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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路过一些偏僻的地方，看到一些农户、山民或牧民房顶上的电视接收天线，我总禁不住想，电视所播报的节目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我看到这样一个关于“村村通路路通”节目，记者访问川西藏族牧民，他知道记者的意思，说现在好了，我们牧民可以有文化了，可以通过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记者继续提问的意思有明显的忆苦思甜诱导：那么你们在没有电视之前晚上都干什么？牧民的回答是：“喝酒吃肉望星空。”
       多好啊，我想。排除一个读书人对这句话的浪漫想象，我还是为消失的生活方式中所包含的意义感到不安。下面我只能说一些属于个人阐释或猜测的话。无疑，电视增加了人们对社会信息的了解——这里无法讨论信息的传播、删除与过滤装置的意识形态化过程，以及它是传播信息还是宣传一种主导性的价值观——但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多余的、过剩的信息可能像一种精神分裂症状一样堆积在人们的知觉中。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信息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冲突与事故，某些消费社会的奢侈景观，大量的娱乐节目、影视剧、脱口秀，一种可能看起来让人羡慕的生活场景，美丽妖娆的女人和渲染着欲望的广告，等等。总之这些东西很少与人们自己的生活有关，尤其是对那些地处边远的人们。这些电视节目表述的是他人——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个真实的他人，这只是一个拟像的世界，一个波德里亚所说的仿真世界，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这些节目不会表述他们自己。为一只受虐的猫而愤怒或者为一辆新车而雀跃，那些情感的感受性要么太细腻要么太粗糙，拟像世界里的欢乐与悲伤都不符合他们自己情感生活的实际尺寸。但对于那里的年轻一代，对他人世界——它不会被当成拟像世界或纯粹的影像世界——的这些表述甚至可能被体验为对他们自己的否定，电视里的一切生活图景拥有“现代文明”的光晕，否定了他们自己所过的生活，使他们的真实生活暗淡无光。这些信息也许才是覆盖和超越其它一切信息之上的终端信息。电视所制造的现代社会的影像景观，对这些群体除了提供所谓信息之外，实在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有一点是清楚的，人们总要拿自己所知道的他人的生活来进行自我参照。他们会不会在这些信息的潜移默化之下，拿他们所“看见”的世界比照自己所置身其中的世界，这种参照对他们又意味着什么？大众传播媒介和社会自身的日趋娱乐化对那些仍然处在贫困生活中的人们意味着什么，不是我这里所能够谈论的。有一点也许是清楚的，那些娱乐节目、那些影像景观所传递的信息形成了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它瓦解了地方生活中人们的理念，那些曾经使他们感到生活是幸福的理念。在这些信息、娱乐的劝导下，“喝酒吃肉望星空”式的牧民生活在新一代人的眼中再也不会是幸福的了。这是我在旅行途中，经过他们的草场时从我的幸福感的缝隙里感受到的一丝讥讽。
       对人们来说，影像是一个虚拟世界。影像又不是一个虚拟世界。电视里的虚拟世界就是他们的彼岸世界。书籍也曾经充当过这样的虚拟世界或生活的彼岸性，也许就像我们小时候所阅读的小说世界一样，它并没有带来对自己生活的全部否定，而是带来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意识？带来我们对生活彼岸的渴望？
       不是我不知道每个社会成员，更不要说每个社群都有理由加入到社会主体中来，都应该分享社会的信息这个道理。我在片刻的幸福感和片刻的遗憾之中所感受的隐约是另一个问题。牧民、山民以及许多小地方的人们的生活自身固有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闲暇时间，除了“喝酒吃肉望星空”，其实还有听人讲故事。在大众传播媒介出现之前，表述的规模是地方性的。经验的叙述与他们自己的生活世界基本上是重合的。除了出远门的人所带来的关于外面世界的故事之外，最大量的叙述是关于他们生活的地方。他们知道甚至认识故事中的人物，讲述者有着与他们面对面的生活。地方性叙述不一定有完整的叙述形式，可能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一个笑话，一个小典故。这是针对早先的生活世界的“故事”类型，同时地方性叙述显然还有“新闻”性的，比如本地人的一些绯闻或谣言。它们在乡村社会以及小城镇普遍流传，形成小型社会的故事传播空间。这些叙述不是虚拟世界，尽管叙述总是包含虚构。完整地理解地方性叙述也许还应该加上乡村世界的童谣、民间故事和谣谚，和曾经十分活跃的地方戏和讲古说唱形式等等。也许讨论地方性的虚构叙事是另外一个有意义的话题。无论哪种情况，都似乎值得人们做一些关于地方性叙事的田野调查或个案研究，而我这里只是一种凭借过往的经验做一些观念上的理解而已。
