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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爷离世两年多，我终于梦见他。
       看不清端坐的姥爷的脸，大小错落的房间，桌椅宛然，矮敦敦的，朴拙而浑厚，一样地白石砌成，一尘不染。是姥爷的新房子。我很开心，然而还是看不清姥爷的脸，我急着伸手拉他，却扑了空，那新房子，和新房子里的姥爷，便忽地闪出了梦境。
       这一生，姥爷未住过新房子，也许，这是我对姥爷在彼岸世界生活的祝福。如果，如果姥爷真的因为我的梦得到这白石的家，我又该如何告诉他我的欢喜呢？
       姥爷在大年初五的清晨安详离去。病痛折磨已久，也许离开，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都是种解脱。但直到炉门打开，静静躺着的姥爷倒向大火的那一刻，我才忽然明白：姥爷是真的走了。
       姥爷，他成了一片灰，孤单地栖居在殡仪馆一个小小木盒里。我对着那木盒看了又看，想要唤起对姥爷的记忆，然而脑中空白，心中茫茫，为什么？为什么呢？我是他最疼爱的外孙女啊。我好像是忽然间丢失了姥爷的爱，可又分明觉得时光流转，我失去姥爷，已经很久了。
       我想念的姥爷，是个又瘦又高，行走生风，笑声朗朗，黑瘦的脸上双目如炬——极有精神的老人，即使病中，眼神也始终清亮。他的一生，少年随父流浪，十五岁参加红军，战后复员到煤矿上做了下井工人。逝世前的五年里，他几乎没有离开医院。煤矿工人的职业病——矽肺，加上早年战争中的伤，为他带来加倍的病痛。我常年在外地读书，只在假期回来时去探望他。一次内心悸动，是看到打我记事起似乎从未改变的一头茂盛微卷的黑发，忽然只剩了薄薄一层，硬硬立在好像变小了许多的脑袋上，且灰白惨淡。那是一次紧急抢救之后复原中的姥爷。然而他的眼睛倒愈发亮了。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惊异，却没有意识到那是他的身体急转直下的一个信号。那一刻他微微笑着，问我学习怎样、生活怎样，慈爱漫溢眼角，一如过往我偎在他身边的时刻。常有人说姥爷脾气暴躁，年轻时尤甚。但我眼中的姥爷，却永远每一条皱纹里都展露着爱意和慈祥。
       小时候，每次随妈妈去探望姥姥姥爷，总会被近乎强迫地留下小住。清晨，跟在姥爷身后到市场上买肉，一路有人招呼着：老魏，外孙女来哩。姥爷呵呵笑着，拉紧了我的手，一径点头。肉和菜买好了，一定会带我到市场东头买上几样点心。带着一路咕咚着嘴巴的我回到家，姥爷必是要把点心交给姥姥，锁进厨房的一个小箱子的。我屡次见了小舅舅歪缠在姥姥身边，姥姥磨不过他，一边开箱子，一边打掉他伸得高高的手，轻轻喝道：馋货！
       而我是无须馋的，我是姥爷最疼爱的外孙女啊。
       姥爷爱酒，常常在一家人饭前，姥姥为姥爷独自炒一碟韭菜鸡蛋下酒。我攀着姥爷的臂弯，舔那只蘸了白酒的筷子，意料不到的辣，辣得我直吸气，眼泪都迸出来。姥爷哈哈大笑，忙不迭地给我夹鸡蛋：快，快，吃了就好了！
