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北榆林和内蒙伊克昭盟之间，人们对于春天的理解和感觉与别处截然不同，春和景明那只是书本上的风景，现实的春天是暴烈的、昏暗的，“乱花渐欲迷人眼”也只是温情的想象，真正迷人眼的是怒吼飚飞的风沙。与风沙相比，寒冷并不可怕，地下有煤，地上有羊，在家围着煤炉，外出披着羊皮，勉强可以应付。但是风沙作乱犹如天降神兵，凡人难以抵挡。只要走出屋门，被风沙裹挟，面部的皴裂是“指时可待”的。须臾，口腔、耳孔、鼻孔，甚至眼角窝都会盛满沙土，人活一辈子，肚子里不知吞进去多少斤沙土。这就是四万多平方公里的毛乌素沙漠给当地人的馈赠。
我从小生活的榆林正是毛乌素沙漠边缘最大的城市，它又被称为驼城。榆林是沙漠和黄土的交接地带，经历了长年的抗争，沙漠击败黄土，成为榆林这片土地的主角。大量黄土或被沙漠覆盖，或者干脆“变节”，退化为沙漠。现在虽然骆驼成为公园里供人照相的玩物，为数极少，但是以前它的数量是极为可观的，没有骆驼，这里的商业和市民生活不知要受多大的影响。现在当我重返故土，尤其是重新漫步在茫茫黄沙中的时候，我的感受是复杂的。说实话，沙漠赋予我们恶劣环境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无数欢乐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那时候见识本来少，又没有与外界的对比，环境的所谓恶劣其实毫无感受，相反，正如好多人一样，总以为家乡就是人间美丽和谐的样本。
况且我本来是那么地喜爱沙漠！我记得在各种集体活动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春秋两季的治沙造林活动，对于好动的孩子来说，那种劳动无异于变相的春游和秋游。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路高歌着玩闹着奔赴沙漠的腹地，带着铁锨、水桶、脸盆，也带足了一天的食物和饮用水。我的食物是奶奶早就准备好的——在灭了火的灶坑内烤干的馍片。饮用水装在一个足以令我自豪的军用水壶里面，那水壶是很小的扁状的草绿色水壶，水壶上交叉绑着结实的草绿色帆布带，带子延长了挂在肩头，这种配备总使我产生一股莫名其妙的豪情。
开始分班分组分树苗，也分沙地，确定哪个沙梁到哪个沙梁之间归哪个班绿化。树苗是统一由林业部门的人拉来的，他们也有技术人员按照树木品种和大小的不同，确定行距、株距、深度之类。往往他们还没有讲完，大家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挖坑栽树。有的挖坑，有的在较远的地方的某个沙窝里取一些黄土，或在另一处取水。运来黄土垫在沙坑里是为了让苗子好成活，黄土即便贫瘠，但是与沙漠比，它涵养水分的作用还是要好得多。沙漠中地下水非常丰富，水位也浅得很，打井取水并不困难。其实只要稍微挖深一点的树坑都会湿漉漉地渗出水来，人踩在那坑里顿觉一股凉意升上来遍及全身。水和土先由专人运送到沙梁底下，然后接龙一样，那装土的篮子和装水的桶经由无数的手送到沙梁顶。
当大家干到汗流浃背的时候，植树的工作也就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沙漠摔跤赛、球赛和田径比赛，这些比赛的方便处是不怕摔倒，怎么摔都不会疼。有的人走到沙梁的边缘，往往会被“居心险恶”的同伴推到沙沟里去，那个“不幸的人”滚得满身都是沙子。有的人假装不小心走在沙梁的边缘等着别人推他，他好享受一次被“陷害”的乐趣，如果没有人推，就有点不被重视的小小失落，他干脆自己滚下去来一个“自杀”。
