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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立场]忧郁的达尔文(外一篇)
作者:蒋子丹

《天涯》 2007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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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的钟点工小尚被她的儿子志强纠缠不过,终于同意他跟同学一起去参观野生动物园,这在小尚家里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平时凡有要收费的活动,不管是才艺培训、看电影还是参观游览,小尚从来不鼓励儿子参加。以她做工的收入,要养家糊口,还要给受伤的丈夫治病,实在太吃力了。志强也算懂事,一般的活动他都主动回避,但唯独这一次,他怎么也摆脱不了去看看真老虎真狗熊的愿望,跟小尚提出要求的时候,他一改很体谅妈妈的态度,非常坚决地说,这次一定要去,就这一次。
       志强兴高采烈出门玩了一天,回来的时候却蔫头耷脑的。小尚摸摸他的头,不热,看看他的喉咙,不红,也没见他手上腿上哪儿有伤有口。到底怎么回事,当娘的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个所以然。
       肯定是同学又欺侮你了。小尚断言。
       志强从乡下转到城里来念书,是寄读的身份,交了额外的寄读费,在同学中还是有些抬不起头。对此,生性好强的小尚很往心里去,她说,以前我们家在村子里也是有头有脸的,要不是遇上那个黑心的蜜饯厂老板,我儿子现在怎么会遭这样的罪?
       小尚和丈夫曾经做过三年生意,主要是帮广东的蜜饯厂收购家乡的新鲜李子,然后再租车运到那边去。前两年效益不错,小两口决定在第三年把李子收购量增加一倍。没想到这一年,那家厂正想转产,事先也不通知他们,等他们兴冲冲押着一辆超载的卡车到了那儿,厂家一下子变了脸,对运去的李子横加挑剔,最后成交价格只有以往的四成。这一下,让小尚家里彻底破产,欠了信用社的贷款还不上,乡亲们的货款也无法结算,只好走为上计,到城里暂避一时。
       小尚平日喜欢聊天,总把些让她自豪的往事挂在嘴上。诸如弟弟结婚时送礼,一送就是一双大大的金戒指;父母做寿,也都是她来主持,总办得风光体面,让旁人没得空话说,云云。可是说完之后,除了一声叹息,心下又多了几分不平,每次的结束语无外乎自己这儿反正就这样了,最受不了的就是儿子被人瞧不起。所以小尚对志强的教育,大部分是关于一个人如何自强自尊的内容。不知她做小本生意的生涯中,是否有过太多摧眉折腰的创痛,反正如今在所有的人生道理中,保持尊严是小尚的第一信条。
       早上出门的时候,小尚给儿子带了很像样的一盒饭菜,还破天荒塞给他五块零用钱,说到了外边,人家吃什么你吃什么,不要为了省钱被人笑话。志强回来报告她,五块钱已如数花完,这让小尚感到意外,因为按照儿子以往的习惯,他是不会舍得把这么多钱一次花光的。过六一儿童节得了两块钱,他也只买了一支五毛钱的伊利小布丁冰棍,把其余的还给妈妈。
       志强告诉她,五块钱都交给老师买活鸡喂老虎了。老师说,野生动物园正在对园子里的老虎进行野化训练,要是老让它们吃饲养员切好的死肉,以后它们都不会捕猎,全变成了饭来张口的大猫,也就称不上林中之王了。同学们捐出零用钱,来支持老虎野化训练,也算是保护动物和生态的实际行动。同学们一听,个个不肯示弱,家境好的一百两百地掏出来,其余的也是十块二十块不等。志强把手插在裤口袋里,捏着那张小钞票,手心里的汗把钞票都浸湿了,还舍不得出手。这时候,他看见老师的目光正从前边移过来,只在他脸上匆匆点了一下,就转向了下一个同学。老师轻飘飘的一瞥,目光像热锅里迸出的油星,溅在志强脸上,痛在他心里。妈妈长年对他的自尊教育,在这一刻显现出强劲的效果,志强毅然捐出了宝贵的五块钱。
