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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黎明的山西行日记
       作者：人间
       2007年6月20日
       19日到三门峡，与黎明会合。上午一起出发到运城，中午，到达永济。去了砖窑，傍晚转到临猗。当时记下的文字已经丢失，唯行程如此。
       6月21日
       上午，黎明注意到城内的电线杆上贴着寻人启事，明显是家长留下的。我就尝试着打启事上的号码，手机接通后，才知道他们就在临猗公安局，一共有二十多个家长。于是我和黎明赶到公安局与家长们会合。这些家长们来自河南、山东、陕西，也有山西本地人。询问了一些家长的情况，黎明统计了名单。记了几位家长的经历：
       1.在公安局门口，我问了一位山东淄博的母亲，她儿子22岁那年离家，五年没有音讯。看电视听说这边黑窑的事情，就抱着一丝希望赶过来找，可没有任何线索。她说五年来一直在找儿子，已经倾家荡产，这次到山西带的五百块钱都是找人借的。“真希望能找到他，哪怕让人打成傻子，带回去自己养着也行……”说到这里，她老泪纵横。我递过一张面巾纸，鼻子发酸。
       2.一位陕西咸阳的父亲说，在河南都市频道的那段录相里看到一个孩子，是个左撇子，动作特别像自己儿子，他想办法联系了付振中（河南电视台记者——编者注），问了那段录相的拍摄地点，然后赶来。根据付振中提到的地名去找，却一个孩子都没看到。
       3.一位河南父亲的经历更离奇。他儿子失踪了三个月，可就在前天儿子竟然给家里打了电话，用的是工头的手机。儿子给他说了地点，是个村名。父亲到山西找了很久，根本没有那个村子，打工头手机已经停机。根据号码所属地区，他来到这里。中午，警方派人和这位父亲一起去一个名字类似的村子寻找。后来不知道结果。
       家长们说省里的人正在办公室开会，会后才接待他们。于是大家等着。会后接待了家长，也只是让他们做了简单的登记。不过招待了家长们午饭。公安局的人说下午会再次接待他们，但接近三点仍然没有动静。我们联系了《大公报》的朋友，恰好我们集中关注的几个家长准备去永济，想看看那里的窑工名单或收容部门有没有线索，于是家长十人、《大公报》三人、我和黎明一共十五人前往永济。我和黎明也假装是来寻找亲人的。
       先后去了公安局、派出所、民政局、智障人员临时收容所等部门。在民政局，局长打着官腔说不给大家看他们收容的智障人士，说了好些好话之后，对方仍然不答应，官架子十足。于是大家火了，咸阳那位父亲拍案而起，我们也一起愤怒了。后来那局长被叫了出去，来了另外一个人才安排我们去看人。
       来到临时收容所，听说前几天收容了一百多名从砖窑里解救出来的智障者，前天和昨天已经遣送一些人回家，余下四十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家在何方。他们傻呵呵地看着我们。有两个看到《大公报》的朋友在拍照，跑回屋子里去穿上民政局发的橘黄色T恤衫。他们扯着T恤说，好看。这情景让一位寻亲的母亲落泪，她儿子也是智障。屋子里热乎乎臭烘烘的，有的人脸上还有被打过的伤疤。有一个严重些的，三十几岁模样，脑门上还有口子，咧嘴一笑，我发现他掉了几颗牙。
       可仍然没有几个家长找到孩子。晚上再转到芮城。
       6月22日
       上午，仍和家长一起，去芮城收容所。中午开始赶往运城，准备与第二批人员青山、海水、陌以及神枪手会合。
       记下当时与他们聊到的一些想法：首先我们都会问，到山西能做些什么？可能有三点吧：一、增加呼喊力度。我们不能忘了，天涯网站上“400位家长泣血呼救”的贴子虽然总是飘在首页，但直到被封点击量也不过六十万，这六十万的点击率能说明民众的普遍关注已经给当地政府造成压力了吗？似乎不能。比如临猗县，是河南电视台曝光黑砖窑事件中的地点之一，但我们20日到达临猗，21日省级相关部门才开会组织彻底清查。山西几千万人口，仍和往常一样生活，如果不是黑窑事件，你根本看不出来这里的某些角落正有罪恶发生。呼喊的人只是通过网络等媒体呼喊，而真正在前沿歇斯底里的却只是那些家长们，也许我们的加入能让他们的声音更大一些。二、监督某些职能部门的工作。我们在某县的公安局，工作人员把厚厚的名册丢在桌子上，家长们一拥而上地去翻，查找自己孩子的姓名是否在那名册上。很混乱，效率低。而在民政局，家长们要去智障收容处辨认一下那些智障者，可局长摆起架子不答应。这样一些作风需要监督，必要的时候可能可以反映给媒体曝光。三、或许可以发现真相。21日在永济智障临时收容处的工作人员亲口告诉我，从永济的黑砖窑里解救出来的智障者就达一百人以上。而23日，很多媒体公布的数据却是：已解救359人，其中智障65人。显然，这不可能是实情。