       在堂表姐妹兄弟更多的奶奶家，奶奶总是小心翼翼地想要端平一碗水；姥爷对我的疼爱，却一如他在所有家事外事上的坚决和专断。小时候据说最受宠的三姨，会半真半假地嗔一句：爹是个偏心眼。姥爷一声不吱，只眯了眼睛笑。但实际上，不知是不是因为老爷子，姨姨舅舅们也额外照顾我。夏天里，我踢坏了鞋子，姥爷说：带丫头买鞋去！还没动身，三姨就带来了印着花仙子图案的新凉鞋。春天里，在别的城市工作的大舅，托人捎来一件粉色的束腰外套，穿着这件衣服，小姨给我梳了一个别致的“歪辫”，牵着我去矿上唯一的照相馆照相；小舅舅总是领着我疯跑，爬树捋槐花、捉知了；大妗接我到她的娘家玩，在那里我不但得到神气的黑公鸡泥哨子，还学会了一个新词——后悔：你妈妈昨天去看你姥姥姥爷了，还要接你回市里——你跟我在这儿呢，后悔不后悔？
       后悔不后悔？尽管有姥爷和众人的如斯宠爱，年龄渐长，我在姥姥家度过的假日却越来越少了——煤矿工人村的生活，似乎越来越缺乏吸引力，我惦记班上同学的活动，待不住姥爷的膝头了。
       “你姥爷可是真疼你。”葬礼上，十几年不见的春学舅舅看到我，话没讲完，眼睛就红了。春学舅舅是姥姥远房亲戚的孩子，在日子仍然艰难的年月里，姥爷抚养七个子女的同时，先后收留了来投奔的春学和春义舅舅。“伯脾气急，可没人比他心软。”春学舅舅有灰白的头发了，当年他多大？十七八？姥爷帮他在矿上找了工作，让他住在家里，“有你哥哥姐姐吃喝的，就有你们的。”
       姥爷自小没有母亲，十五岁那年，父亲也离去了。那是他们外出乞讨流浪的第几年呢？他说他不记得了，总之他是那样孤零零地在山西的一个小村庄埋葬了父亲，跟着“连长”打仗了。那一年，是1937年。那连长，是曾经从当地流氓手中救过姥爷父子俩，并且给了他们回家的盘缠的连长。我曾猜想，姥爷的耿介和善良，必定和这流浪与当兵，和这连长，有着莫大的关系。不过，谁不知战争也会让人疯狂，日后的“老干部”也有贪婪不节呢。说到底是一个人的心性做底吧。反正在革命和革命之后的动荡岁月中，姥爷是成了一个真正的接近无小家有大家的人。他一生赤贫无产，对于需要帮助的人却从没犹豫过；孤儿的身世让他远离了血缘亲戚，但，凡靠近他的，无不是他眷顾的亲人。
       关于姥爷暴脾气的传说，大都有关耍奸做坏的小人和贪官恶人。却有一次，不知哪里听来，说姥爷年轻时曾经用腰上的军用皮带打过姥姥。我跑去问妈妈，她正忙着做饭，头也不抬，淡淡地说：你姥爷没动过你姥姥一根指头。我一下红了脸。
       姥爷入院第二年，姥姥突然脑溢血，老夫老妻成了同一个医院的病友。夏日的午后，我陪着姥爷穿过烈日下的院子，再穿过长长的走廊，到姥姥的病区去。阳光直直下来，姥爷病后愈来愈瘦的身子连一点影子也没了。他的背影，因而透露出从没有过的近乎悲伤的气息。然而他仍努力挺直了背脊。坐在姥姥的床头，姥爷开始像对待一个孩子一样，用一种类似呵责的方式，抚慰她因病而生的消极。他也屡屡俯了身子，扶着愈来愈重的姥姥做走路的练习。很多日子，在医院无论嘈杂或空荡都令人觉得滞闷的空气里，一辈子温顺不语的姥姥，对着偶而也开始佝偻身躯的姥爷，听着彼此逐渐浊重的呼吸，就迎来了黄昏日落。
       又一年后，大舅也突发脑溢血。大家瞒了姥爷，大舅宁肯让姥爷因他的长久不来病床前而骂他是不孝之子。但姥爷还是知道了。他愈来愈沉默，矽肺导致的呼吸“嘶嘶”声便愈来愈惊心动魄。他腰背佝偻的时候也渐渐多了。这一辈子，流浪路上的风霜雨露，战场上的残酷厮杀、煤矿生活的艰难煎熬，乃至病痛的长期折磨，都不曾让他弯下倔强的身躯，而病中妻、子的接连卧床，终于让他成了一个疲倦的老人。