大多数男同学还要折了沙柳追打“沙和尚”，或者集体围剿野兔。“沙和尚”肯定是土名，学名到现在也不知道，它有点像微缩的蜥蜴，指头一样长短，是非常扁的紧贴沙面嗖嗖前行的四足兽，它背面是和沙漠颜色几乎完全一样的保护色，如果翻过来，腹部是白色的。有趣的是只要顺着长尾巴将它捉住，翻过来，它就不能动了。它没有毒，所以有的同学会取一些枯枝点燃烤着吃，撒一把盐在上面。我从来没有吃过，一来有点害怕，二来以为那样太残忍了。其实它在沙漠里到处打洞，我估计对植物是有利的。
榆林人对于沙漠是矛盾的，热爱的另一面是惧怕。这是我逐渐成熟以后越来越深的体会。这个古城受到沙漠的袭击是骇人的。远在明代，北城墙被迅速南移的沙漠覆盖了之后，整个城市失去了抵御鞑靼人的屏障，只得将城墙南移，城池范围由此缩小不少。没有想到，几百年后，东城门外的沙漠又与城墙齐平了。那就是我们植树造林最频繁的时代。风沙行进速度匪夷所思。那些沙丘，此时在这里，彼时却跑到那里，人们能抓住“沙和尚”的尾巴，却抓不住沙丘的尾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造林的人回忆，风沙天气挖树坑，当他们挖完第二个树坑的时候，第一个树坑就被沙填平了。几年前，我到伊金霍洛旗参观完成吉思汗陵，乘车返回榆林途中，风沙大作，天色一片昏黄。天天走这一线的客车司机居然辨不清了方向，在两条交叉的沙土路上不知该如何前行。犹豫地选择了一条道路，走了已经好一段时间后，他还在问身边的售票员：我们走得不会有错吧？幸好那天的路选择对了，否则我们要陷入沙坑等待救援了。
自共和国时代开始，榆林的治沙造林就成为全民的活动。要想保留这块祖辈生存的根据地，要想这个城池再过百年不会沉寂在茫茫沙海之下，那就得不惜代价与沙漠展开搏斗。只要通过造林固定移动沙丘，降低风速，这个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就不会消失。于是飞播造林、引水拉沙之类因地制宜的方法就开始由最初实施到推向全国乃至世界。
但是风沙之患没有因为成绩的取得而稍有消解，政策和方法的不当也造成了反复，沙化面积的控制又成为关键问题，一面固沙，一面沙化，成绩和问题抵消，景况不容乐观了。那些可怜的树苗就像有人生没人养的孩子——有人种，没人养护。我们曾经种过的树，大多数都因为这个原因枯死了，今年死了明年再种，陷入原地踏步的循环。那时，我们是抱着玩乐的态度去植树的，岂知那是极其辛苦极其严肃的事情。要真正对树苗负起责任，没有分片承包，没有奖惩机制是行不通的。种树所考虑的实际成活率要比它所带来的诗意和人生启示都重要得多。事实上后来真正的植树造林往往带有悲壮的色彩。榆林的三边（定边、靖边、安边）是中国著名的石油天然气基地，但是这里风难“定”，沙难“靖”，人难“安”。在这里人们植树并不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多是因为逼上梁山。所谓治沙英雄牛玉琴、石光银之类的人物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他们植树造林是因为自己的家园被沙漠所毁，甚至不得不迁移，再不治沙生存都成了问题。石光银在几岁的时候和一个小伙伴在村子里玩，竟被一阵暴烈的沙尘连人拔起刮到另一个地方，小伙伴永远消失了，只有他从空中摔下来却没有摔死，所以他从小恨透了风沙，立志要征服沙尘暴。但一个人动辄治沙几千亩、上万亩、几十万亩，那是需要耗尽人一生的精力的，那英雄的称号是和孤独、痛苦、高强度的劳动和身体的不断损耗相联系的。这岂是我童年少年的造林所能同日而语的？
毛乌素在蒙语里是“不好的水”之意，其实这是对这片沙漠的误解，我知道这片沙漠范围内无论地下水还是地上的各种“淖”和“海子”都是质量比较好的干净的水。只是在沙漠南缘，有一个叫毛乌素的小村庄，不知为何就以这个村庄命名了一个偌大的沙漠。沙漠的出现最早应该在东晋以后了。因为匈奴族大夏皇帝赫连勃勃当时营建都城统万城（今靖边以北白城子）的时候，他对那块形胜之地的评价是：“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见若斯之美。”如果那时候统万城附近是一片不毛之地，如何能成为伟大的都城的首选之地？又如何能与赫连勃勃君临天下、一统万方的雄心相匹配呢？