       而其实，还有更简单的事能够做到。比如有些家长不识字，帮他们翻翻名册都需要人。别觉得这样屈才了，这是力所能及。有人和他们站到一起，本身已经是一种很温暖的事。
       23日，我和黎明开始返程了。
       青山、海水、陌、神枪手、红旗的山西行日记
       作者：青山、陌
       6月23日
       根据22日晚上与人间、黎明的交流，临猗寻亲的家长仍然比较多，于是我们到了这里。联系了一些家长，最后决定先去看看砖窑。从北京来的神枪手跟我们会合了，他连夜开车过来。从临猗一路向西然后转北，一共看了4个县11个砖窑。到第一个砖窑附近时，我们小心翼翼的，生怕有狼狗突然窜出来，结果什么动静也没有，甚至静得让我们害怕，只有一排排蒙着塑料布的砖坯整齐地排着队。我们从侧面走进去，试探着往里走了一圈，走到一间房子前，进去打听，有个留守人员在这看砖窑，说是政府整顿，都停工了。在另一个正在生产的砖窑里，窑工住的地方每个小房子有两张用砖支起的木板，上面放着破旧的被褥。我们跟窑场的一个工人搭话问了一些情况。他老家是陕西的，27岁，家里种地不够吃，出来打工，家里有老婆孩子，每月能赚一千多，是按出砖的数量提钱的，发了钱寄回家。他对这工作还满意。我们看了一圈，都觉得烧砖的工作确实是苦力，但如果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是正常时期的真实情况的话，这就不算黑窑，工人们就不算奴工。
       后来我们和找孩子的家长一块去了另一家窑场。我们十多人包了两辆面包车，直接开进砖窑的空地上，这么多人长驱直入，院子里有七八位男女，竟然没人阻挡或询问一句。我们首先被两排小房子上挂着的新门帘吸引了，那是轻纱做的帘子，要么雪白要么粉红，挂在周围都是尘土的破旧小房子门上，说不出来的滑稽。掀开门帘进了屋子，里面有四张铁床，上面挂着崭新的轻纱蚊帐，床上铺着整齐干净的凉席，还有吊扇在扇着风。和一个坐在门口的孩子说话，年龄大概15到18岁的样子，他一直腼腆地、憨憨地笑，说过一段就回次家，一个月赚六七百块钱，发了钱就寄回家。青山说，你告诉我家里的电话号码，我帮你打个电话，告诉家人你在这里很好，让他们放心，行不行？他只是拘谨地笑，不说话。这时一个妇女过来说，他家里没电话，青山说那他都不和家里联系吗？妇女回答说：都是打到别人家里让人家去叫他家人，我说那也行啊告诉我号码，让我打。妇女说，那不行，有电话的人家离他家很远，不好找的。只好作罢。这时家长们边看边说：现在有床了？我们上次来可没有，以前那么多干活的人呢？也没人回答，我们只好出来返回。
       总的来说，不得要领，于是我们放弃了看砖窑的想法。晚上八点左右到了洪洞，在民政局对面的旅馆里与安徽余文春的家长、河南王本真的家长聚在一起，了解了他们的情况：在洪洞县公安局发现了与他们的孩子很相似的照片留底，但当他们要求看人的时候，得到的答复是照片上的人都被遣散了，然后就一直在公安局与民政局的互打皮球之间奔波。在民政局得到说法让他们明天上午八点半去。
       
       6月24日
       上午，青山假装成王的妹妹（青山也是河南人），跟余和王去了公安局。公安局继续踢皮球。局长对到他这里要人似乎很生气，大声解释：我们公安局只负责把人解救出来，然后交给民政局，民政局是负责收容和遣送的，劳动监察大队是负责发工资的，这你们还不明白吗？我们这里怎么会有人呢？又让去找民政局和劳动监察大队。如此情形，我们没有办法只好离开。到公安局门外，看到一群有十来个家长，他们是从各地来找孩子的，第一次来，没有一点线索。他们看起来老实巴交，贫困、茫然、无助，手里拿着寻人启事，刚刚在公安局做了登记。忍不住，走到他们跟前说：你们都有电话吧？互相留一下电话，谁有什么消息就通报一下，不光找自己的孩子，看到别人的孩子也留意一下，这样会容易一点。赶到劳动监察大队，说他们也在找，让家长自己也找，找到了互通消息。
       和余一起的潘家长讲了一些情形：一个叫庞连训的人，有过精神分裂症，是被政府公布第一批解救的31名黑工之一。洪洞县政府把给他补发的工资、赔偿款及道歉信都送到了他的家中，但是至今家人也没有见到他回家。他哥哥来山西找人没有找到，昨天才离开，留给潘一份寻人启事和一张《现代快报》，上面登有庞连训被解救却没回家的文章。据徐州当地媒体报道，洪洞方面回复记者的说法是“他们被解救之后，大多自行离开，我们也失去了联系”，但庞的家人对相关方面竟然让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自行离开十分不解……我们给庞的家人打电话问他现在回家了没有，回答仍然是没有。我们告诉他家人山西省公安厅24日刚刚公布的失散投诉电话，让他们经常打这个电话问询。与家长们分开后，我们去找当地收容机构，但一无所获。这一天收获并不大。