       姥爷去世时，姥姥因为医院开销太大的缘故，已搬回家中半年多。瘫痪日久，姥姥常常怔怔忡忡、整日不语。那个清晨姥姥突然流了眼泪，对看护的大妗说：让我走吧，我要走了。家人都吓了一跳。其时姥爷去世的消息尚未到达，此后也一直没有告诉过她。但我总想，姥姥是最早知道的——姥爷走的时候，一定来嘱托了她。
       姥爷在酒后偶而会讲到打仗，但我的记忆很模糊，在那没有窗子的客厅的昏暗光线里，战争的讲述似乎也是暗淡和漫不经心的。日后从妈妈那里，我知道姥爷在那个著名的军队里做到过那声名显赫的首长的警卫排排长，但他战后是自行离职、“失去组织关系”的，为了什么，没人知道。人们爱议论，如果老魏头不是那么个倔脾气，以他参军的时间和资历，战后毫无疑问该是个待遇优厚的“革命老干部”，而不是一个普通煤矿工人。后半生的安逸是他自行舍弃的，然而姥爷显然过得自在安心——是不是唯有如此他才自在安心？我再也无从探询，只知道，十几年战火硝烟，给姥爷留下了身上的累累伤疤，一副耿介火暴的性子，还有，在颠沛流离中的生涯中长成的对“文化”的敬仰和渴望。
       他曾提到他最先追随的连长，“文化人！”他说。听妈妈讲，那连长在“文革”中处境不好，姥爷辗转听来消息后，很多天不能安睡。一个人发呆的时候，常常就念出声来：“文化人！”
       姥爷便是因此盼望子女成为“文化人”的么？姥爷有七个孩子，无论如何艰难，他都要供养孩子们读书。然而很奇怪地，子女们大都不肯好好读书，煤矿子弟学校的学生，好像都习惯了成绩不好，勉强上完初中就算。妈妈这个大女儿是个异数，她好学，而且够聪明。从初中开始，便到离家五六个小时路程的市六中读书，没有车通，要走路的。妈妈说，每周从家带一兜馒头、一罐咸菜去学校。工人村外有一座煤山，是上学、回家的必经之路。周末的傍晚，姥姥总是走上一个多小时，在山那边等她；她从中午就开始往家走，冬天天黑得早，走到黝黑的煤山那里，怕得要命，就大声喊着“娘”、“娘”，一路飞奔，直到听到姥姥在那边一声一声的答应，直到一头扎入姥姥怀里，嗓子哑了，眼泪也出来了，又笑了。这样一路拔尖读到高三，妈妈眼看着有可能实现姥爷的心愿，成为老魏家头一个、那个年代尚十分稀罕的“大学生”，“文革”来了，停学闹革命。
       “文革”结束的前一年，我来到世上，好像从此就得了姥爷的专宠。上小学了，妈妈和姥爷便开始以“大学生”唤我。妈妈是一种很甜美的、戏谑的声音；姥爷则大气得多，仿佛那是已经拥有的未来。
       我果然上了大学，而且仿佛再也上不到头似的。有时我想，那是姥爷、妈妈、全家人……有意无意，念了多少期待的咒在里边，让我转不出去了吧。
       上了学，以后呢？我自己不知道，只觉得姥爷又高兴，又有点等不及的怅惘。还记得一次看望他，他穿上我买的棉内衣，微笑着说：花上我乖丫头的钱喽。但他岂是等待我赚钱养家的时刻？
       我看着他慢慢衰弱下去，看着他眼睛里的光亮渐渐淡了……我知道他所期待我的，我不但没有达到，甚至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或者，其实他也不能分明他的期待？
       我越来越想姥爷，在每一次想念中，我希望能接近他的目光，能破译那光亮，能……说出我的忏悔：我早就远离了他！想念，是在找回去的路，回到姥爷身边的路，梦也是。亡灵有知，姥爷即使不能因我的梦得到那白石的家，也会笑了吧?
