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难闻的石蜡气味搞得我晕头转向。在蜡烛厂的大车间里，我的心随着屋外的天气在逐渐消沉。时令已进入深秋，我来蜡烛厂上班已有两个星期了，但我迟迟没收到红玲的来信，这使我备受煎熬。
人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碰上倒霉的事儿。在我走进蜡烛厂的车间，面对着十几台油乎乎的制蜡机时，我对此更是深信不疑。
夏天的时候，为了赶写一篇地质报告，我加班加点，在徂徕山脉采集岩石标本。事情发生在黄昏，收工哨子刚刚响过，我稍一分心，一脚踏在悬崖边缘的碎石上。后果可想而知，这对一个刚从学校毕业一年多的学生来说，不能不算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三个月以后，我跛着腿站在队长面前。队长龇着被烟熏黑的牙说：这算个球。但队长还是给我记了三等功。然后队长又说：你这个熊样子，看来是不能出队了，就在基地呆一段时间吧。
于是，我来到这个地质队的野外基地，这是一个空旷而又荒芜的大院。院内是半人高的荒草和一些老式的废旧汽车，车皮锈迹斑驳，乏裂的橡胶轮胎深陷于荒草之中，四周经常有花蛇和刺猬出没。蜡烛厂就在这个大院的中间。平时，地质队出野外，院里只剩下他们的家属，他们住在大院最北边的两排平房里。他们大都是蜡烛厂的工人。
我住在大院最南边那座陈旧的红楼上，那是幢三层的俄式建筑。红楼离蜡烛厂不过百米，我沿着荒草中一条被人踩出的小路，每天往返于它们之间。再往南是一个四等小站。火车高昂的汽笛和钢轨的震动时常把我从梦中惊醒。
我是红楼里唯一的居住者。就是在白天，如果没有事儿，也很少有人光顾此楼。它是单身职工宿舍和存放工具的仓库，但所有的单身职工都奔波在大山之中，因此这楼里异常寂静。刚到的时候，大胡子厂长问我是否害怕。我说不怕，这实在是巴不得的事情，一个人拥有一座楼，做梦也想不到。
每天晚上，我早早就卧在床上。这些日子，我正在看一本不错的书，《
西行漫记》。我跟着那位美国记者穿山越岭，走得相当兴奋。
声音总在每晚的十点钟后传进我的耳朵。那个时刻，正好有一列火车呼啸而过，当节奏感很强的震动声过后，那“嚓嚓”的声音就逐渐清晰起来。后来，我辨别出，那一定是脚步声。在静谧的走廊深处，缓缓地，轻轻地，走走停停，听上去像一个人正为什么事儿在犹豫不决。第一个晚上，我在耐心等着敲门声响起来，但后来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我发现电灯依然亮着，我这才想起，昨晚忘了关灯。
这事我没跟任何人提过。这些天里，我很少说话。我懒得说话。很多女人都跟我开玩笑。她们的玩笑荤得厉害。我只好装作不懂，很糊涂似的笑笑。她们更是肆无忌惮。有时候，为了一句话，她们会前仰后合地笑上半天。虽然她们的丈夫不在身边，但她们看上去都很开心。在这里，干活的男人只有两个。除我之外，就是那个整日不吭一声的老楚。这个人也真是奇怪，他从不跟任何人说笑。他个头不高，皮肤挺白，但两只眼睛总是暗淡无光。他天天穿着一身蓝布工作服，工作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他只干一样活，就是蹲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把钢板小铲刀，“咔嚓咔嚓”，铲除滴在地板上的蜡油。他气力均匀，一下一下的，极有耐心，似乎整个大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
所有的人都似乎把他忽略了，没有人谈到他。只有蜡油撒在地板上时，女人们才想到他，就喊：老楚老楚。也不用再说什么，老楚就走过来，蹲下身，咔嚓咔嚓。女人们照样说笑。我悄悄地来到一个女人身边，朝老楚抬抬下巴，问：他没老婆啊？那个女人一撇嘴：嘁，他怎么会有老婆呢？
这样的日子实在枯燥，最初的平静被走廊里那沉闷执着的声音打乱了，每天的同一个时间，它都会在我耳边响起来，随着变冷的天气，我真有些沉不住气了。
