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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尽头
       2006年8月17日清早，从满洲里到海拉尔的火车上，人多得几乎没有落脚之地。当时，我靠过道坐，对面靠窗的是个女孩，始终耷着头窝伏在小茶桌上，做痛苦状。她的男友没有座位，一直站着，左右忙活着观察车窗两侧的景色，不断召唤她说，看啊，那群羊。看啊，一条河。看啊，奶牛。她拒绝抬头，呜呜噜噜说头疼。这个女孩不像有什么不舒服，只是用这种抗拒的姿势表示对车窗外可能出现的一切都不屑甚至厌恶，她一眼也不看那漫无边际的大地。能听得出她有明显的南方口音，而她的男朋友是地道的东北口音。既然这么嫌弃男朋友的家乡，还千山万水跟他来干什么？
       在离开了二十一年之后，北中国的呼伦贝尔大地，再次提醒我，我是一个血缘骨质信念和全部潜意识中的北方人。十五天的行走中间，那种被天和地接纳之后的安稳自在，心静耳顺，连我自己都感到了不可解释的惊奇。
       我们有意选择传统交通工具进入呼伦贝尔。从辽宁沈阳坐公交车进入内蒙通辽，再换火车进入吉林白城，从内蒙兴安盟乌兰浩特又换乘公交车到阿尔山。
       出沈阳向北不到三小时，四野开始空旷，一路上不断出现天尽头就在眼前的错觉。
       通辽有沙碱，白城有草甸，到乌兰浩特出现了山丘，阿尔山连片的山半坡上，有过了火之后焦黑倒伏的白桦枝干。站在那座建于1937年的暖褐色石块垒起的阿尔山火车站站台上，有人指给我说，再向前走，是个叫伊尔施的小站，铁路就到了尽头。已经把火车走到尽头不能再走，伊尔施一定就在天边了。真到了伊尔施，它仍旧有平凡的商铺、饭店、学校、成片的民居，跟很多的中国北方小镇没区别。
       过了伊尔施才是呼伦贝尔，要再向西向北，向更靠近蒙古国和俄罗斯走。呼伦贝尔的面积25.3万平方公里，东西639公里，南北700公里。它的面积大致和英国相同，英国人口将近6000万，而居住在呼伦贝尔的35个不同民族的总人口只有270万。它的面积是海南岛的8倍，比江苏、浙江两省面积的总和还多4万多平方公里，苏浙两省的人口是1.2亿，是呼伦贝尔的40倍还多。所有书本上的记载都说呼伦贝尔是富庶之地，在它的空旷辽阔中遍布了高岭、低山、丘陵、河谷、湿地、草原，可耕地面积占三分之二，河流3000多条。出产麦子、木材、药材、黄金。森林覆盖49％，木材蓄积量将近9亿立方米，有中国最好的天然草场。储藏多种有色金属、石油和煤炭。野生动物500多种，有经济价值的植物500多种。
       上面的数据都是事后抄来的。在不断换乘各种交通工具进入呼伦贝尔之前，没翻看任何资料，我只是想随意走走，看看草原上的人们怎么生活着。过去年代里，用激昂的朗诵腔儿喊出来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在今天是什么样子。
       蒙古人·从新巴尔虎左旗到新巴尔虎右旗
       夜里8点了，只有8000人口的中国最小城市阿尔山的街道上，一个人影也没有。8月中旬已经凉了，身上一层又一层套了三件T恤衫。我们斜穿过街道，想去阿尔山客运站询问第二天到呼伦贝尔盟新尔巴虎左旗的客车时间。完全黑着的客运站里走出一个人。他说，明天早上6点钟有车，他也要坐这班车去右旗。原来，他和我们一样，也是个旅客。夜里看不清这个人，闻到了酒味，他提着不大的长方型箱子，走在路中间略微摇晃，普通话显然不太好，估计是蒙古族。走远了，他又转回来说，不要晚了，晚了赶不上车。在北方，喝了点酒的陌生人也变得格外热情。
