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存在的表浅化
我们的肉身寓于现象世界之中，但我们的人格却是在理想世界之中完成的。现象世界中，人与人的差别很小，每个人遭遇的生活空间相去无几，但有的人却能在理想世界中找到自我。正是理想世界中完整自我的建立，使个体自己在纷繁的现实生活中而不迷失自我，不随波逐流。如若一个人的人格全然建立在现象世界之中，他（她）就没有可能把自己从现象世界之中超拔出来，个体人格实际上就会受制于现象世界之中的点点变动，而难以表现出相对于现象世界的独立性，个体人格实际上就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在今天的社会中，人的主体性人格的确立其实是很难的，金钱、时尚、潮流极大地腐蚀着人的主体性。从内在而言，陷于享乐化生活中的个体不思考，拒绝思考，不担当自我，这就是主体性内在丧失的根本。在这种背景下，个体不可避免地出现怎么都行，跟着感觉走，跟着情绪走，个体的生活就成了外在的潮流与个人情绪的结合。拒绝深度的思考，想什么就什么，这就是今天我们人格发展遭遇的致命伤，这样是把自己服从在软绵绵的生活享乐之中。整个的世界我们都可视为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我们也不愿意看到个人与他者世界的关联，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自我享乐生活的可能性。凡是与享乐生活有关的就是有意义的，其他一切都与我无关，这种生命姿态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旦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是很致命的，这是当前存在的一种困境。
这种困境表明，我们今天正在遭遇个体存在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个体存在根基的表浅化，个人就是在自我安乐生活中来敞开生命的家园。在这里，生命的家园是形而下的，形而下的家园是易变的，易受冲击的，如果一个人能在安乐窝里呆一辈子，他就像一头猪过了一生，是一头快乐的猪。但一旦一个人从个人安乐窝中走出来，就马上陷于一种无家可归的境地，找不到生命的家园，找不到人生的寄托。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去自杀、去杀人，杀人的人忽视别人的生命价值，也是忽视自己的生命价值。他们生命的家园感破碎，一个人一旦丧失生命的家园感，那么，什么都是可能的。
马加爵事件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他没有自己在形而下的安乐的空间，他的安乐窝的空间几乎没有；他没有在人际的温情间寄托他的生命；他同样没有建构出自己形而上的家园。对他而言，他的家园感是故乡和亲人，但故乡和亲人是遥远的又处于不利的状况，他的家园感是破碎不堪的，家园感的丧失使马加爵的极端行为随时都有可能。马加爵这个事件表面上是极端违法事件，如果我们从理念世界中逻辑地去寻找这一事件的根源，其实就是生命家园感的丧失。个人的自我不足以担当自我，或者说，理性自我不足以担当情性的自我，而导致恶性随时爆发，怨恨在家园感丧失的情况下被无限放大。这个事件是个偶然的事件，但对马加爵本人而言有他的必然性；放到今天的时代中，也同样具有某种必然性。实际上，这是我们当代人整体家园感出现危机的表征。普通人之所以没有表现这么强烈，是因为普通人还有一种弥补，可以在个人生活保障、人际温暖中找到生命在现实世界中安居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找到了踏实的安居之所。
直抵生命的乡愁
余光中的《乡愁》是一首在汉语圈中非常有名的诗歌：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诗中的乡愁意识一点点放大，由亲人而祖国，由欢乐而忧伤，渐行渐浓的乡愁意识逐渐弥散在作者个人现实的生命空间之中。其实不只是这首诗，余光中的许多充满忧伤的诗都弥散着一种莫名的乡愁意识。比如，《碧潭——载不动，许多愁》就是一首我更欣赏的、更有韵味的情诗：
十六柄桂桨敲碎青琉璃/几则罗曼史躲在阳伞下/我的，没带来的，我的罗曼史/在河的下游//如果碧潭再玻璃些/就可以照我忧伤的侧影/如果蚱蜢舟再蚱蜢些/我的忧伤就灭顶//八点半。吊桥还未醒/暑假刚开始，夏正年轻/大二女生的笑声在水上飞/飞来蜻蜓，飞去蜻蜓//飞来你。如果你栖在我船尾/这小舟该多轻/这双浆该忆起/谁是西施，谁是范蠡/那就划去太湖，划去洞庭/听唐朝的猿啼/划去潺潺的天河/看你濯发，在神话里//就覆舟。也是美丽的交通失事了/你在彼岸织你的锦/我在此岸弄我的笛/从上个七夕，到下个七夕。