       6月25日
       上午，去住处对面的洪洞县民政局。早上八点半民政局的上班时间，门口已经聚集了很多家长了。对于这些找孩子的家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一律一个办法：登记。登记表有五项：姓名、年龄、所在砖窑、籍贯、身份证号。最后一项里一律填“有”或“无”。而根据余和王两位家长的例子，照片与他们的孩子极相似的窑工，登记的姓名和籍贯都不相同。
       从潘家长口中，我们得知临汾尧都区有一家收容站里有6位智障人，于是去那里了解情况。救济站在一个僻静巷子里的僻静小院，大铁门从里面反挂着把锁。工作人员并不让我们见那几名智障人，交涉后我们被获准看他们一眼。想帮他们拍照以方便找到家人，可所有工作人员异口同声地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又经过海水的交涉，才拍到他们的照片。下午两点左右，青山接到余家长的消息，说河南一位柴姓家长带领一个家长寻亲团到了运城地区。我们立刻从临汾出发，赶往运城，七点左右赶到了家长们所在的永济市，此前网友红旗赶来与我们会合了。
       他们的经历对于我们而言已经不算陌生了。为了节省费用，他们集中在一起同吃同住一同包车，光山西就来了五六次。陌记下了从21日到25日他们的一些见闻：21日，听说河南焦作修武县延岭村可能有黑砖窑村子，到了那里，可是工人根本不敢回答他们问题，情形很可疑。如果山西的黑窑基本都关了，那么河南就不一定了。22日，转到晋城，据当地人说，那里的煤窑没怎么见停过工，但工人却基本看不到，那么，煤窑工人极可能吃住都在地下。23日，又到了运城，在新绛的收容所里见到20多个二十岁左右的窑工，智力都不同程度地有问题。24—25日，在临猗了解到的情况是，13个派出所仅4个报上来砖窑里的工人数目，而数目竟然分别是：7个、13个、11个、12个。这些人够不够开砖窑呢？得到的回答是工人都回去了，公安局以遣送名单没有照片为由不让看具体的人员名单。在万荣县公安局，给出的黑工名单是八人（在运城的登记是14人），三个小孩，五个智障，局长说，这两三个人，影响不到我们的砖窑。
       6月26日
       早上八点，我们一行人去永济公安局，想看被解救人员的照片，被告知还没送来，没看成。就在此时，听到一个家长喊道：外面有个孩子，快来看是不是咱们的。我们都跑了出去，陌到他的跟前，他不会说话，但会写字，递给纸笔，他写下“福州省”三个字。正要给他拍照，一个公安人员伸手驱赶这孩子离开，家长们大声喊：你干什么干什么？他才改变了方向，揪着孩子的衣服带到了局里。我们跟进去，他把人带进一个办公室，对我们说：人太多，你们出去吧，我们要做笔录。把我们关在了门外。后来我们没再看到这孩子，家长们猜测，会不会先把孩子关起来，等我们离开后再赶出来？不得而知。在这期间，我们看到了一个好事，有人来给公安局送匾，放着鞭炮，很热闹。巨大的玻璃匾上写着大红字：秉公执法，立警为民。
       下午，根据柴家长的信息，我们在普救寺附近停留了一会，竟然成了我们此行最大的收获。在一家小卖部门口，我们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在睡觉，向旁人打听，无人认识。陌推醒他，他说话很正常，但记忆力有点问题。他叫史国强，家住河北保定高碑店白沟镇白沟公园附近，两年前被带过来在砖窑干活，3个月前跑出来的，流浪到这里。我们问到他为什么要离开砖窑，他不耐烦地说，黑砖窑，不给工资，谁愿意给他干啊。和他一起跑出来的有6个人，不过现在他一个都找不到了。说话时他抵着前额，不时流露出苦思冥想的痛苦表情来，陌问他是不是头疼，他说疼了好久了。先安顿史国强吃东西之外，我们又继续找了找，后来又看到一个脏兮兮的流浪汉在街上走。依样画葫芦，问出来：黄世林，40岁，陕西汉中市南海区兰镇县回军宝乡回军宝村，弟弟黄世兴，父母名字不知道。他过完年从汉中来打工挣钱，四月份老板不让干了，把他赶出来了，不给钱。又过了一会儿，商店老板接了一个电话，告诉我们说刚才一个本地人看到我们在这里找孩子，他在附近公路上看到一个流浪孩子，问我们收不收。我们马上赶过去。那孩子看见有人来就跑，陌追上去拦住他，青山给他面包吃，他接过大口吃起来。我们说：走，带你回家，他就顺从地跟我们上车了。问到他一些片断信息：周天驰，河北巨鹿，从家出来后没回过家，贺庄城南（估计是他干活的窑厂），开砖窑，夜晚送出来了，没有钱。其他的什么也问不出来了。
