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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大陆航空”的班机开始俯冲，徐徐降落到纽瓦克机场。我从机窗俯瞰曼哈顿，纽约壮观的空中风景线逐渐清晰起来。远远看去，下城以世贸中心为轴心的鳞次栉比的建筑群，因双子塔不复存在而让这“空中风景线”残缺不全，使“帝国之州”（纽约州的别名为Empire State）的心脏霸气大伤。为了赶在2006年秋季学期开学前，办理讲学所需的人事手续，我提前一周飞来新泽西。8月底的北京还很热，我只穿着T恤和短裤在机场提取行李，发现这里的人已穿上风衣、戴上帽子，自己倒像是从夏威夷回来的度假客。一出机场我就领教了美国东部的冷夏，这里仿佛已近深秋了。
       刚讲了一周的课，我意识到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就要来临：2006年的9月11日是“9·11”五周年，人们默默地准备着纪念活动。公共媒体、大学校园、社区图书馆纷纷公布了活动日程，当然最引人瞩目的还是世贸双子塔遗址上的悼念仪式。那天早上8点钟，曼哈顿下城已经聚满了遇难者家属和前来凭吊的人，其中二百名家属用几个小时大声诵读近三千名死者的名字。在这个冗长的过程中，人们默哀了四次，分别在第一架飞机撞入世贸大厦的8：40分，第二架飞机撞入的9：03分，世贸南楼倒塌时的9：59分和北楼倒塌时的10：29分；场面肃穆哀切。因当天下午有课，我只好在前往大学的95号州际公路上，从车载收音机里收听着悼念活动的转播。
       “9·11”那年我在美国学习，那时晚上经常要赶论文，早晨一般起得很晚。记得9月11日一大早，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吵醒了，我没好气地接起电话，那一端是个同学，让我赶快打开电视，说飞机撞上世贸大厦了。我真犹豫是继续睡懒觉，还是起来看这空难新闻。但反正是睡不着了，就不情愿地打开电视。所有台都是冒着烟的世贸大厦的画面，不像往常总有现场记者喋喋不休地解说，这次CNN breaking news的气氛有些异样。恰在此刻，电视屏幕上第二架飞机撞入双子塔，镜头开始晃动起来，伴随着混乱的尖叫声：恐怖袭击！我完全醒了，意识到出大事了。拿起电话给曼哈顿下城的朋友、同学打电话，想问问他们那里怎么回事，看到什么没有。但所有曼哈顿的号码都不通了，通讯已经中断，看来情况已非常严重。我想到现场去看看，就匆忙穿上衣服，开车驶向横跨哈德逊河的华盛顿大桥。
       这个连接新泽西与纽约市的悬索大铁桥，始建于1931年。是它成就了新泽西北部的市郊文化，在纽约市郊生活的人逐渐成为美国富裕中产阶级的象征。为了纪念“9·11”五周年，奥利弗·斯通制作了《世贸中心》（World Trade Center）（2006年）一片，影片一开头就有这样一组情节：一个最平常的早晨，纽约市港务局警官约翰·迈克劳林（尼古拉斯·凯奇扮演）一大早起来，为了不吵醒妻子，悄悄地梳洗着装，像许多中产纽约客一样，从纽约市郊北新泽西匆匆赶向曼哈顿上班。然后是一组蒙太奇镜头：在清晨柔和的阳光下，警官驱车驶过华盛顿大桥，眼前哈德逊河对岸的纽约市高楼林立，自由女神像、帝国大厦、时代广场、世贸中心等标志性画面一一闪过。有许多影评认为，斯通这次拍了一部政治题材的非政治性影片，《世贸中心》主要凸显的是人性的力量。但我却认为，这个五分钟长的开场恰为整个电影定下了政治调子：一个最普通的美国人，过着最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穿梭于集中了自由女神、帝国大厦、世贸中心等象征着美国核心价值的大都市，而这一切正面临着从天而降的外部威胁。显而易见，这种威胁不可理喻，影片也因此不做任何历史背景的交代，甚至连这个来自“野蛮文明”的打击本身也不可再现，所以影片只用逼真的音效和撞向世贸飞机的巨大阴影，来间接地暗示那场灾难。朋友Ted告诉我，那年他父母退休在家，当他们看了第一架撞机的新闻后，就走出房子来到后花园，正好看到第二架飞机摇摇晃晃地从房顶掠过，那架飞机飞得那么低，几乎要碰到房顶了。威胁其实如此逼近、真切，而斯通宁愿让观众在影院里先带上眼罩。
