十六式增订为七十二式而干瞪眼。在影视工作坊，已跪出世界水平的导演们，他们的生产流水线川流不息，把旧家庭乱伦、共产暴政、破坏恶化之类组装成各类东方的奇形怪状，抱往戛纳、威尼斯和奥斯卡。不断推陈出新的东方美妞更是他们的拳头产品。银幕上，由于中国男人老在吃补药，中国妇人渴了三千年的阴道，盼什么似的盼着“大得出奇”的家伙来解救。可以说，这样的中国电影已成为西方的另类伟哥，想必是刺激了旅游或“春游”产业的发展繁荣。这帮电影人或精神咸水妹为世界杜撰了一个跪着的中国，一个在进化阶段、道德水准、精神风貌各方面全都低三下四的中国。而现实中，中国势不可挡的雄起正在挑战作威作福、高高在上了三百年的西方。我看这些导演不像是在为国分忧，以“新和亲”电影反击“中国威胁论”——闹“中国崩溃论”的时候，他们也是这套东西。《色·戒》重复了跪抱集团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它用肉色混淆了中国近代的大是非，用肉色呈上西方主子喜爱的小贡品，如此而已。
       《色·戒》从写作到发表到搬上银幕，前后近六十年，整整一部中国现当代史。六十年历史相对于漫长的地质年代只是一瞬，却见证了人类社会一次壮观的造山运动，即中国大地的再次隆起。在隆起的大地上，希望属于站着的事业。跪是没有前途的，跪抱业属于夕阳产业。一些人站不起来了，因为跪抱已经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那就让他们趁着夕阳在山，抱着闪闪金熊闪闪金狮继续跪吧。
       （楚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