       志强万万想不到,他和同学们捐出的钱,被换成了十几只活鸡扔进了虎山。虎山里的老虎显然对这个节目非常熟悉,一见到咯咯叫着拼命逃跑的鸡,就蹭蹭从高处的小石山上扑下来。不过三五分钟,那些可怜的鸡已经变成了老虎肚子里的碎肉块儿,还有飘飞在空中的零星羽毛。吃完了美食的老虎呢,伸出舌头舔着嘴边的血迹,个个都是意犹未尽的样子。同学们心惊肉跳地看着老虎扑活鸡的表演,胆小的女生都用手掌捂住脸,但全班只有志强一个人呜呜地哭出声来。
       为此,志强遭到全体同学的一致嘲讽。男生说,你怎么跟女同学一样胆小?女生说,我们再胆小也不会吓得哭呀。志强不理他们,只管自己哭自己的。他知道跟这些城市里长大的同学,根本说不清自己跟鸡的感情。
       志强从小在外婆家长大,爸爸妈妈在外打工的那些年,外婆喂的鸡和狗,都是小志强孤独岁月里最好的朋友。每次逢年过节,他看见大人杀鸡,都要早早躲出家门,远远坐在山坡上,望着自家屋顶上升起的炊烟,一会儿为黄鸡婆担心,一会儿为黑鸡婆担心,无论杀死哪一只,他都会感到伤心欲绝。
       晚上,志强在灯下写作文,白天的悲伤还在他心里翻腾,一边写一边不停地为那些可怜的母鸡淌着眼泪。小尚问清了缘由之后,马上联系实际对儿子作了一番时髦的开导:你还太小,不懂得虎山里的道理就是人世间的道理。这世上的人,有的是老虎,有的是鸡仔,你强你就是老虎,吃掉别人,你弱你就是鸡仔,被别人吃掉。妈妈辛辛苦苦供你读书,千方百计把你弄到城里来,就是为了把你培养成一只老虎,不被别人吃掉。你为老虎吃掉的鸡哭哭啼啼,实在太让妈妈失望了,这么没用,长大还不是只有被人吃的下场?
       说着,小尚也伤心伤意哭起来。她一哭,倒把志强的眼泪给哭回去了。只见他抓起笔来,往作文本上唰唰地写字,不一会儿就把一篇《游野生动物园有感》完成了。在全文结束的时候,志强用了一个感叹句:今天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啊!
       过了几天,志强的作文在语文课上被老师当成范文,从头到尾朗读了一遍。老师在本子上写了很长一段话:在老虎扑活鸡节目观后感中,结合达尔文爷爷的优胜劣汰进化论,引申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观,得出为了将来做一个强者必须努力学习的结论。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指出学习的动力所在,颇有深度。
       志强很开心。自从这次作文点评课之后,同学们对他刮目相看,因为大伙儿早就知道了达尔文爷爷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老师告诉他们,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不可估量。
       第二天,小尚来上班,开口就要问我借达尔文的书。我当时的感觉跟突然听见猫说话了一样惊奇。小尚报喜般将儿子的表现告诉我,还不知深浅地说,要是志强拼命学习,长大了也成为像达尔文那么伟大的人物,这一辈子怎么受苦受累都心甘情愿。说到达尔文的名字,小尚显然不熟悉,结结巴巴加上她的家乡口音,听起来很有些滑稽。我问小尚,达尔文的书你看得懂吗?小尚说,老师说志强的作文里,已经结合了这个老爷爷了不起的什么论,我就想看看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可是冷不丁看见小尚满脸严肃庄重的表情,立马又笑不出来了。一个中国的农村妇女,因为儿子的一篇作文,忽然间对达尔文大感兴趣,并不是一件无根无由的事情,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入人心的程度,大概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估计。
       达尔文九泉有知将作何感想?对于他自己的理论在后身被断章取义、被误解歪曲地广泛流传,他的心情会不会比他有生之年更加忧郁呢?
