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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里经常搞一些有意思的活动，目的是要平时几乎不交往的邻居们，进行一点交流与交往。因为，现在的新社区跟过去的胡同和大杂院生活已经完全不同了，人们彼此老死都不相往来，而且跟家家都藏着个大秘密似的互相还躲着。于是，社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最近搞了一个星期日跳蚤市场，让业主们把自己不要的旧东西拿出来卖。这样的活动完全不是为了卖钱，主要是为了让社区人互相熟悉熟悉。
       一般在星期天，我早晨起得都比较晚，10点钟，我溜达到社区里的那个小广场，看到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果然，大家把各种各样自家已经不怎么用的东西拿出来了，还真是什么东西都有，五花八门，实在是丰富。其间，一张熟悉的脸引起了我的注意，啊，这不是美国小伙子彼特吗？这个家伙个子高，面皮白净，很扎眼。我看到他卖的大部分是一些外文的书籍，还有一些从国外带回来的各种小玩意儿，那些东西很便宜，很快被抢空了。我眼疾手快，看见摊位上还剩下三件东西：一件很古雅的司南，一个扩音喇叭，然后，是一件已经有些锈迹斑斑的古怪的铁制东西，幸亏我有些见识，我看出来，那是一件女性贞操带。这个东西我在山西寻访清代庄园的时候，曾经见到过。那是过去男人出门之后，要给自己的女人戴上的东西。我就一把都抓在手里说，“喂，彼特，这三件东西，我都要了，多少钱？”
       他看见我一把就抓住这三件东西，忽然表情有些迷茫了，很有些舍不得了。“我有点不想卖了。你怎么对这几个东西感兴趣呢？”
       我说：“彼特，这东西，不过是些工艺品和玩具罢了，你怎么犹豫了？”
       彼特眨巴着他蓝色的眼睛，甩了甩自己潇洒的长头发，告诉我，“这三件东西都是信物和纪念物，是我三段感情的见证啊。”
       我一听，就很感兴趣，立即要他讲给我听。他想了想说，“好吧，我还真的需要找个人说说我的那些事情呢。”
       我们离开了小广场，来到了社区一家咖啡馆，然后听他给我讲他的故事。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彼特这家伙，是在女诗人、编剧顾小玲的家里。我和顾小玲住在这个社区里，她是租的房子。我和顾小玲熟悉的原因是，我们都是多部电视剧的编剧和策划，几年来，合作过几次，所以，应该算是不错的朋友。顾小玲是一个北京女孩，人很高大，头发很长，很爽快，喜欢抽烟，也喜欢骂人，和男人一样喜欢用一些很粗犷的脏词，比如“傻鸉”这样的猛词。我听她骂人，比我自己骂人还过瘾，就是因为这些词出自一个妙龄女子的红唇之下，那种感觉怪怪的，很奇妙。她骂起那些给我们写的剧本提意见的导演和制片人，真的是十分痛快，简直是酣畅淋漓，骂的是唾沫星子乱溅，让我都脸红耳赤。导演和制片人虽然很恼火，可是，因为顾小玲也不是好惹的，况且又是一个女人，一个名编剧，因此他们只好隐忍不发忍气吞声，而让我心里大为痛快。所以，当我看见她和美国小伙子彼特在一起，就觉得无论从个头上还是性格上说，他们俩彼此挺般配的。况且，美国人也有几句自己著名的国骂，什么“fuck”、“shit”一类，两个人在一起对骂，一定是狭路相逢旗鼓相当。不过，我私下里认为，这个顾小玲有些粗糙，在感觉上不如彼特细腻漂亮，等于是一个漂亮的美国男人和一个不算那么漂亮，但是有些才气的北京女人在一起。
       彼特是一个很漂亮的美国小伙子，皮肤很白，留一点很帅气的胡子，长头发一半是扬起来的。他的中文说的不算好，可是，据说他非常喜欢中国。他曾经在香港留过学，爷爷在1940年代，曾经作为“飞虎队”的空军飞行员，参加过对日本空军的作战，所以，可以说是对中国很友好、很有感情的美国人。他的父亲在1980年代曾经在美国驻华使馆当过商务参赞。他虽然出生在美国，可是，从小在家里看到的，以及听到爷爷和爸爸说的，都是在中国的见闻，因此，彼特可以说是一个有着中国情结的美国人。如今，他在798工厂艺术区租了一个大仓库，办了一家广告设计公司，还出版一种印刷精美的广告杂志，免费在北京的社区里投放，这家杂志主要刊登在北京的吃喝玩乐等各个方面的信息，很受小资们的欢迎。然后，那天就有了我和彼特在社区里的咖啡店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倾听他讲述自己的三件东西，和他的三个中国女朋友的历史，以及他对中国女性的感受。下面，就是我们在咖啡店里面的谈话大概的记录：