       向呼伦贝尔进发的第一个早上，净蓝的天底下停着白晃晃的客车。有人从车上跑下来，对着我们眯眼傻笑，正是前一夜提醒我们赶早班车的蒙古族中年人。他像个老熟人，带我们上车，指给我们空位置，又告诉我们，不用到车站窗口买票，等车开了再买票能省十块钱。开车前，他请我们照看他的箱子，跑下车去在大树下面直直地立了一会儿。形容这个蒙古人的笑，只能用傻笑，单纯到了透明的那种少年郎似的笑。
       车向西走，从伊尔施的峡谷里涌出一股飘忽的雪白雾带，慢慢散开着宽阔着，像一头苍白的老动物，沉稳又缓慢地逆着车行方向弥漫去，有几分钟完全吞没了我们的车。
       我的前座是个穿黑袍子的老人，耳朵上紧贴着一台旧收音机，他的耳朵暗紫色，有粗铜丝般的轮廓线。他在埋头听蒙语的吟唱，一个男声，一会儿低沉的叙述一会儿激昂的哀叹，高低互相交错。伴奏的马头琴不像件乐器，更像一把木锯，跟随人声，锯个不停。大概是唱的蒙古英雄史诗吧。开车以后，乘客们都在看车上播放的录像，一家北京娱乐场所的搞笑演出。只有这个老人完全沉在絮语似的诵唱里，始终抱着收音机，车厢里车厢外，一切都和他无关。在拉锯诵经似的节奏中，我们进入呼伦贝尔。
       车窗外出现沙丘，这一带正是“诺门罕战役”的旧战场。1939年，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虎旗左旗辽阔的沙丘荒野间，诺门罕战役持续了135天。苏联、蒙古军队和日本关东军伪满州国军，双方共投入兵力超过20万，炮500多门，飞机900多架，坦克装甲车超过千辆，整个战役死伤6万多人，其中日军一方伤亡了5.4万。后来，这次战役被日本人称为日本陆军在远东的惨败。发生在这片荒野上的战争使日本人最初设想的向北行进对苏作战计划严重受挫，随后它才返身回头改为全面向南，向中国的腹地突进。诺门罕的流血同时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战局，日本人就是被这片荒野中的挫败吓破了胆，致使战胜方苏联在接下来同希特勒的作战中，不再担忧和顾虑其东线战场。满洲里博物馆里陈列有当年的照片，日军23师团“肉弹敢死队”的十几个士兵，赤裸上身，神经质地笑，人人手持竹竿，竹竿上捆绑着反坦克雷。
       呼伦贝尔似乎有覆盖淹没消解一切大事件的超能力，现在这一带能见到的仍旧是牧草稀少的空旷大地，有些地方裸露着沙土。当地人说，连续旱了几年了。偶尔能见到成片的正在变黄的麦子，沿微微起伏的丘陵，浓黄的麦田倾斜着铺向天边去。有时候空旷里闪出一间小房子，房子周围种着几十平方大的一小片玉米或者一小片土豆，都用石块垒好围住，大约一米高，防止牛羊啃食。更多的时候，旷野里出现大片的牛群羊群，从远处看，它们非常安静地伏卧，最缓慢地移动，实际上它们的牙齿一直在动，一刻不停地切磨着脚下的草甸。有蒙古人披着黄大衣骑马放羊，上身悠闲地在马背上摇晃。有放羊的人在向阳的坡上睡着了，头顶横立一辆闪出宝蓝光泽的摩托车。
       这班长途公交车到新巴尔虎左旗是终点，有小男孩上车来搀扶我前座的蒙古老人，男孩帮老人抱收音机。原来老人是个盲人，脸色黑褐，男孩拉他慢慢停在车门口。
       老人说：是地吗？
       男孩说：爷爷，是地，是地。
       老人又说：落地没有？
       男孩说：落地了，落地了。
       老人再说：啊啊，落地了。
