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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女友应该是社会概念中典型的“幸福女人”，姿容漂亮、职场顺利、家庭稳定且财富丰裕。一切都建立在均衡美学上，她并未刻意营造和渲染，所以格外感恩于天赐，似乎毫无破绽，可还是存留遗憾。女友自觉丧失了宝贵的创作激情，虽然她的表达依旧流畅自如，但早年的冷峻峭拔、强烈的穿透力和席卷能量，都无可奈何地流失。并且她明白，这几乎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料定她的文字将和生活融会，逐渐和缓安详——换言之，她将变得平庸。女友从不张狂，她说自己的愿望多少有些贪婪，毕竟占尽便宜，她再幻想一枝永不枯竭的笔几乎就是苛索无度。但写作对她那么重要，难道幸福的瓦解作用，正使写作变成仅仅是曾经重要的事吗？
       我一向缺乏对物质的定力，只有在经济基础保障下才能动笔从容。但同时，我非常理解女友的处境，虽然没有她那样全面的好运，但命运待我不薄，让我找不出什么理由抱怨。我到达了风平浪静的中游，日益远离童年的纯真与不安——那里，窖藏着艺术创作的某种原始生命力。我隐隐焦虑，感觉原来清澈、直接、饱满的表达受到影响，它不再喷薄而出，甚至毅力参与下我才能艰难分泌出一点有限的产量。那么，写作不再是我的内心需要，它已然沦为谋生的小把戏了吗？我当然知道，每个作家都必须独自面临困境，写作意味着终其一生的自我挑战，障碍和荆棘是道路上的寻常物；可我仍心有不甘，什么致命的变化，不仅使前行受阻，还动摇了我们的引擎和持续运转的轮轴？
       回想刚刚开始练习的时光，我之所以写作，能归纳为从孤独到虚荣的各种原因。其实原因并不重要，如同无论什么理由领取的结婚证至少都能获取法律意义的平等。我喜欢这种需要闭门研习和领悟的技艺，这种在寂静中提升的功力，沉浸中的写作者可以因此无视岁月的大雪正在积压。的确，写作提供秘密的保障，它不像体育或舞蹈那样存在着显然的职业寿限，对真正意义的作家来说，什么都不是威胁，疾病、衰老、灾难能转换为重要且必要的财富，所谓打击也许只是手段暴烈的赐福。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呢？所以，我选择并信赖写作，以近乎曲折的方式为自己寻求心理安全感，增加对不幸的承受能力。
       让人难以预料的是，或许毫无征兆，一个作家转瞬就被推入创作低谷，彻底摧毁了信心。他无法寻求援救，瞬间剥夺一切，他还不如运动员或舞蹈家那样幸运地有个抛物线般的下降过程以供心理缓冲和适应。无论创造力曾经怎样如旺盛的情欲难以控制，曾经怎样如内心的野兽充满蛮力，一个轻巧的外因，甚至连外因都不需要，残酷的讽刺业已发生——写作者茫然面对大脑和纸页上的空白，无计可施。当你今天还文思泉涌，骤变可能发生在明天的任何一个时刻。我并未蓄意将创作行为神秘化，周围的江郎不胜枚举。如果把写作能力喻为蹿来蹿去的活泼兔子，年轻时候的我们勇于去做捕猎农夫，后来呢，宿命了，认定挣扎也是枉然，索性变成被动的守株，冀望于自己的树干长得粗壮些，便于增加兔子的撞击率。
       作家遭遇中年危机是今天中国文坛的普遍现象。多少名家久无新作，靠着声誉产生的利息来维护自己的江湖地位；有些即使还笔耕不辍，效果却乏善可陈，相当于晨练健身操，并无什么观赏价值和力量震撼，他们不过向世人证明自己的胳膊腿儿还能动弹。多少新锐力量，程咬金般气势如虹地发力前三斧，就因为耗尽储量不得不戛然而止；有些刚才还利用青春期叫卖的孩子，转眼就面临创作上的更年期。不得不承认，我们集体患上了早衰症。
