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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格·达勒（Roger Dale）先生1950年出生于英国，当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到了加拿大学习音乐和美术。在那里，他获得了两个美术院校的文凭，并开始了自己的绘画创作生涯。
       欧美艺术在1950、1960年代正值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风起云涌的时候，各种思潮和风格的出现，不断地冲击和颠覆着传统艺术。而此时，世界的政治格局也忙于重新洗牌：二战的伤痕仍历历在目；冷战的阴郁飘荡在各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当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年轻的若格·达勒先生，1977年毕业后，怀着对艺术和生活慷慨的信念，来到了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定居。斯特拉斯堡位于德法边境，它有优美的自然风貌，雅致的风俗和朴实的阿尔萨斯人。当然，这里也曾经饱受战争的摧残，但1970年代的斯特拉斯堡收起了它的创痛，正慢慢修复自己。斯特拉斯堡没有国际都会的繁华，却有其独特的魅力。这样的环境使若格·达勒离开了政治上的纷扰，像一个隐士一样潜心于自己的创作，开始了自己朴素而真诚的艺术探索之路。
       从1979年到现在，若格·达勒一直受聘于斯特拉斯堡装饰艺术学院，教授素描与色彩实验课程；另外，他还在斯特拉斯堡国家戏曲戏剧艺术学院，担任舞台布景课的教学任务。除了教学以外，他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他的风景画的研习中；他绘画布达莱斯城堡公园的安宁，绘画斯特拉斯堡的淳朴，他绘画田园、山水……通过画笔来释放他的情感。风景、自然，成了若格·达勒倾诉和再现的对象，渐渐地，他有了自己表达的风格，也是斯特拉斯堡在他眼中的风格……
       同样是1979年，若格·达勒先生那些大型的风景写生作品在法国和瑞士的画廊展出。从这年开始，若格·达勒这个名字就一直活跃在欧洲的艺术界至今。他的作品不断地展示于法国和其它国家；也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文化部在巴黎大皇宫举办的沙龙，以及欧洲各地举办的世界重要大型艺术博览会；与此同时，若格·达勒的作品也被法国、瑞士、德国等众多重要的公共机构与私人收藏。
       今天，欧洲的艺术经过诸多思潮的冲击后，人们开始回过头来认真地审视传统艺术。但不论艺术界再有如何的风云变幻，若格·达勒先生对艺术的执着和日渐丰富的阅历，使他更坚定自己的观念：关于风景、关于创作、关于艺术修养、关于生命和战争……
       不久前，我们来到安静美丽的斯特拉斯堡，静静地聆听了若格·达勒先生关于绘画主题、关于他的创作以及观察的方式的独到见解：
       我的主题
       初到斯特拉斯堡时，相对我这个狂热于风景的异乡人来说，我感觉到，本地人对这里美丽风景的熟视无睹。神赋予了斯特拉斯堡精致而温情的景色，但却被战争蒙上了羞耻的烙印。多少年过去了，这些屈辱的历史，仍然使斯特拉斯堡的阿尔萨斯人感受到一种难以启齿的自卑。风景于阿尔萨斯人而言，似乎是多余又奢侈的，忙于求存，忙于生活，忙于忘掉过去的伤痛……他们的心，渐渐地远离了造物者的恩赐。但，他们却如风景一样的精致和温情，地域特征衍生出人文性格，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斯特拉斯堡的魅力源自这里的山水和人民。于是，我用自己的全部触觉，感受着这里的魅力。