       一直到死,达尔文都没有从忧郁的心境中挣脱出来。将他死死摁在这深重忧郁之中的,恰是他自己前无古人的发现,是他堪称革命的理论和实证。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普遍存在的暴力和利己主义竞争,像幽灵一样远远地跟随着他。他在物竞天择理论中呈现的全部残酷和险恶,使他对世界上各种苦难的体验更真切更深刻。正是被弱势生灵痛苦的阴影所困扰,晚年达尔文转向了对生命毫无保留的虔诚。
       从去世前一年的夏天开始,达尔文已经不敢远离家门,心脏病会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随时猝发,在散步途中,在花园里,在吃过晚餐从餐桌走向沙发的时候。他深知自己时间不会太多了。他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说,生活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异常艰难。即使在心脏好一些的日子,他也不能再工作了,只能将自己孱弱的身体放进客厅的沙发,从窗户的一角看着外边平淡而熟悉的田野和树木,看着苍茫随黄昏的暮色降临,把他的身体和心情一并笼罩。
       生命的烛照正一点点暗淡下去的时光里,许许多多已然淡去的记忆,在他的眼前复活。五十多年前的环球旅行,孕育了他此生最伟大的著作《物种起源》,也成为他不快的使命之起点——引导人们认识自然中隐藏的悲惨,看到它在欢悦和谐的表面下无情争夺的现实。正如他在科学笔记中写道的那样:“很难相信,可怕的但是平静的有机生物战争,正在安谧的树林里和原野中进行着。”
       他曾经是一个酷爱自然的孩子,从小就有着收集矿物、生物标本的兴趣,喜欢在刮风天的傍晚沿着海滨散步,观赏那些匆忙飞回家去的海鸥和鸬鹚。当他成为剑桥大学神学院年轻的学生,他的气质里跟大自然息息相通的特征更加明朗地显现出来,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采集甲虫,与教授讨论植物学和地质学问题,而不是用来完成神学院的指定课程。就在他大学毕业,即将开始偏僻乡村牧师的平庸生活之际,来自英国海军贝尔格号的邀请,完全改变了他。等他结束这次长达五年之久的旅行,回到英国的时候,他已不再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浪漫主义者了,南美洲腹地和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记忆,使他永远放弃了维多利亚人对自然诗意的想象。
       南美洲富饶茂密的原始森林,水量丰沛的河流和滋润无比的沼泽地,看上去是阴郁甚至是充满敌意的,到处都是暴力的痕迹。海底火山爆发涌现出来的岛屿更不用说,高低不平的火山熔岩上面,布满了宛如巨蟒蜿蜒的裂缝,光秃秃的岩石顶部,成百上千只凶猛的大鸟发出魔鬼般的叫嚣,它们从来没见过一棵树,不可能像知更鸟和金丝雀一样,在枝头唱出春天的歌。
       比起自然界的争斗,人类社会的倾轧来得更加无遮无拦直截了当。途经巴西的庄园,他听到奴隶在主人呼啸的鞭笞下尖叫痛哭,看到过数目惊人的木质十字架,站立于道路两边飞扬的尘埃里。在阿根廷草原,暴力是人类生活的真正原则,强悍野蛮的高楚人用马黛茶麻醉自己,再用利刃相互残杀。
       这次旅行的全部记录都充满着凶险、痛苦和鲜血,达尔文第一次开始审视自己的宗教信仰。他曾经“丝毫不怀疑《圣经》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自传语),但他所见证的自然和人,每一个方面都与《圣经》的描述相去甚远。传说中万能而善良的造物主,倘若如此操纵和容忍生命世界的灾难和惨剧,那么他定是反复无常、残酷无情、刚愎自用和粗心大意的,根本就不关心他一手创造出来的万物之福祉。这一切使他不能不放弃用上帝诠释万物的老套路,以背叛者的身份叙述他所能见证的事实:并非每一个物种都是被上帝单独创造出来,自然不是经过精心设计之后出现的美好产物,而是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经过淘汰而逐渐进化的残酷结晶。
       一种对直接竞争的恐惧,使他早早萌生了隐退的念头。达尔文的维多利亚式隐居生活理想,跟所有城市分子一样,是这样一副图景:音乐缭绕的房间里,木拌子在壁炉里熊熊燃烧,他自己正在妻子温情目光的注视下,悠闲地阅读着爱看的书。买下唐恩那座乡村小房子的时候,伦敦在达尔文眼中是一个阴森的、充满着紧张、自私和缺乏安全感的社会。这个社会分裂成无数个体,每个人都由自己的原则引导,把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当成至高无上的目标,都把恃强凌弱当成力量强大的体现。伦敦的生活每天都在提醒他回忆南美和加拉帕戈群岛上所看到的景象,竞争性替代是自然选择的本质,谋杀和抢夺是选择中最常见的手法。