       各种各样的座谈与研讨，试图为浮躁的文坛寻找病因和药方。有人说，位于转型期环境，生活节奏变化快，来不得观察和沉淀。有人说，禁区太多不敢放开手脚，久而久之，写作者视野狭窄、画地为牢。有人说，评价标准的混乱和不公正，使好作家的才华得不到充分的释放和关注，减弱了他们的热情。有人说，作家过得太安逸了，逐渐远离弱势群体和苦难，丧失了社会责任和道德良知，沦落为技术主义者。有人说，由于稿费低廉使作家成为实际上的穷人，他们难以获得应有的社会尊重，所以放弃纯文学，转而从事影视编剧等更高收入的行当，慢慢地，也就荒废了武功。说的似乎都对，但无一例外，指责所针对的，都是外界环境没有给作家提供良好的写作氛围。为什么会如此矛盾——作家太富有，所以不能写；作家太穷困，所以不能写？大概，把责任全部推卸给外在条件，我们有了这看似堂皇的借口，我们自身的懦弱就很容易回避掉，无论是被他人还是被自己。
       到底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才是写作的乐园？我们需要降生于哪个恰切的时代，文学才能找到扎实稳妥的基座，风雨不侵？多少个世纪以来，我们每每听到人文学者频繁而愤慨的警世呼吁：“这是恶劣的环境，这是崩溃的时代，这是迫在眉睫需要被拯救的世界……”但情况并未好转，反而愈加恶化，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在先知们急切的声声吁请中减缓它堕落中的加速度。我们不得不伴听着带有刺耳金属噪音的钟摆消磨日夜。那么，如何为手中的笔找到肥沃土壤？是不是，伊甸园只是虚拟之中，理想的植根途径势必艰难……因为任何一种现实都不适宜盆栽理想，因为，理想永远都是错位的激情，不肯臣服现实的信仰？
       知识分子最为宝贵的批判精神和反省能力正在受到损伤。不是说他们丧失了基础的判断能力，不，资讯时代的全球性资源共享和信息的反馈效应，使他们比过去拥有更灵敏的顺风耳和千里眼，在更强技术武器的支持下，他们更高瞻远瞩、放眼天下。一切看似有力，但他们的批评里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领域，而这种忽略是致命的，它使高屋建瓴的思想体系建立在非常脆弱的支点上。那就是，他们往往忽略了对自身的批判。文化优势造成的心理幻觉，使他们犯了低幼级的错误：他们以为自己是高级医生所以不会得病。给予自己某种天然豁免权，他们这么做不仅仅是使批评领域存在巨大盲区，更严重的，由此暴露出许多知识分子的危险倾向：把一切推咎于他者的责任，而自己无需担当。或许，他们认为语言和态度已经是担当了，不必再付出行动上的实际成本。每当听到作家们铿锵有力地追究今天的社会环境给写作带来的严重伤害，我在他们漂亮的修辞中总是颇感迟疑和怀疑：最大的障碍和挫折难道不是来源于写作者自身吗？当然，作家列举的种种社会现状都是考验，但之所以被视为考验和摧毁，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太容易屈服。甚至军队未到，仅仅看到远处的敌旗，我们就已不战而降。
       是的，我坚持认为最严峻的问题不在于外部，就发生于作家的内心。意大利左派作家契撒雷·帕维瑟作过如下表述：“你没了内在的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说，你的内在生活是客观的，就是你的工作（校样、书信、章节、演讲）。这太可怕了。你不再犹豫，不再害怕，不再惊讶。你正在变得冷酷。”