       中年蒙古人又在向我们傻笑了，我们都要再向前走，要转车去新巴尔虎右旗，打听到等车地点，我们和蒙古人一起走在左旗的大街上。特别特别大的天，大得惊人，天上重叠堆积着无数的白云彩，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天空，这么密集汹涌壮观的云彩。这个时候，跟我们走在一起的是两个蒙古人了，第二个蒙古人一下车就跟上我们，也是去右旗的，他大约四十岁，留着垂肩的长发，不是时尚的长发，是不经打理的，有点颓丧落魄的。整个人瘦削而沉默，脸面上没有什么表情。
       十分钟后，我们在左旗畜牧站门口等车。第二个蒙古人不见了，隔一会儿，他又出现，独自蹲在路边，背对我们，闷头吃了面包吃了西红柿又开始抽烟。他始终躬着手背，把食物或者烟卷拢在手心里，好像怕被人发觉，又好像要用手袒护着它们。后来，我发现，所有上了年纪的蒙古人吸烟的时候都会把香烟的火头朝内，捏在手心里，男人女人都是。也许由于世代在草原上游猎，怕旷野上的风熄灭了火，怕别的动物发现自己手里的食物，形成了这种特殊的“防守”姿势。
       爱笑的蒙古人不抽烟，他拿出电话，很快联系到一辆正准备空车回右旗的出租车，他要去带车，让我们原地等待。满天的大云彩浩浩荡荡，吃好了也抽好了的长发蒙古人慢慢走过来，说了他这一路上唯一的一句话：我们右旗比左旗好多了！很明显，他是对着我们说的，但是口气绝对坚定，更像自言自语，说完话，他又蹲回到路边了。
       出租车来了，好像怕我们误解，爱傻笑的蒙古人说，四个人坐客车也出这么多钱。而他并没向长发蒙古人解释，大家都上车了。又是草原和旷野，草低露土，有养蜂人在山坡上摆开蜂箱，有一小片一小片的苍绿松林，远远地见到小黑人，是慢悠悠的钐草人。迎面隔一会儿出现一辆改装过的卡车，车厢拆掉了，卡车模仿马车，用木棍架成更宽大的底座，为了装更多的牧草。拉满了草的庞大车体顶上，有人坐在最高处，像打坐的和尚一样。
       远处出现一座色彩绛红沉着的建筑群。爱笑的蒙古人说，那是蒙古庙。后来我查了书，那是著名的甘珠尔庙，1771年由乾隆御批拨款，1773年动工兴建。是藏了甘珠尔经书的寺庙，在鼎盛时期住有4000多喇嘛的寺庙，曾经培养出100多名喇嘛蒙医为牧民看病的寺庙。对于远处的过路人，它当时就像土地中鼓出来的一块扁扁的红石头，缓慢后退而去。蒙古人说，他不去庙，每年他都抱块石头上山拜敖包。
       有敖包的山在大地上出现，一座底座安稳的锥形山，像金字塔，看见山，也看见了右旗的楼房。长发蒙古人没出声，拿出钱先下了车。爱傻笑的蒙古人好像领受了对我们负责到底的责任，他说，他家旁边有个宾馆，挺干净，也不贵，让车直接停在宾馆门前，他指给我们一百米外一片楼房，说他的家在那儿，然后提上包走了。蒙古人走得很平常，好像不久以后还能见到，事实上不可能，他只是一个偶然遇到的路人。他和司机聊天说，他是弄农牧的。他们之间也不熟，下车前，他把他的那份车钱放在司机手边的塑料盒子里。
       出租车司机姓张，鼓动我们坐他的车去附近的景点呼伦湖。他介绍呼伦湖说，就像大海似的。问他见过海没有。他说，没有。他又说，他这辈子也不想去哪儿了，就想呆在右旗。
       开始，张司机说包车去呼伦湖来回要一百块钱。上路以后，他说，看你们都挺好的人，就收八十吧。车已经上了路，一开始又没和他讨价还价，他为什么自降价格？他说，你们老大远的来我们右旗不容易。
