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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前，红尘对我说，来转转吧，坐二十分钟的中巴就到了。而之前，他的无数次邀请，我总是以各种借口推辞。其实我想看看永平铜矿的愿望，埋伏多年，它冰冷地瘫在我心里。是的，我必须去了。从上饶到永平，只有二十多公里。我坐在车上，散漫地看着向后消失的丘陵，蚯蚓一样爬动的河流，恍惚的人烟。我迷惑于自己，为什么在十年前，犹如一匹奔驰的马，在这条线上呼啸。那时，我们走旧公路，曲线在青溪、鹅湖蜿蜒，没入山峦。
       我没看出铜矿有什么变化，与我记忆中的没什么差别。冬天的风有点像封冻的河水，凝滞，默然，但蕴含着磅礴的力量。主干道灰白，素净，两边的楼房缩在山腰上，表情僵硬，粉黄的外墙涂料有的剥落，有的露出水渍后的黑斑，远远看过去，像一群老人。山冈上茅草枯萎的色彩，与矿区裸露的泥土融为一体，涟涟哀黄。是的，冬天是一把剪刀，会对某些事物修枝剪叶。我们的内心景象也因此被涂改——有的在腐朽，有的已经死去，有的永远不再发芽，迎风的一枝被雪覆盖。然而我并不伤感，我知道，所谓成长，就是一边开花一边凋谢。
       永平是闽赣线上的咽喉之地，与鹅湖书院相邻，假如把鹅湖山比喻成樟树，那么它们就是两根反向延伸的根须。永平，一个温暖的地名，祝福着每一个默念它的人。车站像一艘破败的驳船，停靠在铅河边。“丫”字形的岔口，把旅人分到不同的路上。左边去武夷山，右边去铜矿。岔口四处乱停着港田、小货车、平板车、摩托、昌河面包车。一个从车站出来的人，会被一群各色衣着的人包围，有的问：“包车去葛仙山吗？那里的菩萨很灵的。”有的问：“要吃铅山汤粉吗？用骨头汤熬的。”而不远处的地上，一伙人趴着身围了一堆，“我押十块”，“我押两块”，“过路的，过来看看啊，我手中有三块牌，两块红的，一块黑的，押中黑的赔两倍啊。”一个妇女坐在石块上哭：“你们走路撞死，吃饭咽死，连老娘喝喜酒的钱也骗。这是什么世道啊！”一个竹篮滚到车胎下，破烂得无辜。
       红尘住在距永平五华里的主干道旁，具体的门牌我忘了。1998年夏，赣州的三子、龙天、圻子来探望红尘，我陪同前往，去了他家。这所被他称作“磨山房”的蜗居，在一楼，有些阴暗，潮湿。他的书房堆满了报纸杂志，纸张发黄，墙上挂着他练习的书画。那天中午，我负责烧菜，他们挤在一张小桌上喝得脸红耳赤，啤酒瓶在地上跳来跳去，聊当时诗坛最红的诗人，聊江西诗歌的出路，他们一副随时为诗歌壮烈牺牲的样子。我站在桌边插话，菜烧糊了还不知道。
       我记得进红尘家的小院边上，有四棵枇杷树，围着竹片的篱笆，牵牛花匍匐在篱笆上，暗紫的花从翠绿的叶丛吐出幽灵一样的舌苔。丫间挂着黄黄的枇杷，狗在树底下乱吠。
       我和红尘通电话，他的声音要停顿几秒才传进我的耳朵，低沉、缓慢、粗砺，给我极其遥远的感觉。声音穿过了山峦，隧道，咆哮的铅河，无法触摸的记忆残片，它带有地气的潮湿，一个思想者深夜的黑。
       然而，主干道单身楼2栋3楼2室，在1991年至1994年期间，是我每个月都要去朝圣的。有时一个月去四次。我不是说我对某个人有所崇拜，而是诗歌让我成为忠实的奴仆——一个在现实中卑微的人，很容易对圣洁的精神产生神圣感。这是红尘婚前居住的“空中楼阁”，他在这里缔造了他的精神帝国。
       把一个人具体到一个房间，无疑是残忍的——有某种肢解或者囚禁的意味。302室也不例外。窗户被红漆涂得发紫，有淤血的暗喻，玻璃上贴着旧报纸。窗台上摆着旧皮鞋，绑带的运动鞋。从窗户的缝隙里，可以看见两张架子床，左边的堆满了书籍和杂志，右边的被子凌乱，后窗下有一张书桌，堆着几本辞典，尼龙绳上晾晒着矿服、短裤、洗脸巾、内衣，有的还在滴水，有的还鲜亮着风干的泥浆。推开门，一不小心，会踢翻塑料桶，地上的搪瓷碗牙缸肥皂盒板刷，挤在一起，像一伙落难的兄弟。