       通向科学普遍规律的事实,在工业化时代初期的大多数人中间,正在演化为一个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真理。他非常担心地看到,力量崇拜正在逐渐取代对上帝的崇拜,好斗、征服、粗野、无情正在成为当时人们高度赞美的文明品质,道德的疑惑和焦虑,对自然界的敬畏,都在物质争夺的暴力格斗中丧失殆尽。进化论思想正在被世俗的力量左右,应用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大狂式的人类中心主义行为,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是个人能力的扩张高于其它一切价值的道德观,以及强权就是真理的人生哲学。
       这形成了达尔文晚年绵绵不绝的忧郁之源。
       达尔文一直努力使自己在直面骇人的进化事实的同时,把这些事实变成对道德的再保证。在后续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中,他似乎更想强调利他因素在群体竞争生存中的作用;更愿意证明,所有的物种间都有着内在的道德联系和外在的肉体连续性,道德感和社会本能,都是起源于低微物种的。达尔文以后的现代生物学证明,在大自然残酷的竞争中,有着互利精神的动物群体,更容易适应生存环境,也更强大。人类从动物中脱颖而出的原因,正是由于我们的祖先比其它动物更长于互利与利他,并且这种本能至今还存在于人类的行为中。没有经过文化训练的幼儿,在面对物质诱惑时,较之成人会有更加明确的利他表现,已经被多方面的研究证实。这可能正是人们理解中的达尔文被忽略的一面。其实达尔文早就说过,人类在文明进化中,其道德正朝着比利己本能更高的方向演变着,并在最高阶段成为一种超越自我的怜悯和同情,与包括地球本身的一切有生命的物质,形成了血缘联系。同忧共乐的体验,能够在人类和所有其他的生命形式之间建立一种情愫,只有当人类具备了同情一切生命的能力时,他们才算真正文明化了。
       文明,是达尔文理论中最高级别的褒义词。他第一次走近火地岛上的野蛮人,野蛮与文明的巨大差异曾经那样令他震惊。在关于那些愚昧到分食自己祖母的可怜人的记录中,达尔文内心对他们难以抑制的嫌恶之情已然溢于言表:丑恶的面孔涂着白色颜料,皮肤肮脏多油,头发纠结纷乱,声音刺耳难听,表情凶恶暴虐。“我不能相信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差别是这样大——大于野生动物和驯养动物之间的差别”,他如此感慨说。在年轻的文明人达尔文来说,野蛮的人类业已令他侧目,更何谈对其他物种的怜惜与关怀。
       很显然,当达尔文的忧郁随着年龄与日俱增,他又开始寻找心灵的回归。少年时代所崇敬的吉尔伯特·怀特,通过《塞尔澎自然史》建立的乡村自然史传统,重新成为他认知的支点。这个传统对人和自然有机统一体的直觉感受,使达尔文对专业科学界无视其他物种伙伴关系的现状率先反省。他认为这些受人轻视的关系是值得去热爱和尊重的,文明人没有必要为承认自己的血亲关系而羞愧,就像城市里某些虚荣的人急于忘掉笨拙的乡下表亲一样。在一次谈话记录中,已经可以明白看到,他多么想弥合人类与其他物种间原本在他看来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我们选择让推测狂妄起来,那么动物,我们处于痛苦、疾病、死亡和饥荒中的伙伴们——我们进行着最沉重劳作的奴隶,我们娱乐中的同伴——可能和我们来自共同的祖先——我们大家也许全都成了一个网中的鱼。
       有人批评达尔文说,他的犹豫和矛盾,使得任何没有道德约束的人,可以随意从他的《物种起源》或《人类的由来》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观点,如同从《圣经》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观点一样。这样的评论对一个科学家而言,意味着他出尔反尔没有主见。可这恰恰是达尔文耐人寻味的地方。
       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见,光荣的胜利者达尔文有足够的理由雄居于芸芸众生之上。《物种起源》发表后短短十多年间,几乎所有的著名生物学家都变成了进化论者。达尔文的差异性进化、自然选择、人类在生物界的位置等新观念,在当时不仅是科学理论,而且是重要的哲学伦理概念。他对特创论的颠覆甚至废黜了上帝,动摇了始于《圣经》的西方主流世界观。可是,达尔文并没有按照个人主义的强大逻辑,沉溺于辉煌的胜利,反而循着知识的力量——善与恶的意识——人类情感的怜悯恻隐之心的轨迹,将自己不断升华。他注视弱势生命的时候,目光变得更加柔和,内心变得更加温存和湿润,经历了物竞天择的悲惨现实的震撼之后,文明人的仁慈情感,在他的意识中一天天明朗起来。当他预感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不可抗拒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悲观情绪也随之一天天浓郁,使他痛苦并不能自拔。
