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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人之处，则要努力去做一个人。
        ——语出阿伯特·《犹太智慧书》
       AC911航班沿着国际航线由北京向柏林飞行。
       飞机在滑翔之后抬头升空。我闭住眼睛，让眩晕和震荡缓慢到来。
       飞机升空，从舷窗望出去，我看见我和太阳共在同一水平线。
       飞行之时，机翼之下的云海时而是深黑色，时而是赭红色，看上去如同浊重的沙漠，宛如燃烧的火焰。深黑的云层边缘镶着红色的金边，红色边缘之上是无垠的天空。人在机舱，就如同人在云海之上，在气流之中，在虚无之间。我眺望着机翼之下蓝色的海，棕色的森林，黄色的沙漠，看着高度为8534公尺之下的土地和土地之上如泥丸的人。
       西苑机场每天有飞机起飞，飞机起飞轰鸣的声音经常会把我从睡梦中震醒。
       这是一个邻近军用机场的公寓。听到轰鸣声起，抬头就可以看到飞机银色的机体升起，阔大的飞机呼啸着从头顶掠过，飞机宽阔狭长的机翼闪着银光移动，消逝。飞机起飞的时候，我就被巨大的轰鸣声所覆盖，但是我并没有不舒服的感觉，相反我的内心涨满欢乐。作为一个从晋北矿区走出来的人，我平生第一次在如此切近的距离看到飞机。在晋北矿区，看见有鸟儿一样的飞机划着银线从天空高高地掠过，孩子们就从家里跑出来，对着高高在上的飞机挥舞着手中的帽子和衣服连声喊：“飞机，飞机你是个鬼，三把镰刀砍死个你。”
       那时候，飞机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奇异的事物，这个像鸟儿一样急速飞行的金属器对于我们是个巨大的谜，它是划过我们日常凝固不变的现实生活的一道梦境。和童年时代见到飞机的兴奋感相比，现在我可能更强烈，因为我所看到的飞机不再是一个鸟儿一样的抽象的形状，而是一个巨大的震耳欲聋的机体，它们轰鸣着从我头顶呼啸而过。因为好奇，我经常会步行去机场，隔着围起来的栅栏，看飞机的起飞和降落，感受那种震彻心肺的轰鸣。而它们在停机坪停止不动的时候，安静的样子像是睡梦中的鹞鹰。
       我感觉到生活的变化，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我渴望的。
       在这座他人之城，可能没有一个人如我这样，对所看见的事物充满感恩。除了迷恋飞机的起飞和降落，我还对一座城市的光亮和空气，对一座城市的建筑、车流和人海充满敏感。我自由行走在城市街头，我像阅读一部书一样阅读这座城市，我仔细观察它的街道的走向、高楼向上升起的姿态；我真实地迷恋清晨照耀在我身上的阳光；迷恋我所看见的挂在小草上的晶莹的露珠；迷恋在我看来无比清洁的空气。我为自己能在天空之下生活而感觉幸福。我把这种幸福看成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我很明白，在我自由地游走在被阳光所照耀的城市的时候，我的很多兄弟还在漆黑的矿井里穿行，他们身陷黑暗之地，承受着艰苦的劳役，苦熬着无望的生活。他们从不被人提起，只有在矿难来临，在死亡剥夺他们生命的时候才会被世人投去惊鸿一瞥。我熟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道路是我先前的道路，他们的命运是我曾经的命运。现在我远离了他们，在一座城市中生活。我远远地眺望着我的兄弟们，他们的艰辛困苦让我意识到幸福的照临。
       那时候我默想着一位出道于喜马拉雅山的灵性大师的谚语，她说：体验黑暗是为了发现和认识光明。
       我住的地方名为“张中堂公寓”。在海淀乡有很多这样的公寓，在北京有更多这样的公寓，为了寻找栖身之所我在西郊四处奔走看到过很多这样的公寓。
       一道栽着玻璃刺和荆棘的高墙，高墙围起来棋局一样纵横排列的低矮平房，平房里住满来自异地的外省人。男人、女人或者孩子。异乡的口音杂陈，充满那些狭小逼仄的空间。我找到张中堂公寓的时候，那里的房间刚刚建起，宽不足六平米，高不足两米，虽然房间的墙壁被粉刷过，但是我看见从墙壁洇出来的水印依旧清晰可见，地上还有没来得及清理干净的沙子。带我看房子的是一个染着黄色头发的年轻女人，她的身边始终跟着一只长毛狼狗。我没有犹豫就决定搬进去，这不是一个理想的居所，但它是留在北京这座城市的一个必要居所。和我一起住进这座新建公寓的房客有中关村电脑软件经销商，有写字楼里的职员，有刚刚毕业不愿意回到原籍的大学生，有文化公司的枪手，有在艰难中苦斗的作家。在张中堂公寓，引人注目的是留着长发的音乐人。音乐人喜欢呼朋引类，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动静很大。那些人男的身材挺拔，面目俊朗；女的容貌娇美，神态柔媚。我看到他们住进来的时候搬着爵士鼓、电贝司、长号等等，那些音乐人刚刚把房间布置好，他们的房间就传来一阵爵士鼓猛烈的打击声和电贝司的狂奏。虽然免不了会受到狂暴声乐的侵害和袭击，但是我愿意与他们相邻共处。