       张司机的爷爷是河北人，但是他说他是右旗人。他说，汉人和蒙古人生活在一起，受了“传染”，右旗的人都热情好客，对外来的客人，更是要给右旗人挣面子。张司机和蒙古人不一样，他健谈。他说，现在草场管理严格了，每一万亩草原按规定养羊不超过500只，或者牛200头。但是，五年的持续干旱，使牧草长不起来。在他小的时候，草场不是这样的，羊进了草原，只能见到一小溜羊背。马进去，草就没了马肚子。十几年前，年年夏天都那样。
       在阴沉的天空下面，呼伦湖敞开着巨大而灰暗的水面，沿岸修了一些娱乐设施，稀稀落落，破坏了这块“大海”的景观。湖水带碱性，张司机带我们尝湖水，他说这几年碱味又大了，过去的水位比现在要高十几米，湖岸上留着明显的水浸痕迹。他用东北话说，这真是眼瞅着，湖就缩缩了。
       张司机说离湖岸不远的滩地上有“玛瑙石”，我以为他要介绍什么购物场所。没有道路，车随便开进平坦滩地，他说，咱们下去捡吧。一年前，他就在这里捡到过“包着小昆虫的红玛瑙石”。一离开车，人自顾自解散了，眼睛只顾盯着地面。一小时过后，才回头起身想到出租车，它已经很小了，三个人都忘记了别人的存在，各朝一个方向越走越远。天上的云彩跟浅灰的宫殿一样，重重叠叠，不知道多少层，把天压得很重，手上的石头快拿不动了。这些含有石英成分的小石子，一路被我们背着，最后背到中国的最南方。
       在新巴尔虎右旗停留的这个晚上，我们在行人不多的街道上闲转。到杂货店问了风力发电机的价格，一般牧民家庭使用500瓦的一种，3000多块钱。配了这种小风轮一样的家伙，蒙古包搬到哪里都能够用上电灯，看上电视。分散在草原上的蒙古包都是孤零零的，几乎都是同样款式，从外形上分不出主人的贵贱贫富，大多都在蒙古包顶上竖着风力发电机的小风轮，溜溜的转。
       这个看来很普通的草原傍晚，我看到了落日和地平线之间原本的关系。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地平线了，它不断用尽全力通达到大地的最边缘，在那里环绕人间。夕阳并不止是把西天变红，事实上，整个地平线都随着那个火球降落的节奏，不断改变着颜色，围绕四周的浑圆的地平线同时红着，不是鲜艳的红，是很沉很深很低抑的红。许多燕子在渐渐蓝黑的天上盘旋交错打转，响亮地鸣叫。天空更高处出现一只鹰，斜着滑翔下坠。
       蒙古人、汉人、俄罗斯人·在满洲里
       去满洲里，又是大早上赶到长途客运站。
       车开了，满车的蒙古人，一点声音都没有，车里面静极了，只有发动机声和风声。在中国内地坐惯了吵吵嚷嚷的长途车，反而不习惯，反而奇怪蒙古人过于安静了。他们并没睡觉，不大的褐色瞳仁定着，看着正前方某个虚无处。车开动的时候，人坐得满满的，沿途还有人上车，看打扮和相貌都是蒙古族。凡半路上了车的，并不前后张望搜寻座位，他们随手把包裹放在过道就地坐下，继续着沉默。
       汽车几次下公路绕进村子接人。司机说，下道了，快关窗户！我们很快埋没在自己掀起来的尘土中，什么都看不见，只有滚滚黄烟。有人打电话预约长途车，早都等在路边了。有个穿绣花边浅白色长毡袍的小伙子，他从一辆摩托车跳下来直接上了汽车，那袍子两襟对称绣着两束细小的蓝花。
       越向西北走，草的长势越差，更多的土地和沙子露出来。前方常出现一大片朦朦的雾团，开始以为像伊尔施的早上，是山间生成的水雾，走近了才看清，是赶路的羊群掀起来的尘土。汽车进入了满洲里市区，满车的人转眼间下空了。我站在一座有庭院的俄式老建筑物前面，和我们同车的那些蒙古人都不见了。当地人说，老蒙古啊，老蒙古在满洲里不多，老蒙古不行，不会做生意。