       有几次去，我叫上了亿华。亿华在铜矿里做石匠。他是写诗的，个头高大，练武出身，仪表堂堂。他是我见过的记忆力最好的诗人，他随口能背出他熟知的诗人作品。他说他没有条件订阅书刊，只有尽可能地背了。“总有一天，我要背着石刀去找舒婷。”他的语气很决绝，说，“没有诗歌我们都不要活。”他还会做木匠，补车胎缝篷布。1991冬，比往年显得更寒冷，雨水一直没停过。有一次，我到矿里，已经是掌灯时分。亿华和一个工友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托着铝盒，正在吃饭。小锅搭在砖头上，灶里在烧水，木屑燃烧的烟在棚里翻滚。十五瓦的灯泡被风吹得摇来晃去。我说，去红尘那里吃饭吧。亿华从地铺的枕下，拿出一叠诗稿，说，今晚就以诗下酒。
       那晚，红尘喝醉了。我是第一次见他醉酒。酒是四块钱一瓶的高粱酒，菜是食堂买的油豆腐、花生米、辣椒炒肉。亿华一走，红尘开始哗哗哗地吐。吐完了，他沙哑地哭。我唯一一次见他哭。没有眼泪，哭声泥浆一样浑浊、有力，有强烈的淹没感。后来他靠在床架上，吞吞吐吐地叙说他的生活，声音慢慢暗下去，喉结在蠕动，头一歪，睡着了。而我靠着床，对窗发呆。灯光照着窗外的雪花，扑朔迷离。到了半夜，红尘穿条裤衩，披件军用大衣，坐在桌前写诗。
       不像现在，喝几杯，红尘眼白就出来。在圈内，红尘算个酒的囚徒。那时他酒量也大。只要他和萧穷、紫薇在一起，至少有一个喝倒。1993年，一次在萧穷那儿喝酒，酒席没结束，红尘说：“我出去一会儿。”等了半个多小时，他还没影儿。萧穷说：“我去看看，不要走丢了。”我和萧穷的女朋友又等了半个多小时，他们还没回来。第二天，问他们干什么去了。他们说，打吊针了。他喝酒的时候，手会微微地打抖，举着杯，说一会儿话。敬酒的人急死了，问：“怎么还不下去？！”红尘说：“不就是一杯酒吗？”他头往后一仰，再满的酒也吞了。他再用力地摇摇头，说，好东西，好东西。酒洒在桌上，他也扑下脸去舔。他不是一个嗜酒的人，恍恍惚惚的。他习惯于沉默寡言。他微笑着看别人说话，不时地点头。别人说错了，他也点头，点得那么赞许。其实他什么也没听，他在想另一个问题。
       经常和我们一起在302室喝酒的，还有一个女孩。她的脸有些圆，白皙，眼睛有淡淡的雾气，做梦的样子，长长的披肩发使她多了摇曳。她在学校教书。后来我听说她和一个有妇之夫私奔了，她在一家公司上班。我找过她。她坐在一个宽大但灰暗的办公室里，头发有些蓬乱，但胖了许多。她向我介绍一个胡子拉喳，但头发光洁的人，说：这是老板，也是男朋友。我一直在后悔，我不应该去看她。2002年4月，她打过一个电话给我，说她在长江三角洲，已经八年啦，还没成家。我不知她生活怎样，她早已成为人海中漂泊的一叶白帆。
       单身楼建在低矮的山冈上，陡峭的石阶从女贞树丛中，挂下来。像幽暗的门帘。另一侧，是一个矿区货物中转站。阴凉的铁轨锈迹斑驳。这是一条矿区铁路，很少有火车穿行。中转站停靠了空拉拉的火车。这是我见过的最短的火车，四五节车厢。很少有人在那儿搬运货物。往外三百米，是一个水泥制品厂，工人穿青灰色的工作服，戴着口罩。上三楼，要转两个弯角。弯角的地方会传来冲水的声音，和长长的尖叫——工友们在厕所里洗澡，边唱歌边啊啊啊地乱吼。而不远处，矿区的景象覆盖了视野。在高高的山尖，挖开的泥土裸露出巨石，浆水，翻倒的杉树，褐色，黄色，黑色，矿车仿佛一群受伤的猛兽，在山野四散奔跑。尤其在晚上，矿区成了灯的海洋，把天空辉映得色彩斑斓。