毛乌素沙漠很有可能是人为的苦果。因为这一带正是几千年来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杂居相处的地带，汉族的北迁，必然会把部分草原改造为耕地，而内附的少数民族也往往被安排在这一带，他们的汉化程度是很高的，必然受到汉族的影响，实行一种半农半牧的政策。另外，这一带是古代民族战争频发地带，战争的破坏不可低估，草场耕地被搁荒被毁坏的事情也是常有的。还有，过去屯田戍边的政策固然能起到一定的政治军事作用，但是为了取得足够的粮食，大量草皮被翻起，改为耕地，生态环境的恶化也是必然的。尤其是明代，以榆林为中心的九边重镇之最重要的一镇延绥镇设立以来，榆林周边地区获取了殊荣的同时也为将来的环境恶化埋下了伏笔。到后来人口的剧增与资源的相对紧缺构成矛盾，大量的砍伐，超限度的开发，就使已经脆弱的生态遭到进一步重创。
追溯古代，对于环境也并非都是破坏，没有丝毫建设。秦代蒙恬北逐匈奴以后，不仅修长城，建直道，也在榆林一带栽种了大量的榆树，因此才有后来这个城市的得名。但是他栽树并非为了保护生态，而是为了防御匈奴人迅捷的骑兵，通过栽种大量榆树，迫使他们的骑兵行进速度大大降低。对于匈奴人来说，一马平川的地带或者开阔的草原才是他们最好的战场。蒙恬的榆树后来被砍伐了多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我想当年榆树的确对生态起到了一些作用。直到汉代，以榆林为中心的所谓上郡，就是陕北和伊克昭盟一带，据史书记载，它是“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羊衔尾，群羊塞道”的“卧马之地”。
但就是这样一个“畜牧为天下饶”的上好之地，自赫连勃勃大夏国灭亡（431年）之后不到四百年时间就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据史料载，“唐长庆二年（822年）十月夏州大风，堆沙高及城堞”。夏州就是统万城。这是有关这个还没有命名的毛乌素沙漠的风沙的最早记载，也就是说，不到四百年时间，毛乌素沙漠核心部分不仅已经形成，而且沙祸已经触目惊心。我们实在想象不到，四百年间各种短命的王朝究竟在这一带地区搞了什么样的破坏，也想象不到整个气候条件发生了怎样巨大的变化。到了宋代，宋太宗决定毁掉统万城的时候，它已经“深在沙漠”之中了。我以为统万城以北的一片土地是毛乌素沙漠最早的发源地，后来它就慢慢地向四周蔓延，估计到了明代已经到了势不可挡的地步。尤其是明末，连续几年严酷的干旱和其它灾荒使这一片曾经美丽的土地雪上加霜，斑驳败落了。大概到了那个时候，榆林城周边也开始了可怕的沙化，直到后来变为“驼城”。最早记载榆林城沙尘暴的大概是光绪年间的李云生，他是受朝廷委派到榆林办理事务的官员，他在城内住了烦心的六天，感慨良多，在《榆塞纪行录》里面写道：“大风夜雨，风沙满城，几案寸积，池台庭院皆沙也……”
他是一个朝廷命官，可以几案作为参照写风沙之烈。小时候，我所住的土窑洞没有几案，风沙过后，土炕、灶台、柜子和所有的锅碗瓢盆都“寸积”了沙土。土炕上铺的是几条毛毡和几条沙毡，沙土进入毡子蓬松的缝隙里，就像刺扎入人的手中，用笤帚难以清除，每过一段时间要在院子里搭一根长木杆，把毡搭在木杆上取柳木棍子敲打，所以榆林的毡不是铺烂的，都是这样敲烂的。当时代稍稍进步了一点以后，毡上就铺了一块硕大的油布，布的表面是用油漆油过的，沙土终于只能“寸积”于油布表面，而毡的寿命得以延长。油布上的沙土又便于幼时的我用指头来练字。风沙大时，出门望天，天空会变成黑色或棕红色，使人心生奇异的想象和莫名的恐惧，那和《