       我相信，蒙古族可能不善于积累财富。但是，一群人一个部族的最终目的很可能不是拥有最多的实物财富。同样是来自东北大地的满人和蒙人，满人进入山海关，在短短267年中行使着对汉人大片疆域的统治权之后，整个族人的语言风俗文明几乎消失干净。比如我的父亲是满族，而我说我是汉族，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满族。蒙古族不一样，很多传统都被这些不善言语，脑子不过于灵活的族人顽固地保留着。像民间演唱形式“呼麦”，在中国的内蒙古失传，很快又去蒙古国学回来。
       满洲里因为是重要的中俄陆路口岸而地位特殊。城市由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构成，城市边缘照旧是过去的成片低矮平房。市区中心有簇新的楼群，多数是商贸城，车辆行人密集拥挤，车随意鸣笛。有个正在兴建的嘈杂广场，听说将要修一座大型喷水泉。不仔细看不会发觉，满洲里城内很少有树，我问一个满洲里人，他说，我们这儿不长树，种了也不活。我问为什么，他说，树这玩意，不浇水能活吗，我们这旮缺水。呼伦贝尔缺水？它能比中国的西北荒野更缺水吗？但是，种树的价值和盖楼房建商贸城没法比。楼房几个月就起十层，一棵樟子松一百年也长不到十层楼的高度，谁还愿意费力浇水种树？
       什么来得快，什么带来活钱，人就涌过去做什么。好像满洲里全城的人都顾不上抬头，都忙着做商贸，商贸是满洲里的绝对轴心，全城都围着它飞快旋转。
       满街停着俄罗斯牌照的车，这种车极容易辨认，无论什么车，顶部多数都加有货架。当地人说，1992年，满洲里只有三万多人口和一片低矮的平房，现在人口膨胀到了三十万。满街的皮衣拖鞋小电器睡衣摆出了店门，全身上下都被中国造的鞋帽衣衫短裙武装的俄罗斯人进进出出。有人说，满洲里的中国商户根本不愿意接待中国人，谁用中国话去问价钱，理都没人理。中国人进店想看就看，想走就走，如入无人之境。我问，这是为什么。回答是，嫌中国人侃价，费事跟中国人嗦。
       满洲里城外的旷野上正开辟新开发区，外形像体育馆的义乌商城大楼快封顶了。满洲里人不知道义乌人会带来什么，但是人人都知道义乌人就要来了，知道义乌人的吃苦能干在外国都有名。
       满洲里博物馆是一所过去俄国人的技工学校，很高的天花板，但是，地板重新铺过，是最廉价的浅黄色复合地板，厚重的四壁和天花板使人感觉头重脚轻，走路飘浮。女管理员指给我一间半地下室，那儿还保留着原有的暗红色小块瓷砖。她解释说，原来的地面就那样，旧成啥样儿了，不换不行。
       博物馆的展出内容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游猎民族生活征战的历史，被俄国人、日本人占领掠夺的历史。有两间最独特的展室，一个大约一百平方的大房间摆放各种野生动物的标本，獐、狍、狼、鹿、鹰都站立着，看上去个个都像还英武地活在密林里。另有一个展室全部是列宁，我数了数，有六十八座不同姿态的列宁胸像坐像立像。列宁隔壁展室陈列其他俄国名人作家艺术家沙皇将军等等，其中有一个站着的两只脚做前进状的斯大林，比人巴掌略大。