       只能将人送去当地部门，又是遍费周折，总算人被收下。实录其中的一个对话片断：
       陌：是这样的，我们发现3个流浪者，他们自己都说是曾经在砖窑里的，有的是自己跑出来的，有的是被赶出来的，不知这个事由谁来负责。
       民政局：这种情况本来是由我们来负责的，但目前我们在忙黑窑的事，所以这3个人，暂时我们不接收。
       陌：他们自己说是从砖窑里出来的。
       民政局：那要公安局送过来的才可以。
       陌：可他们是从砖窑出来的，你们不是在接收砖窑里出来的人么？
       民政局：砖窑出来的，要智力或者精神有问题的我们才接收。
       陌：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有这种问题，人就在外面，你可以亲自去看。
       民政局：是不是智力有问题的，你我说了不算，要专门检测过才算（海水对政府部门做事的态度比较了解，知道不会有结果，已经催我走了）。
       陌：那应该由谁来带他们去做这个检测呢？民政部门回答我问题的人已经在转身离开，说，你朋友叫你走呢。随后进了隔壁的房间关上了门。
       傍晚，古雯和W到达永济。交接好之后，我们都打算回去了。
       古雯、W的山西行日记
       作者：古雯
       6月26日
       一整天在路上。上午九点到郑州，与广州来的W会合，辗转乘汽车去山西。到了三门峡陌和海水才跟我确认在永济会合，因为他们也一直在路上，不知道晚上会住在哪个县城。10：00—14：00，郑州到三门峡；15：00—16：30，三门峡到运城；17：00—18：10，运城到永济。从三门峡越过黄河就进入山西省境，渐有北方高大的山，有种微妙的气氛。黄河水完全浑浊如泥，干涸过半，露出泥滩。
       到了永济，街道脏乱。和陌等人会合的过程有点戏剧性，我和W一下有点惊恐，好在并没有什么事。永济四处隐藏着大大小小的私人招待所，有些奇怪，陌、海水、红旗和青山住在其中一家。互相认识后晚上大家在小吃街的一家摊头吃饭，吃得很杂且全是面食，很不习惯。回旅馆之后聊至凌晨两点半，听他们讲了很多情况、经验和分析，记了一些当地相关部门的电话，都是用得着的。人间买的运城地区地图经由他们又传给了我和W。
       6月27日
       穿了凉拖来的，怕不方便，早上出去匆匆买了双运动鞋换上。上午我和W跟着陌去公安局问昨天他们送去的三个窑工的情况。负责黑窑专项整治的郑科长跟我们说了情况，我又慌了一下，因为听不大懂方言。三个人一个由公安局带去了河计（音）认自己做工的砖窑，另两个在临时收容所。于是我们去收容所，陌对街道熟悉得很。收容所其实是家私人旅馆，进大门有刺鼻的味道。院子里站着好些智障人，都穿着发给他们的红色T恤，一个孩子在仰头嗷嗷叫唤。新闻里的场景一下就到了眼前。陌他们送去的两人，即黄世林和史国强由老板娘从楼下叫了下来。黄是中年人，胡子很长；史是个孩子，后脑上有疤痕。陌拿烟给他们抽，问他们一些话。我站在一边不知道要怎么开口，觉得自己比他们还紧张。临走时黄世林笑着送我们，到了大门口负责人叫住不让送了，说怕他出去走丢。
       下午我和W去了普救寺。路上见附近有冒烟的砖窑，决定去看一看。在田野里走了很多路，拍了些照，后来狠狠心进了一家正在生产的砖窑。公告和黑板上的字都显示着整改的痕迹。跟几位窑工拉扯了几句，说是一天干12小时活能挣30块。进到窑里面，只觉得顿时面红耳赤成炙烤状态，宛如置身炼狱。里面一位瘦长身材年纪偏老的窑工说有五六十度，在里面他们都不喝水，因为根本不管用，习惯了就成。窑口整治后装了崭新的吹风机对着窑内吹风，其实没什么作用。窑工们看上去精神都不错，给他们拍合影照都很高兴，镜头上都是窑灰。出来成了灰人，三十五六度的外面简直觉得很凉爽。
       新买的运动鞋完全不合脚，脚后跟磨得特别厉害，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后悔死了。
       6月28日
       红旗、海水、陌以及青山先后都走了，走前交待了好些我们可以做的事。上午我们第二次到公安局，看情形郑科长跟上级讲过情况，这次是公安局正副两位局长和他一起接待我们。张局长显然久经阅历，定先登记了我们的身份才肯回答我们的问题。局长一直挺激昂的，说：“我们谁不关心我们受苦受难的农民工兄弟。”我们追问周天驰、黄世林、史国强的下落，他说：“你们把人交给了我们公安局，就应该充分相信我们嘛。”自然，把人交给公安局就已经是信任了，这是没错儿的。周旋了半天，局长才给了个模模糊糊的答案，说是周提供的砖窑地址有误已经带回永济，正养着呢，又说史国强已经送回去，日后可以出示书面证明的。