给红玲写信！这个念头就像一个正逐渐胀大的气球，把我胸间塞得满满当当。但同时我也感觉到内心的尴尬。自从红玲第二次到医院里看我之后，我的心就没有平静过，我能感觉出一些异样的东西。
红玲现在还是学生。她听到我受伤后，不远千里，从长春赶到济南来看我。在我住院的三个月里，她一共来过两趟。第一次来时，我还躺在床上，打着石膏夹板一动也不能动。红玲扑在我的床前，眼里嵌着晶莹的泪珠，给我往嘴里一勺一勺送着鸡蛋汤，样子极可爱。我只能用热乎乎的目光瞅她。如果我能动，我会不顾一切地把她抱进怀里，吻她的眼睛。红玲说：马上就放暑假了，到时候我来陪你。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病房里热得像蒸笼，难闻的气味弥漫着屋子的角角落落。这样的病房是没有空调的，伤筋动骨的汉子们一个个龇牙咧嘴，身上几乎一丝不挂，白色的绷带固定在腿上、胳膊上、头上。病房就像革命纪念馆里的一幅壁画，呻吟和怒骂此起彼伏。一个阴沉的午后，我背靠床沿注视窗外，浓云下的梧桐树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要哭的样子。当雨滴噼叭有声的时刻，几个学生模样的姑娘嘻嘻哈哈打闹着从树荫中穿过。望着她们活泼的身影，记忆就猛然回到那绿荫掩映的校园。我这才意识到，红玲已经走了一个多月。暑假早已开始，可她没有来。要知道，她的家离济南只有八十里路。我们是老乡，只因为是老乡，我们才在大学里相识、相爱。说真的，我不希望她来陪我，一个女孩子不合适这样的环境。我只盼着她清纯的小脸能出现在窗前，用那美丽的眼睛瞅我一眼，我就知足了。可她却一直没有露面，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我开始像开水里的泥鳅，在床上翻来滚去，恨不得把脖子抻长八十里，伸到红玲家的院子里去看一眼。我掰着指头算日子，8月1日，8月10日，8月15日……
我最后还是写了一封短信交给护士小姐，让她帮我寄出去。以后的日子，我的下嘴唇内侧开始溃疡，两个白窝窝能放进绿豆粒去，右嘴角上鼓出一片白泡泡，像小马蜂窝，扁桃体增大，咽喉变哑，吊针瓶子在床前整整挂了三天三宿。
8月28日，红玲终于来了。这是个吉祥的日子，天气好得出奇，竟然有瓦蓝色的天空，要知道，这还不是秋天，但也许，秋天的迹象已经出现了。
比起两个月前，红玲明显地黑瘦了，眼睛也变得暗淡无光。她没有像上次那样趴在病床上。她只是垂着头，翻了翻我缠着绷带的腿，然后抬起头来笑一笑说：搞了段时间的家教，弄点儿钱呗。你好多了吧？
我注意到红玲眼中的忧郁。我纳闷，一向活泼可爱的红玲哪里去了，怎么变得如此深沉？我总觉得红玲有什么话没有说开。临走时，她说，我会给你写信的。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还没有收到红玲的信。
蜡烛厂里依然很热闹，女人们的笑声丝毫未减，老楚的铲刀还是咔嚓个不停。休息的时候，女人们都围着火炉子，嗑着瓜子，唧唧喳喳没完没了。有时候，她们会喊我：大学生，过来，这儿暖和。我就过去，把手伸到炉口。于是，我就成了她们谈论的对象。有的在我胸脯上抓一把：嘿，大学生，穿这么少，不怕冷呀。接着有人说：半大小子，爱好哩，正搞着对象不是？接着又有人问：老实交代，有没有？笑，准是有了，你看，脸都红了，哟，脸上擦的是啥油，这么香。接着，有人把鼻子凑上来嗅嗅。
我发现，不管这边闹得多热闹，老楚似乎都没有听到。他偶尔抬起苍白的脸，目光穿过玻璃，掠过那座红楼，落在南边绵延不断的山里，有几次我真想凑过去跟他说两句话。我觉得他心里一定埋藏着什么事儿。
发工资那天，人们都很高兴。可那天我没看到老楚，这是很新鲜的事儿。我上班这些日子了，从没看到老楚迟到一分钟，今天他为什么没来呢？在大胡子厂长的办公室里，我问他：老楚今天没来，谁给他领工资呀？大胡子厂长说：今天是十月初一，鬼节，他又进山了。我忙问：为什么？厂长说：啊，他精神不好，别理他。我迟疑一下，没有再问。