       彼特说：“Fuck！Shit！我今年三十九岁了，可我还是一个光棍。你看，我是喜欢中国的，而且，根据我爷爷和爸爸对中国女性的描述，她们都是无比美好的尤物，是顺从、贤惠和温良的代表，对待男人，甚至比日本女性更恭敬和礼貌，对待家庭，比韩国女性更吃苦耐劳。可是，我却倒霉了。最近十年来，我交了三个女朋友，全部都是另外的一种中国女人，我和她们的交往让我倒了大霉，我算是运气糟糕透顶了。说起来，话题就要扯很远，具体要扯到了1996年，我第一次来到了东方，来到了香港。那个时候，香港已经面临着1997年的回归，所以气氛比较的怪异。很多香港人都有些人心惶惶的，不知道回归大陆之后，大陆的共产党政权会不会改变香港的一切，包括他们醉心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虽然，按照香港的基本法明确地说，这些是不会改变的。但香港人还是很不放心，很忐忑不安。这一点，我就要说你们的邓小平的伟大了，他看来的确是有远见的，也是很有手腕的，从英国人那里把香港拿回来，根本不和英国人客气。而且说一国两制，就是一国两制，说话算话。可是当时的香港人还是很害怕，不知道香港的前途如何，自己的前途如何。于是，一些香港人就赶紧移民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去了，当时这些国家对香港移民也有政策上的优惠。
       “我在一所大学读书，在大学里，我碰上了一个出生在香港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很美丽，叫作卢翩翩，是学习英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她很喜欢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对那些作家是如数家珍。但是，她对美国文学却很蔑视和看不起。我们就经常争论、吵架，因为我认为，二十世纪绝对是美国文学的天下，是不是？你看，海明威、福克纳、索尔·贝娄、托尼·莫里森、托玛斯·品钦，这些作家，有白人、黑人、犹太人和南方人，有现代派作家，也有后现代派作家，我们美国作家你随便挑，都有几十个让你头晕目眩、眼花缭乱的大师级的人物。但是争论归争论，这个女孩子的确很可爱，像她的名字那样，走起路来飘飘摇摇的，很好看，很有东方的味道，腰肢很柔软细致。我很喜欢她，于是，我们就恋爱了，我们之间当然有着共同的话题，那就是文学。虽然，我们之间最大的争议是她的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伟大，还是我的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学伟大。我们经常闹得不可开交，我说福克纳伟大，她就说狄更斯伟大。当然，一会儿，我们就和解了。毕竟我们喜欢的都是文学，而且我们有一个共识是，我们研究的都是英语文学，英语文学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啊。再怎么样，美国的也好，英国的文学也好，都是英语文学，所以，我们很快就能和好了。
       “那段时间是我最好的日子，1996年，虽然香港很多人显得五心不定人心惶惶，可是，我们俩的日子过得很好。我们很快就同居了。我最喜欢的时刻，就是早晨醒来，我看见她穿着半透明的薄纱裙在开着的窗户前，迎着微风活动自己柔软的、依稀可见的腰肢，那薄纱在和风中鼓动起来，然后，她的身体轮廓在白色的纱裙中隐现。窗外，是香港半山下的海景，如此动人的景象，令我心醉。可是，当1997年来临的时候，这一切都变化了。她的父母亲在7月1日之前就移民加拿大了。到了这年的6月，她临近毕业了，先是跑到了印尼一个岛上，在那里刚好目睹了一次火山的小规模喷发，差点就回不来了，死在火山灰里。7月1日她就是在火山灰的飘散中度过的。一个月之后，她回到香港，又到父母所在的加拿大呆了一段时间，渡过了香港被大陆收回的最初那些日子。我呢，觉得她的反应太过激了，香港被你们大陆回收，有这么可怕吗？可是，我怎么跟她说都没有用，她是本能地恐惧和担心香港被收回。我因为在学校里面有研究项目，就没有去加拿大和她在一起。