       我热爱我的邻居们。对我来说，他们是造化的孩子，他们是新鲜而奇异的。
       早晨房间的门是紧闭着的，但是那些声音会进来。开始是飞机的轰鸣，起飞，升空，我从睡梦中惊起，感觉到窗户的玻璃和铁架床一起在轻微震动，有沙土在震动中下落。稍后，乐器的声音也开始鸣响，爵士乐、电贝司、长号混合着人的脚步声，在盥洗间洗漱的声音，水流的声音，交集而起，这是我们一天生活的开始。
       很多人表现出对那些声音的厌烦。有人跑去公寓老板那里抗议。但我觉得很好，我喜欢那些声音。那是我曾经渴望的人的声音。我觉得那些声音能驱除我内心多年以来沉积的黑暗和虚无。
       有很长时间，我是依靠自己制造声音来抵御我身处的黑暗和虚无。
       比如，在工友死亡的时候。一个活着的人，在某个瞬间来临之前还是活蹦乱跳的生命，瞬间之后因为掌子面冒顶，因为透水，因为瓦斯爆炸，因为飞驰的野车，人命就瞬间飞逝。这样的奇景在矿井里成为日常的形态。死亡和灾难是隐伏在矿井里的魅影。在穿好窑衣下矿井之前，我会坐在阴暗的交班室里缓缓神，交班房高高矗立着层层的木衣柜，木衣柜里散发着霉湿的气息，一条过道通向浴室，出井的矿工会在浴室用浴池的污水洗去身上的煤尘。我不吸烟。我看到很多窑工在走下窑之前，盘脚坐在更衣间的木椅上吸一枝烟，他们在弥漫的烟雾中走神。一枝烟燃尽以后才向矿井走去。那时候，在我走向黑暗幽深的矿井之前，我会在心里祈祷，我希望我下去了能再上来，完好无损地上来。我在关上更衣箱之前，望着我的擦拭得干净锃亮的皮鞋，我希望我还能穿上它们。
       有两种方式可以抵达矿井深处。一个是竖井的罐笼，一个是斜井的“猴车”。
       罐笼如同一间房屋，升上来，降下去，门打开，矿工进去。由数根粗大的钢缆通过电动提升或者降落。我后来看见过各种罐笼——2006年6月，我在波兰看见过有一百年开采历史的维利奇卡地下盐矿，看见矿工们用来下盐矿的绳箩，绳箩用粗大的麻绳编制而成，随着巨大的木制轮盘的旋转，人盘坐在绳箩之上，在距离地表三百二十六米的盐井里升起或者落下，那种方式令我亲近；我也看到过德国矿工下矿井的情景，在鲁尔矿区的百米竖井，我看见庞然大物一般的铁罐，那生冷的铁带着岁月的锈迹，如今已经成为工业革命的遗物。我站在那些庞然大物前，伸出手摸着那些生冷冰凉的铁器，仿佛看见德国矿工的音容和笑貌。
       我下矿井是乘坐“猴车”，那是悬吊在钢缆之上的座椅，形同自行车座，钢缆通过一个巨大的钢制转盘旋转，伸向斜井的井筒。在伸向井筒的巨大钢缆悬吊着无数的“猴车”，那上边骑坐着下井或出井的人。在坐“猴车”下井的时候，我经常可以听到各种声音，包括年轻矿工歌唱的声音。其中一个工友唱京戏，我听不懂唱词，能听懂唱腔，那老哥把空旷幽深的巷道当剧场，放开了唱，数千米的斜井筒里回响着铿镪的京戏唱板，听来极有滋味。
       比较起来，罐笼是让我怀有恐惧的一种工具，因为坠罐是常有的事。有时候就是一枝烟的工夫，钢缆绷断，装着矿工的罐笼轰响着坠落井底，对很多窑工和他们的亲人来说那是灾难来临的时刻。
       多年以后我看电影，看见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恋爱中的女人》，看见左拉，看见梵高，我才看见别的矿区。那些在昏暗的天空下，身穿褴褛工装满脸炭黑从矿井里走出来的矿工，那些醉倒在小酒馆，或者从小酒馆摇晃着身体走出来的矿工，那些在泥泞的大街狂奔着追打女人的粗鲁凶暴的汉子，我觉得就是我的工友。那些在灾难来临时仓惶奔逃的人群，尖厉鸣叫的救护车和人群震天的哭泣，都是我熟悉的。看见这些景象的时候，才意识到我并不是孤立的，我的身后和身前有一个黑暗的王国，他们不分种族，没有国界。
       目的地：柏林。
       高度：10668公尺。
       速度：846公里/小时。
       机外的温度：－62摄氏度。
       镶嵌在机舱正壁上的视屏不断地显示着飞行状况。
       飞机飞过乌兰巴托，飞向新西伯利亚。机翼之下，漆黑一片，漆黑的底部是散布的星河一般的灯光。那是在另一个纬度生存的人类。漆黑的边缘是深红的边际线，边际线之上是浅蓝的天穹，和我的视线平行的是一弯银镰般的下弦月，闪着银光的星辰。此刻，东半球开始沉入暗夜。机上的旅客熄灯入眠，我亮着头顶的灯在看一本书，在眼睛离开书页的时候，我看到一颗陨落的星辰掉入镶着红色边沿的漆黑暗夜中。
       灯房的窗口打开，闪出灯房姑娘睡意朦胧的面容。