许多天来，我在做同一个梦。
有一个女人时常坐在我床前，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红彤彤的炉火映出她纤美的身段，她的面孔模糊不清，但我能感觉到她那双美丽而忧郁的眼睛。她望着躺在床上的我，似乎想跟我说点什么，却从未开口。有时她会伸出手来抚摸我的额头，手指柔软纤细，清凉如丝绸。
奇怪的是，那嚓嚓的脚步声从走廊里传来时，她总是离座而起。她焦灼不安，脚步紊乱，绕着火炉转个不停。我想安慰她一下，告诉她不要害怕，这脚步声一直就有。可我浑身困乏，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但当她跑到门前准备开门时，我却大喊一声：不准开门！
我一次次从梦中醒来，脸上汗水淋漓，不知为什么，一种莫名的失落浸入全身，使我战栗而茫然。
为什么做这样的梦呢？梦中的女人我没有见过，她既不是红玲，又不是蜡烛厂里的任何一个女人。她坐在我身边，虽然我看不清她的面孔，但我能感觉到她很漂亮。她像是在等待什么？对，她绝对是在等什么！还有，为什么走廊里的脚步声传来时，她会有那么多异常呢？难道她是在等待脚步声？
我还是想给红玲写信，但我不知从何写起。秋天的黄昏，这空旷的大院更加静寂苍凉。草木已衰，绿意皆无，满目萧瑟。秋虫开始在黄昏中低吟，几只圆溜溜的小刺猬在枯草中欢快地跑动。火车的汽笛声渐渐远去了，仿佛载走的是我的心。点着一枝烟，我体味着眼前的一切。我想把这些全部告诉红玲，可我觉得这些东西过于风花雪月，充满孩子气。
我和红玲是在一次老乡聚会上认识的。那时候我们在学校里每年搞一次这样的活动。在联欢会上，红玲朗诵了戴望舒的《雨巷》。当时我正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境况，我已经淡忘了，反正清丽可人的红玲往那儿一站，我就有些晕眩感。我把她当作那“丁香少女”了。当她水的目光从我身上扫过时，我有种过电的感觉。我想我完了。后来我每次跟红玲提起那种感觉时，红玲总是高兴地捶我的胸脯，这确实叫她飘飘然了一段时间。
我们关系的深化是在我上大四时的那年冬天。当时，我正在实验室里装模作样地摆弄标本。红玲突然闯进来，她穿着一件红色的面包服，双腮苍白，眼睫毛上挂着一层水珠儿，分明是刚刚哭过。她悲伤地瞅着我。我放下手中的石头标本，急忙跟着她来到楼道里。我们还没站稳，她就控制不住了，泪水一串串流下来，随后她塞到我手里一封电报。上面只有七个字：母病危，见报速回。
我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儿。红玲这样悲伤，情绪很不稳定，我决不会让她自己回去。于是我请了几天假，跟红玲一块坐上了火车。一路上，我们很少说话，红玲把头紧贴在我身上，泪水湿透了我的棉衣。我很为她难过，这么年轻就将失去母亲，这叫谁都无法接受。我望着窗外，手指在轻弹着红玲的肩头。这个时刻，一切安慰的话都是多余的。
来到县城里，我没有去红玲家，更没打算回几十里外的家里去，心里总有点儿不舒服的感觉，就只好缩在一家便宜的旅馆里不出门儿。红玲打电话来说，她母亲已经去了，脑溢血，五十三岁。
回校的路上，红玲的情绪稳定多了。她的两眼肿得像铃铛，身体也很虚，但她坚持跟我讲她母亲的往事，很感人。我记得当时泪水在我眼圈里不停地打转转。红玲说她现在像一根草似的无依无靠了，家对她来说其实已失去意义。火车进入沈阳的时候，车厢里猛然响起动人的歌声，“沈阳啊，沈阳，我的家乡，马路上灯火辉煌，大街小巷人来人往……”红玲就哭了，惹得周围的人都往这边看。但我觉得红玲可爱极了！我紧紧地攥着她的手。我没有安慰她。火车很快就驶出沈阳站，红玲用红肿的眼睛盯着我。
喜欢我吗？红玲突然问。
喜欢，我说。
爱我吗？
爱，我说。
红玲猛地钻进我的怀里。她真可爱，我想。两颗泪珠沿着我的脸腮旋转着滚下来。
大胡子厂长叫我去给他打蜂窝煤。树叶已落得精光，喘气时脸前一片雾蒙蒙了。我干得很卖力，浑身热气腾腾，能看出大胡子厂长有些被感动，他两只小眼睛眯成一条缝，浓密的胡须在阳光下闪着金属般的光泽。他不停地说：别慌，悠着干。声音温柔极了。
