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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我家祖上若干代都是地主，典型的乡下土财主，其愚昧、吝啬全都跟我写过的我的那位太姥爷差不多：“一辈子守望着他的地，盼望年年都能收获很多粮食；很多粮食卖出很多钱，很多钱再买下很多地，很多地里再长出很多粮食……如此循环再循环，到底为了什么他不问。而他自己呢，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一个坐在自己的土地中央的邋里邋遢的瘦老头。”
       据说，一代代瘦或不瘦的老头们，都还严格继承着另一项传统：不单要把粮食变成土地，还要变成金子和银子埋进地里，意图是留给子孙后代，为此宁可自己省吃俭用。那时候我父亲还小，他说他依稀还能记起一点那警惕的场面：晃动的油灯把几条挥汗掘土的人影映在窗上，忽觉外面有所动静，便一齐僵住，黑了灯问：“谁？”见是几个玩耍的孩子，才都透一口气，而后把孩子们一一骂回到各自的屋里去。
       但随时代变迁，那些漂亮的贵金属终也不知都让谁给挖了去。反正我是没见过。我的父辈们，也只因此得到了一个坏出身。
       我怀疑我身上还是遗传着土财主的心理，挣点儿钱愿意存起来，当然不是埋进土里，是存进银行，并很为那一点点利息所鼓舞。果然有人就挖苦我是“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进而问道：“要是以后非但没有利息，还得交管理费，你还存不？”我说不存咋办，搁哪儿？于是又惹得明智之士唏嘘嘲笑：“看你不傻嘛，不知道钱是干吗的？”“干吗的？”“花的！不懂吗？钱是为人服务的。普天之下从古至今，最愚蠢的东西莫过于守财奴。”接着，还搬出大哲学家西梅尔的思想来开导我：货币就好比筑路、搭桥，本不是目的，把钱当成目的就好比是把家安在了桥上。
       倒是我把钱当成了目的？等着瞧吧，还不一定是谁把家安在了桥上呢。
       明智之士的话听起来也都不错，但细想，就有问题。第一：钱，只是花着，才是为人服务吗？第二：任何情况下，都一定是人花着钱，就不可能是钱花着人？比如说你挣了好些钱又花了好些钱，一辈子就过去了，那是你花了一辈子钱呢，还是钱花了你一辈子？第三：设若银行里有些储备，从而后顾无忧，可以信马由缰地干些想干而不必赢利的事，钱是否也在为人服务呢？我的意思是：钱是为了能花的，并不都是为了花掉的。就好比桥是为了能过河的，总不至于有了桥你就来来回回地总去过河吧？
       在我看，钱的最大用处是买心安。必须花时不必吝惜，无需它们骚扰时，就让它们都到隔壁的银行里去闹吧。你心安理得地干些你想干的事、做些你想做的梦，偶尔想起它们，知其“召之即来，来之能用”，便又多了一份气定神闲。这不是钱的最大好处吗？不是对它们最恰当的享用？就算它们孤身在外难免受些委屈——比如说贬一贬值，我看也值得；你咋就舍得让孩子到幼儿园里去哭呢？
       贬值，只要不太过分就好，比如存一万，最后剩五千。剩多剩少，就看够不够吃上非吃不可的饭，和非吃不可的药，够，就让它贬去吧。到死，剩一万和剩五千并无本质不同。好比一桶水，桶上有个洞，漏，问题是漏多少？只要漏到人死，桶里还有水，就不怕。要是为了补足流失，就花一生精力去蓄水，情况跟渴死差不太多。
       我肯定是有点儿老了。不过陈村兄教导我们说：“年轻算个什么鸟儿，谁没有年轻过呢？”听说最时髦的消费观是：不仅要花着现有的钱，还要花着将挣的钱，以及花着将来未必就能挣到的钱；还说这叫超前消费，算一种大智大勇。依我老朽之见，除非你不怕做成无赖——到死也还不完贷，谁还能把我咋样？否则可真是辛苦。守财者奴，还贷的就一定不是？我见过后一种奴——人称“按揭综合症”，为住一所大宅，月以继月地省吃俭用不说，连自由和快乐都抵押进去；日出而作，日落而不敢息，夜深人静屈指一算，此心情结束之日便是此生命耗尽之时。这算不算是住在了桥上？抑或竟是桥下，桥墩也似地扛起着桥面？