       最初的两年里，我只呆在布达莱斯城堡公园，亚克利、松节水、油画颜料、一支猪棕毛的大排刷、几支细扁的小笔、一个从自助餐上顺手牵来的盘子——我的调色板……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写生和创作。我通常会花上几天的时间，去寻找一个开阔的地带，好让自己独自沉浸当中。每年的夏秋季节，山水景色都笼罩在浓郁的色彩里。大自然是那么的纯粹：没有汽车的噪音，没有拘束的感觉，没有城市的人工物……它宁静而神秘，包容着不被包容的。它是我作品中唯一的主角。我常会回到同一个地点作画，每次都有崭新的发现。我不厌其烦地描绘着这个主题，把我的情感挥洒在与它交流的过程中，情感时而源自我的精神世界、时而源自政治时局、时而源自地理因素……这时，主题成了次要的叙述，重要的是绘画本身！不同的情愫有着不同的表达，但我坚持着每张画面的独立性，通过对主题的刻画，我试图寻找一些隐藏于生活和个人理想中的不解之谜。当我触摸到那沾满颜料的画笔时，情感就不自禁地绽放，但这过程又何其艰辛！这是孕育着自由与痛苦的过程，是足迹不可及的路途，因为沉浸其间，才能感受到它的力量和魅力。一直以来，是画画这个行为在吸引着我，而并非最终的画面效果！我从来没有非常满意过我的作品，绘画的痕迹会因时间而被淡化。这让我想起诗人Oscar Wilde的故事：当人们问他：“你今天又写了什么伟大的诗篇啊？”Oscar Wilde说：“哦，今天早上，我给我的诗加了一个逗号；可下午，我又把它去掉了。”
       如此这般，年复一年，我绘画着这里的山水景色。风景画于我而言，除了人文意象的认知外，还有的，就是与历史碰撞的方式。这个主题被几百个世纪的艺术家们重复着，也被我自己重复着，但我迫切地想知道，每一次，它们会如何出现在我的画笔下的。我的系列作品《100个自由的视野》，是在斯特拉斯堡的一个纳粹集中营遗址创作的。我想：要是本土艺术家来描画的话，必定带有历史悲情；而我，既非犹太人，也不是阿尔萨斯人。我只凭着客观的态度和热情，去感受它的历史和风貌。我之所以用一百张风景画来叙述它，是觉得它所承担的东西太复杂、太丰富了，斯特拉斯堡的痛苦回忆，淹没在风景的寂静和安宁中。
       逐渐地，斯特拉斯堡的人们从我的画中，看到了他们熟知却被漠视的山水；同时，我的创作也被这里的人们所鼓励，他们买我的画，给我工作的机会。斯特拉斯堡给我的，是如此的丰硕，我乐于用自己的一生来承载这些恩赐。于是，三十多年了，我仍活在此间、画在此间、悲喜在此间……
       我的创作
       我认为，“风景”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认识和理解的。在这个绘画的过程中，我逐步了解宇宙和空间，明白了关于土地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格斗”：一种人与自然、人与历史的格斗。画风景，就是让自己徘徊在这种格斗的处境之间，我与风景既对立又融汇，在创作中，悠然产生出自己的生态意识和艺术素养。人们多次跟我说：“在你的风景画里，我们看到关注风景的态度。你的画是如此富于热情，但它们仿佛在流逝当中，所以显得珍贵……”我想：工业的进步使我们慢慢地与大自然疏远，现代人越来越活得心绪不宁。随着时间的消逝和主题的深化，无论是绘画者或观众，都似乎在翻阅着一本厚重的书，我们好奇于它最后的面貌。是的，自然在岁月中变化着，我们对它的每一刻凝望，都有着不同的意义和内涵。我的风景画就是夹杂着我个人观看时的情绪，带着对风景的挽留，提示着人们，那被远离的大自然的贤智。
       人们通过《100个自由的视野》认识了我，陆续地，他们邀请并支持我继续进行这类关于历史风景的创作。