       一盏矿灯被从悬挂着无数矿灯的灯架取下，扔到我的面前。窗口关闭，姑娘的面容消失。
       我把矿灯的背扣用皮带穿起来系在腰间，戴好胶壳安全帽，向井口走去。在我行走的时候，我的身体跟着一团光。我走到哪里，光跟随到哪里。沉厚深隧的黑暗，随着我的加入而被破解。
       现在，在我写着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手边有一份在家乡发行的报纸。我看到印在国际版上的一则消息：2007年3月21日。俄罗斯紧急情况部新闻局20日通报，俄罗斯“乌里杨诺夫斯克”煤矿19日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事故导致102人死亡，8人生死不明，另外93人获救。据初步分析，矿难原因可能是主要矿顶坍塌，造成井下瓦斯充斥并引发爆炸。
       在矿井，塌方和瓦斯爆炸，随时都可能夺去矿工的生命。在波兰维利奇卡盐矿，1645年的一次瓦斯爆炸，使大火在地下肆虐了八个月之久。从十八世纪之初，盐矿里富有经验的老工人每天第一批下到矿井深处时，都要手举火把，小心翼翼地引燃坑道顶板上积聚的瓦斯。顶板上积聚的微量瓦斯燃尽之后，大批工人才开始下井；在德国鲁尔区，我看见过被瓦斯爆炸夷为废墟的矿井。在那次灾难中，有多达二百名矿工死于窑火，那些在仓惶中奔逃的人群被留在胶片里，他们在半个世纪前的身影重现在影像里被我不断地看见。
       矿难来临的时候，恐惧是根植在骨髓里的。
       工友们冷却的身体被放置在我身前的水仓里。水仓没有注水，用来停放那些被毒气焖倒而气绝的矿工。前去掌子面救护遇难者的有老矿工，有年轻的矿工。他们浑身炭黑，他们乘坐电光飞溅的矿车穿越巷道而来，在我的峒室里集合。我看见他们往身上披挂防毒的器具、眼罩、呼吸器。老年矿工表情漠然，年轻矿工则浑身筛糠满脸苦相。我看着他们从我的峒室后部狭小铁门穿过，在冷风吹袭中消失在黑暗里。他们要去毒气积聚的掌子面把被毒气焖倒的矿工背出来，背到我的峒室之外的水仓里。因为发现的时间很晚，他们几乎没有救活的可能。我一直没有出去看那些停放在水仓里的遇难者，但是我知道他们。那里有我熟悉的矿工，他们走向掌子面之前，一般会在我的峒室里停留。或是睡觉，或是聊天。在此前他们是父亲，是儿子或者丈夫，我熟悉他们的音容和笑貌。但是他们的命说没也就没了，如同一阵凉风吹过。
       在那个时刻，我的峒室是纷乱的，地上落满污泥踩出的脚印。慌乱的人在峒室里疾走、奔跑。那时候在我的所见中，死亡是寻常的，灾难是寻常的，伤痛是寻常的。不寻常的是人的幸福和欢乐。
       救护者停下救护工作蹲在我的身边酣然睡去。我身边数米之外就是躺在水仓里的遇难者，因为要避人耳目，遇难的工友要等待天黑时才运送出矿井。那时候只有我醒着。水仓里放置着死去的生命，眼前是熟睡的老人和青年。他们的面孔一样炭黑，心肠已经是一样的粗粝、坚硬。
       回旋在我耳边的是鼓风机制造出来的风声，是峒室外高处煤岩渗水滴落的鸣响，以及人熟睡之时的鼾声。环绕着我的是寂静、虚无和死亡的气息。我其实很害怕，但是我不能让害怕的感觉生出来，如果生出来一丝，它们就会无限地弥漫升腾，瓦解我在峒室里继续工作的勇气和信心。在我真正离开之前，我不能有离开的心念。我让自己安心在我的峒室中，把自己浸润在虚无、寂静和死亡的气息中。我不敢发出声响。
       但其实我是渴望声响的。在那时，我觉得声响可以打破恐惧对我的围拢和裹挟。但是我发不出声音，任凭那些鼾声风声和水珠滴落的声音此起彼伏。
       能发出声音的时候是在我出井的时候。交班的时间到了，我锁上了峒室前的大铁门，峒室后的小铁门也被我上了锁。那时候救护者已离去，遇难的矿工也被运走。
       我交班，用矿灯照着道路出矿井。我离开峒室的时候心意是慌乱的。我其实不愿意自己慌乱，但是我就是克服不了慌乱，我的身体甚至因慌乱而颤栗。我控制住自己，我要在矿井里走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才能走到地面。因为交班时间的特殊，在我行走的时候矿井里看不到任何人迹。
       只有我和一盏灯。我现在能看见我当时的情景。我看见我和一盏矿灯照出的一团光影在浩瀚而深沉的黑暗中缓缓移动。打破围拢裹挟着我的黑暗的是我的脚步声。我脚上的胶靴踩到空洞的巷道发出嗵嗵的足音，我有些高兴。我加重步伐，使我的脚步听上去有力而不是衰弱。
       听到自己有力的足音，我的身体和内心减缓了颤栗。我让自己笔直地沿着道路行走，我让自己内心欢乐。这很难，但我必须让自己是欢乐的。
       我不敢把矿灯照到那些我在出井的途中遇见的老古塘，那也是矿井的岔道，那里空旷无声，但是我还是在矿灯晃过的时候看见古塘里堆积的石头和桦木。那上面生出厚厚的灰白的毛发。我担心那里会走出百年的鬼魅。