       “到了年底，香港的一切都很平静，什么都没有发生，种种迹象表明，香港的未来的确将像大陆许诺的那样，不仅不会变，而且，还会向好的方向变化。于是，卢翩翩又从加拿大回来了。她回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她发生了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她忽然对英国文学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她喜欢上了户外运动！她告诉我，她在加拿大认识了一些在户外探险的人，受到了启发，因此，她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去大陆走一走。而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运动的人，尤其不喜欢搞什么野外生存，可是，卢翩翩说，她现在喜欢的，就是户外运动。因为，香港收回之后，不仅没有发生过大家害怕的事情，而且，似乎更加好了，看来大陆人不错，所以，作为香港出生的人，她现在对大陆特别感兴趣，对大陆的名山大川都要走个遍。
       “听她这么一说，我才感到了害怕。我在美国，曾经开车从东到西，穿越过整个美国，那是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干的事情。可是，你说，如今她这么一个弱女孩子，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很难让我放心？我无法理解，她是怎么发生这样一个巨大转变的。她希望我和她一起去。但是，我一不喜欢户外运动，二则工作忙，走不开，所以，我根本就无法答应她。她只好自己上路了。卢翩翩可是说干就干的，她买了很多野外生存的装备，据说，专门有这样的组织，叫作‘驴友会’，这些人都是野外探险、旅游和行走的爱好者，他们有专门的网站，平时大家互相都不认识，可是，通过网络来联系，然后确定一个前往探险和旅游的目标，大家商量好聚集的时间和地点，就一同出发。
       “每一次，她一走就是一两个月不见踪影，在野外，和我的联系也是经常间断。我当然时刻担心着她的安全。每次她从野外回来之后，仍旧兴奋异常，给我讲述自己的见闻，手舞足蹈。她告诉我，当她在路上的时候，发现还有很多人也在路上，别看这些人都是稀奇古怪的，可这些人是坚韧不拔。这么多人都参加了行走的大军，都游走在路上，都在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命体验，这种行走本身，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她觉得我的生活方式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应该和她一起去！
       “‘那你什么时候才停下来呢？’我就问她，‘我就是不喜欢野外活动。’我其实是想说，她什么时候能够安稳下来，我们共同建立一个家庭？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她明白我在说什么，她温柔地摸了摸我的脸，‘我会停下来的，但是，不是现在，你要再给我几年的时间，让我跑够了再说。’那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她就继续在路上了。不过，她送给我一个司南，就是这个工艺品司南。
       “这个时候，已经是1999年了，而一年的时间中有十个月她都在外面到处跑，只有在圣诞节和你们中国人的春节前后的两个月，我们才在一起过。1999年的春节，她送给了我这个司南作为礼物。我很喜欢它，据说，这是你们中国人非常古老的发明，是专门指示方向的。她到处跑，只要是她出门了，我就经常看着这个司南，想念她。有时候，我用手轻轻地一拨弄，这司南的勺柄，就转动起来，最后，都停留在指向南面的方向。可是，后来，出问题了，1999年的夏天，某一天，我早晨起来，照例用手拨弄那司南的勺柄，可是，我忽然发现，勺柄在胡乱地旋转，每一次停下来的方向都不一样。司南失灵了！我立即感觉到，出事情了。一定是卢翩翩出事情了！果然，就是在这天的中午，我接到了救援组织的卫星电话，说是在内蒙古西部的额济纳旗附近的沙漠上，因为缺水、高温导致她死亡了。同行的还有其他十多个野外生存爱好者，大部分都病倒了，但是，只有卢翩翩一个人死了。”