从当下而历史，从人间而天上，从现实而神话，李清照忧伤的蚱蜢舟、西施与范蠡的爱情经典，承载着唐诗宋词无数抒怀的太湖、洞庭，李白的猿啼，古典汉语世界中牛郎织女的神话，这就是余光中美丽爱情的世界。在这里，余光中所深深寄托的爱与其说是现实的女子，不如说是一种想象中的、美丽的古典汉语文化，是在文化流浪中的个体对古典民族文化的真情向往。这是一首典型的余光中的诗，伤情而唯美。余光中的诗特别注意与古典汉语诗歌文化的接壤，注意语言的锤炼，在其中传达一种淡淡伤感的唯美主义。余光中自己曾说，“我慢慢意识到，我的乡愁应该是对包括地理、历史和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的眷恋”。他的乡愁更多的是文化上的无根之感与漂泊无定，对余光中而言，他是在对汉语言的诗情守望之中，在对古典诗歌与文化的仰望之中，来寻找妥帖地安顿个体心灵的家园，不断扩大的乡愁意识成为余光中生命姿态的基本质地。
如果说，余光中传达的是一种文化的乡愁，那么三毛的《橄榄树》传达的则是另一种乡愁：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还有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
这首歌词显然比之于余光中的诗歌，在诗味上要逊色不少。但这首歌如此长久地为人所传唱，会唱歌的中青年几乎没有不会唱这首歌的。个中原因何在？正在于这首歌传达了一种普遍的乡愁意识。很简单的歌词和曲调，一唱三叹，“为什么流浪远方”。仔细思考，其中有三重意思：（1）歌词一开始就表明“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是一种遥望故乡而不得归的惆怅；（2）为什么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这是自由；“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这是自然；“为了宽阔的草原”，这就是生命宽广漫游的家园；（3）“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而在梦中，是永远只可想而不可达到的。这里传达的是一种面对心中自然、自由、宽广而美好的家园所发生的令人绝望的乡愁意识，故乡就像梦中的橄榄树，只能在向往之中，花开，花落。三毛写这首词就传达了她的命运，注定浪迹天涯，梦魂漂泊，即使身体回到故乡，你的漂泊依然是无法改变的，因为故乡无法安顿你的心灵，物虽是而人已非。
在这里，故乡显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史铁生《记忆与印象·消逝的钟声》）。如果说生活不乏优越的余光中先生的乡愁是一种文化的乡愁，浪迹天涯、寻找心灵之家的三毛传达的就是一种生命的乡愁。由于三毛又是作为时代之中的一员，她的乡愁感不仅仅是属于她个人的，同时是属于时代的，属于我们每个人的，是直抵我们每个人生命深处的乡愁。正因为如此，所谓借酒消愁，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三毛的抒怀终于成为众人乡愁意识的普遍的抒怀。
如果说余光中的乡愁是伤感的，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是一种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优越感的乡愁，那么三毛的乡愁则是绝望的，是只能在梦中怀想、在理念世界中仰望，却永远也不可能抵达的乡愁。思念故乡，又回不去故乡，即使真的回到故土，也不能停止心的流浪，只能在仰望中怀想故乡。正是这种一种不乏绝望感的乡愁情怀，或深或浅地刺激着每个亲近这首歌的人，并且很快让这种乡愁意识耦合于个体人心。
家园感的破碎
问题在于，现代人普遍的乡愁意识从何而来？乡者，故乡也，故乡就是一个人出发的地方，就是孕育一个人初始的生命印痕的地方。乡愁意识也就是一个人从故乡出发、走进他乡，又回不去故乡，只能在仰望中怀想故乡的情怀。追问乡愁意识，首先要问的，就是我们究竟从何处来？我们的生命与精神的出发点在哪里？对初始的回溯乃是寻找我们精神起点的基本路径。