       2002年8月24日复旦北区公寓
       后记：
       写完上文的一年，想起姥爷我依然有种心底悬空的不安。在这难言的不安中，在那些温暖的记忆里，一件事顽强地浮出来。
       从初二还是初三开始，我承担了一项秘密的任务：替姥爷写信。他口述，我执笔（姥爷在部队认字，能够读书看报，但不能写）。秘密，是因为不让我对人讲，而且这信写成了，不要我写信封，不要我投递。信的内容，大抵是痛骂他所亲见的贪官污吏，讲述老百姓的受苦与愤怒，要求上察民情，整顿吏治。当年的原话我多忘了，只记得姥爷虽讲着讲着就脸色涨红眼睛闪亮，言语却还是很克制的。记得为他写过这样一段话：这个样子，还是咱共产党的干部吗？共产党不为了老百姓，还叫共产党吗？这个情况国家要再是不管，就失了民心啦！再要打仗，老百姓还会支持咱们？
       其实每封信大约都有类似意思的表达，而我之所以清楚记得这几句，是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替姥爷写信了。
       那是高二的暑假，炎热的午后，姥爷兴冲冲从矿上来到城里，从那只我熟悉的黑色人造革包里捧出用报纸裹着的几串紫葡萄，那是姥爷亲手种的。院里的葡萄架，曾是我小时候和小舅舅玩乐的宝地；葡萄熟了的时候，便和姥爷一起，拿着大剪刀摘葡萄，那最好最漂亮的几串，总是留给我的。渐渐长大了，我不愿坐一个多小时车再走半个小时路，去爬那闷热虫咬的葡萄架了，但姥爷依然等着我，他必要看着那最好最大的几串，留心不让别人摘了。常常是季节将过了，姥爷亲自带了那熟到一碰就会散落的几串葡萄，过来看我。这一天就是如此，我把葡萄放到果盘里，安置姥爷喝茶歇息。茶水热，姥爷等不及它凉，就开口道：丫头，给姥爷写封信吧。那时十六、七岁的我，已经开始自以为是，只觉得姥爷持续不断的秘密“进谏”不但无用，且有些可笑。数年来我只管恭恭敬敬地写，不耐烦的心思却已日渐滋生；正如同我对姥爷的感情——我以为是永远在那里的——在一个新长成的年轻人对周遭世界的夸张睥睨中，正可耻地、悲剧地褪色。
       我还是依言拿了笔，铺开姥爷不知哪里弄来的几张皱巴巴的、没有“抬头”（厂矿企业的名字）的白纸，听他严肃了脸色，一字一句地讲。正是写完上面所说的一段话，等着姥爷沉思下文的时候，我无聊地用钢笔帽一下一下敲着桌子，嘀咕了一句：写这个，有什么用。我没有直视姥爷的眼睛，然而分明感到，姥爷发着光的眼神一下子黯淡了。我小心望过去，姥爷脸上显出一种奇怪的表情，是什么呢？生气？伤心？好像都不是。其时的我不能读懂，或者我从未读过姥爷。这只是个瞬间。姥爷恢复了平静温和的脸色：好，就写到这儿吧。
       从此以后，姥爷再没有让我写过信，我很快忘记了那一瞬间心里隐隐的不安。而我与姥爷的距离，愈来愈远了。
       姥爷去世了，在我的想念中，这件往事如此隐忍而顽强地出现了——是的，我曾经想要回避它，忘记它，但它一直在那里，噬咬着我。无知者的无畏，不是都能够宽宥的。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些喧腾的岁月里，在那些忘记是写给“中纪委”还是甚样国家部门的秘密信件里，姥爷给我留下了交织着温柔与忏悔的记忆。那是一个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最瞩目和昂扬的年代，我的眼里没有姥爷。他也未必有意投入时代潮流，他只是以他的方式，守护着他的信仰，那是他的使命，已经化作他生活的一部分。
       那个时候，他也眼睁睁看着我急不可待地走出童年，一步步远离他，他早就知道他的葡萄他的微笑留不住我了！但他未必料到这孩子青春无知的杀伤力。这狂妄的孩子，毫无负担地承受了他的爱，毫无负担地把他抛开，又毫无负担地来伤害他珍贵的内心了！
       今天，是我28岁的生日。烛光里我又看到姥爷的微笑，他仍在佑护我！
       长大，必定要经历对爱他之人的背叛和伤害吗？
       2003年9月9日复旦北区公寓
       后后记：
       姥爷去世三年，姥姥也走了。
       那一年春节，是姥爷的三周年祭，他不再孤单了。