       应天寺不是寺，而是一座山，适合俯视和远眺。单身楼出发要爬二十分钟，中间要经过一个磨浮分厂。分厂是钢构的，趴在山坳，我们经常进去玩，看巨大的钢球磨矿石，呼啷呼啷。每次我都会说，钢球真像个腐败分子，肚子大大的，什么都吃得下，还不吐骨头。站在应天寺，主干道生活区和永平镇，尽收眼底。1993年，当地人在这里发现了金矿，各自为阵，胡乱开采。群殴和枪击事件不可避免地发生。1994年初，一个叫鸡母眼的人，用十多条长枪统治了它。他的哥哥是镇长。后来，鸡母眼用金砖收买了市委、县委以及公检法的某些不法之人，成为上饶黑社会的龙头。2002年，公安部把他及他的团伙歼灭，震惊全国。而我们那时坐在应天寺的岩石上，朗诵自己的诗歌，切磋技艺。现在的应天寺已经没人上去了，到处是窟窿，人掉进去就出不来。
       我们还会骑几十里路的单车，去拜访一座古墓，探望一位民间艺人。我们并没有把这种郊游——当作休闲，而是我们诗歌运动的一部分。我们的主义就是生活诗歌化。萧穷、紫薇、徐勇、渭波、三子，都会汇聚而来。用紫薇的话说，永平是江西诗歌的集散地。1994年，红尘参加《诗刊》社的第十二届“青春诗会”，把我们心中上万吨的热血，进行了一千多公里的搬运。
       诗歌让我们对生活，处于失听的状态。至少我没预感到，有一种澎湃的水流，在逼近，挟裹而来，泥沙俱下。
       第一次见红尘，是在1989年春的一个星期天，我还是个学生。我和徐勇在渭波老师的文联办公室玩。办公室在三楼的角落里，白天也亮着灯。一个戴酒瓶底眼镜的人，走进来，蚊子一样轻细的声音问：“郑老师在吗？”他说他是永平铜矿的工人，写诗。渭波老师双脚搁在桌上，打量着这个浓密络腮胡的人，手一摊，说，带了诗么？他从帆布包里拿出一本诗稿，谦恭地站着。我没读懂他的诗，反而对他的钢笔字和插图记忆犹新。字细小，遒劲，有刀锋感；插图是写意的抽象画，有点夸张。后来我才知道，红尘学过五年的绘画。
       我们是一伙贪玩的人，经常不上班，去偏远的乡村，一晃就三五天。鹅湖、傍罗、陈家寨、黄柏、界田，是我们去得最多的。有很长的时间，红尘迷恋于去××小学，破单车一放，就往××女教师的办公室钻。女教师爱理不理的。她并不漂亮，额头有点高，脸尖，像一支蓖麻。
       铜矿的那帮朋友，那时都未婚。在当年，我并不理解，一个酷爱艺术的工人，未婚意味着什么。就是今天，他们之中，有的还远走他乡，另谋前程，有的还住在单身楼里。一个医院的女院长，为红尘介绍了女朋友。那女的和红尘交往了两次，就嫌他是工人，没钱，会写诗又有什么用呢？女院长实在看重这个厚嘴唇的人，说：“我女儿嫁给你吧。”
       1995年秋，红尘结婚。婚礼在周末举行，上饶的诗人和艺术家济济一堂。我没去。我已经掉进了铜钱大的窟窿里，抽不出身。
       大概是1997年的“谷雨诗会”，红尘拿出一组诗歌，是下半身的。在一个传统的诗歌节，这组诗的境遇是可想而知的。红尘遭到唾沫的洪水冲击。他无精打采地坐在我的家里，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之后，在纸质媒体上，很难找到他的名字。红尘在他者的世界中，成了一个失踪的人，潜泳在另一个（我者）浩大的宇宙中。除了每年的“谷雨诗会”，我和他几乎不再谋面。偶尔，我们会通通电话。
       1996年，他去了矿宣传部上班。之前，他一直在尾矿的水泵房看管抽水机。我没去过，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环境。听红尘说，就是关、开电闸，很枯寂，要守夜。泵水哗哗哗，机器轰轰轰，他就在那儿写诗。2000年，他突然离开了宣传部，到另一个水泵房上班。一个很远的水泵房，要走十多里的山路。这个过程，给红尘巨大的打击。我们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按我的低智商，把整个事件理解为诗歌场与官场严重脱离。一个诗人往往把官场看作毒。其实，他的领导一直很爱护他，而他把爱护理解为对自己的放任。我们谋划把他调离铜矿，因他是工人编制，没有操作成功。
