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韩少功：文学要走出小圈子
       近日，凭《山南水北》获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韩少功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谈到：文学要走出小圈子。
       韩少功认为，写作常常需要一种新的刺激、新的营养、新的动力。这在一个同质化的社会里就会遇到困难。比如我同作家或学者打交道，我读过的书他们也读过，我知道的信息他们也知道，这种同质化交流的效率和品质很可疑。但是你和一些异质化的对象交流，比如中国人与外国人交流、现代人与古代人交流，可能就会比较有意思。那么一个城市的人与农村人交流一下，也容易产生一些异样的效果。
       到乡下有很多好处，我可以享受安静，呼吸到很好的空气，减少一些应酬，还可以同底层的老百姓多一些接触。我和农民交谈非常开心。在每个村子里，你都可以找到表现能力特别好的口头文学家。他们的语言表现能力在我之上，能给我很多启发，成为我们的老师。所以知识分子去农村生活，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
       对于《山南水北》被标签为“新寻根文学”，韩少功这样说，这个“根”，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可以说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或者说现实生活是我们的根，还可以说民间社会是我们的根。但总的来说，文学要走出小圈子、走出书斋，避免技术化的花拳绣腿，避免自恋化的无病呻吟，向历史与现实展开搜索的方向。如果你认为这就是“寻根”，或者是“新寻根”，那么我并不反对这样的叫法。但是“寻根文学”这个概念用了很多年，负载了很多理解和联想。有时候为了避免某些无谓的争论，你不用“新寻根文学”来命名，我也会很高兴。
       韩少功还强调，技术、手法等等肯定是要用的。西方有个著名艺术家说过，最好的形式是没有形式。按照中国古人的说法就是“大象无形”。一个作品要做到朴素自然，但并不是简陋，需要很深的功力与到位的火候。这是我奢望的目标。我以前也写过一些形式感很强的作品，像《爸爸爸》之类，但我也想尝试一下表面上看起来形式感不那么强的作品，《山南水北》就是这一种。从表面上看，它非常简朴，甚至像流水账，像博客和日记。我想比较一下两种形式的效果，看什么方法最方便于我自由而准确地表达内心。也许，文无定法，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长短。
       韩少功谈到自己在乡下居住时说，我觉得农民与其他的社会阶层没什么区别。他们有沉沦也有奋进，有让你感觉沉重的东西，也有令你感动与开心的东西。正如帝王的生活和囚犯的生活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帝王可能是个有钱的囚犯，囚犯可能是个没钱的帝王。丰富的人性在哪个阶层都是存在的。我既没有把农村看成天堂，也没有把它看作地狱。我讨厌标签式的人物描写。
       作为一个作家，写农村还是写城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了解生活在发生什么变化，而人性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如何曝光。在生活出现剧烈的落差、变化以及震荡的时候，人性的曝光会多姿多彩。这也许给文学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们不要回避这个机会。
       在谈到个性化写作时，韩少功说，古今中外所有优秀作品，只要我们读过、喜欢，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一定那么立竿见影，就像我吃下一块猪肉，身上不见得就长出一块猪肉来。受到影响与坚持个性也并不矛盾。最不受他人影响的是刚出生的婴儿，但正是婴儿们最为雷同，吃喝拉撒一个样，没有多少个性可言。
       也许我们的生活本身在雷同化，比如不论北京还是广州，不论欧洲还是亚洲，城市都越来越一个样，无非都是立交桥和大高楼。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也在雷同化，比如一切向钱看，一旦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个性可言？这时候的个性都是包装化个性。你穿长裙子，我穿短裙子。你是刘德华的粉丝，我是林依轮的粉丝。也就是这点小差别了。但骨子里的冷漠和无知、任性和虚弱，却是一个模式，没有大差别。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写出天马行空和特立独行，当然是非常困难的。
       （蒲荔子 吴培锋）
       甘阳：寻求“新改革共识”
       学者甘阳日前撰文，称一种“新改革共识”正在形成。
       甘阳称：今天已经很有必要从新中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来重新认识中国1979年以来的改革，而不宜再像历来那样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79”的近三十年。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79”，不仅人为地割裂了新中国前三十年（1949—1979）和后三十年（1979至今）的历史连续性，而且这种论述往往隐含着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强烈倾向，很多人在强调中国经济改革高度成功的时候，总是首先隐含着一个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够解释后三十年中国的改革成功。