       昆虫经过数次蜕变才能最终羽化，写作者也要经历不断的成长期，必须通过转折里包含的考验，才能抵达峰值，拥有高度之上的翅膀。青春阶段，恨不得谁都能成为诗人——壮志和无可名状的愤怒支撑着少年，他对服从、周旋、投靠等等谋生伎俩极度不屑。那是进入程序化的社会系统之前本能和心灵所进行的普遍反抗，对多数人来说，那也象征着最后一次的反抗。从此之后，许多人逐渐消耗自己的元气，直到不知不觉中，被锻造成一个模具下的标准件，为世界的机械化运行发挥着小小功效。当人成为了这样一个零件，为了保住他的空缺，为了更牢地嵌入他的位置不被甩离，他不敢轻易调整自己的尺寸，换句话说，他放弃了成长。所谓的保护壳也禁锢了他，仿佛一只死在茧里的蛹。虽然专业分子善于伪饰，但从更深的层面讲，做人的方式就是作文的方式。
       从青春期的拒绝，到今天对万事万物抱以松弛的宽容，从人格建设和社会功用学角度，也许不失为一个好的取向，但也许不利于作家的自我完善。当内心不再风格化，一个人随时可能在妥协性的和平事业里失去自我捍卫和独立判断，慢慢地，把热情变成习惯，创造变成工作——职业化的过程意味着随时参照行业标准和社会尺度，他不再是自由热爱着的孩子，他失去了童贞的眼睛。
       有些写作者堕落得更可怕，他们认同，趋同，不惜苛同，来换取一点点立即的好处。听起来依靠于“团结就是力量”的法则，其实，并非他们的为人习惯多么合群，根源仅仅在于个人的乏力。必须置身群体、见容于权势，他们才能立稳脚跟，才能获得荫护和利益。他们麇集在任何一个奖项旁边，嗡鸣不已。他们力争于取悦多数，这种取悦的决心意味着付诸行动，包括协同多数拉拢或打击少数。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不会带来良心困扰，因为他们自认不是在杀生，而是用祭品供奉信仰。内心枯竭，汲取不出清凉之水，他们的文字仿佛一种使用得并不顺手的工具，但他们写得洋洋得意，误认自己已经熟能生巧。罗兰·巴特的女弟子尚塔尔·托马说过：“创作源泉的枯竭，内在生活的消失，可以用一种明显的方式来表达，我不能再写了，但也可以反过来表达——这更多的是在毁灭的过程中，到了遭受阴险打击的阶段——我什么都能写，我感觉不到任何困难。极度容易与不能写作一样对应于死亡，但是，与后者不同的是，他不与虚无面对面，而是采取机械的重复，在安排好的提纲上动手脚，热衷于过时的风格。作家滑稽地自己模仿自己，改动场景与情节，重新回到一个死去的主题，好几光年以前就已经熄灭的感觉。”比较之下，有些盛名之下自感水准下滑而选择退出的作家倒更真诚，至少，他依然敬畏于艺术的标准。也许，一切不必上升到道德意义，勤奋者只是比休整者态度乐观，希望技艺在持续练习中有朝一日得到复苏甚至腾越？
       总而言之，我始终相信一种悖论：创作心态越纯粹，作品所呈现出来的越丰富；创作心态越复杂，作品呈现出来的反而越单薄。我一直提醒着自己保持警觉，不要落入圈套。作家如果为声望、为奖项、为某个流派虚拟的掌门人地位而写作，内心就将荒芜，乔装的虚情假意在上面种不出花儿，而他所贪图的功名最终都会变为惩罚或泡影。写作是个马拉松，跑个千百米就忙着庆功几近笑柄，作家应该心无旁骛，听不见喝彩，看不见跟踪的摄影机，把注意力凝聚到跑道上来。
       万事知易行难。尽管抱有警惕，写作时我开始力不从心，就像随年龄而增的赘肉，我难以恢复原有的轻盈。和女友探讨我感同身受，幸福变成了一个不等式，上天收走了我们部分的才智。有些人逆境中锐气不减，越遭受锻打越绽放火花……他们是某种意义上的幸存者。到今天为止我都算运气好的，平安是福吧——我由此暗怀隐忧，怕自己的根茎因为在过分滋养里烂掉。谁不想让灵感的小火苗不被吹熄呢？我自感未必能经受住那种秘密的腐蚀。当一个作家得到太多物质与精神上的安慰，内心不再有什么不甘不满，他的元气多么易于被释放掉。个人价值似乎得到实现和证明，他太舒适了，因而渐失对灵魂的关注和反省——如同疾病才能使人特别关注自己的某个器官一样。被幸福侵蚀着，渐渐，当我们丧失了足够敏感的体察和感悟，也就是说，我们将丧失作为艺术家的基本天赋。