       还是五年前的那天上午，我急匆匆向华盛顿大桥行驶，却发现大桥早已经关闭，而且路上设置了大量路障，已无法从原路折回了，只好循着路障排列的方向前行。结果就折向这条95号州际高速路，与五年后的今天一样向南直行。当年在途经与曼哈顿下城平行的位置时，我曾隔着哈德逊河，从新泽西一侧眺目远望，昔日高耸醒目的双子塔，已荡然无存，只有一根浓浓的烟柱直上云霄。在同一条高速路上，中午赶往学校上下午的课，车载收音机里播放着“9·11”五周年纪念活动，一个家属泣不成声，念不出死难者的名字。我这时不由得再次隔着哈德逊河朝曼哈顿方向望去，河那边竟没留下一点点世贸中心的痕迹，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双子塔”存在过。不知不觉已开到学校，发现校园食堂的一面墙上贴着割成几截的红色长幅，上面写满了“9·11”死难者的名字，气氛异常凝重。这时有一长长的师生队伍缓缓进入大学内的小教堂，为死者做安息弥撒。一个牧师为这次弥撒准备了特别的祷文。一名女教师在默哀过程中瘫倒在地，失声痛哭，不能自持。在小教堂里，我意识到事隔五年，“9·11”的创伤在美国人的心灵中，依然流血。
       二
       许多影评都热情地赞扬影片《世贸中心》，称它逼真地再现了五年前的悲剧；而且在这五周年的纪念日上，导演斯通以一部真情实感的影片，给了死难者、英勇献身的消防队员和经历了心灵创伤的所有美国人一个交代。但是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古希腊悲剧的教授曼德尔松，却有不同的解读。他在一篇针对《世贸中心》的影评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公元前494年，希腊、波斯战争爆发，波斯王大流士血腥占领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米利都。仅两年后，古希腊剧作家普律科司就上演了悲剧《米利都的陷落》，以纪念希腊人这一惨剧。但结果证明，剧作家过早将历史改写成戏剧。当时在剧场里的雅典观众哀恸不已，指责剧作家伤害了他们的感情，罚了普律科司一千银币，永远禁演了该剧。这部悲剧因此失传，只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记录了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在波斯人血腥屠城的两年后，雅典人还沉浸在对被屠杀同胞的哀思中，尚无心境去欣赏这个将流着血的伤痛搬上舞台的悲剧。因此，曼德尔松得出结论，雅典人对《米利都的陷落》的强烈反感不是审美意义上的，而是因被撕开了记忆的创伤所做出的过激反应。
       曼德尔松曾在《世贸中心》上映前的一个月看了电影预告，结果让他泪流满面。几分钟的蒙太奇镜头：一个普通美国人开始了他平常的一天、超低飞行的班机投下的巨大阴影、百万张纸片从双子塔上纷纷落下，所有这一切提醒着五年前那触目惊心的巨大灾难。他感到如此巨大的震撼，以致有点害怕去看这部影片的正式放映了。然而一个月后，当他看完《世贸中心》整个影片时却大失所望。影片并没有像片名所提示的那样，给“9·11”事件一个全景式的历史再现；也没有像大家所预期的那样，斯通会以自己擅长的电影语言，把一桩政治事件转化成一部史诗作品。相反，这部电影却把一个有复杂社会、文化信仰和国际政治大背景的事件，拍成了一部讴歌两个港务局警察英雄事迹的“真实电视”。该片只热衷于表现普通美国人的善良和勇敢，却没有勇气面对这一悲剧背后的政治现实。斯通的影片让这位美国知名学者大为失望，他批评此片根本就不真实。就像古雅典观众一样，美国观众对影片的热烈回应，也不是对艺术价值的肯定，而是对五年前创伤记忆的宣泄。
       曼德尔松的观点有道理，《世贸中心》确实只有一个“真实”的包装，而不是严肃的现实主义影片。它把围绕世贸中心的历史与政治背景全部剥离，却把改变了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翻拍成了一部传统的好莱坞商业伦理片。那么，为什么好莱坞商业片就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呢？我想引用研究好莱坞商业片的美国学者安德鲁·萨理斯（Andrew Sarris，哥伦比亚大学电影系教授）的观点。在《政治与电影》一书中他认为，由于电影工业的投资巨大，好莱坞电影只好屈从于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不可能如实地反映政治现实；人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其实不过是反复上演的、反映着美国人深层心理的神话或寓言而已。那么这种主流价值观又是什么呢？