个体的发展史就是人类发展史的复演，追问个体的乡愁就是回到人类的最初。人类的最初，毫无疑问，就是——也只能是一个词：自然。人类原本就是从自然中来，从自然状态之中来。自然不仅是人类生命的基础，而且直接地，就是人的精神的基础，人类的精神生命同样发育于自然，是自然赋予的。这里的自然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物化的自然，而是海德格尔所讲的天、地、人、神四重奏的自然，这可以从今天不发达的具有原始意味的群落的生存方式中可以看出。原初的自然是个包容性的概念，是一个神、人与自然共在的空间，是天、地、人、神的一体化（参考洪涛：《空间与逻各斯——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页）。换言之，人类生命与精神的摇篮就是天、地、神所敞开的空间。自然本身就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自然之物养育人的身体，自然之魅滋养人的精神。大地养育了人的身体，天空开启人的心灵，神性的皈依唤起人的安居的家园感。大地给人以厚实，天空给人以开阔，神性给人以温暖。所谓家园就是身心的家，是身心和谐安居的地方。
人类的发生原本就是始于天地之间人与神的共在，真正的安居就是安居在天、地、人、神之中。人正是在脚踏大地、仰望天空、揣度神性的过程中，在天、地、人、神四重奏之中，获得生命诗意的安居。这从人类对祭祀活动的重视中可见一斑，祭祀乃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甚至是人类最根本的活动。正是在祭祀中，人类对神灵、先祖的呼告，实际上是人类面对无限而求自身安顿的基本方式。现代性的开启，人类靠自己的力量征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随着人类理智的过度启蒙，自然祛除迷魅，自然之物与自然之魅分离，自然破碎化，人类存在的大地裂开。当自然在人类理智的审视中物化，自然就不再作为呵护人的生命的整体性存在，越来越自立、自强的现代人开始脱离自然母体的怀抱，而放逐于先导性所开启的理性化、物化的生命空间中。
在我们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人类比之于自然的独立的同时，个体精神的破碎与虚无随之而来。日渐远去的自然终于只能成为我们心中的遥不可及的故乡，我们终于只能生存于破碎之中。原初的作为人类生命母体的自然，就只能成为我们行走在现代性路途中的一种仰望。置身现代生活之中，回望原初的生命之家，被现代性所围裹的我们注定无法回到故乡。故乡就成了形而上的仰望，乡愁意识就越来越多的成了现代人的普遍意识。这种乡愁意识既是形而下的，我们今天遭遇的越来越严重，甚至可以说是难以缓解的生态危机，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乡愁意识的重要原由；又是形而上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心态危机一点也不逊色于生态危机；与其说是形而下的，不如说是形而上的。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乃在于我们的生存方式，而我们的生存方式的根本无疑乃是我们的心灵生活的方式。
海德格尔说过一个词：被抛。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本身就意味着我们“被抛”到现代性的境遇之中，我们早已被放逐在以人为中心的理性化所开启的现代性的路途之上。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选择，还乡于是成为一种心灵恒久的仰望。我们无法回到原初的自然，回到自然对生命的整体呵护以及我们对自然的无隔的依恋，我们必须在乡愁之中艰难地担当自我。
找寻心灵的故乡
海德格尔曾在《诗、语言、思》中这样解释现代人无家可归的困境：“在我们这个匮乏的时代，安居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呢？关于住房紧张的议论所在皆是……但住房紧张无论有多么严重紧迫，无论多么有害或多么有威胁，都不是安居的真正困境，因为安居的真正困境决不在于单纯的住房紧张。确切地说，安居的真正困境，先于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也先于地球上的人口膨胀以及产业工人的生存困难。真正的安居的困境在于凡人一再地追求安居的本质，在于他们必须事先学会安居。如果人的无家可归正在于此，那么，人为何仍旧不把他安居的真正困境当作困境来思呢？一旦人致思于他的无家可归，这就不再是不幸之事了。只要好好去思并铭记于心，它将会成为唯一的召唤，召唤人们进入他的安居。”