       但明智之士还是说我傻：“扛着咋啦？人家倒是住了一辈子好房子！你呢，倘若到死还有钱躺在银行里，哥们儿你冤不冤？”
       这倒像是致命一击。
       不过此题还有一解：倘若到死都还有钱躺在银行里，岂不是说我一生都很富足、从没为钱着过急吗？尤其，当钱在银行里饱受沉浮之苦时，我却享受着不以物喜、不为钱忧的轻松，想想都觉快慰，何奴之是？
       我还是信着庄子的一句话：“乘物以游心”。器物之妙，终归是要落实于心的。什么是奴？一切违心之劳，皆属奴为。不过当然，活于斯世而彻底不付出奴般辛苦的，先是不可能，后是不应该——凭啥别人造物，单供你去游心呢？但是，若把做奴之得，继续打造成一副枷锁，一辈子可真就要以桥为居了。听说有一类股民，不管赚到多少，总还是连本带利都送回到股市去“再生产”，名分上那些钱都是你的，但只在本利蚀尽的一天才真正没有了别人的事。
       还有一事我曾经不懂：凭什么一套西装可以卖到几万块？我盯紧那玻璃钢模特之暗蓝色的面孔，心里问：“凭什么呀你？”一旁的售货小姐看不过了，细语莺声地点拨道：“牌子呀，先生！”“牌子？就这么一小块儿针织物？”小姐笑笑，语气中添了几分豪迈：“您可知道这种牌子的西装，全世界才有几套吗？”
       默然走出商场时我才有点儿明白了：那西装不单是一身衣裳，更是一面奖状！过去，比如说一位房管局长要是工作得好，会有上级给他发一面奖状。可现在，谁来表彰一位房产商呢？他要是也工作得好，靠啥来体现荣耀呢？于是乎应运而生，便有了这几万块钱一套的西装，或几万块钱的一小块儿著名标牌。应该说这是合理的，既是奖状自然价值无限，何况还贡献着高税。但若寻常之人也买一身那样的衣裳穿（当然你有权这么干），便形同盖一面伪奖状在桥头上做噩梦。
       然而又有人说我了：都要像你这样，社会还怎么发展？
       我阻碍社会发展了吗？我丰衣足食，我住行方便，我还有一辆无需别人帮助即可走到万寿山上去的电动轮椅……
       是嘛！要是谁都不肯花大价钱买这轮椅，这么好的轮椅就发展不出来。
       你是说，大家都该去买一辆这样的轮椅？
       我是说大家要都把钱存着，就什么也不能发展。比如说都不买大宅世上就没有大宅，都不买豪车世上就没有豪车，都不买那样的西装，人类可能就还披着兽皮呢！
       这话似也不无道理。比如说拉斯维加斯吧，真也令人赞叹，赞叹它极致的豪华，赞叹人之独具的想象力——把“大海”搬进沙漠，把“天空”搬进室内，把“古罗马街道”搬到今天……说真的，世上若完全没有这类尝试，好像也闷。我经历过那种崇拜统一、轻蔑个性的时代：人人都穿一样的蓝制服，戴一样的绿军帽，骑一样的自行车和住一样的两居室……可再怎么一样也一样不过动物们一式的皮毛和洞穴，不是吗？
       我去过一趟那赌城。十年前，好友立哲自掏腰包，请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个老同学去美国玩（所以选在那一年，我知道主要是为了我，立哲在电话里说：“你要再不来可就来不了啦！”果然，转年我就进了透析室）。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立哲先花十美金让我们试了几把轮盘赌，不料最后一码竟赢得四十倍，于是大家唏哩哗啦地又玩了一阵子老虎机。我们都有理智，本利全光之后便告别了赌场，单靠眼睛去占那赌城的便宜。
       于是就又明白了一件事：拉斯维加斯是个大玩具，开启想象力的玩具。跟孩子的玩具一个道理，没有的话，孩子容易傻；太多了呢，孩子也容易傻，还容易疯。高明的家长在于把握尺度。若是把买粮的钱，上学、治病和养老的钱都买成玩具，即可明确指出：这家里缺个称职的家长。
       
       接下来必有一个问题等在这里：什么是发展？你原本是想发展到哪儿去？或者：人，终于怎样，才算是发展了和持续地发展着？
       最简单的提问是：是财富增长得越快越持久，算发展呢？还是道德提高得越快越持久，算发展？
       最有力的反问是：为什么不可以是财富与道德，同时提高并持久呢？
       可明显的事实却是：财富指数的不断飚升，伴随的恰恰是道德水平的不断跌降。
       是吗？