丹尼尔·富兰克林认为就是个人主义，美国观众自始至终拒斥群体意识，以及具有历史整体意义的电影叙事。所以，《世贸中心》才不惜笔墨演绎两个警察如何被困废墟之中，还彼此交换着感人的日常家庭琐事；加上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如何一往无前，饱含爱国热情，拯救遇难的同胞。塑造善良、勇敢的个体形象是好莱坞最佳的叙事策略，在《拒敌于国门之外》等好莱坞历史题材片中，也有大量运用。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奥利弗·斯通并不是一位好莱坞商业片导演，他最擅长的是拍摄有深刻意义的和批判现实的政治片。他的《生于七月四日》、《刺杀肯尼迪》、《尼克松》等影片，堪称具有洞见的现实主义杰作。那么，处理“9·11” 这样重大的政治题材，斯通为什么要改变戏路呢？
       
       三
       在五年前的一次电影研讨活动中，我就已经看出斯通转向的端倪。在世贸中心倒塌后不到一个月，好友明炜来电话，约上几个朋友一起到曼哈顿中城的林肯中心，去听纽约电影节的一个特别讨论，主题是“制作有意义的电影”。主办方之所以设计这次活动，显然希望纽约电影节对 “9·11”做出回应。因此，围绕好莱坞二十年来的影片到底有多少严肃的政治意义，以及除了娱乐目的外，电影还应对社会现实有多少关切等问题展开辩论。记得主要是因为邀请了奥利弗·斯通和几位好莱坞发行商的CEO，讨论敏感的政治话题，才让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特别好奇。尤其想知道斯通这位专搞现实批判的大导演，会对刚刚发生的恐怖袭击发表什么高论。当时纽约的气氛还有些紧张，公共交通尚未完全恢复正常，等地铁要很长时间。我们因此约好先到纽约大学旁的“华盛顿广场”聚齐，再一起去林肯中心。我路过“联合广场”时，看到广场上聚集着许多人悼念遇难者。到处是肖像、蜡烛、花圈、挽联、美国国旗，人们在大理石碑上书写着思念、悲痛、愤怒、反思。一下子，纽约客变得如此沉重、深刻，一反匆匆忙忙、即时行乐、唯利是图的移民城市惯常的脸谱形象。
       到了华盛顿广场，几个朋友相聚了。从9月11日开始就交通不畅，大家已经二十多天没见面了，都迫不及待地要告诉别人自己的见闻，发表高论。七嘴八舌，争论不休。这里离世贸中心很近，空气浑浊，弥漫着浓浓的塑料烧焦的味道，长期无法散去。许多路人带着口罩，有点像后来北京的“非典”时期。大家谈兴甚浓，差点忘了聚会的目的，一次次重复着：美国从此改变了，世界也永远不一样了。有一个朋友说：五年后，我们再回头来看美国变成什么样子，世界到底发生多大变化，中国将来会怎样。
       等我们到了林肯中心，活动早已开始了。会场的气氛不同寻常的紧张，不像一个研讨会，倒像一个批判大会。台下观众正在与台上嘉宾对骂：一个上了年纪的观众说：“9·11”后美国人只知道指责别人而不知自我检讨，实在可悲。而台上一个嘉宾大骂这个观众是卖国贼，会场一片哗然。斯通在台上情绪很低落，近乎绝望。他痛斥美国社会的保守和好莱坞运行体制的专断，抱怨批判性的影片往往拿不到投资，即使拍成了也遭禁演。（宋明炜把当时活动现场的情况记录了下来，并于2001年写成《9·11日记》一文，在2001年第6期的《天涯》杂志上发表。）同时，他对恐怖主义深恶痛绝，对一个月前发生的事件，表现出无法抑止的愤怒。他说，在“9·11”发生的第二天就想拍一部关于恐怖主义的影片，结果在五年后才兑现他的计划。不过这部影片与他“9·11”前创作的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作品风格大不相同了，在《世贸中心》中，我们仿佛看到他在宣泄五年前对恐怖袭击的愤怒：影片借那个方下巴海军陆战队员卡恩斯之口：“那边得有人对这里发生的事复仇！”斯通在提醒观众反恐战争的合法性。同时，我们还能看出他与保守的美国社会和好莱坞体制达成的妥协。其实，从《亚历山大大帝》（2004年）开始，影评界就对斯通的“后‘9·11’作品”感到困惑，不知道他的创作意图何在，会向哪个方向去。斯通的作品风格开始变化了，逐渐转入好莱坞娱乐片的传统叙事框架，对美国社会的保守价值观也就渐渐失去了批判力。特别在《世贸中心》里，斯通干脆拥抱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索性玩起“主旋律”来：灾难营救的英雄事迹、视觉冲击的大场面、通俗剧情的叙事策略，以及渲染情绪依赖音响效果等。