       于后人看来无比成功的人生,最终在低沉灰暗的氛围中谢幕,达尔文的身体和灵魂回归了令他又爱又恨的大自然。1882年4月19日,他在伦敦附近的小村庄唐恩安然辞世。自从他与表姐艾玛结婚以后,他们在这座乡间别墅一住四十年,并共同养育了十个孩子。
       达尔文的遗体未能按照艾玛的意愿留在唐恩,而是被隆重地安葬于著名的西敏寺,离举世闻名的牛顿勋爵只有几英尺远。达尔文那些同属于社会名流的朋友认为,那才是最适合他的位置。
       艾玛没有参加丈夫的葬礼,因为它过于显赫了。
       我没有来得及把达尔文的故事讲给小尚听,因为要让她听得明白,必须把其中的一些她关心的问题,筛选出来尽可能通俗地讲解,不是一个小功夫。不久,她跳槽了,据说她的新主家住着一千多平方米的大别墅,还答应让她儿子每天去私家健身房练器械。小尚一直觉得她儿子身体比较弱小,为了让他长大以后不吃亏,要下功夫练出点块头才好。
       我想,也许不管我怎么说,小尚也不会相信那个出人头地的达尔文爷爷,会被自己的成就困扰。说不定听我说完,她会把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嗟起来,非常不解地问:不会吧。像他那样的人尖子,肯定到哪里都吃得开哩,要不然,像我们这样的小老百姓还怎么活人?
       也许小尚这么想也有她的道理。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争强争霸意识正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在社会每一个细枝末节。服装商标不是“劲霸”就是“凯撒”,住宅小区冠名要么“王府”要么“豪庭”,再不然干脆直接称作“君临天下”,洗衣粉的牌子叫个“超强”、“超能”已经够自谦了,还不像食品类的腊肠,这叫“王中王”,那叫“皇上皇”,小孩子的文具用品也少不了“小霸王”、“小超人”的称号……诸如此类,哪一桩不在灌输强即是好,好就得强的道理?
       关于达尔文的忧思,我只能对小尚说,反正我是这么看,信不信是你的事。
       
       1975年记事
       
       逝水流年。
       1975年是个普通的年份,没有大规模瘟疫爆发,没有大范围自然灾害,没有世界大战,没有全球性政治格局巨变。史家用短短的几行字,就写成了当年的大事记:
       国际冲突:印度吞并锡金和喀什米尔。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安哥拉、东帝汶四国宣告独立。
       国家内战:柬埔寨民族解放军攻占金边;越南北方政权收复西贡;黎巴嫩爆发内战。
       国际合作:国际石油输出组织成员国的第一次首脑会议举行;埃及重新开放已关闭达八年之久的苏伊士运河;欧安会拟定《欧洲安全和合作最后文件》;中国与欧洲共同体建交;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南北对话)举行;美国阿波罗号宇宙飞船与苏联联盟—19飞船在太空成功对接;美国总统福特访问中国。
       其它:独裁统治国家三十六年之久的西班牙总统佛朗哥病逝。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遇刺身亡。
       由人类撰写的历史大事记,向来只关乎人类本身,对抗是人的对抗,合作是人的合作,能入历史之法眼的,只限于人是人非。这些事件无论是影响深远,还是昙花一现,都只关乎人类社会的某些特定地域或特定人群,与这个地球上共生共存的其他生命并无瓜葛。由人来记录的历史从来如此,非人生命的明灭,不在话下。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
       这年,曾经有一本书出版,从内容上说,它跟人类天下的分分合合并不相干。而该书的作者在自序中,非常自信地预告:“我相信,凡是肯把本书读完的人,将永不再认为人类的问题,是世间唯一应花心血去面对的问题。”
       三十年之后,我读到了这本1975年初版于英国的书——《动物解放》,作者是著名伦理学家彼得·辛格。
       在这本书中,作者首次提出了“动物解放”的新伦理观点,思想的核心原则是生命间的平等尊重,强调这种平等尊重,不仅应该打破人们在种族、性别、年龄、国籍等方面的隔阂和界限,还应进一步扩大到有感知力的生命。认为如果人道主义只追求黑人、妇女以及其他受压迫人类群体的平等,却拒绝对非人类生命给予平等的考虑,这种人道会站不住脚。动物自身不具备为自己争取平等的条件,没有能力用投票、示威、舆论或者法律等等,这些人们惯用的自卫手段来对抗迫害,需要人类站在这些不能为自己说话的动物立场上,替它们争取权益,动物解放运动与任何其它解放运动相比较,要求人类尽更大的努力发挥利他精神。
       这本书把动物解放和人类解放联系在一起,将物种歧视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放在同等的道德地位加以审视,宣称动物解放将同奴隶解放、妇女解放一样,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结局。据此,作者断言终将有一天,我们孩子的孩子在回顾二十世纪人对动物的所作所为时,将感到恐怖与不可思议,正如同我们现在回顾古罗马竞技场中的屠杀,或者十八世纪的奴隶贩卖时感到的恐怖与不可思议一样。