我们在越来越便利的现代生活中更容易找到的是快乐，而不是幸福。如果说幸福是关涉个体精神性的事件，而快乐更多地关涉肉身性的存在。而且，幸福本身只是生存的表象，是适意生存状态的表征。如果我们把幸福寄托在纷繁的现象世界之中，实际上我们很难找到真正的幸福。正因为如此，在今天，如何充分地思及安居的问题，寻找回乡之路其实是比找幸福更基本的问题。回乡之路究竟在何方？当天、地、人、神四重奏的原初自然日渐远去，自然成为我们遥远的仰望，回乡之路就变得艰难。实际上我们已不可能回到故乡，我们注定只能怀着乡愁寻找故乡。
自然有两层意义，一是作为人类初始出发点的自然，天、地、人、神四重奏的自然；一是作为个体生命出发点的自然，即个体生命的开端。所以，回乡之路，一是向人类出发的地方的回返，一是向个体出发的地方的回返；一是回顾人类的童年，一是回顾个体的童年。这种返乡乃是一种精神的返乡，也是一种生命姿态的返乡，我们的回乡之路就是在日益理性化、技术化、物化的时代中，敞开人类的、个体的原初生命精神的路径，焕发我们诗意生存的可能。
首先是重建我们的自然观，重新培育我们对自然的温情与敬意，自然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现在说的对自然充满温情与敬意并不是一般性的爱护自然，我们通常讲的爱护自然包括环保主义者的自然观，许多时候，爱的依然只是一种功用化的自然，只是因为自然对我们有用，破坏自然直接威胁到我们当下的生存，所以我们才要保护自然，爱自然。很显然，这里自然是物化的自然，而不是作为生命统一体的自然。必须重建人与自然的原初的关系，超越功用化的、物化的自然，激活作为生命始基与生命家园感的自然观，同时也激活我们自身人、神与自然共在的个体生命观，从根本上培育我们对自然的温情与敬意。
自然的第二层涵义乃是作为个体生命开端的自然，所谓的复归婴儿，一种生命的自然本真的状态，人类生命精神的摇篮。所以，回乡的第二条基本路径就是通过认识个体生命的初始，来认识自我生命的内在自然。用生命的自然来校正当下生命状态的异在，在自我生命的内部找寻生命的家园感，最根本的就是对自我生命本真的认识与复归。回乡不仅是向外寻找，更重要的是向内寻找，最根本就是对自我生命本真的复归，回复自我生命的内在自然。这实际上是我们对抗日益理性化、技术化、习惯化以及身处钢筋水泥物化的丛林之中，重新认识生命本原的最重要的路径。
就个人生命的发生史而言，原初生命的淳朴，以及个体与母亲的亲密联系就构成了最初生命的诗意的家园。童年不仅是形而下的，更是形而上的。童年是培养个体生命家园感的基础，童年直接地成了个体人生的精神之家。童年所开启的个体生命世界，成为个体一生不断回望的出发点，与不断回溯的精神家园。在这个意义上，保卫童年就是保卫个体生命的精神之家。
显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回乡”，并不是时间意义上的回到文明的初始，不是历时性的，不是历史意义上的绝圣弃智。当人类脱离了自然母体的怀抱，我们就注定无法重归自然，重新回到文明出发的地方。所谓的“回乡”，乃是共时性的，是空间意义上，是让文明的初始与作为生命母体的自然切入我们当下的生存结构之中，扩展生命与自然之间的生动活泼的联系，激活日渐物化的生命状态，丰盈当下生命存在的境遇，甄定生命发展的目标，恢复个体生命的沛然生气。
教育中回乡路的阻隔
教育作为个体成人事件发生的场域，原本就意味着把个体带入天、地、人、神共在的空间之中，在认识外在自然的同时，获得自我生命本真的认识，并把这种认识转变为个体存在，知识转化成德性，促成个体在神、人相依的自然之中诗意生存。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教育自身也成为社会现代转向的基础，教育不再关心个体回归自然之路，转而关注的是个体在外在社会世界中的实现，关注个体在现实中的力量的丰盈，由此而导致个体存在的虚空化。
当下教育中回乡之路的遮蔽主要有三个方面：（1）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塑造了个体功利化的生命姿态，不知不觉就把生命置于其中，失去了从容选择的可能，功利主义的人生观很早就在我们的生命中一点一点的留下；（2）技术化的教育，大大缩减了个体在教育中心灵敞开的空间，缩减了自由陶冶的可能性。人本身就被当成了物，人一旦物化，精神空间的可能性就大大缩减，技术主义教育观对教育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使我们的思维只停留在现象世界中；（3）自然本身的物化、知识化，自然本身中的意蕴在教育中不断消解，加深了回归自然的阻隔。从小开始，自然就一点一点疏离了我们的世界，或者我们不断成长的生命一点一点地疏离了自然，导致个体与自然之间的冷漠与隔离。这三个方面综合起来，导致我们的教育越来越多的停留在可见的现实世界之中，更多的是一种对世俗生活的适应，而没有达到现象世界的敞开与对理念的形而上世界的关注。换言之，我们的教育并没有给精神与心灵世界寻找家园感，而只是提高了身体在现实生活中的适应的力量。