       甘阳认为：无论从哪种角度，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完全对立起来的论述都是有失偏颇的，而且难以真正解释共和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首先，无论中国社会现在存在多少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但我以为仍然必须强调，中国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几乎是前无古人，甚至是后无来者的。世界银行行长（前美国国防副部长）最近说，过去二十五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4亿人摆脱了贫困。这种巨大成就是实实在在的，不容抹煞的。此外，我也想强调，无论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今天的生活状况仍然存在多少问题，但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说成好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不符合事实的。总的来说，改革以来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都有明显的实质性提高，中国基本解决了历史上长期无法解决的“挨饿”问题，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毫无疑问，1990年代以后的改革导致贫富差异的日益扩大，从而使社会公平的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的头号问题。但也正是在这里，我想指出，晚近以来关于改革的种种争论，实际不应该简单地说成是“改革共识的破裂”，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种“新的改革共识的形成”。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就是强烈要求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数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确“以人为本”的目标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大公共舆论，并且已经促成近年来中国政府和执政党改革方针的重大调整和转向，这就是胡温新政以来“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基本纲领的提出。在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基本精神是突出强调，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诚然，这种新改革共识会受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但我们应该看到，很少有人敢正面公开地反对这种“新改革共识”，换言之，“新改革共识”的舆论威力不容低估，这种共识现在至少已经形成了对利益集团的一定制约作用。
       甘阳指出：上述“新改革共识”的逐步形成，实际是共和国六十年整体历史所形成的某种综合效应，亦即“新改革共识”实际首先带有调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与后三十年历史之张力的倾向。如果说，“旧改革共识”往往带有否定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倾向，那么，“新改革共识”实质上就是要求把共和国前三十年形成的传统重新整合进来。更进一步说，“新改革共识”实际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三种传统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我近年来所指出，我们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三种传统，一个是改革二十八年来形成的传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很多观念包括很多词汇基本上都已经深入人心，融入为中国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基本上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包括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权利等等。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表现得非常强劲，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很多重新讨论，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这个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更是日益强劲。这在十年以前恐怕不大可能会想到，但今天却已经无人可以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强势传统。最后，当然就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这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主要表现简单讲就是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这在中国现在的许多电视剧特别是家庭生活剧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可以说，现在的“新改革共识”初步体现了上述三种传统的合力作用。
       （许文）
       清算原罪是和谐社会的前提