       有一天，中央十套“人物”栏目放了一部纪录片《干杯，西藏》，记述八十年代生活在拉萨的一批艺术家的生活，我很是震撼。那种热烈激扬的情绪，那种精神气质上的纯粹，那种困难中顽强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那种狂欢与殉难……今天看来是如此陌生，如魏晋之风之于宋明理学。
       比如这样一个片断。摄影家罗浩和一个朋友相约去那曲，他们站在公路上随手拦了一辆运羊车。因为驾驶室只剩一个空位，罗浩只好裹上最厚的衣物和毡毯栖身在后面的露天车厢。不久之后，罗浩就感觉寒冷穿透织物，令他难以抵抗。他所坐的地方距驾驶室后窗玻璃只有一米之遥，他想再忍一忍，到实在扛不了的时候再去拍窗求援。然而很快，等他觉得不能再承受的那一刻，他的意识已经恍惚，肢体完全僵硬，根本不能挪动自己抵达那短暂的求生路。幸好车辆在拉萨没有加油，开了不足百里，遇到加油站，朋友和司机才发现濒死的罗浩已失去能力。朋友忙把他拉进小饭馆施救。脚底微温的水，使奄奄一息的罗浩感到暖意如汞柱慢慢上升到胸口……从死亡边缘挣扎回来的罗浩与朋友相拥而泣。
       如果这仅仅是历险的个案不必惊奇，我所惊讶的是，整个群体都那么容易与生死之类的大问题相遇，有些鲜活的生命就葬在那片雪域之中。
       除了西藏的地理环境险恶、当时的通讯手段和交通运输还不发达以外，一定还有什么存在于他们自身上的原因。现在，我们不可能遭遇如此频繁的考验。我们非常理性，做好种种必要防护措施，我们很难有勇气在并无安全保障和明确利益回报的情况下这么冒险。我们的身上太完整了，不走险路，所以只能满足于做旅游区里肤浅的观光客，遇不到悬崖陡壁上只留给勇者的神迹。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更珍惜生命，不做无谓牺牲，但在长期诸如安全、利益、人际的事事权衡、周全考量下，我们不由自主地畏首畏尾，视野和格局自然越来越小、越来越短视、越来越急功近利。人性原本可能的张扬激情势必萎缩，甚至，有人从萎缩变成委琐也不以为耻。
       今天的文化圈带了几分娱乐圈的色彩，也开始追求妆容、奢侈和炒作中的曝光率。我们这些酒桌旁、电视上侃侃而谈的口腔动物，疾呼着暴风雨，可真正的闪电和雷声能把我们吓得够呛。滑稽的是，尽管我们不过是油漆匠，但我们胸怀远大，期待着获得绘画史上大师的称谓。
       女友尽管清醒，认识到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幸福带来的懒惰是危险的，但她不能挽救自己，因为她还贪图这层厚厚的糖衣。巧克力也蛀空了我的牙，我已经承受不了生活突然的冷热和酸辣了。然而除了内心，我也深知，我们不会获得任何其他的转折力量。我唯有一面恐慌，一面告诫自己：抵抗吧，即使无望，当所有的甜都不能腐蚀内心，我们才拥有自我救赎的渠道。
       为了酝酿未来，果核不被甜而多汁的肉质所腐蚀，食客的利齿也不能在它的木质纤维上留下什么啃咬的痕迹。坚硬的、平滑或褶皱的外壳难以被撬动，果核藏存着它的秘密、决心和封闭中的能量，倔强地散发着它的苦味。但愿我能。
       周晓枫，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散文集《上帝的隐语》、《你的身体是个仙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