西游记》中妖怪来临之前的景物描写极为相似，所以我总疑心吴承恩也在榆林有过一段游历。
去年春天，我带着八位朋友到榆林和伊克昭盟的几个地方走了一圈，我突然感到自己多年在外，已经不能适应毛乌素的气候条件了，在连续的沙尘天气中，虽然没有像他们一样干燥到流鼻血的程度，但和朋友们一样，嘴唇也爆裂了。朋友们说，人在这里也都变成了沙漠，因为干燥到了极致，喝多少水都无济于事。我恍惚间想，难道这一带几十年声势浩大的治沙造林居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当我们在伊金霍洛旗游走，受到了裹挟着红色沙子的八级以上狂风的劲吹时，这个念头就越来越明晰了。在陕蒙交界处的中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红碱淖，一位牵骆驼的黑脸汉子说，红碱淖的水位一年一年在下降，以前的水位线就是我们骑骆驼走着的这片沙地。我实在是惊讶不已。红碱淖怒涛翻滚，难以下船，岸边的沙海也在翻滚，难以立足，黑头白身子的遗鸥急速掠过水面，凄厉地鸣叫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遗鸥栖息地还能保存多久呢？
过了一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说，内蒙古沙化面积正在迅速扩大，包括毛乌素沙漠在内的几大沙漠现在几乎快要连为一体了，如果真的连为一体，那么治沙造林想要取得成绩恐怕就不是几十年，甚至也不是几百年的工夫了！
问题到底出在了什么地方？那些常年待在毛乌素沙漠中的沙尘暴研究专家们，他们的精神当然可嘉，但是他们能否顺带研究一下科学以外的事情呢？比如政策问题。以前的全民植树固然豪情参天，气壮山河，但是这种粗放式的经营最终走向了末路，而且耽误了宝贵的也许是最佳的固沙时间，使那些奉献热情和汗水的人们空留浩叹！后来终于分片承包，像务庄稼一样地务苗子，而且有了激励的机制，规定几年之后苗子成树后可以买卖。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可惜这个决定来得太迟了。而且问题还没有那么简单，看起来开明的承诺到了农民那里居然又成了一纸空文——你改造了荒沙地，你的功劳极大，值得表彰，但是有一点，成材的树木你不能卖，否则你就是违法！治沙英雄石光银在接受中央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倾家荡产种树苗，斗荒沙，一来想改变环境，二来想挣钱养家糊口，发家致富过好日子，但是现在政策改变了，自己因为成材林木无法出售，成了债台高筑的冤大头！如果说政策之朝令夕改有可以理解之处的话，那么农民的利益如何得到保障？农民的损失由谁来补偿？一个只希望回报，不愿意付出的政策是明显值得怀疑的。另外，有关退耕还林的政策应当说是有远见的，但是谁来保证没有土地耕种的农民能够按时足量地拿到自己应有的补贴呢？我就听说一些农民因为没有补贴无法生存而重新砍掉了树苗，改种了粮食！这种极端的例子虽然不多，但它是一个严重的信号。
人性的贪婪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人们致富的需求远远超过土地的负荷的时候，土地最终会反过头来报复人，不仅让你的愿望达不到满足，还要让你走向愿望的反面。但是在急功近利的思想支配下，人只要当下的需求，既不在乎将来，更不在乎来世——如果有来世的话。生活在榆林的一位老者对我说，他的两个儿子都是鄂克托旗的牧民，他们拥有大面积的草场，每人每年都要放牧好几百头绵羊，还不算牛和马，所以他们的生活过得非常优裕。当地对于每一百亩草场放牧的牲畜头数本来是有规定的，但是他的儿子们和其他牧民一样，都超出了规定的放牧数量。现在随着羊肉肉价的上涨，多养一头羊能挣不少钱。如果所有的牧民都这么做，他们是富有了，但是迟早整个鄂克托旗都会变穷的。