       坐一辆女司机的出租车去口岸。车在口岸等待的那一会儿，围上来几个没拉到客人的女出租车司机，打听这趟活儿多少钱，听说还没讲好价格，立刻团团围住这辆车，七嘴八舌说开车的多不容易，谁愿意耽误着活儿在这儿白等，俄国人老毛子这几年乌泱乌泱地过来，他们那边不知咋的啥啥都缺，现在的满洲里连黄瓜、白菜、柿子的价钱都给老毛子炒起来了，当地人今年夏天连根黄瓜都吃不起了，老毛子那边多好，看病上学都是公家包了，啥都不花钱，哪像咱这边，啥啥都要掏钱，谁家有几个钱啊，哪像有些人，还有闲钱出门游山玩水……按照东北土话说，她们在集体“念秧儿”给我听。大概有六个女人絮叨不止，目的就是帮助其中一个人多拿到五块钱或者十块钱。
       钱啊，把很多人搞得颠三倒四语无伦次。满洲里人急于脱离过去的土坯平房，急于过上食有肉冬衣暖的好生活。面对团团围住的出租车司机们，我什么也不说，只要她报出个数目，我立刻交钱给她，看她顿时喜笑颜开的那张晒黑的脸。
       月亮和星星上来，满洲里城忽然安静得跟草场旷野差不多。火车站前的小餐馆，满堂的惨白灯光，背对着我们的两个人在喝闷酒，餐馆老板倚着收银台，自己开一瓶啤酒直接对嘴喝。老板问两个喝酒人：你们这是来了多少人啊？
       回答：十个。
       老板问：我看你们连男带女的不少人，过那边干啥活儿？
       回答：说是砖厂。
       老板问：给你们多少钱，讲好了吗？
       回答：说是计件算钱，说一个月能拿两千元。
       老板说：眼看这天就快刹冷了，这时候过去能干几个月？
       回答：说是干七个月。
       老板问：啥时候过那边？
       回答：还没拿到手续，还得等几天。
       老板好像被提醒了，提着酒瓶凑过去对两个喝酒人说：就在我这儿包伙食，肉馅包子羊汤，散装酒管够，一顿一人十块钱，你俩回去核计核计咋样？
       两个人始终没应承什么，继续喝酒，很少说话，完全背对着我，看不清他们长得什么样，说东北方言，大概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好像在暗中商议什么。他们所说的“过那边”，就是跨越国境去俄罗斯找工作。
       有个通行的说法，中国人到了满洲里像到了外国。我们特地去市中心一家俄罗斯餐厅吃午饭，感觉这里既不像中国也不像外国，嘈杂。服务员过来，一把刀叉哗啦一声放下来，餐牌粗陋，桌布皱巴，属于四不像。客人主要是俄罗斯人，正碰杯呢。
       从满洲里去海拉尔，火车上开始并没很多人，很快，这班慢车满满的了。旅客中多数是出外打工的农民，提着工具的，提着牛奶桶的，提着扎了腿扑腾的活母鸡的。人人都好像认识，任何人都可以和任何人搭话。
       刚出满洲里，沿途就出现了树，可见当地不是不能长树，只是城里人已经没有“闲情逸致”侍弄浇灌植物了。沿途在铺设第二条火车轨道，人们探出车窗去说：老毛子这条老铁路不够用了！沿途很少见到草原，更多的是黄沙丘陵。一个滔滔不绝的年轻人和对面一个中年蒙古人说话。他说，几年没回来，实在不敢想连家乡呼伦贝尔也快成沙漠了！他说，他小时候上山，采一筐蘑菇回家，经常被他母亲挑挑拣拣扔掉大半筐，因为是蘑菇就有毒，十几年前根本没人吃的毒蘑菇“紫花脸”什么的，现在居然都上了桌，变成绿色食品好蘑菇了。我是第一次听到凡是蘑菇就有毒的说法。年轻人发感慨，蒙古人眯着细眼睛沉默，周围人不接他的话。
       蒙古人总是沉默，但是他们不卑微，不慌乱，不呼叫，不逢迎。男人在草原上骑着马，女人大步提着牛奶桶走，卧着立着行走着，坦然自若。蒙古人天然地属于这块土地，和牛羊牧草一样，他们才是呼伦贝尔这个了不起的母体亲生的孩子。
       鄂温克人·密林