       前两年，他买了电脑，他更是与世隔绝。我们都不知道他干什么。有好几次，我叫他来走走，想看看他，他都说他在搞一个大的东西，来不了。他还劝我买电脑。我说我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差的人，弄不来。去年夏天，我约他一同去南昌，看望朋友。他给了我一本书，是“垃圾派运动”的选本。我翻了几页，扔还给他，说：“早知道你搞这些，我不会和你交往。”一个主张唯美、高蹈的人，怎么崇拜垃圾呢？他木讷地看着我，傻了。回到家里，我很后悔说那句话。我发现我不了解他——这些年里，他把自己当垃圾去研究，去解构。垃圾成了他自我的隐喻。我甚至缺乏对他成果的尊重。
       有一次我跟他打电话，听到他儿子在边上说，爸爸，不要说那么长，打电话要钱的。那时，他儿子八岁。他儿子敦实、乖顺，成绩很好。我给他的电话，有一半是他儿子接听的。他儿子说：“我爸爸送妈妈去上夜班了，还没回来。”他老婆在铜矿电视台上班，放录像。
       有好几次，市里搞诗歌活动，我打电话叫他来。他说不方便请假，还是不去吧。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去年冬，我们组织全省的散文笔会，邀请了外省的编辑和散文家来，我提前半个月就对红尘说了，我想让他出来透透气，不要金鱼一样闷在小缸里。他说话吞吞吐吐。我知道他很想来，我说我代你请假吧，参加笔会又不是集体嫖娼，怕什么。主干道，他往右走是六百米，往左走是四百米，他家对面是一个小公园。每天，他就那么来来回回地走。他说他爱上了散步，想多活几年。公园有一株腊梅，花期很长，花一开，大家就去照相。红尘也去。他们有一伙搞摄影和绘画的，星期天，他们开辆吉普车，去乡村采风。这是这两年的事，而之前，是红尘一个人，骑辆破单车，漫山遍野地乱逛。
       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胆小怕事，对生活有恐惧感。他完全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白纸黑字，这就是一个人的宿命。墨水是含有血液比重的，像炭包藏着火焰。他几乎不去投稿了。他是一个以内心感受文字愉悦的人。
       其实，还有谁没有成为另外一个人呢？亿华做了江湖游医，他在处方上写诗。圻子从教书先生变成了公安警察，龙天进了组织部，他们都不写了。我想，他们一定经过内心的崩塌，雪崩多年。我，何尝不是另一个我呢？满街找钱，为了算计某些利益，整夜失眠。我们都不可能放弃生活，去朝圣。
       “你还在写东西吗？”一个深圳回来的朋友对我说，“文字是毒。”我说不出话。是的。在圈外的场合，我从不说我是个码字的。在一次媒体访问中，谈到作家的身份时，我说，作家、收破烂的、游民，属同一个类别，是最边缘化的。我怕别人识破我是一个作家，那种尴尬有点像小偷被当街辨认出来。我一直警惕自己，不要被文字化为一滴泪水。
       在某个角落里（阴暗的，可以无限放大的疆域），陈放着许多人，许多事，不为人知，也不为己知。而某一天，他们，它们，会显现出来。我知道，这是文字的显影，是我们在黑夜留下的痕迹。我们所向往的就是在一条隧道里怀念身后的光。其实，身后的光根本不存在。
       傅菲，作家，现居江西上饶。主要著作有散文集《屋顶上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