       总之挺不顺利，出了公安局我气鼓鼓的，W一副没事儿人样，不过我觉得他是装的。赶紧到昨天的收容站，吓了一大跳，里面人去楼空，叫了半天老板娘才哑着嗓子黑着眼圈出来应声。原来所有的窑工昨天都被民政局派人接走了，接到什么地方去不清楚。这地方是民政局按常人入住的价格十块一晚租给窑工住的，大部分人智障，生活不能自理。有人打碎了隔壁院邻居家的玻璃，有人深更半夜嗷嗷大叫，更有人弄坏房间里的电视机。老板娘带我们进房间看那些留下来的污迹，抱怨着这些，一脸的无奈，并没有愤怒不满的意思。她说这也算是帮帮他们了，谁家没有孩子呢，搞不好也会有亲人失踪的。还说起有个障碍的小孩，特别高兴住在这里，谁对他好他就会跑过去抱谁的腰，会唱很多流行歌曲，有趣着呢。据她说周天驰凌晨一点被送到这里来过，早上又给接走了。
       于是辞别老板娘赶去民政局。刚好碰上中午午休，见有一对神情憔悴的农民夫妇在一旁等着，我跟W就搭话，果然是来找孩子的家长。手里攥着寻人启事，是从三门峡过来的，孩子在郑州丢失。听他们讲完，抄下寻人启事，可我们也没法帮他们，心里黯然。问他们吃饭没有，摇头。天气炎热，出门买两瓶水给他们，可他们一定不肯要，说是水喝了肚子不舒服。那位母亲看上去身体不好，很虚弱。我们只得离开，想趁午休去找找新的收容所在哪。刚出门父亲追上来，说是儿子的名字后来改过，你们再抄一下他的新名字，然后站在烈日下一笔一划认真地写给我们新的名字。
       下午三点回到民政局，挺多人等着。有位失明的老大爷想回家，有位小兄弟说要不到工资，还有一批十来个来找亲人的家长。问到了新的窑工临时收容所，仍然是家私人旅馆，傍晚的时候经些周折找到了。进去又吃了一惊。人少了一大半！周、黄二人不见了（假定史被送回家）！在那里的只有七八个看上去智障程度比较轻的窑工，问他们都不说话。负责人说昨天转过来之前就送回去一批，余下的都在这儿了。我完全不信。没法相信，一天之内不可能找到十几个智障者的家。于是W打电话给民政局专管黑窑智障者安置的陈副局长。陈定要约吃晚饭，并保证晚上将周和黄带到此处。于是晚上与陈及其下属几人吃饭，陈特意带了遣送回家窑工的回执单，想来是把我们当记者了。吃得很丰盛，余下没怎么动的菜以及馒头打包回去给窑工吃。饭后陈又强意买了烟、牛奶和水果要送给我和W，我们都拎给窑工吃。当时已是晚上十点，陈当场把已入睡的窑工叫起来吃。周和黄此时已在那儿了，都认得我俩。趁局长在外面，我们询问他们，确证他们从昨天到现在确实在另一处地方呆过——而那处地方，显然才是大部分窑工所在的地方，而不是如负责人说的都送回去了。根据青山的消息，史国强也根本没被送回家。
       为什么民政局要隐瞒呢？大部分窑工所在的地方在哪里呢？史国强呢？我和W带着满腹疑虑回旅馆休息。打电话到当地派出所，确证来接黄世林回家的人已在路上了，明天我们必须在交接现场——实在，我们不太敢信任该信任的部门。
       6月29日
       上午，根据一些蛛丝蚂（马）迹去找那个神秘的窑工所在地点，无果。下起了雨。街上看到流浪汉一动不动地躺在街角，想起周、黄和史的来历，上去询问。他根本不说话。买了水和面包给他，根本不吃喝。根据经验，W也随身带了包烟，点烟给他，他抽着，还是不说话。他的全身非常脏，几乎衣不蔽体，显然躺在这里好些天了。看我和W如此，就有路人围观。那一刹那我突然觉得很不舒服：这实在太像一场人道主义表演了——在别的地方看到这样的流浪汉，我从来没有上去搭理过，那么此时，我究竟在做什么？既然在我的意念里我从来都与他们平等，因为从内心感到我与他们相关才来到此处，那么，我又何至于站在一个仿佛自己有着优裕而可以对之施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我的心里有了对自己的憎恶。
       这其间，公安局的张局长数次打了我的电话，没有提及任何与窑工有关的东西，而只是一昧追问我和W以及陌的来历和目的，我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以及住处。自然，心里又不是很痛快。中午的时候，总算通知我们去公安局，因为来接黄世林的人终于来了。来的是当地派出所的一位工作人员以及黄所在村的村支书。因为黄的父母已经过世，哥哥几年前在山西煤窑打工出了事故腿被截肢不方便。黄那天看起来精神很好，跟村支书说话挺流畅的，脚上换了双新鞋，对我和W笑时甚至有点俏皮。于是在公安局、民政局、当地派出所以及我和W四方在场的情况下完成了交接的手续。按照黄自己的记忆和后来在砖场的确认，按每天30块一共工作五个月的时间将工资付给了黄，另外还给了800元派遣费，算三人回乡的车费。心里放下一块石头。另外来接周的人也在来永济的路上了，可是史国强却一直不见。这时陈局长仍说史已在回家途中了。