我早就听说过有关大胡子厂长的一些事儿。人们首先肯定他是一个好人，但同时又都讨厌他。因为他生着大把的胡须，性格却温柔得像个大姑娘，慈善的面孔跟他高大的身材让人们有阴阳颠倒之感，在野外队里谁也不愿意靠近他。最后队长说：狗日的去蜡烛厂当厂长吧，领着一伙女兵，合适得很呢。于是大胡子厂长就来到蜡烛厂。
大胡子厂长端着茶水走过来，看到我干得满头淌汗，他有点儿不好意思起来，说：有啥困难事儿，就说。
我突然说：厂长，我晚上经常听到楼道里有声音。
大胡子厂长没接我的话茬，过一会儿，他问：你害怕了？
不，我说，我不害怕。
大胡子厂长说：是脚步声，对吧？
我感到惊奇，这么说，大胡子厂长早就知道。
我困惑地点点头。
大胡子厂长说：你住的那间屋子里，曾死过一个姑娘，煤气中毒，是个大学生，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红楼刚刚建起来不长时间。本来那年春节她就要结婚了。
我有点愣怔，忙说：你说那楼里闹鬼？
大胡子厂长笑笑说：哪有什么鬼？
我还想再问些别的，但大胡子厂长把话题故意扯开了。
那天晚上，脚步声再次在楼道里响起时，我已进入梦乡。那个女人哭了，趴在门上，火红的毛衣像一团火焰在跳跃着，她像是碰到了伤心的事儿，我真想安慰她一下，可我动不得身子。我想：你就是大胡子厂长说的那个姑娘吧，否则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
落了第一场雪，整个世界银装素裹，远处的群山失去了雄壮的形体，变得清冷而苍白。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接到红玲的电话。她说她已经放假回到家里。她要来看我。
我不知道怎样才好，我在黄昏的大院里狂奔，雪花像冬天的孩子，翩翩起舞。雪地柔软如棉，下面是湿枯的衰草，我被草绊倒在雪地上，雪花飘落在脸上，像冷美人的吻。我从没体味过如此急切的心情；我从没感觉到如此强烈的思念。我就这样仰躺在雪地里，像冻僵在雪地中的一头幼鹿。
那是个星期天，我不会忘记的。整个上午，我忙得喘不过气。在小镇的商店里，我买了许多女孩子爱吃的零食儿，什么奶油瓜子啦，麻辣锅巴啦，巧克力一类的东西，很多很多。我又在肉食店里买了一些火腿肠，顺便要了一些啤酒和饮料。红玲坐的是下午的那趟慢车，有足够的时间叫我准备。
我走在小镇的街道上，白雪把眼睛刺得生疼，天空蓝得无依无靠，我第一次发现小镇的街道如此清新。
下午，我收拾了一下房间，把火炉弄得很旺。然后，我来到那个四等小站。站台上的雪已被扫成堆，青灰色的花方砖很干爽，小站清冷而静寂，几条交叉的铁路延伸到遥远的地方，锃亮的钢轨泛着蓝幽幽的光。我点着一枝烟，来来回回不停走动。我觉得这样很有味道，两颗怦怦跳动的心在渐渐靠近，距离和时间似乎不再存在，有一种酸麻的感觉在心间猛地升起，它使我心率过速。我苦笑着摇摇头。此时，我努力想象着红玲的打扮，试图穿过空间和距离，看到她黑俊的眸子和纯净的面孔。我望穿冬日的黄昏，期待着汽笛的长鸣和团团的白烟。
火车弯曲着身子像巨蛇似的从远处爬来。迎着夕阳，在火车挺进的方向，有一个人正不紧不慢地走来，他沿着铁道，踩着石子，穿着一件青色的防寒服，脚下踏着一双鹿皮登山鞋，比干了一辈子的巡道工还要从容。他是从山里的方向走来的。我看出来了，他是老楚。列车从他身边掠过时，他似乎不曾知觉，跟往日一样，似乎正沉浸在某种回忆中。
红玲从车上跑下来，背着一个蓝色旅行包，穿着一件红风衣，戴着一顶白色圆绒帽，天哪，她竟然戴上了眼镜，金属框的，傻傻的。
我跑过去。红玲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扑进我怀里。她只是笑着伸出手，冷静的目光使我有些茫然。
在我和红玲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刻，我突然感觉到有两道锋利的目光射向我，并且紧紧跟随着我和红玲，直到我们消失在楼门口。