       近日，光明网“观察周刊”发表署名文章，作者郑现莉称，要避免底层民众的暴力清算，就要求社会强势群体真切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拿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足够的诚意来，自觉主动地把自己非法侵占的财产贡献出来，这是最好最有效的方式。
       作者认为：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国社会各阶层在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程度，社会资源和财富迅速地流向了少数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造成社会分配不公的原因有如下几种：
       第一，19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为权力介入市场活动、以权谋私大开了方便之门。一些后来在1980年代发达起来的官商就是在这股“官倒”浪潮中起家，完成最初的资本积累的。
       第二，持续二十多年并且越来越严重的政府官员、国企领导贪污、受贿，不仅数额越来越大，级别也越来越高。
       第三，199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制导致大量的国有资产非法流失到私人手中。
       第四，大资本集团在股票等资本市场上的圈钱活动。
       第五，房地产行业的高利润。第六，煤炭等矿产资源属于全民所有，可是在资本与权力的勾结中只是催生了大批富豪。
       作者指出，当前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
       自从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快速升高。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2004年为70％。目前更是达到了80％，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7％，这已大大高于其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不仅引发国内资源供应紧张、贸易摩擦频发等显性弊端，而且出口商之间的恶性竞争也导致中国出口商品和服务的单位价格一路走低。譬如，化纤印染布每米出口毛利润已由加入WTO之初的0.11元下降到了现在的0.03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利润得不到保证，自然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无从提高。
       这种状况对国家经济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解决之道只能是扩大内需。朱基时代就致力于此，可效果并不明显，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社会各阶层在财富占有上的差距太大了。收入越少的人，其收入中就会有越大的份额用于各项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而收入很高的人，其收入中只有很小的部分用于个人消费，尽管他们的消费水平很高，甚至有很多奢侈性消费也同样如此。他们收入中的大部分都要用于再投资。
       作者提出，要扩大国内市场容量，唯一的办法就是公平分配社会财富，减小贫富差距。所谓“效率优先”只是方便了少数富人的财富积累，到目前已经走到了它的反面，既不能提高国家的整体经济“效率”，更谈不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公平。
       要解开这个死结，无疑要求把那些被一小部分人剥夺走的财富重新剥夺回来，用于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对原罪进行清算。应该说，我国民众对社会不公的忍耐力是举世罕见的，在目前情况下，对剥夺者的剥夺，还是有可能在不引起大的社会动荡的条件下完成的。但如果这种自我剥夺不能及时主动进行的话，底层民众巨大的忍耐力就很有可能转化为同样巨大的社会异己力量，恐怕那个时候的被动剥夺就不会温文尔雅地进行了。
       （张可）
       完善制度比清算原罪
       更具现实意义
       针对郑现莉（见前文）的观点，学者张永*$在《第一财经日报》撰文反驳：完善制度比清算原罪更具现实意义。
       张永*$指出：中国富人的原罪问题几乎是一个被炒烂了的话题。然而近日，这一问题再次被尖锐提出的。郑现莉文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由底层民众对中国富人的原罪进行暴力清算”的可能性。文章出现后，海内外网络媒体转载非常迅速。在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转轨、社会矛盾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言论极富煽动性。文章很多观点，特别是一些基本论述依据，笔者是不能认同的。
       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们的行为并不直接与公众利益挂钩，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在某个特定时期上，根据特定的制度与资源约束，实现自身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而不能有效实现这一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家们，注定要被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所吞没。而如果制度约束不完善，比如在价格双轨制下，就有很多体制摩擦中的空子可钻。钻这样的空子，就如同我们常说的“避税”一样,都是企业家天然的利润最大化所引致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检讨并追究民营企业创业之初的违法犯罪问题，在法律和实践上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方面，多年前的原始数据信息往往很难调查，而目前发展成型的曾经违法的企业家们，可能早已经稀释掉了所有的犯罪证据。这就再一次提出了完善司法追溯制度的必要性。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如何看待法律的追溯性。我们国家近年来一直在提倡“法治”，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忘了“法治”的要义之一，就是不能在秋后去清算春天时候没有立下的账单。