       “几个月之后，在这年的深秋，我离开了香港这个伤心之地，来到了台北的一所大学任教。这时的台湾早已经解除了戒严令，开放了党禁报禁，不过，还没有现在这么乱，虽然搞着一种民主，可是这种民主，像一种兴奋剂一样，人人都很兴奋，人人都跟吃了迷幻药和吸了大麻，就是喜欢上街，抗议、演讲、集会，在电视上恶搞、嘲笑领导人，攻击政敌。我一看，台湾搞的这些事情，都比美国的两党政治要热闹，像在演出一场滑稽无比的电视肥皂连续剧，每天都有新的剧集上演，实在令人眼花缭乱，又觉得很泡沫化，因为，大家对应该专心和潜心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了。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乱。台湾有人说，这是寻求民主、建立民主社会过程中必须要走的过程，可这个过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呢。
       “在台北，我琢磨，应该找一个新女朋友，使我尽快忘记死去的女友带给我的悲伤。果然，我就找到了，这个台湾女孩，算是一个知识女性，她叫林佩芩，是一所大学的老师。说起来，我就是在拘留所里认识的她。我是因为想念前女友，喜欢喝酒，酒后超速行驶，被拘留了，结果在拘留所里，我见到了因为在学校里面组织集会活动，没有控制好群众，有人打碎了校长家的窗户玻璃而被拘留的林佩芩。她就出生在台北，父亲是民主斗士，过去因为反对过国民党的统治，坐过几年牢房。可能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她才对政治很热心。我开始看到她在大学校园里组织活动，进行各种演讲，立刻被她那种活跃的样子给吸引了。而且，我不会照顾自己，她就经常带我在台北转，还给我买袜子——这个细节很重要，因为我的脚很大，总是很容易就把袜子给穿破了，所以，我要经常地买袜子。我没有心思来照顾自己，她就给了我很多的生活上的照顾。林佩芩虽然娇小玲珑，可是似乎有着无穷的精力。大学里组织各种活动，她都积极地参加，从来不落后。
       “我呢，也一起支持她。她组织游行和群众集会非常擅长，而且，她的嗓音尖厉，喊起口号来非常响亮。台北那些年正在搞选举，而且，一上来就是全民选举，不像我们美国，搞的其实还是间接选举。我知道台湾过去的悲情历史，曾经被日本人占领多年，后来又被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可是，我作为旁观者，觉得台湾的民主是比较奇怪的，像是一个怪胎，出现在了不合适的土壤里。但是，林佩芩完全不同意我的看法，就这一点，她和我吵架，说这是我根本就不懂的事情，因为，在台湾，她觉得，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了人们说话和表达意见的机会和权利，所以，她要好好地表达和使用这个权利。她自己后来告诉我的，她的性格本来是很温存很柔和的，但是，当台湾的民主运动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她的性格跟着就变了。她开始热衷于政治运动，整天都和一群党人在一起，很少单独生活了。而且，她说话的嗓门开始奇怪地变粗了，因为搞集会运动，总是有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她就开始整天骂骂咧咧的，而且，还抽烟、喝酒、开快车。刚来到台湾的伤心的我，由于依旧抱着对东方女性的幻想，我还是一下子被她给迷住了。我反思了自己不好动的性格，我也跟着林佩芩参加各种民主运动了。