       为了彻底驱除我心里的恐惧，我想我应该吹一吹口哨。这是情急中生出来的想法。
       我经常会寻找自我援助的方法，我尝试用各种方法驱除围拢裹挟着我的黑暗、虚无和死亡的气息。我鼓唇吹动，开始的声音是微弱的，慢慢地大一些，后来则很响。
       在出井的漫长的道路中，我竭尽所能地想我能想起的所有的曲调。我把在电影院里看过的电影的主题歌都吹了一遍。最后我选择了南斯拉夫电影《桥》的插曲。在我吹动那些响在我内心的声音的时候，那些异国英勇顽强的抵抗者的形象浮现在我心里。
       力量就是这样从内心升起来的，如同故乡的炊烟。它们弥漫在我的身体中，扩展到内心里。
       我在黑暗中行走，但内心渐已明亮。
       一片深蓝的海，一片苍郁的绿。
       机舱电视屏幕上的卫星云图标识出柏林所在的位置。
       我是为柏林墙而来。在我想到德国的时候，最先出现在脑海里的就是柏林墙，它对人的隔绝和分离。许多年来它矗立在我内心里，成为我内心的一个秘密。曾经我对东德的关切胜于对西德的关切。我觉得它们就像是我的两个亲戚。我甚至觉得我跟东德在某种程度更加亲近。比如曾经有过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我在矿区的生活，我见到过的机车、吊桥、沙锤和钢锭，也同样出现在东德的矿区里。那些工人就像是我的工友。对于我来说，东德不是遥远的异邦，而是我精神的一个领地，东德人昔日的处境就是我昔日的处境。
       
       张中堂公寓的高墙让我感觉到我和一座城市的隔绝。
       我的房间的背后就是那道高墙，有着玻璃刺和荆棘网。高墙之外是一条穿街而过的马路。
       马路之侧是一个自由买卖的市场。过市场是一居民区，与居民区相邻的是一别墅区，那里亭台楼榭，宝马香车。坐在房间里，我看不见高墙之外的景观，但能听到高墙之外的声音，汽车的鸣笛、市场的叫卖和人声的嘈杂。让我感觉兴奋的是响彻在西苑机场的飞机的轰鸣声，飞机升起或者降落的巨大音响震撼着我的身心，令我感觉到生之冲动。
       我觉得很好。即使在隔绝的时候，一个封闭的世界已被打开。
       公寓从早晨9点到下午6点是安静的。人们离开，去做各自的工作。院子里一条狼狗在困倦之中打盹，穿着狐皮领皮大衣的房东在那些房间里穿梭巡视，他的女人用纱巾包着头发抡着扫帚清扫院落。我坐在靠窗的一张木桌前，我的面前是一叠稿纸，我要把它们一张一张地写满汉字。窗外有阳光进来，在光线穿透窗帘的时候，我看见纤尘飘舞。虽然居于陋室，但这样的时刻使我深怀感恩。
       在我的书桌或者枕边，放着很多书籍，书中有很多的印迹。那是我在矿井之下用手翻动纸页留下的手印。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心有黑暗的人，我是一个携带着黑暗四处游走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固执地不断书写着黑暗的经验。我试图用笔把它们从我内心移开。但是每一次书写都是一次重温和回望，我终于发现我无法剥离它们。它们沉积在我的意识里，经验中，也沉积在我的内心里。
       作为一个从矿区走出来的一无所有的年轻人，那时候我遇到最多的就是隔绝。
       我看着那些豪华的别墅区，我意识到我跟财富和资本的隔绝；我看着那些学院和机关，我体验到跟体制的隔绝——我知道那是我永远都不能进入的；而那些市民悠闲的面影也是我无法企及的，因为户籍的隔离使我从属于一个自然的群体——外来人口。我的居住地，我的医疗，我的教育，我的人身安全以及言论、出版及思想的自由在这座他人之城不受任何保护。
       我没有畏惧。我想我可以检视一下我的生存能力，看看在没有这些依附物的时候能不能生存下来，能不能像人一样活下去。在京郊张中堂公寓住下来的那一刻，我对穷困中的自己说：我愿意像一位诗人所说的那样，缄口沉默，踏上漫长、严峻的毕达哥拉斯的岁月，用圣者的眼和心维持在角落的生活，做杂活，受苦，哭泣，服贱役——有尊严地活着。就像我已经做过的那样。
       有很长时间，每个星期我都会坐一辆快要散架的公共汽车进城。
       进城的道路坑坑洼洼，汽车剧烈颠簸，黑色的烟尘弥漫天空，落下黑色的沙粒，车上乘客的头发、身上，甚至嘴里都有很多黑色的沙粒。我穿过这些黑色的烟尘和沙粒进城去，我带着我的零用钱，我会把城里的三家分布在不同街区的书店逛遍。
       没有人能比我更热爱书籍。我在书店开架售书之后，怀着爱情般的心意走进那些插在书架上的书籍前。我用心辨识它们，我选择到的每一本书都成为我挚爱的朋友。我怀揣着它们，在颠簸的汽车里，在烟尘弥漫的天空下返家，我如获珍宝。