我常常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有一天，毛乌素沙漠区域内残留的草原能够慢慢地扩张，并且张开巨大的口，把沙漠一口一口地吃到草原的肚子里。但是我每次走到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都要得到新一轮的失望。在我的印象中，榆林城以北的北草地河流纵横，海子遍布，风景宜人。但是河流和海子一年一年被无尽的沙漠吞食到肚子里了，现在所剩已经极少。
我的梦想在父亲那里得到了接续。就在父亲临退休的前一年，他在榆林小纪汗乡买了一片荒沙地，同时租了几片当地农民的沙地，开始了他的育苗造林生涯。我明白，父亲是为他的后半生找到一条全新的路，只是当时他没有意识到这条路有多么艰辛险阻。也许算一个好新闻吧，一位老作家，一个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一头扎在毛乌素沙漠之中，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而且几十年前他就写过一本陕北人植树造林的书，现在他自己从象牙塔中走出来，也和书中的人物走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但是我希望这不是新闻，如果人人都抱有一份绿色的希望，如果自发的个人行为的植树造林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或许毛乌素有一天真的会改变颜色。
父亲的林地在昌汗界村，昌汗界的蒙语意思有点怪，是指“白头老汉”。这个村庄就像是一个躺卧在毛乌素沙漠里的满头银发、胡须雪白的孤独老人。现在它不会寂寞了，甚至就要获得新生了，因为它等来了另一个白头老汉——我的父亲，而且这个老头长着的是一颗年轻的蓬勃的心。父亲七年前从东北移栽的樟子松和侧柏现在长成身杆高大体型魁梧的东北小伙子了。父亲像照料孙子一样照料着成片成片的苗木，得到一种慰藉，他自做打油诗一首：“天当被子地当床，大树为我遮荫凉。百灵鸟儿来歌唱，老汉心里好舒爽！”百灵鸟的确是由这些苗木招来的，以前这里只有杨树和柳树，只能招来麻雀、喜鹊和乌鸦，所谓“良禽择木而栖”，此时便有了印证。后来随着投资的不断增加，他的树苗品种有几十种了。松树除过樟子松外，还有杜松和华山松，柏树除了侧柏以外，还有沙地柏、翠柏、千头柏，柳树有了新的品种，那是樟河柳、西湖柳和金丝柳。这片土地上前所未闻的树种开始出现在父亲的林地了，它们都来自美、俄、日、法、德等世界各地，比如五叶地锦、大叶白蜡、红花槐、庞黄果、凤香果、南蛇藤、蒙古莸、小叶女贞、细叶小檗、醋栗……当地国有林场的一个专家朋友来到父亲的林地，他兴奋地转来转去，张大了嘴，就是叫不出这些古怪的树种的名堂来。
七年来，随着老树的移栽和新树的引进，父亲的林地滚雪球一般扩大，现在大概是榆林规模最大的民办苗圃了。他相继投资了几十万元，现在却成为一穷二白的“总经理”，因为苗子固然长势良好，成活率奇高，但是他只有一腔热血，却没有经营的头脑，苗子一棵棵长得妖娆美丽，但是却像嫁不出去的姑娘一样找不到市场。偶尔向内蒙、山西、宁夏销售一点，但是价钱低，数量少，别说收回投资成本，就是正常的开支和维持都捉襟见肘。有一次母亲兴奋地在电话里告诉我，榆林准备新修国际机场，可能要父亲的树苗，我当然很高兴。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母亲说，人家要是要了，但是只要了十八棵，是为了搞开工典礼。十八棵树不仅没有好意思收人家的钱，自己还贴钱雇佣了拖拉机把苗子拉到现场。苗子的所谓经济效益大抵如此，全家人也不指望苗子挣钱，只希望父亲能在老年有所寄托，将来最好能慢慢收回本钱。