       然而最后的遗憾就落在史国强这个头部受伤记忆力受损的18岁孩子身上了。傍晚时分，接到陈副局长电话约见面，W去之后得知，原来史国强两天前已经“自行走失”了，民政局也正在焦心地找。据说这是下级对陈隐瞒了消息。我们随陌到收容所见他的那面，竟是唯一一面。同时也得知那个神秘地点在栲栳镇疗养院，然而天色已晚我们已经赶不及去了，只得交给已在来山西途中的V。第二天，我和W开始返程。
       （按：直到现在，史国强仍然在失踪之中。）
       V的山西行日记
       作者：V
       6月30日运城
       最早报道那个拐卖获救窑奴的劳动监察队员就在运城地区永济市。跟我原来臆想中的化外之地完全相反，永济市位于陕豫晋交界处，是交通十分发达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西厢记》里的普救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登的鹳鹊楼，都在永济。
       上午十点，和前批来山西的古雯、W见面。有理想有正义感的年轻人，眼神是纯洁的。我的任务是去了解一下他们刚刚得知的一家救助站的情况，栲栳镇敬老院，以及监督前批人员搭救的三个窑奴的后期救助情况。三个人中，黄姓已经送回家，今天周天驰将送回家，史国强已经再度失踪。
       下午两点半出发去栲栳镇敬老院。沿途司机指给我看砖窑，烟囱已经不冒烟。敬老院是一个僻静的院子，就在一家砖窑旁边。不例外，这个砖窑也已经停工了。敲门，有人过来拿钥匙开从里面锁起来的锁。进去看是一个明显智障的人。总共有18个窑工在这里，三个老人在这里照看。先跟他们打听有没有见过史国强，他们比较有默契地说，就是丢了的那个。司机聊起一件当地人都知道但没被媒体曝光的事。当地××村有一个小孩，居然在西安被拐骗到芮城的黑窑，头被打破了，用缝面口袋的线缝了伤口，结果头肿起来，窑主带他去县城里看病，他趁机跑了，打电话给父亲，得救。这是去年年底的事。据说当时孩子的家人还带了很多人去芮城指认是哪个窑（三天后我再回来调查此事，了解到用缝面口袋的线缝伤口的不是这个孩子，是另外一个受害者）。
       回永济后赶去艳红宾馆的救助站，只留下9个人。能送走的大多都送走了。周天驰也不在了，据工作人员介绍，周天驰由两个人护送，坐中午一点半到石家庄的火车走的。显然领导已经有过交代，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处事很小心完善。他特地介绍了他们送人返乡的具体细节，每次都是两个人护送，民政局出一人，窑奴所在乡出一人，政府先垫一千元路费，实报实销。另外，有回执，在当地需有人签收。
       第一天没什么发现，当地在中央重压之下，显然已经比较善于对付外界。但我并非为暗访救人而来，在中国的土地上实实在在地走一走，不是在网络上意淫，让自己的愤怒沦为口水，让自己沦为看客。即使不能做什么有益于别人的事，至少也可以让自己对中国有个实在的感受。
       晚上，接到了潘家长的电话。
       7月1日洪洞
       潘家长在出站口接我，是比想象中年轻得多的人。他是陪连襟余过来找孩子的。余不善言，拿出他孩子的照片复印件给我看。是黑窑第一批解救出来的31人之一，冯建伟，照片是在广胜寺镇派出所办公室门口拍的。可他们看到这张照片惊喜地问孩子在哪里时，却得不到答案，已经在洪洞县公安局、劳动局、民政局之间被踢皮球踢了好几天。叫上我来，他们想让我扮成记者助阵，最后再走一圈。
       先去广胜寺镇政府，一个中年略胖的人接待了我们，基本上说的就是他不清楚这回事，他没参与，去找派出所。于是去广胜寺派出所。基本上说的也是：不清楚，没参与。转到公安局的重案队去了。“可以问一下当时经手此案的民警吗？”“星期天不在，明天再来。”
       7月2日洪洞
       早晨五点半起床。潘说要赶在八点之前到广胜寺派出所，刚好是上班时间，人最齐。
       第一站：还是广胜寺派出所。如预料：在值班室坐了半天，不见人理我们，只听到有人在外面用山西方言说，这些人死皮赖脸总不走。索性死皮赖脸闯到后面，见人就问。一番纠缠，这些身着警服的人见到我们像见了瘟神，避之唯恐不及。甚至自称今天刚来上班的，刚刚报到，连所长是谁都不知道。最后，一个人说，所长不在，到临汾喝喜酒去了。洪洞县公安局交代他们，让我们去公安局信访科和重案队，他们会详细说明情况。如果是记者采访，就去跟洪洞县委宣传部联系。