       地方性的小型叙事不只是传播信息，这些叙述形成了一种特别的舆论力量，地方性的叙事是一种地方伦理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式。在“喝酒吃肉望星空”之余，这些叙述对本地人发挥着重要的教化作用和评价机制，形成和传播着本地的价值判断与道德评价。地方性叙述既有对当地掌故的叙述，也有对本地新闻性的叙述。除了那些具有教化意义的掌故，除了那些具有道德楷模的人物，还有地方性的喜剧人物。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故事系列，有自己的人物画廊。地方性的叙事形成了地方传统的重要内涵，形成了地方自身的小历史传统，甚至可以说，地方叙述帮助建构了地方意识。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都受到这些叙述的教化，也受到这些地方叙事舆论力量的规约。正是这些地方性的小叙事参与形成了特定的地方感。
       地方性叙述所讲述的人物是丰富多样的，乡村社会包括那些小城镇的各种人物都进入了地方叙述，这是人们所说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小地方，小人物，他们的事迹不足以名留青史，然而也不是没有痕迹，他们的性情与故事留在地方性的话语谱系之中，他们在地方性的叙事里得到恰当的小历史和小叙事的位置。地方叙述中有许多不同的人物形象，既有本地权威人物，德高望重者，也有臭名远扬的人物。而且每个小地方都有人们特别“喜欢”的傻瓜型人物，弱智者或精神病患者，生活在一个小地方的孩子从小就听说这些叙述，他从这些叙述的话语和风格中就知道如何与这些不同的人物相处。即使是那些傻瓜与有罪错者，由于在地方叙述中有了位置，也就被地方的人们所接纳。人们在关于那些愚蠢的人的故事中已经知道如何与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地方。在传统社会，通常人们不会把某些傻瓜或精神病患者送交医院，或以别种方式把他们隔离起来。甚至不把那些臭名远扬的犯有罪错的人送进监狱，地方性叙事仿佛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约束性力量，一种无形的规范，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叙述就是一个话语的“牢笼”。臭名远扬就是一座监狱。事实上，在法律叙事之前，在法庭上对某些罪错的叙述之前，地方性叙事话语已经构成了乡村社会的伦理规约。而对另外一些非正常的人，傻瓜、弱智者和精神病患者，关于他们的笑料已经使人们得以善意地接纳了他们的愚或蠢。他们只是正常人的一副稍有变形的镜像而已。无论对故事中的人物，还是对听故事的人们，嘲笑和幽默似乎在充当着调节性的道德力量。小地方的人们在地方的故事叙述中就已经在某种惩戒叙述中接纳了他们，知道如何与他们共处，并且相安无事。
       地方性叙述也有特别近似于新闻的叙述，那是人们所说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当然，关于好坏的标准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地方性叙述除了教化功能，人生的教诲作用和喜剧的娱乐之外，在过去的世代里，地方性叙述也常常充当了一个无情的和过于严酷的法庭，所谓人言可畏，这些地方性叙述能够剥夺一些人的生活权利甚至是生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里有许多对地方性社会以言杀人的地方偏见和传统道德的批评。地方性叙述也是地方偏见和地方传统发挥极大作用的形式。对于一些罪错，地方性叙述具有特别的宽容精神，它常常以嘲笑作为惩罚。但也有一些被认为是罪错的，地方性叙事往往给予当事人极其难以承受的叙事压力，使其丢尽脸面，使他们成为牺牲品。在传统的地方性叙述里，这是它为人诟病最多的地方。
       地方性叙事既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信息传播，也不只是一种纯粹理想的伦理话语，在一些地方性叙述里，性话语一直是极为放纵的，甚至在革命时代，也没有禁止性话语的流布。性话语是一般的骂人话，带有某种娱乐性，但也是暴力和侵犯性的语言。地方性叙述因此不只是道德教化性的，有时带有明显的情色与窥淫癖性质，如同大众传播时代一样，媒介的堕落，它与其说是在传播社会必要信息，不如说更像乡村长舌头喜欢传播绯闻私事，而不是更重要的公共事务的信息。
       地方性叙事是小地方的人们使自己的生活和经验及其道德教诲仍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渠道，也是地方记忆的载体，是留给下一代人的地方记忆的遗产，使一个地方的现在和过去在叙述话语中联系起来。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把地方性叙述，它的片断的、叠加的、变异的种种叙述文本，视为一个地方的隐形的长篇小说，一个地方性的小型史诗。它的世俗性可能使它更接近一部永远没有完结的长篇小说。它的叙事结构是开放的、延伸的，但也仍然具有长篇小说的结构形态，那就是一个地方的历史世界和社会时间。这个社会也有一些基本的价值冲突和戏剧性，而且它的叙述结构还特别现代，时间的交错，人物的复现，故事情节的重复，多重叙述人，以及叙述人与故事人物的多重关系等。我不知道在小说叙事的历史上，有多少作品得益于这一地方叙事传统。