       这一年,离世界上第一个动物福利组织——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成立,已经过去一百五十一年,彼得·辛格的声音仍然被淹没在人们的哄堂大笑中。挑战物种歧视,跟当初挑战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一样,也被嘲笑被排斥,被指为不可理喻的疯子。
       这似乎完全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为动物解放运动书写历史,肯定要从杰尼米·边沁开始,他在1780年完成的《道德与立法之原理》中,已经把动物与黑奴的处境作了对比,期望有一天“动物可以取得原本属于它们,但只因为人的残暴之力而遭剥夺的权利”,他可能是第一位指控人对动物的主宰是一种暴政的人。将近一百年之后,边沁的主张被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科学角度给予支持,摧毁了前人对待动物的思想基础,引发了人类与动物关系认知的一场革命,他写道:“人在张狂自大中认为自己是了不起的作品,只配由神来创造。在我看来,比较谦虚而正确的想法是:人乃是从动物中创造出来的。”无论达尔文的学说遭遇了多么强烈的抗拒与反击,自边沁始总算有人完全摆脱了物种歧视的观念,将动物生命问题引入思想家们注重的范畴。
       两百年前,托马斯·杰佛逊将“人人生而平等”的名言,写进《美国独立宣言》,成为反对种族歧视的先声。但事实上连杰佛逊本人的言论中,都时时显露出种族主义偏见,怀疑黑人由于天生无能而缺乏享有自由的素质。在美国,黑人并没有很快成为这个新生共和国的一部分,而是经过了近一百年的漫长等待,才被加入到可归化为美国公民的行列中。1863年,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签署《解放奴隶宣言》之初,产生的影响完全事与愿违。北方一片混乱,经济陷于瘫痪,大选几近失控,南方则无人为之所动,黑人奴隶在田地里老老实实耕作,根本无需派人制止他们逃往北方。此情此景报纸大肆渲染说:没有一个奴隶想要被解放,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境遇心满意足。
       同样遭遇,女性主义先驱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92年刚一出版她的《为妇女权利辩》,立即遭到剑桥大学哲学教授匿名文章《为畜类权利辩》的恶意嘲讽,其论据是,如果主张平等的原则适用于妇女,不是也可以适用于畜类吗?剥夺妇女平等权利的理由,与剥夺黑奴自由的理由一样,都是基于他们天生素质低下的假说,男权中心论者甚至叫嚣,根据宇宙的自然法则,女人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应该从属于男人。
       辛格所遇到的障碍,肯定要比前两次严重得多。
       习惯,就是其中最难逾越的一道天堑。这包括千百年来人类的肉食习惯——它导致了每时每日对动物不停顿的杀戮;语言习惯——人类用“动物”一词指代“人以外的动物”,从潜意识到意识从未在道德伦理上给它们一席之地;思想习惯——从来不顾及动物的利益,即使要保护动物,也总是从人的利益出发。而《动物解放》正是对这些约定俗成的习惯提出了全面挑战,这个挑战的根本,要求人类克服只会为自身谋利益的一切习惯,哪怕你最终是善待动物的。
       奴隶主与黑奴、男人与女人、人类与动物,这三种被辛格并列的冲突,形式看似相同,都是以一方奴役另一方,一方剥夺另一方为特征,但参与的主体并不相同,前两种情况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后一种发生在人与非人之间。
       主体不同,意味着本质不同。
       在1860年代解放美国黑奴的起义中,有一个为黑人解放献身的白人约翰·布朗。当他受伤被俘接受审讯时,有人问他,“你的目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我要解放黑人奴隶,因为在上帝面前,他们同样是人。”可见即使在反对种族主义的先驱面前,生为人类也是平等原则的前提和先决条件。
       从基督教诞生到启蒙运动,无论上帝活着还是死去,人类生命高于其它物种生命的观点被普遍接受不容置疑,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进步,在于冲破了神的无限权能,更强调人类的价值与尊严,人的自由意志,解放奴隶和妇女,从根本上说顺应了这个潮流。当动物成为了主体,情况就相去甚远,乃至南辕北辙。人道主义肯定了人是宇宙中心,等于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人与动物的等级差别,以人道主义为武器,动物解放运动何以跨越人与动物的鸿沟?