       矿井成了我的学堂。我每天去做工，每天也去读书。通过阅读我认识他人也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也认识现实。海明威、卡夫卡、杰克·伦敦、罗素、茨威格、萨特和尼采是我在那个时候认识的。他们是我在黑暗生活中的精神导师。他们让我看到别样的生活，别样的生命和灵魂。
       在我看来，词语是有光泽的。一本书被我打开，我在黑暗之中跟它们相遇，那些词语因为它们身上所蕴涵的意义令我感觉慰藉和温暖。词语对我来说就是道路。我沿着词语的指引行进，我会走出身处的现实，走向人类丰富而广阔的生活——精神的生活、心灵的生活以及情感的生活。那时候，阅读施加给我的是一种悲怆感。悲怆感的来源是我看到除了黑暗中的生存还有别样的生存。他们拥有自由的意志和自由的生活。阅读使我看见我和那种自由意志自由心灵和自由生活的隔绝。
       从前，我是个胆小如鼠的人。我畏惧暴力、血腥和冲突。看见有人打架，只要见血就慌张，因为惊悸而颤抖。
       有一个人，我在街上遇见他，毫无理由，他就打了我一个耳光。我根本想不起来我在什么时候认识他，但是他动手打了我。
       我记得那是一个欢庆的时刻，爆竹声持续不断地在街上炸开，矿区家家户户彩灯高悬。我戴着皮帽，穿着臃肿的棉衣，手持一根香头，我口袋里揣着拆散的鞭炮，站在街上扔爆竹玩。对我而言，那原本是欢乐的时刻。但是突然，那个人走到我面前，他不分青红皂白挥手就打了我，我的棉帽被打飞，落在远处的雪地里。我奔过去弯腰要捡的时候，他飞起一脚棉帽又被踢飞。人的生命中充满偶然性，并被偶然性所改变。我觉得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偶然性生存的一个证据。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我内心的结构就被改变。我没有再燃放鞭炮，它们互相拥挤着躺在我衣服的口袋里，而那枝被我用来放爆竹的香火逐渐幽暗。我神情沮丧地走回被积雪埋起来的家，我躲在一间狭小的暗黑的小屋里，我没有开灯，在黑暗中坐着，我觉得黑暗在那时成为土壤，为我掩埋着深植内心的仇恨的种子。
       除夕来临，很多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新年蓄积着欢乐的情绪，随时准备把自己抛掷到欢乐的漩涡中。我的父亲坐在灶前，他系着皮围裙的腿上放着一颗硕大的猪头，被滚烫的开水浸泡已久的猪头，夹在父亲的双腿间，它的黑色的毛发已经被父亲用尖利的石块除净。为了使猪头更干净，父亲用一根在炉膛里烧红的火钩烫猪头残存的猪毛，猪头冒着青烟，弥漫出焦糊的气息。这是父亲为我们准备的年筵。母亲则盘坐在炕头，为弟弟缝制着棉衣，弟弟依偎在母亲腿边，等待着那件棉衣在母亲手里最后的完工，弟弟准备穿着它飞奔而去，寻找他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
       仇恨使我对周围的欢乐视而不见。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我起身在黑暗中开始翻箱倒柜，我很想找到一把刀，或者什么别的利器。
       我觉得我应该有那样的东西。我想象我随身带着它们，那将是我力量和勇气的延伸。我当然不会去随便欺负和加害他人，但是它们可以在别人欺负和加害我的时候发挥作用。我开遍了所有的抽屉，把里边放的杂乱什物倾倒出来；我还找遍了那些布包和袋子，摸透了每个角落，但是没有那样的东西。我沮丧地发现我和我的家人是太良善、太温驯了。那时候我不仅重新打量自己，也打量我的亲人，打量我们共同的生活。事情就是这么蹊跷，我们对自己的审查对生活的反省可能仅仅是因为瞬间而来的事物。我们被那样的事物所改变。我看中了父亲手里那把伸在炉膛里加热的火钩，灶火映红父亲的手臂，那根在黑暗中炽红的火钩烧灼着我的双目。我悲伤地想象着我手握火钩奔走在雪地的情景，我不顾一切寻找着我的仇人，我看见我挥舞烧红的铁钩朝我的仇人的头顶刨去，因为用力，火钩在打击之下变得弯曲，而那个曾经打过我耳光的人在我的激烈凶猛的打击之下猝不及防，哀求呼告。我没有一丝怜悯之心，直到把他打倒为止。
       比我手舞火钩刨向我的仇人更悲伤的是我从幻觉中醒来的时候，我发现那柄火钩是在父亲手上，而我无论如何是不会把它刨到一个人的头上的，即使我深怀仇恨。我缺乏勇气，也没有恨的意志，我只有默默吞咽内心被欺辱之后的羞耻感。是的，我现在觉得羞耻感和爱一样对人重要。仇恨和怜悯一样有益于人的精神成长。它们使我们正视现实，正视我们生存的世界。我觉得正是从那个时刻开始，我放弃了对人无条件的信任，抛弃了我对世界无原则的幻想。