       地方性叙事的消失，是地方性消失的一部分。地方感和地方知识已经迅速地被大众传播所无限复制的经验取代了。生活中直接经验的叙述也越来越稀少，与人们自己直接有关的叙事越来越少，一些强势媒介和社会主导群体的叙述越来越多，这似乎构成了对边缘群体的另外一种压迫与侵害，迫使他们沉默，迫使他们进入沉默。面对自身的经验，他们感受到的是无言的压力。传播媒介以经验的复制取代人们自身的经验，以他者的话语取代人们自己的叙述，进入信息终端的话语不再使人们进入他们自己的叙事活动。最终，不仅是边缘地方的人们陷入他人的世界，城市中的人们也陷落在他人，或确切地说陷落在拟像世界里。人们不再那么关注自身的、感受所及的生活世界，而是一个拟像的景观世界。电视和大众传播带来的是单一的多元性？
       在人们围着电视收看遥远地方的事件，收看国际新闻时，他们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就这样被忽略了。人们常常漠不关心地收看着世界各地的新闻，而大多数地方的人物与故事，地方性经验由于不能进入大众传播的叙述而遭遇到人们的忽略和遗忘。地方性叙述由于覆盖广泛的大众传播而几乎消失了。大众传播中的各种政治和娱乐性人物以及虚构的人物取代了地方叙述中的人物。我们不再知道自己生活社区里的人们的事情，甚至也不再认识他们，更不知道地方祖先们的生活世界，但却对世界级别的各种明星人物的隐私了如指掌，尽管我们也不知道这有什么用，我们甚至也没有任何回应这种信息或他人经验的能力。遥远的他人的经验、影像世界的间接经验、被传播和复制的经验成了人们假装每天都要关心的经验，与自己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间接经验取代了人们身边的切身经验。在大众传播社会里，小型社会和地方性叙述被遗弃了。这一状况带来了地方性经验的贬值，地方性经验因为没有进入叙事的渠道而被虚无化了。在好的意义上，大众传播所传播的信息打开了地方性叙述的封闭性，以多元化的价值和社会生活方式打破了地方的偏见。我们生活在宏大的世界性的影像景观中。大众传播对地方性叙述的取代决不仅仅是纯粹的启蒙与解放，大众传播所带来的多元价值或者主导性的价值甚至取消了地方性生活的意义。一种特定的地方性经验现在不再参照地方性叙述，而是参照“宏大”叙述，但在这种宏大叙述里又没有这种地方生活的位置。当一个年轻的牧民放牧回来收看电视娱乐节目时，这些节目所传递的另外一种信息可能就是对他的生活的具体否定。
       讲述人们自己的生活，讲述地方性的故事具有特别的意义，一种有效的地方伦理依赖地方性叙事。当人们失去了叙述自己身边、自己所属的社群的故事的兴趣和能力时，当人们不再面对面地讲述自身的悲痛、愤怒与希望，这些叙述不再形成地方性叙事，那些有规约性的社会伦理就难以构成一种力量。当社会生活中的个人的故事与遭遇不被自己所属的社区的人们关注和倾听，人们的社会伦理感情就难以形成。仅仅依靠一种抽象的道德、由最高行政长官或由党派颁布的抽象道德要求难以构成社会真实的伦理情感。事实上，没有对人们自身的生活故事的自由叙述，这样的抽象道德理想总是会落空。阅读那些古代的经书我们会明白，当一个特殊社群的经书被普遍化之前，经书中的道德教训通常都不是抽象的，使某些教义有效的，是这些经书中所叙述的某种地方性的故事。叙事比教义更有力量，即使在经书中也一样。
       波德里亚在《大众：媒介社会的内爆》一文中分析说：媒介呈现毫无节制的信息，而且它们是在通过强烈的感受性而消除回应的意义上如此我行我素。这种拟真的现实没有所指称的对象，没有范围，也没有来源。它在表现性的逻辑之外操作运转。但是，大众发现了颠覆它的一条出路：沉默或者被动服从之策。通过承受媒介的种种拟真，通过失掉回应，大众逐渐削弱信息话语的基础。然而，失去对“大众传播”的回应是一回事，回应或失去回应人们自身生活的能力是另一回事。如何给予人们自由地讲述自身生活的权利，在“大众传播”时代支持地方性的叙事，从信息的大量复制回到人们经验世界的现场，并不只具有文学的意义。在某些普遍的文化价值得以打破了地域性的偏见之后，地方性叙事仍然应当具有正当的社会伦理功能和文化功能。尽管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充满流动性，人们还在某种意义上生活在一个确定的地方。当法律的大门不对他们敞开，不能给予小地方小人物以援助，也不能制约那些强势人物时，如果他们讲述自己生活故事的权利和能力都消失了，有效的社会伦理情感就会被蚀空。今天，人们看到了带有地方性叙事色彩或个体传播的短信叙事，也许它只是一种并不令人满意的代用品。
       真的已经没有了“喝酒吃肉望星空”的生活方式，没有了乡村长夜里讲故事的人，但如果没有了对人们自己生活世界的叙述，对人们自己的小历史的叙述，他们从哪里索取他们生活的地方与个人经验的意义感，这是我想谈论而没有能够清楚表达的，当我闭嘴，我还会想。因为我和我曾经路过的地方一样，在信息的爆炸和个人经验的沉默之间积累着无言。
       耿占春，学者，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隐喻》、《观察者的幻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