       也可能历史上所有的进步,都是从矛盾与悖论中生长起来的。跟奴隶解放与妇女解放运动备受冷落甚至遭遇强敌一样,彼得·辛格惊世骇俗的思想也曾招致重重非议。对立阵营人类中心主义的强烈攻击已不待言,来自友军阵营动物权利主义的质疑之声也不绝于耳,认为《动物解放》所倡导的功利主义伦理,把改良动物的生存条件作为目标,“人道”得并不彻底。与此同时,崇尚以暴制暴的西方极端动物保护主义者,一直打着动物解放运动的幌子制造各种麻烦,这些人向政府机构邮寄炸弹包裹,在动物实验室和动物制品工厂安装炸弹,用伤害无辜人命的方法来保护动物利益,其负面影响使动物解放运动蒙羞,也在大众中导致了很深的误解。
       幸而这一切,并没有使《动物解放》倡导的思想和运动销声匿迹,时光的淘洗反而使其锋芒愈渐鲜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动物福利只是少数人才关心的问题,并且几乎无人认为动物的境遇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伦理话题。如今,动物的生存状态和与此相关的事件,常常成为世界各国的时政新闻,为数不少的国家都有活跃的动物福利权利组织存在。知识界讨论动物福利与动物权利问题的相关论著,从数十种上升到数千种,被称为“动物保护运动圣经”的《动物解放》,更是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于几十个国家出版,其英文版再版了近三十次。
       1999年5月,《动物解放》的中文版在中国大陆面世,印数只有一万册。作者彼得·辛格在专门为这个版本撰写的前言里说,本书所讨论的问题,对于全世界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一本书不能被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们阅读,那它也就称不上具有世界性。
       又过了五年,也就是2004年5月,经过多方查找,我终于在光明日报出版社读者服务部,买到了这本在中国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关注的书。售货员告诉我,只剩下这一本了。
       《动物解放》的阅读带给我强烈震撼,让我至今难忘。从这本书中,我第一次如此具体和广泛地了解到人类对动物的残暴,认识到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已经到了危机四伏的程度。但是,我很快发现有一种焦虑随之而来。一种关于自身状态和行为的焦虑,让我时不时在真心赞叹作者的真知灼见之余,陷入深深的失败感。像我这样坐在真皮沙发上,阅读一本为动物解放大声疾呼的书,本身就具有十足的讽刺意味。以深深的同情关注动物命运的同时,我能不能再也不吃猪的肉,不穿羊的皮,甚至不喝牛的奶?能不能细心照料自家的老白猫之后,对厨房里成群结队的蚂蚁也满怀友善实行大赦?能不能在为死于斗牛士剑锋下的公牛掬一把同情泪之后,再也不看电视台播放的马戏,再也不进动物园?面对人类潜意识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身体里与生俱来的生理习性,面对人类施加给动物的利用、剥夺、虐待和残杀,以及自身根深蒂固的甚至是无法超越的物种、基因、伦理、思想的局限性,我目前所能做的一切到底有多少意义?
       现在,这本半新不旧的书,已经让我划上了许多的红圈圈蓝杠杠,还有许多疑问号和惊叹号。它们代表着我在阅读中情感的跌宕起伏,思绪的曲折延伸。我也曾经一遍遍设想,如果在遥远的将来,动物解放运动果真像人类已曾经历的两次解放那样,奇迹般地实现了它的目标,哪怕是一部分目标,人们回首坎坷的来路,完全可以说,这是1975年地球上发生的最大事件。
       那年,有个叫彼得·辛格的人,在他的著作《动物解放》中说,解放动物,就是再一次解放人类。
       蒋子丹,作家,现供职于广州。主要著作有《左手》、《桑烟为谁升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