       我家的门在那个时候被敲响，是拳头擂在门板上的声音。从窗看出去，有人站在院子里，在叫父亲的名字，我听见父亲去开门，他把猪头放到灶台，解开围裙，他走路的时候踢翻了地上的凳子，父亲一边开门一边骂：着急球甚呢，老子过年都过不消停。门外站着一个黑衣男人，他叫父亲出去。他跟父亲说着什么话，我听不清楚，也没想听清楚。我看见父亲回到屋披了件褂子就出门了。灶台上摆着父亲烫了一半的猪头，地上是父亲正在洗涤的带鱼和猪的大肠，父亲很忙，他只有在除夕的时候才有空闲的时间，他正在为我们准备丰盛的年筵。但是父亲没有完成他的工作就被人叫走了。
       我坐到了父亲坐过的地方，我围起了父亲围过的围裙，我抱起那颗粉白的猪头，我把它放到我的膝上，我准备替父亲把活儿干完，我拿起放进灶膛炉火里的火钩。老实说我抱着那颗猪头，我看见它的嘴巴，它闭着的眼睛，我有惧怕的感觉。因为我知道在两天以前它还被圈养在我家院子里，我每天都能看见它哼哼叽叽的样子，它能吃，却从不捣乱，身体痒痒的时候就靠到一根木杆上磨擦一下。但是因为要过年，父亲就把它宰了。我听见猪在院子里疯狂地奔跑，它在被父亲擒住四蹄捆在一块青石上时拼命嘶吼，绝命的吼叫穿过院子在街上回响。那时候我并没有什么不忍之心，我甚至觉得任人宰割那本来就是猪的宿命。但是当父亲离开，我坐到他的位置，我抱起没有了身体的猪头，我想代替父亲为它除尽髭毛，好让它更加干净的时候，我犹豫了。火钩烧红了，我从炉膛里抽出来，我举在手里，但是我无法让自己把那根烧红的火钩放到猪头之上，我就是下不去这个手。我觉得自己很没用，也知道内心软弱是我被人欺负的因由，但我还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冷酷和凶狠起来。
       我丢下了火钩，把猪头放回到灶台上，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觉得我做不了父亲做的事情。
       父亲一生中做的最辉煌的事情是跟他的矿工兄弟一起走到沙场，三千多矿工，站在沙场。有人问：“好派”还是“糟派”？“好派”站到左边，“糟派”站在右边。很多人其实并不明白“好”和“糟”的实指涵义，他们只是出于对这两个词语的天然感觉就决定了自己立场的选择。那天天色昏暗，选择好各自立场的矿工们分别站在沙场的两边，然后他们就被人引领高呼口号。“打倒糟派”，“打倒好派”，很多人也不懂这些口号的实际意义所指就被人带领着高呼口号。高呼口号的声浪裹挟着每一个人。最后的结果是两派在沙场发动了火并。他们的武器是石块、棍棒和锹镐。砍杀声起，流石飞动。
       到晚年的时候，父亲沉迷于对往昔的回忆。那场火并和最后的武斗成为他记忆中甚为壮观的场景。那些矿工们包抄了建在后山的军火库，他们绑架了守卫军火库的士兵，打开厚重的石门，分发了藏在山洞里的枪支和弹药。武斗持续了三天三夜，后来是从省城太原调集军队才平息了这场武斗。令晚年的父亲不能明白的是，人为什么会加入那场火并和武斗。不加入是孤立的，孤立的人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人就被恐惧所追随。为了逃离恐惧感的追随，人就加入到群体之间，人的意志变成了群体的意志。或者群体的意志就成为个人意志的施加。这是我对父亲的行为和精神分析。事实上父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明白他的行为逻辑和理由。我认定父亲在那个时刻是蒙昧的。而我，从自己内心种植和生长出来的仇恨洞悉了暴力的来处，体察了灾难的根性。
       仇恨带给我深刻的悲伤是在成年以后。在去柏林之前，我看了很多德国的电影，我试图增加对这个国家的感性认识。我注意到那些在街头穿行的德国人。男人高大，强健，神情严正，目光深沉。女人美而秀丽，气质高雅。他们的四肢是修长的，体态是健硕的。他们和柏林街头严谨的建筑物形成一体。德国人是完美主义者，但是德国人却制造了奥斯威辛，制造了种族屠杀和人类灭绝的暴行。2006年6月在波兰，我除了看见维利奇卡地下盐矿，还看见奥斯威辛集中营——德国法西斯在波兰屠杀四百万犹太人的暴行遗迹。
       我看见过那些孩子。他们枯干的皮包骨的身体，恐惧的眼睛。
       他们的身边是被枪杀的人群，人群像被砍伐的树木一样堆积在野地。
       毒气室。焚尸炉。狭窄而封闭的囚禁之所。那是成年犹太人到达的地方，也是孩子到达的地方。我是在雨中走向奥斯威辛的集中营遗址的。雨时来时停。在雨降落的时候，覆盖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积雪还没有融化。我踩着积雪看着那些残留的人类被屠杀的遗迹。
       在曾经的囚室而今作为陈列室的阔大橱窗里，堆积着成吨的女人的头发，成吨的牙刷、皮箱和提包，在皮箱和提包之上有白色的油漆书写的“哥本哈根”、“伦敦”、“塞浦路斯”的字迹，那是被屠杀的犹太人留下来的遗物。