我们今天的教育，就整体而言是形而下的，缺少了形而上的气质，由此而塑造出来的个体生命姿态就更多的局限在世俗生活世界之中，没有办法真正的敞开自我，由此而型塑成狭隘个人主义的生命姿态。这里的狭隘个人主义不仅是伦理意义上的，而是整体生命意义上的。是存在层面的个人主义，是个体生命的自我封闭，是从生命个体出发的自我中心主义，外在的一切都不过是对于个人而言是否有用的功用化的存在。实际上，这才是当下功利主义和技术主义教育导致的真正的困境。它直接地缩减了年轻一代的生命空间，特别地缩减了他们的生命世界通向形上世界的窗口，使他们更多地停留在感性的、当下的、可见的生活世界之中。个人周遭的外在世界的缩减直接意味着个体心灵世界的缩减，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对教育回归生活命题必须予以警惕的最重要的原因。
教育关注幸福，但幸福并不是教育直接的指向，教育必须指向比幸福更基本的、更起始的问题。教育的过程是个体向前发展的过程，是个体走出蒙昧，走向自立、自主的过程，与此同时，教育的过程又同时是一个不断回溯的过程，认识生命的本原，为个体人生寻找精神的家。所谓“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到“看山还是山”，其中就内涵着人生向前与回溯的两个基本过程：向前是提高个体现实、世俗生活的适应性；回溯是让个体在世俗生活的劳碌中寻找精神之家，认识并且依恋生命的本原。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就是美德，对个体生命本原的认识就是给个体生命找家，回乡成为一种基本的生命状态。实际上，这里才是海德格尔阐释荷尔德林诗歌的用意之所在：“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在这块大地之上。”劳作固然沉重，但劳作让人贴近大地，大地敞开人的生命存在的本原，正是对生命本原的守护，个体诗意的安居才得以可能。劳碌是向前，安居是向后，回到生命的本原，守住个体存在的诗意家园。
开启当代教育的返乡情怀
柏拉图说学习就是一种回忆，在这里，回忆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向人类原初的经验回溯，一是领悟个体生命的本真。回忆的指向其实就是让个体生命本有的东西显明，这种本有不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类的，是先行于个体的。教育何以敞开其返乡的情怀？保卫童年，无疑是现代教育的基本要义，这里的童年是双重的，一是个体的童年，一是人类的童年。
所谓教育世界中的儿童本位、儿童立场，其实并不是一种成人世界的谦辞，不是一种成人世界之于儿童世界的优越感的转让。而是，这其中内含着教育的真谛，真正的教育就是激发、启迪，就是儿童自然、美好天性的引导与激活，内含在儿童世界之中的人性的自然与美好就是教育的起点与基础，是个体教育历程之中需要，也必须不断被回溯的生命内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人世界向儿童世界的切实地倾听、理解、发现，就不仅仅是寻找教育的契机。当然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在儿童自身的自然生命世界之中，经由教育，为个体逐渐敞开安顿自我人生的生命情怀。
北师大教育学院有一位到一所很小很小的乡村学校支教的大学女生，曾拍到一个让她感动的小女孩的天使般的笑脸。其实，这张照片可以说抓住了学校的本质，一所学校不管有多小，不管条件有多差，因为不时有孩子们天使般的笑，这就是一所真正的学校。学校教育的真谛就是要守住儿童自然、美好的天性，并让之得到充分的滋养与激励，而不是抑制、剥夺。教育的现代化追求是要更好地凸现学校存在的这一本质，而不是以物的现代化遮蔽了教育生活本身的现代化。我们需要改变儿童的教育环境，却尽量不改变他们自然的童心，相反是保护、促进、丰富童心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去支教，受教育的不仅仅是那些落后地区的孩子们，同时也是支教者。因为他们可以从那些并未被物的现代化所遮蔽的孩子们身上，体验到那种原始、朴素而温暖的生命情怀。