       不是吗？
       这可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不过，这跟你的存钱有啥关系？
       有哇有哇，比如说《浮士德》，浮士德博士跟魔鬼打的那个赌……
       糜非斯特毕竟高人一筹，我一直认为浮博士是输定了的。万物生于动，停下来岂非找死？在人类社会，这体现于种种竞争。霍金曾举一例：现而今，若把每天出版的新书一本一本挨着往前排，就是一辆80迈飞奔的汽车也追不上（霍大师客气了，倘若换成服装、化妆品之类一件件往前排，怕是飞机也追不上吧）。然后他问：人类是可能持续这样的加速飞奔呢，还是可能自觉放慢速度？霍大师有这样的猜测：照理说这宇宙中早该有比我们更聪明的生命，以及比我们更发达的科学，他们所以至今未能跟我们联系上，很可能是因为，在其科学发展到足以跟我们联系上之前，其道德的败坏已先行令其毁灭了。哎呀哎呀，看来浮士德——这浮世之德呀——怎么都是个输了，而且输掉的恰恰是叫作“灵魂”的那种东西！
       赞叹着歌大师之远见的同时，我不免心存沮丧。
       不过张辉教授在他的一本书中，为浮博士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战胜糜非斯特的办法：“向歌德学习：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信仰不断‘向前走’的时代，如何同时关切永远‘向上走’的问题。”——即“人如何向上再次拥有信仰的问题”。真可谓是绝处逢生！可不是吗，动，凭啥要限定在二维方向？竞争，何苦一门儿心思单奔着物利？细思细想，这很可能就是歌大师的本意——人，压根儿就是上帝跟魔鬼打的一个赌。这一赌，是上帝赢呢，还是糜非斯特赢？歌大师有怀疑。霍大师也有怀疑。
       有迹象表明，大师们的忧虑怕要成真。比如说，为什么在提倡“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人类仍在为提高GDP和“促进消费”而倾注着几乎全部热情？有哪一国GDP和消费指数的增长，不是以加速榨取自然为代价的呢？不错，我们都曾受惠于这类增长，但我们是否也在受害于、并且越来越受害于这类增长呢？今人之时速千里的移位，当真就比古人的“朝闻道，夕死可也”更必要？今人之全球联通，就比古人的“心远地自偏”更惬意？今人之以孱弱之躯驾一辆四轮铁壳飞奔，就比古人的“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更自由？我忽然觉得，即便我祖上那些瘦与不瘦的老头，也比胖与特胖的今人明智，至少他们记挂着未来。
       不过也有迹象表明，正因为大师们的提前忧虑，上帝仍然有赢得那一场赌局的希望。比如比尔·盖茨这位当今世界的首富，他不仅已为慈善事业捐出了二百多亿美元，还在其遗嘱中宣布，将把全部财产的98％作同样的捐赠。又比如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意）：贫富之差本是社会发展的副产品，富人若把其财富全部留给自己，那是一种耻辱。
       看看他们是怎么花钱的吧。看看他们是怎么挣钱，又是怎么花钱的吧。看看他们是怎么把挣钱和花钱，一同转变成“向上去拥有信仰”之行动的吧。他们的钱不仅买到了自己的心安，还要去为大家买幸福。我一直以为有个不解的矛盾：不竞争则大家穷，竞争则必然贫富悬殊以至孕育仇恨。比先生和卡先生又让我看清了一件事：如果把占有财富的竞争转变为向善向爱的竞争，浮博士和我们大家就可以既不停步，又不必疯牛似的在一条老路上转个你死我活了。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老比和老卡那样挣钱，但所有人都可以像他们那样花钱呀。这样我就又多了一份心安理得：设若我死后还有些钱躺在银行里，料它们在成全了我的一生心安之后，也不会作废。
       史铁生，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