       第二站：曹生村委。回洪洞县中途经过曹生村去看那家著名的砖窑。汽车在绿林间穿行，与想象中的偏远山村的印象截然相反，这至少不是一个穷山村。先到村委会所在地曹生村小学，锁着大门，空无一人。旁边的一家小商店里的人说，现在没有村委会。
       砖窑在一家散发着恶臭的化肥厂旁边。那些窑门安静地坐在那里，我走进去，黑乎乎的，还有很多砖和码好的砖坯。从前黑窑奴住的窝棚已经拆了，看不出一点住人的痕迹。还有两间小黑房大概是包工头住过的，堆着脏兮兮的旧衣服被褥。窑门大概有二三十个，后面有一大片砖坯，用黑塑料布盖着，再远处，是窑主王兵兵家。我们遇到在砖窑边住的一个老人。潘和余拿他们孩子在派出所门口照的照片给他看，他也有印象。他说，知道这些人是拐骗来的，天不亮就开始干活，身上很脏。他没跟他们说话，如果说了，这些人就会被打手打。
       第三站：洪洞县民政局。在永济救助站对民政局的印象颇为良好，所以洪洞县民政局的粗暴让我很意外。一个有些白头发的年轻人（之前他很生气地对家长们说，我们这里只是一个救助站，不管找人）很警惕地监视我，另外一个中年中层干部模样的人对着潘和余发火，你拿着相片就跟我要人，我也可以拿着这个相片跟你要人。白发年轻人按下我的相机，我只好关了相机，又拿出录音笔，白发年轻人用仇恨的眼光望着我，我大概能够理解他们防火防盗防记者的心情。后来中年人终于语气和缓下来，总而言之，打发我们去公安局、劳动局，反正不要来民政局。
       第四站：洪洞县公安局信访科（这是潘和余第四次来，民政局他们可能去了有十次了）。也有一些寻人的家长来这里。接待的是位女士，显得和气体恤，不过仍然是：你们应该是去民政局、劳动局。
       第五站：重案队。接待者很客气，当然，结论是，你们应该去民政局、劳动局。公安局只管解救，民政局和劳动局负责善后工作。
       第六站：县政府。潘决定去县政府，县政府是管所有这些单位的。一楼的信访局办公室都是关着门的，没人上班。潘发狠说，我们一层层去。二楼秘书办公室，我们敲开门，有两个年轻人。说明我们的来意，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年轻人居然很爽快地说，跟我来，我帮你们查一下。他从一个塑料文件夹里拿出一些文件来，有一份洪洞县寻访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的表格。他挑出有冯建伟的那一页，上面有四个负责找这些人的工作人员的名字和电话。我抄下来这些名字。潘又提出能否抄下那些已经找到的人的名字，这样好跟他们联系，通过他们问一下余的孩子的情况。年轻秘书又爽快地拿去复印了一份拿过来。
       第七站：民政局。我们拿着这份名单又到民政局，这次见到了局长。局长很客气。潘跟他讲了公安局和重案队的说法，局长说，不可能。他们如果把解救人员送到了民政局，是有手续的。他们有收据吗？不过我们已经心平气和，加上收获了这份名单让我们感到了小小的喜悦，走出民政局的时候，潘和余差不多已经决定，可以第二天回家了。回到住地看那一页薄薄的复印纸，就这么一个不到五分钟就可以拿到的东西，其实已经可以让我们有所放心。不明白那么多工作人员为什么会那样不厌其烦地躲我们赶我们训我们推我们，我们用两天的时间奔来走去，其实真正能够打发家长的是今天冒冒（贸贸）然闯进县政府办公室，花了不到五分钟就可以给予的东西。
       
       7月3日洪洞
       昨天得到的名单里，说已找到的申海军家就在洪洞县下面的曲亭镇。我和潘、余、曾一起打车去那个村子。很容易打听到，村民一听就知道是那个“河南媳妇”的家里。
       只有申的妈妈在，申已送回河南看病去了。他是六个受伤最严重的人中的一个，腿被打断之后又重新长在一起。之前我们到山焦医院找线索时，院长说起过有一个腿骨折断的人，需要重新折断后再做手术，当时他问广胜寺派出所的意见，给不给治，派出所说不用了。申妈妈说，解救出来后，申是自己拄着拐棍一步步挪到广胜寺的。政府当时给了四百来块钱，给他换了衣服（本来已经是衣不蔽体了）。从医院出来后，他被送上了去临汾的车，到了临汾他又自己坐车到曲亭镇，再打车找到他妈妈家。
       余的儿子大概就是这样失踪的，被送上车，然后盲然自求。这些窑奴，大部分都已神智不清了。可更让我吃惊的是，申应该属于这一重大案件最重要的受害人之一，可是申妈妈去洪洞县上访，居然遭到训斥。在申妈妈跟我们讲她上访的过程时，她重复多次“洪洞县里无好人”，真想拉洪洞县长过来跪在她前面听听。我想起应该把申妈妈说洪洞县里无好人的这段视频放到网上公开，于是问申妈妈她敢不敢公开对县政府的这些怨言，她对着我的相机的样子，让我想起艾晓明在她的一个记录片末尾说，她要让老百姓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摄像机。