       这部片子的情节主干是两个港务局警察被困世贸废墟之中，他们思念家人，以温馨的家庭温暖彼此鼓励，勇敢地活了下来。同时，影片穿插着他们的家人如何焦虑等待营救消息的平行叙事。显然，导演希望通过两个英雄和家人的微观情感故事，来呈现宏大的历史事件。如果不告诉你这是斯通的作品，你也许会以为《世贸中心》出自斯比尔伯格或朗·霍华德（《达芬奇密码》的导演）之手。更让熟悉斯通作品的人难以理解的是，影片中竟出现了耶稣显形的幻象。这种带有宗教情怀的不折不扣的保守主流叙事，可以给“反恐”战争涂上一层圣战的色彩。在采访中，导演斯通极力辩解说这部影片没有任何政治意图，一切情节均如实再现了当事人的回忆和目击者的陈述。同时，力挺斯通的影评也出来打圆场：你们不能指责作为当事人的警察观念平庸、保守，他们确实说困在废墟里时产生了幻觉，斯通并没有操纵电影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他只不过真实地再现了生还者的回忆而已。
       四
       世贸遭袭的五周年纪念日傍晚，我再次来到华盛顿广场。天气开始回暖，广场上的人像平常的好天气里一样，休闲地散步、聊天。一个黑人鼓手击打着节奏悠扬、深远的非洲鼓乐；一群亚美尼亚人身着民族服装，载歌载舞，欢快地为游人表演；一个墨西哥毒品贩子一下盯上了一个眼神迷惘的年轻人，当两人目光相碰时，他们立刻心领神会。就在擦肩而过的一刹那，白人青年塞到毒贩手里一张20元的票子，毒贩则把一个绿色小塑料袋丢进青年人的口袋。很像电影里的特务接头，两人向四周环顾一下，神秘兮兮地离开广场。华盛顿广场一直是著名的毒品交易场所，虽然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多年来纽约缉毒特警似乎更愿意投身于好莱坞动作片那种的烽火大案里，而广场上的大麻交易，不过是小打小闹，根本吸引不了NYPD的眼球。我坐在长椅上，呼吸着纽约市空气中特有的气息，五年前那呛人的焦糊味早已散尽，也没有了带着口罩、行色匆匆的路人。我向世贸中心的方向望去，五年前高耸入云的双子塔本应近在咫尺，今天却是一片开阔的天空。记得好友曾向我们发问：五年后会是什么样子？“9·11”后的五年里，美国曾举国上下群情激愤，大举入侵阿富汗，一战告捷，欲罢不能；再次兴兵伊拉克，拉倒萨达姆的铜像，庆祝西方民主在阿拉伯世界的胜利。不料美国却很快陷入了战争泥潭，全世界反战、反美的声音，压过了乐观的新保守主义的喧嚣，美国的国际地位也因此空前衰落；欧洲与美国疏远，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独立的角色；美国内部民族矛盾加剧，民族凝聚力大打折扣；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前，伊拉克法庭判处萨达姆死刑，但也没能使保守的共和党赢得美国国会的控制权，拉姆斯菲尔德下台，布什成为跛脚总统，民主党开始制定撤军计划；中国这时迅速崛起，力图在国际事务上有所作为，在亚洲、非洲、中东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想知道当时提问的那位朋友对过去五年有何看法，于是走进他位于广场旁边的纽约大学历史系的办公室。在那深灰色的六层小楼里，我提起五年前的聚会，他显然已记不清楚了，就提议一起去看新上映的《世贸中心》，或许能刷新一下记忆。在“林肯中心”宽敞的电影放映厅里，我眼前又浮现出斯通因愤怒而扭曲的脸。银幕上长着方下巴的海军陆战队员在康州的家里观看电视上美联航班机撞入世贸中心，立刻找出熨得整整齐齐的制服，庄严地顶盔束带，义无反顾冲向已夷为平地的世贸废墟。镜头一切换，他已在世贸的废墟上，以赤诚的爱国热情和受过训练的陆战队员敏锐的目光，一下子找到了电影主人公，就伸出有力的大手：“我们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你就是我们的使命！” 坦白地说， 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这个感人的故事与自己的记忆联系起来。看完电影后，我反而觉得世贸中心变得遥远了，我经历的“9·11”与电影中的情节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在林肯中心旁的星巴克咖啡厅里，我问变得有些沉默的朋友：“觉得电影怎么样？真实吗？”他无奈地笑笑：“斯通太让人失望了！我不喜欢这部电影，一点都不严肃。我当时感到的震撼要巨大得多。” 他在“9·11”的前一天晚上也和我一样赶论文通宵未眠，而且11日上午还有课。所以，他一大早睁着通红的双眼冲下地铁站，从上城赶往下城的纽大。