人类眼光的狭小有时候是多么的可笑，然而最可笑的不是狭小本身，而是以狭小为博大深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小聪明主要表现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虽然永远在繁忙，看起来大有作为，其实是顾此失彼，丢了西瓜，抓了芝麻。后来，我看到一个内蒙古多伦植树造林的报道，无论是被采访对象还是记者本人都高度评价了这个地方的造林的重要意义：那就是能给北京营造一片蓝天，更具体地说，是为了给北京2008年奥运会创造一个美好的自然环境。原因是多伦离北京很近，多伦的植被丰富了，北部的风沙就会被挡住，不至于吹到北京。我想抱以这种浅薄的政治观念的人不在少数。作为中国首善之区的北京似乎有充足的理由享受蓝天白云，享受清新的空气，只要保住了北京，就是在外国人眼里保住了中国的面子，正如只要把脸洗干净了，身体其它部位无论多脏也都可以满不在乎的。时间也很紧迫——从2006年到2008年，像极了“大干多少天，力争以……作为……的献礼”的生产任务，它以临时性的政治需要为旨归，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价值。但是这种可笑的、类似于打自家院墙的办法，不仅不能起到作用，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极大地挫伤边远地区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况且即使多伦花香草绿了，但是北京北方的其他地方仍然极度开发，仍然在无止境地沙化，北京的天如何能得以晴朗？
为了某个地区，甚至为了某个活动搞环境的保护，在形式主义的中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大行其道。这样，三北防护林带如果见了成效，那么南方可能就要遭殃了，黄河清了，长江就要浑了——事实上现在已经浑了，所以这不是杞人忧天。在北方的一个城市，我见到一对打工的民工夫妇，他们是湖北山里人，他们之所以出来打工，是因为山里的树木都被采伐光了，他们无以为生，只好另谋生路。我想，如果湖北地处北京的北部，或者打工夫妇生活的山村就是多伦，那么树木绝对不会那么轻易地被砍伐！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国情。
整体主义的哲学观念大概现在外国人在环境方面运用得远胜于中国人，所以就有日本人在中国植树造林，就有美国、法国、瑞典的环境专家不远万里来到毛乌素所覆盖的荒凉的土地，进行考察和研究，费尽心机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不是吃饱了撑的，他们认为地球是一个整体，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东京、华盛顿、巴黎、斯德哥尔摩的问题解决了，不等于日本、美国、法国、瑞典的问题解决了，同样，这些国家的问题解决了，不等于地球的问题解决了。所以日本的一位专家了解了毛乌素的情况之后，为这里绿化工作者的坚韧精神所打动，由衷地赞叹道：倾心尽力，恩泽地球！
但是这种赞叹还是过于乐观了。我虽然不愿放弃希望，而且甚至于矢志不渝，但是这种希望中总有战战兢兢的成分。我每每在父亲的林地里，在一望无际的毛乌素沙漠里漫步的时候，总有这样的担忧：如果有一天毛乌素沙漠全部变成了绿洲，那么中国的其他地方会不会又出现另外几个毛乌素呢？
陈曦，记者，现居西安。主要著作有散文集《拉撒的权利》、《着装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