       看着那些遗迹，我想，黑暗是无处不在的，它在地下，也在地上。在世界中，也在人心里。
       就像爱是相似的，仇恨和暴行也是类同的。
       在我的记忆里，奥斯威辛是遥远的，7是切近的。
       7是我最初认识仇恨和暴行的一个日常化的标本。
       多年以前，我认识7的时候，他还是个架鹰玩鸟痴迷遛狗的坏小子。
       在矿区纵横交错的街道，我经常能看见他肩上架着鹰，手托鸽子，身后跟着狼狗在街上闲逛。鹰很吓人，漆黑的一团，眼色金黄眼神如电，双爪紧抠7的肩，体态昂然，任随7行走坐卧而不改其态。鹰的漆黑双翅在有阳光的时候闪着幽蓝的光。有时合拢，有时振开拍击，有风就从鹰的翅翼之下袭来。鹰的尖嘴弯曲像刀，看见的人说不害怕是假的。
       更让人害怕的是跟在7身后的狼狗，吐着粉红而绵软的舌，阔嘴，肥腮，体健如牛犊，浑身鬣毛，看见人就张开血盆大口，虎视眈眈，叫人不寒而栗。
       7住在东楼，我们住在平房，因为地势的起伏，也因为身份的差异，东楼在高处，平房在低地。东楼的住户多是干部，平房的住户就是矿工。我出门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7，看到他屋前盘旋的鸽子，飞翔的鹰，听到他家里传出来的狗吠。我听说7喂鹰和喂狗都是用肉的，这个说法令我们骇然。
       我和7的交往一直有距离。他从家里走出来，我们凑上去围着他说话的时候，他也老是爱搭不理。他肩上，手里，身边有那些禽畜在，对我们视而不见。
       7是骄傲的，因了他随身携带的那些东西。还因为他的父亲他的伯伯。他的父亲我们是知道的，就是一个单眼白胡子胖老汉，我们始终不知道7的父亲另一只眼的真实情况，能看见的就是一个永远斜罩在眼上的黑布。7的伯伯我们也看不见，但是知道他的样子。7的伯伯是个大官，在外地。每次来7的家坐着军用吉普，身后跟着警卫。7的伯伯不是军人，但总穿着军装。不戴帽子的时候，我们能看见他脑后隆起的蚯蚓一样的疤痕。7的伯伯到来的时候，他的吉普车前后就挤满了乡亲。那些男人女人，老汉老婆跟孩子一样好奇。他们从车窗往里看，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也还是看。7那时候就呵斥那些挤在吉普车前的人，围观的人不听话，7就叫他的狗冲上去。狗朝人群一叫，人们就四散跑开。7则神色得意，他会打开车门，坐到车里去玩。
       7经常给家里惹出事来，要不是狗咬了小孩，要不是鹰叼了鸡崽，经常有人找上门去，但找去的人多半会无果而返。7是个惹不起的坏小子，除了他肩上架的鹰和身后牵的狗，还有他的伯伯，还有他的六个如虎狼的哥哥。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得惯7的游手好闲招惹是非恃强凌弱。孟二堂就是看不惯的一个。孟二堂是个凶恶和良善兼具的人。我们只知道他在外面黑道上混，他有一帮黑道的兄弟，也有一些黑道上的仇家。和7不一样，孟二堂回到矿上就很仁义，在家里孝顺爹娘，在外面善待乡邻。见人三分笑，遇事七分热。也是因为这七分的热心，孟二堂就遇见了坏小子7。
       首先是7的做派让孟二堂皱眉头，他看见架在7肩上的鹰，看见跟在七身后的狗，眼里就闪过轻蔑之色。我看见了闪在孟二堂眼里的轻蔑之色。我的心狂跳了一下。我感觉会有事情发生。
       孟二堂扛着一杆双筒猎枪站在道路中间的时候，我看见7犹豫了一下。但他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往前走。双筒猎枪举在孟二堂手里的时候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再一眨眼的时候，枪就响了。我听到一阵轰鸣，那种轰鸣使我本能地捂紧耳朵，蹲下身体，但我还是感觉到心脏的震撼和冲击。
       从惊惧中回过神来的时候，我看见7肩上的鹰挣扎着拍击着双翅坠落到7的脚下。7肯定是吓傻了，他实际上是个欺软怕硬的货色，没什么真本事。我猜他也是听到过孟二堂在黑道的声名的。7没有糊涂到想吃眼前亏，他捡起受伤而挣扎的鹰带着狗躲开孟二堂往家跑。
       那天，在天黑以前，我就看到一次场面壮观的火并。
       火并的地方选择在河边。两拨人马，一拨是孟二堂带来的黑道兄弟，他们手里握着三尺铁棍，后腰插着斧头，身穿黑衣，望上去人群浩大。另一拨是7的六个兄弟和他们带来的别的兄弟，他们手里是铁锹洋镐。铁棍铁锹斧头洋镐飞舞起来的时候，河边的沙石也飞舞起来，河岸厮杀声一片。远离河岸的地方是闻讯前来观阵的乡邻。我挤在人群中间，在厮杀声起的时候，我牙齿打战，浑身颤抖。