       “那个时候，台湾的国民党还在台上，而民进党还没有掌握权力。林佩芩作为民进党的一员，整天都在参加社会活动，即使因为一些抗议活动过激，把公共物品砸坏了，而被短暂地抓进拘留所，她也在所不惜。因此，把过着平稳安定的中产阶级生活的我，弄得很兴奋，也很开眼。我忽然非常崇拜林佩芩了，觉得这个小女子，虽然人不高大，但是，她在我的心里却很高大。因为，毕竟，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东方女孩子啊！她是负责宣传的人，于是，就经常出现这样的镜头：在一些群众集会上，我帮着她举着话筒，而她则在声嘶力竭地演讲。后来总是这样，就是我一直帮着她拿着这个话筒，她有时候累得都举不动话筒了。那个话筒，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话筒，就是这个，你看，就是这个话筒，现在在你手上的这个话筒。你看，本来是白色的，现在变灰了，有些地方磕碰了，露出来里面的铁皮。后来她不怎么用了，就把这个话筒给我了。再后来，她当选为立法会议员了，那就更忙了，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似乎渐渐地疏远了。但是，我们的关系还没有结束。直到她出了一次事儿，就是那个被偷拍录像的事件发生。她和她所在的党派中一个副主席，有暧昧的关系，这我一直都不知道，那个副主席是有家室的人，他还准备和其他主席竞争台湾‘总统’候选人呢。但是，后来，他们在一家宾馆里幽会的时候，被政敌用针孔摄像机拍摄下来了，并且在电视台播放了片段。于是，那个副主席被迫辞职，退出了政坛，和自己的妻子离婚了，林佩芩也承受不了这个巨大的压力，在一个雨夜自杀身亡了。你看，我的这段感情，就以这么一个悲剧结束了，给我留下来的，就是这个斑痕累累的话筒而已。你说，我的感情怎么总是不顺利呢？为什么我在香港和台北，遇到的都是这么特别的女孩子？我就不能找到一个我的祖父和父亲描述过的那种贤惠、谦逊、温柔的中国女子了吗？”
       “我想，你是在想象东方，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都已经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了。中国，已经变化了。”我沉吟了一阵子说。
       “我真的没有想到中国女子这么的变化大。她们都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刚好被我赶上了，我真是倒霉啊。”
       我很同情他，“彼特，不是你不好，是这些女人不好。你说的这两个女人，都不适合你。也许，是你故意找这样的女孩子的。你就是喜欢这个类型的女人。”
       “你以为我是受虐狂啊？我和她们相处的时候，一开始，她们都是挺好的啊，可是后来，因为环境变了，她们也变了，变得很糟糕了。”
       “她们变得只是不再适合你罢了。我觉得在这些女人的身体内都潜藏着某种魔鬼，只要时机成熟，这些魔鬼就会钻出她们的身体，替代她们的灵魂和肉体，然后，最终吞噬了她们。”我说。我知道，2004年之后，彼特来到了大陆，在北京的一家美国咨询公司工作，虽然感情生涯很不顺利，但是，彼特可是屡败屡战，想继续实现寻找自己心目中的东方女孩的梦想。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地下电影展映和评奖的场合，他认识了顾小玲。那个活动我也在场，场面奇特，就在法国使馆的一所法语学校的放映室里面，灯光昏暗，一下子来了很多牛鬼蛇神，所说的语言也很杂乱，中文突然变成了一个很小的语种。但是，当那些不被官方准许放映的电影开演了之后，一种影像语言使大家都迅速地沟通了。在随后的评奖、酒会和一些研讨会上，彼特和顾小玲就迅速地陷入了爱河，并且同居了。不过后来，他们也总是打打闹闹的，关系并不顺利。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美国青年彼特并不明白，他心目中理想的那种东方女人，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只是像顾小玲这样独立的新女性，无论在大陆、香港还是台湾，两岸三地的东方女人已经完全变了。我亲爱的彼特，他就是不明白这一点，所以，后来他在和顾小玲这样的独立女性相处，又吃尽了苦头。