       如果按照博弈论中逆向归纳的思想，这样的历史清算将是无穷无尽的。由此我们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尽快完善法律制度的建设。如果按当时的法律就该算犯罪，而后来在追溯期内发现了，自然要绳之以法；而如果当时的法律不算犯罪，现在算了，自然要以当时的法律为依据。
       总之，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完善制度比清算原罪具有更显著的现实意义。
       （田山）
       中国大片的视觉殖民时代
       曾经何时，喜剧贺岁片被看作是中国人的新民俗活动；峰回路转，忽然又在年关岁底兴起了古装大戏。先是冯小刚一顿风卷残云的《夜宴》，接着有老谋子老谋深算的《黄金甲》。一大群蟑螂一样的黄色动物涌动着扑向皇宫城门的时候，一大群喜剧贺岁片只好退避三舍甚至不知所终。
       在这里，贺岁片由喜剧型向大片型的转化，事实上是带有浓郁的地方性体验的新民俗电影被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大片电影所替代。那些贺岁的融融笑声被置换成了喧嚣的厮杀声；而电影民俗文化被替换成了视觉震惊文化。
       一种可称之为“视觉殖民”的大片文化由此滥觞。
       57％的外片引进（含合作拍摄），85％的大片上映，构成了今天岁末贺岁电影的基本格局。这个格局深刻地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以西方大片电影作为主流电影生产模式，疏离观众的现实体验，创生一种新的视觉震惊景观。
       这种“视觉震惊”，乃是西方电影文化审美殖民的结果。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审美殖民，不能简单看作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接受，而应该看作是一系列文化召唤机制的产物。
       大量引进电影修改了观众对电影的阅读期待。视觉的激情超越了对审美体验的深度关怀。
       在2006年，国内引进大片已经成为电影市场的主流。计有《加菲猫2》、《冰河世纪2》、《X战警3》、《纳尼亚传奇》、《破门而入》、《加勒比海盗2》、《赛车总动员》、《空中卫士》 、《达·芬奇密码》等等二十五部之多。这意味着，每隔一周半左右就有一部国外电影引进。而且，这些电影都是以“大片”的面目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国外大片与此前的大片有了一些细微的差异。文化密码、私人生活记录、宏大景观等，构成了这些电影的基本叙事方面。惊险刺激的场景，已经不再成为人们观看的主要期待。与之相关，去年盛行的两部制作过亿、收入过亿的中国大片《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都在这三个方面做足了文章。宫廷与偷情、女人与权力、壮观的场景与涌动的人潮……似乎都在重新组合中国文化历史的破译密码，呈现不为人们所能知道的私密欲望，以及打造丢失了的中国历史的帝国记忆。
       与此同时，一种“视觉殖民”现象发生了。
       在《夜宴》中，人物的对白节奏缓慢、句式冗长，大量的情感色彩浓郁形容词的使用，使得观众在倾听人物对白的时候，感觉别别扭扭。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对白一旦翻译成英文，则整齐、热烈，具有相当的感染力。
       在《黄金甲》中，外圆内方的菊花台和黄色映衬下的皇宫布置，把“中国”物化为一系列可以引起“惊异”、“新奇”的另一种空间和地域。满城的大波妹，则更进一步把“中国”给女性化了，并成为暗含着“欲望召唤”的、期待被“征服”的肉身。在英国殖民者入侵美洲以及印度的时候，美洲和印度都在文学叙事和绘画作品中被“女性化”了。并且，被“欲望性”地女性化了。这个过程如今发生在中国自己生产的大片作品中了。
       不难设想，从《夜宴》到《黄金甲》，两个看起来不相干的作品，却呈现出同样一种倾向：把西方人看电影的目光殖民到了中国的电影院中了。
       视觉殖民也就意味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电影景观落到一种“全球化幻觉”之中，不再是植根于具有民俗根基的贺岁电影文化，而是植根于一种抽象意义上的“人类观看”。无论是莎士比亚故事的改编，还是《雷雨》中复杂交织的伦理叙事，都被改造成一幅可以“超越”视觉的文化界限的全球化电影。在这里，大胆“舍弃”中国观众的“看”方式，强烈地认同西方大片“看”的目光，实现了视觉殖民的最终意义。
       有意思的是，文化对“纯美”、“唯美”的诉求和追逐，乃是一种现代化召唤下的国家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在今天，想象一种社会图景，总是和一种品味、韵味的过度想象联系在一起。从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陈凯歌的《无极》直到今天冯小刚的《夜宴》，这种极美的乌托邦诉求，正显得日益明显。本来是属于大众文化形式的“电影”、“大片”，今天却成为高高在上的“唯美”之神。过去的反精英主义的大众艺术家，今天却蜕变成了带有更强烈的掩饰性和虚幻性的“新精英分子”。
       （周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