       晚上，妈妈和我偎在暖和的被窝里，絮絮地说着姥姥病中的种种。突然，妈妈说：我有个秘密哎，谁都不知道的秘密。
       妈妈？秘密？
       我侧起半边身子，盯着妈妈，她的眼睛微红，有闪闪的光。神情里，好像有点得意——你们都不知道！又好像有点伤感。
       “我不是你姥爷的亲生孩子，”妈妈终于说，“还有你二姨。”
       其实是很简单的故事，或者说，是那个年代特别普通的事情。但即便妈妈自己，也是凭着模糊的幼年记忆和点点滴滴亲戚交往的线索，逐渐确定这个事实的。
       妈妈的讲述零零落落，从一个模糊又鲜明、烙在她心里的记忆碎片开始：她很小的年龄，也许两三岁？和二姨一起，蜷在姥姥身边，盖着一张又小又薄的被子。冷极了。是那种冷得睡不着的感觉，把这一幕铭刻在妈妈的大脑皮层里。长大后她才会围绕着这一幕想：那是在一个乡村里。应该是爸爸的家。爸爸呢？不知道。
       还有面条。总是面条。清水里几丝黄白的面。是不是还没断奶就开始吃这个了，好像是姥姥的奶水不够，面条小孩子能消化。长大后她就不爱吃面条。
       原来这就是我家作为一个地道的河南家庭，却很少吃面条的历史根源。
       接下来的记忆，却是一个人继续在这个村子里生活，在叫作“姑妈”的家里。姥姥和二姨不见了。再后来，到了姥爷家。
       推算起来，应该是姥爷复员后，娶了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我的姥姥，带着她们离开家乡，来到了煤矿工人村。妈妈先被留在那应该是生父的姐妹的姑妈家，大概是到了上学的年龄，把她接到了矿上。
       我说：六岁！那应该记忆很清晰了！晓得事了！
       妈妈说，不不，不清晰。从小到大都没人跟她提过，好像没有这回事，渐渐就忘了。
       “那二姨知道吗？”
       “知道。”从家乡来的亲戚有意无意留下了痕迹，唤起了记忆。她和二姨在各自有了家庭之后，才私下谈起了她们的身世。
       “你大舅、二舅、其他几个姨，到现在也不知道。”
       我忽近忽远地想着，是啊，妈妈和二姨的圆脸和眼睛像姥姥，也都像姥姥一样比较温和沉默；三姨、四姨和小姨都是瘦瘦的鹅蛋脸，像姥爷，脾气也都继承了姥爷的爽利火暴。
       姊妹中，二姨离家最早，吃苦多，对姥姥姥爷实心眼的孝顺，对兄弟姐妹实心眼的友爱，嘴上说不出，那从不会为自己想的样子，是到了有些“傻”的地步——却同姥爷神似的！
       以前妈妈每次说起二姨的掉泪，我只想到怜惜这个“傻妹妹”，现在看来，是不是也有那隐秘的血缘关系的无意识拨动……
       “你姥姥生病这几年，有时候我特别想问她：‘妈，那个生我的爹，是个什么人？是做啥的？’”
       妈妈想着说着，露出了淡淡的笑容。她没问。她不忍心问？姥姥病后，神志也渐渐开始不清了。妈妈，她有一些遗憾吗？她有过委屈吗？她有个秘密，可她自己也不清楚这秘密。如果姥姥不想说，或想不起来说，她不问，她让姥姥带着秘密走了，无论那是苦痛还是快乐……
       妈妈的眼睛似乎真的湿了，但她仍在微笑。爹娘离去了，她还有子女的人生要照看。人生艰难，但姥爷领着他们，坦坦荡荡、自自然然地过来了。即便有秘密，何关遗憾——
       自小，姥爷最宠聪明伶俐的三姨，最关照、信任会读书的妈妈；他常惩罚顽皮的小舅舅，也打过倔起来死不讲话、其实最像他的二姨。姥爷心无挂碍地抚养了他们。那是他的本色。他从不提——也许他根本忘了！
       “妈妈！”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和姥爷，没有血缘关系？”
       妈妈想了一下：“呵……应该是的。”
       姥爷啊，丫头想你。
       2006年8月11日北京荷塘
       李娜，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舞鹤创作与现代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