       看7整日游手好闲又招惹是非，在省城做医官的伯伯说：你到医院学习来吧，学一点技术，以后可以靠技术吃饭。7就去了伯伯的医院。进医院之前，伯伯提醒7，不能乱搞，把技术学好，然后哪来到哪去。7进的部门是外科，跟着人学习接骨、截肢、整治创伤。
       手术刀操在手里，由最初的僵硬到后来的运用自如花去了7一年的时间。7还真是听了伯伯的话，在一年之内专心学习，他基本没有理睬那些在身边出没的穿白大褂的女人。
       有时间7就去手术室看外科手术的操演。我断定他是迷上了外科医生的职业，迷上了外科医生在手术时的过程。以至于，7架在肩上的鹰和托在手上的鸽子和跟在身后的狗都先后成了他手术刀解剖切割的对象。7走出伯伯的医院的时候，练就了一手外科技术，还练就了外科医生的冷静坚强的意志。当然他还带出来一个姑娘。那个姑娘后来成为他的老婆。
       重回矿区的7已经不是那个游手好闲、招惹是非的坏小子，而是保健站的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一个出色的外科医生，除了有精湛的技术，还要有出色的头脑。一个外科医生的判断能力和他的技术同样重要。
       技术成就了7作为外科医生的职业，但是头脑也耽误了7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的准确性。
       那些满街失去双腿摇着轮椅的矿工，作为7的外科医生的作业，合格的并没有多少，多半是他简单判断的牺牲品。
       7肢解了那些伤残者，也从根本上瓦解了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意志和精神。
       手锯是7作为外科医生使用最多的一种工具。经他的手锯掉的矿工的断腿多年来已经不计其数。那些受伤的矿工躺在他面前，就如放置在木工面前的树木，7在下锯截断它们的时候已经没有恻隐之心。在矿区保健站，7作为外科医生如同王者一样拥有绝对的权力。这种权力也是体制赋予他的。比如，伤者转院需要他的签字同意，如果他不签字，别处就拒绝接收。而通常7是不会签字同意来到他面前的伤者转往他处的，7自信于他的外科技术。
       保健站邻近一条黑色的河流，在长满枯草的河岸之上，我经常可以看到扔弃的从人的肢体剥落的石膏模型，那些如同人的肢体的石膏模型丢弃在长满乱石和枯草的河岸之上，我在最初看见的时候会有恐惧生出来，我仿佛看见那些被截断的残肢断臂陈列在河岸之上。
       作为矿区保健站唯一的外科医生，7在成长，也在成熟。成熟之后的7更加果断，也更加决绝。他的意志力过人。相应地，也有更多的负伤的矿工成为他手术刀下的实验品。
       真正对7形成考验的是9。他的亲生弟弟。9是让钢缆绷断双腿的，他被人用担架抬到保健站，7作为保健站唯一的外科医生为9进行了急救。让7难过的是他除了做出截肢的决定，并没有任何别的能力。这一次7感受到了内心的悲痛，当他用手锯给弟弟锯掉双腿的时候，他抱住弟弟锯断的双腿哭倒在地。
       7是让我畏惧的一个人，他和黑暗一样成为令我畏惧的事物之一。
       那些经7的手，被伐木一般锯掉双腿或者双臂的人令我震撼和惊骇。我担心自己迟早会落在7的手里，成为他冷静而锋利的手术刀下的牺牲品。我觉得我一定要有完整的身体和健全的手臂。
       就像我要有独立的意志和自由的精神。
       那时，7作为外科医生的冷酷成为鞭策我的缰绳，我就像一匹驽马，被驱赶着逃出了马圈。
       十一个小时的飞行之后，我看到了夜色中的柏林。一片璀灿的光海。
       飞机降落的时候，轰鸣重新响起，眩晕感重现。我知道我已抵达我要到达的国家，抵达我所要到达的城市。一条道路把柏林切为东西两半。在北京，下午4点的时候阳光明媚，而此刻的柏林是漆黑一片。对于黑暗我稔熟于心，然而柏林的黑暗让我感觉奇异。我是在行进的汽车里看到柏林墙的。我的心里有微微的悸动。透过车窗，透过火车站昏暗的灯光我注视那段矗立的墙。墙体顺着大街延展。我们行进的方向和墙延展的方向一致，我看见那段墙时而消失，时而出现，而绘在墙面上的巨大的连绵的拼贴的涂鸦使柏林墙充满后现代主义的谐谑风格。一个头戴钢盔的东德军人拎着冲锋枪奔跑着投向一个艳丽的裙裾如泡沫般泛起的姑娘怀里；前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和前苏联领袖勃列日涅夫拥抱亲吻的巨幅头像充满色彩鲜艳的墙面。
       夏榆，记者，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随笔集《白天遇见黑暗》、长篇小说《隐忍的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