       申妈妈多需要一个属于她的摄像机。
       潘和余多需要一个属于他们的摄像机。
       7月4日临汾
       去旁听临汾中级人民法院黑窑案的第一次庭审。
       张银磊的父亲来了。张父很客气，我不知怎么描述他好。我经常会碰到这样一种人，他总是很谦卑很客气的样子，仿佛已经习惯了把别人放在自己之上，就像在洪洞县碰到那些政府工作人员，总是很高傲很无理的样子，好像已经习惯了把别人放在自己的脚下。
       这个法庭里好像没有被害人。
       公诉人整个审理过程中几乎没有提起那31个人，好像这个案子里只死了一个刘宝。大家围绕着我没有打死刘宝，打死刘宝的时候我回家了在千里之外，打死刘宝的时候我还没来不知道这回事，我虽然打死了刘宝但是别人叫我打的等等展开了激烈辩论。31个受害者的名单，直到最后庭审快结束时才被公诉人想起来，提交给法庭。
       也好像没有罪犯。
       五个被告没有人表现出一丝悔意，他们看上去不觉得这些事有多么伤天害理，只是忙着为自己辩解。衡庭汉说他没有叫打人，相反赵延兵手痒爱打人，他和王兵兵不止一次地为此还打过赵。赵就是打死了刘宝的那个，但他说他打人是衡支（指）使他打的。打死刘宝的时候衡不在，是衡的“干儿子”陈让他打的，他不敢不打。
       还好像没有犯罪。
       替窑主辩护的人说山西窑主是替河南包工头背黑锅。王兵兵大概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他家跟窑厂是连着的，我们前天在曹生村砖窑看到的那个院落就是王兵兵家。他有事时会一天去窑厂三四次，没事时就隔一两天去一次；他自己也打过窑厂里的“工人”；窑“工”跑了，包工头是骑着他的摩托车去追的；窑“工”不够用了，他陪着衡去西安黑中介找的人；刘宝被打死了，是他找的坟穴……他不知道那些窑工是被关在他家里的，他不清楚他们受到了虐待，他还给他们买菜了呢。辩护律师提供了四份笔录，说王兵兵买了谁家的菜，谁家的面条，过年时还买了猪肉呢。张银磊烫伤了，他还找了诊所的医生来输液了呢。他可是善待了被河南包工头衡庭汉非法用了的窑“工”呢。
       张银磊父亲提交的张银磊受伤的照片，审判长拿着问衡庭汉，问王兵兵，你们要看吗？
       他们都很干脆地摇头，不看。
       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
       7月6日永济
       下午去当地一个村调查黑砖窑的一桩旧案。刚来永济时我听当地一个司机讲起，有一个当地的小孩在西安竟然被又骗回附近芮城的黑砖窑。很顺利就找到了小孩的家，听他家人的描述，竟然是一个比曹生村砖窑更残忍、规模更大的砖窑。一样有残酷殴打，一样有死人。是2005年发生的事情。当时窑主或包工头也被捕了，似乎判了，家长说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受害人都没有得到赔偿，他的孩子也只是补发了工资。
       从家长的描述，我也终于清楚如果曹生村砖窑没有被提前端掉，那31个人没获得解救，接下来，他们会继续干下去，直到冬天砖窑停工。包工头会开车送他们离开，直到开到深山里，然后隔一段路就给一个人塞50块钱踹下车，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山西之行暂告一段落，准备回家了。
       晚上跟人聊起来这趟山西之行有什么感受。我说，当初是觉得语言太无力了，所以督促自己要行动。来了以后，发现行动也是无力的。
       其实来山西，对自己的意义远远大于对别人的意义。
       资料提供者附言： 写下“寻访手记”的是一些普通人。学生、个体户、公司职员、临时工、自由职业者，年龄从21岁到38岁不等。2007年5月至6月，河南都市频道制作了《罪恶的“黑人”之路》系列节目，记者付振中第一个揭开了山西黑砖窑的惊人真相。
       2007年6月18日到7月6日，他们先后自发去了晋南，活动的地点在洪洞县、临汾市、运城市（包括运城地区的永济市、临猗县、芮城县等地）。那是黑砖窑特别猖獗的地区，事件披露后许多家长集中在那里找亲人。他们前后相互联系、相互提供信息、一起讨论、互相支持。
       他们的目的有两点：其一给予黑窑工和找孩子的家长们以实际的帮助；其二也想要见证和记录事情的真相。事后来看，这一系列行为应该说多少都触及到了这两点。
       资料提供者：罗岗，大学教师，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