       彼特说：“好吧，现在说到顾小玲了，我来到了大陆，我是搞文学研究的，我和她很容易就产生共鸣。我们就同居了。这个女孩子有些美国女孩的特点，就是相当的泼辣、大胆、独立，在金钱、性观念方方面面，都有自己一套。我们住在一起，没有多久，就开始吵架了，比如，对前几年的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我就代表美国，她就代表中国，吵得不可开交。再比如，‘9·11’事件，她的看法和我的不一样，她认为，应该看看阿拉伯世界的真实处境，我自然是和我们国家的总统站在一起的，那么，我们又是争论个不停。可是，争论归争论，我们依然住在一起，似乎有什么东西可以粘合住我们。她过去有一个男朋友，跑到法国去了，出国前，把她蹬了，所以，她就立志要找一个外国男友，她就是这么找到了我。”
       我忽然想起来，顾小玲最近编剧了一部电影，叫作《北京八美图》，是模仿法国电影导演奥宗那部《八美图》的。在这部电影里，有八个三十五岁以上的离婚女人，出演了一出让男人看了不寒而栗的戏。电影一开始，就是八个女人吃掉一只鸡，在吃鸡的过程中，都是女人的嘴唇、鸡爪、鸡大腿和女人已经不再年轻的一些身体部位的特写。这是一部女性主义的电影，是从女性的角度讲述在男人已经不可靠的今天，女性自己寻求安慰和归宿的故事。而且，电影中出现了一个道具，这个道具，就是这个铁制的贞操带。这个电影，我想，年轻的男人看了一定不舒服，心里会想，中国女人怎么都变这样了呢？我就想，有这些想法的电影编剧顾小玲，要是能够和彼特长久相处下去，那就太古怪了。所以，他们分手肯定是必然的。这回彼特又找错对象了。
       “那个电影中，有这个东西。”我指着贞操带说。
       “电影拍摄完毕，她把这个东西送给我了，说，让我开开眼，说这是过去的中国男人残害女人的时候，专门让女人带的，只有一个小孔可以让女人撒尿，性交是绝对被控制的。你看这个东西，是不是？”
       “你们是过了两年很热闹的打架生活啊，你们家就跟战壕似的。后来你们怎么分手的呢？”我笑着问。
       “说起来事情特别简单。她这个女人不是号称或者自称很独立吗？那一切事情，你就自己来啊？可是，我们住在一起，她又对我有很多要求。比如说，电灯坏了、马桶坏了，她都要我修。你叫物业的人来不就行了吗？可她说，任何一个中国男人都会修理这些东西。我就很生气，那我问，任何一个中国女人都会做饭生孩子，你怎么不会呢？她为此和我大吵三天，不搭理我。最后，就是在这年的夏天，2006年春天的一天，我们的DVD坏了，她每天都要看一部影碟的，因此这个东西坏了，她很着急，非要我拿去修，可是，你不是搞女性主义吗？你就别都靠着我呀？你自己拿去修得了。她很生气，自己去了，回来后，就宣布和我分手了。”
       我笑了。“现在，你们也分开几个月了，那她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呢？”
       彼特一听我这么问，就更加没有好气了，“上个星期我们通了一次电话。你猜她怎么说？她说，中国男人我尝了，不怎么地，美国男人我也尝了，也不怎么地，现在，我要尝尝中国女人了。告诉你，别吃惊——她变成女同性恋了，现在，她和一个比她大十岁的女教授同居了，那个女教授也离婚了。她们还准备收养一个孩子——我真不明白，这顾小玲怎么变成这么一个女人了呢？我怎么总是看错人呢？原先她们不是个个都挺好的吗？”
       我哈哈大笑，这个彼特的苦恼，真是很有趣啊。我说：“你这三件东西我都很喜欢，没有想到，后面还有这么多故事，那我更要好好保存了。它们，都归我了。”那天，听完了三件东西的故事，我们愉快地完成了交易。价格也不贵，我很满意。之后，我和他很少见面了。我听说他又认识了一个女孩子，那是一个特别秀气的女孩子，可是，他们同居了半年之后，又分开了。据说，原因是这个80后的女孩子，过于沉溺网络虚拟世界，像是另外世界的女人让他陌生。
       彼特在2006年12月23日离开了北京，回到美国南部他的家乡去过圣诞节去了。他告诉我，他不会再来中国了。我祝愿他，在他美丽、淳朴而又相对保守的家乡，找到一个美丽的、善良的美国南方女子。他的爱情幸运星，也许真的就不在东方世界。只有我，在家里，有时候把玩这三件东西的时候，嘴角会浮现出一丝莫名的微笑来。
       邱华栋，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城市战车》、《正午的供词》、《单筒望远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