因前一天没时间准备课上要求的阅读材料，他就利用坐地铁的时间临阵磨枪。地铁开到42街时突然停下来不走了，他以为又像往常那样是高峰区间临时改站，于是冲下火车转向其它开往下城方向的线路。结果发现所有地铁线都停驶了，42街这个连接各线路的庞大中转站，挤满了不知所措的乘客。这位一夜未眠的朋友心里只想着上课，对发生的一切也不好奇，径直跑出地铁站，一路小跑奔向华盛顿广场，心想：坏了，今天肯定要迟到。在路上他越来越觉得不正常了，所有人都向相反方向——上城——疾行，几乎没有人与他同路，而且越往下城走，人越少，步子越急，神色越慌。但这位朋友还是义无反顾奔向华盛顿广场旁的一个纽大教学楼，气喘吁吁拾阶而上，却发现教授不在教室里上课，而正与三五一群的学生在楼道里聊天。学生们要么激愤、要么沮丧，一次次问教授：为什么？为什么？每个教室都开着电视，也有学生在看电视，不时发出惊叹声。他这时才放慢步子，迟疑地问教授：今天不上课吗？所有人回过头吃惊地看着他：“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了？”他走进教室，电视里世贸大厦轰然倒塌，他大脑一片空白。
       
       五
       其实，世贸只离他看着的电视机十几个街区远，如果当时他走出大楼，也许会直接目睹这场改变了世界的悲剧。但像在美国其它地方或在中国的观众一样，我的朋友也是通过电视屏幕经历了“9·11”。世贸倒塌的视觉形象在所有人的心目中早就固定下来了：五年来反复播放的一组CNN新闻镜头、几个从不同角度捕捉到撞机的业余摄像，被公认为这段历史的最“真实”记录，任何企图再现袭击世贸的影像作品只能是虚妄。斯通这个久经沙场的顶级导演，当然知道拍摄这一题材不能僭越的底线，所以他不去碰人们广泛接受的历史影像，不给观众以口实来指责《世贸中心》不真实。他的策略是：一方面热炒片中情节均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影片如实再现当时的历史；另一方面，又着意把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演绎成浅薄的伦理通俗剧，把美国个人英雄主义、家庭价值、宗教伦理等通俗剧元素，通通塞入电影叙事之中，却有意回避一个根本性问题：“9·11”为什么会发生。这部讨巧的作品，既触及影响了美国千家万户的重大题材，又以表达美国深层文化的价值观来满足观众的自恋，所以获得高额票房收入。但牺牲的是对沉重历史的严肃思考和揭示历史真实的勇气。那么，什么是历史的真实呢？斯通在他的史诗性作品《尼克松》（1995年）中，有一句精辟的论述：历史是我们疾病的症候（片中尼克松与毛泽东历史性会晤的一场戏）。在《尼克松》中，斯通以犀利的批判性的透视，用影像再现美国1960—1970年代的历史时，深刻揭露了美国政治体制深层的疾病和溃烂。而《世贸中心》的历史叙述，本身就是当代美国政治、文化疾病的症候。这种症候随着美国新保守主义的蔓延，正在侵蚀着美国价值和社会肌体。还有另一种历史叙述的真实观，即上面提到的曼德尔松的观点，他认为艺术家应该有能力把支离破碎的历史材料，转化成超越具体历史的普遍性，而不是斯通所采用的政治意识形态叙事策略——从狭隘的政治立场出发宣泄对敌人的仇恨。曼德尔松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叙事应该带有悲剧意识，也就是古希腊悲剧《波斯人》（公元前472年）那种超越自己局限的历史经验，展开涵盖敌我，乃至整个世界的广阔视野。曼德尔松得出结论，《世贸中心》是一部伪真实的通俗剧。
       在星巴克咖啡厅里，我和朋友慢慢地品着咖啡，抬头看着电视屏幕上正在重播的美国总统布什上午的“9·11”五周年纪念讲话：“在‘9·11’那一天，我们的国家看到了邪恶的面孔。也还在那可怕的一天，我们见证了普通的美国公民以超凡的勇气面对生死关头。美国正在进行一场文明之战，这场战争不仅是军事冲突，更是二十一世纪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斗争，它召唤着我们这一代人……”
       王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奥斯维辛之后：犹太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生产》、《小说的时间性与现代性——欧洲成长教育小说叙事的时间性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