       离开海拉尔以后不久，景色变了，草原出现。草原中间穿过蓝绿色的河流。火车转向北，去根河。有人说，现在才刚刚进入呼伦贝尔最好的地方。很快森林出现了。因为是去山区，不去大城市大地方，火车上不少空位子，旅客的表情松弛悠闲，探出窗，能看到我们这列火车的绿尾巴拖在有光斑的密林间。让我想到了几年前在德国、比利时、法国、荷兰几国间坐火车慢慢旅行。欧洲中部偏北几个国家和中国东北几省区纬度差不多，植被山势风光很相像，在这个星球上，谁的山川河流不美好。
       在根河小城，住了这次行程最“豪华”的宾馆，一百四十块钱，讲好的有二十四小时热水洗澡，实际上只有凉水。在呼伦贝尔只要提到洗澡，当地人脸上马上出现多此一举的神色。也是在根河，第一次看到呼伦贝尔地图和一本简要的旅游小册子，第一次接触到了有关当地基本情况的数据。平时，这些数据都被官府衙门收纳掌管，老百姓是不知道的，从始到终都不知道，渐渐变成了毫不关心，哪个人没有数据都照样过日子。
       旅游小册子说：根河市所辖人口18万，地域南北长240，4公里，东西长198，8公里，面积2万平方公里，共居住着18个民族。一年中无霜期只有70天，最低极端温度－49.6度，年平均气温－4度。根河是蒙古语，意为“清澈透明的河”。它的森林覆盖率87.2％。境内野生植物1000多种，野果资源30多种，国家保护动物60多种。有400多条河流传流其间。有沥青路和沙石路共2941公里。境内有大兴安岭最高峰奥科里堆山，山高1520米。
       趴在宾馆吧台上的小伙子说：你们是来野游的？
       野游。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说法。
       我回答：是，来野游。
       小伙子说：我们这旮没啥好看的，看看敖乡吧，有鹿啥的，别地方没那玩艺。
       现在说敖乡，就是驯鹿鄂温克人在根河市郊的定居点，过去的敖乡在更北方的满归乡深山里的敖尔古雅。2003年，被称作最后游猎人的鄂温克和他们的驯鹿集体离开密林，搬迁到根河附近。鄂温克人的新居排列整齐，积木块似的红顶房子，空空的街上没人。这里现在安置了六十多户，每套房子两户，每户面积三十多平方。在定居点侧面是学校，住宅后面是鹿圈。曾经，政府希望驯鹿能适应圈养，但是，谁也没想到鹿比鄂温克人更难适应这种人为的迁徙，驯鹿的野生习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它们开始生病死掉。几个正守候在路边，等待迎接外来参观者的公务员对我说，2003年秋天，鄂温克全部迁下山以后，他们曾经被组织起来，利用工作时间上山割青草回来喂鹿。他们说：驯鹿不领情，那嘴太刁太挑剔了，只吃老林子里的野生新鲜苔藓蘑菇野果，这东西我们上哪儿整去？结果政府出一百五十万建鹿圈，却养不活它们，死了二十多头。现在，年轻力壮的鄂温克又赶着鹿群进山了，鹿圈都空着。
       有几户鄂温克的门口悬挂着出售鹿茸的招牌，我们进了一个院子。一个年轻人满口东北方言接待我们，进了房子，玻璃柜台上有猫头鹰和小鹿制成的标本，白粉墙高处挂一架威武的鹿角。他不停地说，买回家去当个摆设呗，老好了，老有档次了。
       这家里两个女人，见了陌生人转身低眼，赶紧躲避到外面去。一个是年轻人的媳妇，一个是丈母娘，她们是鄂温克，而年轻人是当地汉族。他说，孩子发烧，她们没见过啥世面，吓得麻爪了。
       两个鄂温克女人轮流抱着几个月大的男孩在外屋和院子之间徘徊，在手上传递那个小人儿，那种恐惧和不安，是在深山密林里远离人群才会出现的不安。