       首先被赞助人请去埃及；然后去波斯尼亚……具体地说，是波斯尼亚的纳粹集中营遗址。这些经历，使我更真切地感受到：艺术的职能之一，就是治愈和缓解那些受到战争创伤的人民！这使我异常地亢奋，因为无论是精神上、生理上或道德上都给予了我极大的冲击。我的创作量惊人，虽然让我耗尽了精力和体力，但于我来说，实在是幸福的体验。因为，我的努力和刻苦，换来当地人民的极大赞誉。除了风景画创作外，我还被他们一个乡村的行政机构邀请，为那些见证过残酷战争的人们画肖像画。所有被请来充当我写生对象的，都是经过政府挑选和安排的人，我在他们的家中居住和工作，越是与他们深入交往，越体会到他们的苦难，我却越感无助。临走之前，我将自己在这里所创作的作品，全部捐献给他们的文化中心，该中心的艺术藏品在战争中被摧毁和散失。我觉得，这是我能尽的绵薄之力了，为的是这里的人们和我的艺术使命感。
       尽管我的写生多于创作，然而，我并不是图象的生产者。在我的理解中，有两种类型的艺术：展示性艺术和探索性艺术。我崇尚具象绘画，在我的画面里，探索性占了绝对的优势。虽然我重复着同一地点的写生和创作，但正是这种相同环境，不同情感，不同视点和角度的探索，使我流连忘返。我那些风景画里，色调多是凝重的，它们的凝重显示了庄严的沉默，而沉默又蕴涵了力量，它们推动着人们在画面中寻找和获取自己的感观；对于我而言，描画那些经历战争的伤痛之地，就如拥抱一个受创的孩子，抚慰着他也抚慰着我自己，这是精神性的诉求。
       我说过，我的兴趣在于画画的本身，包括景点的找寻，材料的准备，所有的这些，都让我兴奋得像个参加野营的小孩，更不用说在画画当中的感受了。有时候，我也会玩弄画幅的尺寸。大尺寸的画幅是一种挑战，它更接近真实的空间，更易于形成我理想中的环境和表现情绪。油画是适合远观的，大画幅给观者压迫感和震撼感。我喜欢朴素简单的表达，不带雕琢的真实，用没有对比的冷色调来描绘，大自然的祥和便展现于其中。我的情感隐藏在这些色调、构图和风景中，是的，我说“隐藏”！让所有的变化、传达和启示存在于忧虑中吧，绘画者情感的隐藏是作品撩动观众思绪的意象，画面诉说的，是高远于画面自身的内容。艺术是精神体系的运作，如果它不具备精神性的话，那作品就只是一种装饰或消遣。我始终坚信：艺术是人类灵魂的凝聚，它是一座灯塔。
       我观察的方式
       今天，社会通过图像，将规范性的视觉强加于我们，使我们的观察力渐趋麻木。然而，视觉作为触觉的一种，是需要我们锻炼和学习的，尤其是艺术家，我们不能让泛滥的图像来强奸我们的意志。作为老师，我常问学生：“是什么让你们奋起反抗？”回答几乎是一致的：“暴力！”
       我再问：“昨晚你们看了什么电视呢？那些千篇一律的广告，你们还有印象吗？是否，这些电视对于你们来说，也是一种暴力呢？视觉的暴力……”
       这是一个令人寻思的问题：现代技术生产的图像，给了我们许多我们本来遥不可及的信息，一些不属于我们自己涉足的信息。我们感知着别人的感知，但作为艺术家，却是要自己去寻觅感受的，不如此的话，将丧失个人的精神性。“学习观察”是艺术家的态度，它关系到艺术家的真诚。当我进行创作时，总要求自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大自然中，不依赖照片，不在作画前打草稿，直接与主题交流和互动。这样的现场创作，是我观察的方式，我确信，大自然授予我一切的信息。它没有暴力性，相反，我得到的是平静和从容。
       对于图像泛滥，对于法国“官方”的艺术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艺术思维的束缚和操纵。我的教学重点在于：让学生们明白，善于独立思考是人类最大的智慧。“真实”有时候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各人的想法也不尽相同，只有我们自己去真正理解和认识事物后，才会有属于自己的“真实”，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林纾，教师，现居广州，曾发表论文若干。
       陈立民，在读研究生，现居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