美好童心就是美丽人生的基础，我们甚至还可以从更高的意义上看，纳粹的大屠杀决不仅仅是纳粹本身人性恶的极端表现，同样是人类无家可归的极端表现。这从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如果从人类整体的高度来认识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恶其实也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专制者、极权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可以反过来宽恕他们，因为他们同样是迷失了生命家园的人类成员，他们迷失了他们的本心。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性的教化与个体人格真正的独立与完整在现时代的重要性。一个理想的国家，或者说一个理想的人类，其实首先就建立在每个人的心中。
从人类童年的意义上而言，保护古典文化实际上乃是滋养当下人生命情怀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加强古典教育，就是要强化今人与初民之间的精神联系，它的根本意义在于让我们回溯人类最初的生命精神，从而获得现代人最基本的生命滋养。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考量神话、童话对于现代人、现代教育的意义，神话、童话并不是荒诞不经，神话与童话恰恰可能是原始初民生命精神的真实写照。经典教育则是要强化我们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心灵之间的联系，一部经典往往就代表了一个时代，甚至远远地超越了时代。经典之为经典，正在于其穿越时空所呈现出来的恒久的生命意义。古典与经典教育，究其实质而言，就是要保持现代个体置身人类、民族历史之中永远的家园感。古典与经典教育的重要代表就是大学，大学必须有一种古典情怀。大学教育的古典情怀是：大学要守护经典，守护古典，因为世俗生活往往是趋向于功利的，而大学就应该适度的超越现实的功利，以古典情怀来守护我们生命的家园。
早在1936年上海良友公司为沈从文刊印习作选集，沈从文在为其所作的《代序》中说：“我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先生在他的《凤凰之子——沈从文传》中认真分析了沈从文的创作思想，认为“沈从文不主张用政治术语来剖析中国社会，他在精神上把自己看作是十九世纪的人，却想救治二十世纪积存下来的病症”。结合沈从文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创作思想和社会价值观，金介甫对沈从文作了这样的判断：“他认为中国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嗜杀成性和物欲主义是现代道德堕落的表现，是世界文明的失败。”沈从文的希腊小庙就是要给迷失中的我们提供一个永久的可以回望的人性家园。这种家园既是自然的，或者说无背于自然的，又是古典意味的。沈从文可以说是在为社会事功所缠绕的国人中最早、最敏锐地发现了业已置身现代性之中的国人的乡愁问题，并作出了自己唯美而伤情的回应。《边城》中的翠翠可以说直接续接了《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对女性的至真至美的称颂，而把自然、爱、美作为现代生命频频回望的家园。在这一点上，二十世纪的中国，无人能及。
偶然读到隋代的一首无名氏的《送别诗》：
杨柳青青着地垂，
杨花漫漫搅天飞；
柳条折尽花飞尽，
借问行人归不归？
也许，我们无力改变社会、改变时代，但我们可以改变自我，改变自我生命的姿态。教育的根本就在于开启美好的人性，把理想的城邦、理想的世界，建立在个体人心上。是的，也许我们已逐渐地靠近了“柳条折尽花飞尽”的时候了，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决断，置身现代性之中，归，还是不归？这是一个问题。
先人有言，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刘铁芳，学者，现居长沙。主要著作有《生命与教化》、《守望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