我没想到红玲会这样沉静。她带来的似乎只是微笑，她丝毫没有跟我拥抱的意思，以至于我的手几次伸出去又缩回来。我想吻她，却找不到任何行动的理由。我发现她的脸上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郁。
吃晚饭时，我们扯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从学校的变化谈到我住的红楼。那脚步声的事儿。红玲很不相信，她果断地说：这不可能。我没敢跟她讲这里曾经死过一个姑娘。我怕她害怕，因此我说：等着吧，一会儿声音就会响起来。
饭后，我们守着火炉，喝咖啡。红玲说味道不错。我正想说我感到很幸福。红玲突然说，你知道我来的目的吗？红玲的脸有些红涨。
我瞅着红玲红涨的脸，很自信地说：看我。红玲说：是的，但这只是其一。
我瞅着红玲红涨的脸。我说，我真的猜不着了。
红玲说：不知怎样对你说才好，可我必须得说，也许，也许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我有很多很多缺点……
红玲有些激动。红玲的目光盯着炉火，她的清秀的脸蛋儿被炉火镶上一层金黄，她的脸变得严肃起来。她瞬间内表情的变化叫我无法理解。我有些茫然。
红玲说：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帮助和照顾，这几年你一直像个大哥，可我必须对你说……
我似乎走进一条蓝色隧道，思维逐渐变得麻木起来。在我看到两行眼泪沿着红玲的脸蛋划下来时，我第一次对女人的泪水产生怀疑。
红玲说：我必须把这些话儿面对面对你说，你对我太好了，可这不见得就是……你骂我吧，随便怎么……
眼前的一切变得恍惚起来，我像一只鸟儿在空中飞翔……
就在此时，走廊里的脚步声响起来，它清晰的声音又把我从空中拽回来。这个晚上，它来得这么早，比起往日，它明显地紊乱急促，听上去很焦急的样子，它在逐渐往我的门前靠近。
我举起双手搓一把脸，我说：听！
红玲就停下她呜咽的诉说。脚步声在门前来来回回不停地响着，突然就在门前停下来，我的神经也随之一紧。我想是要敲门了，它似乎为了什么事情在犹豫不定。此时，我已鼓起全身的力气，冲上去，哗地一声把门拽开了。
他直愣愣地站在门前，那双暗淡的眼睛被强烈的灯光刺得睁不开。他的身子重重地颤抖了一下。他满脸的羞怯与惶惑，双手在胸前慌乱地晃动着，脸色更加苍白。
是你，我喃喃地说。
别，别中了煤气！煤气很厉害，会死人的。他几乎哭了，目光越过我的肩头，慌乱地扫了一眼屋里的红玲。然而，他小跑一般地走了。我呆直地站在门口，听着那远去的脚步声，回味着这沙哑的声音，心猛地变得像水晶玻璃般晶莹剔透。
我回过头来，看着正在发愣的红玲，忍不住笑了。我笑得前仰后合，跟蜡烛厂里的那些女人一样，肆无忌惮。
我说：休息吧，你累了。说完，我带上门走出来。
早晨，我送红玲到火车站。红玲眼睛红肿，像是一夜没睡觉。情绪也不高，头低得像霜打的茄子。
站在月台上，我们默默无言。火车到来的时候，红玲突然攥住我的手，说：好好生活。然后她像一只小兔似的蹦上火车。我微笑着，挥挥手。
就这样，火车缓缓地远了。突然，我想起什么似的，使劲跑几步，又停下来。
小站静悄悄的。不远处，那个拿着小红旗的工作人员用怪异的眼光打量我。
我朝着锃亮的钢轨啐一口痰，太阳就从东边升起来了。我的脸上湿漉漉的，像蜡油一样滑腻。
这天晚上，我没听到走廊里的脚步声。我失眠了。
天还没亮，我就下定决心：离开这座红楼，离开蜡烛厂。这样对谁都有好处。是的，我不能再糟践自己的心，更不能拆散一对灵魂伴侣。我想，我离开后，这走廊里的脚步声会重新响起来的。
这是一个十几年前的故事了。
我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了我的初恋。
刘玉栋，作家，现居济南。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天黑前回家》、小说集《公鸡的寓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