       她们两个都相当矮小和宽脸细眼，对于外人明显有戒备心。听说，属于中国北方三少民族的鄂温克，人口的存活率和平均寿命远远低于其它民族。而不停诱导我们买小鹿标本的这个家庭的汉族男人，不太在意鄂温克女人们的感受。不过他说，在敖乡谁家新生的孩子都要报到北京去，国家都要登上记造名册。
       这时候，这个不大的家庭里，照进了上好的阳光。年轻人带我们看他们家很小的卫生间，据说冬天集体供暖。
       我问他，你家有驯鹿吗？
       他犹豫一下才说，我丈母娘有鹿。
       很快，我发觉驯鹿在当地是个敏感话题，年轻人听到鹿，眼光额外地闪亮又隐讳。
       这个家庭的真正主人是年轻人的丈母娘，她在山上有驯鹿，由她的儿子在放养。将来她不在了，驯鹿会归属于她的儿子。这个汉族年轻人试探过丈母娘几次了，他说，你看我们这不都结了婚，孩子也有了，再拨给我几头鹿，以后日子就好了。但是，老太太始终没有答应。按习俗，鄂温克家庭财产不分配给女儿女婿，除非长期入赘。他说话的时候明显表示了没有得到驯鹿的失望。
       鄂温克定居区最显眼的建筑是政府管理者的楼房，门口贴着鄂温克家庭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通知。鄂温克博物馆正在做开馆前的最后收尾，馆长说，还有三天就对外开放了，破例让你们进来看看。有人在给真人大小的鄂温克萨满搭配服装，有人在摆放桦树皮船。馆长说他也是鄂温克。看来他不像，我见到的鄂温克多矮小，而他相貌堂堂，高大健壮。后来在山上的放牧点问过才知道，这位馆长属于别的部族，不是驯鹿的鄂温克。博物馆里出售非正式出版物《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收录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鄂温克猎民的人口普查详细记录和鄂温克几大姓氏族谱。
       鄂温克人的由来有几种说法，我接触到的资料说，他们早期生活在贝加尔湖一带，唐朝叫它“鞠国”。清代叫它“使鹿之邦”、“产狐貂之地”。1658年沙俄占领清领地，他们被迫迁到了现在的中俄两国界河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国一侧。
       按照网上的数字，敖乡现有716人，鄂温克232人，驯鹿718只。而当地人的说法，驯鹿有2000多头。
       跟着向导小张，他开车带我们去看38公里外的一个鄂温克放牧点。他的妻子就是鄂温克猎民。出根河十分钟就进入林区，这里的白桦树不是单独孤立的一株株，它们是集簇丛生的，每簇常有六棵以上，像山坡上发足了力气生出来的一只只白指头的长手。
       沙石路上遇到横着的栏杆，是林业局设的关卡。小张拿出备好的一盒香烟喊人，有个高个子年轻人慢悠悠地从坡上小屋晃出来，收烟放行。小张说，林业的人这些年惨啊，国家不让伐树，有人一个月拿三百多块钱，穷得叮当的。小张自己过去就是当地木材加工厂的会计。
       山间很多溪流，木桥陈旧枯朽，林并不像想象中的密，但是跑38公里没见到一个人。最先看到的人的痕迹，是一辆被桦木杆围着的摩托车。小张说放牧点快到了，处于游牧状态的放牧点没有电，没有通讯设施，完全与世隔绝，只有临时搭建在潮湿松林间的粗帆布帐篷。煮饭只是在林间临时搭的土灶。很快林间出现两张帐篷，一个五十岁过头的大个儿男子穿过森林大步迎出来。
       向导小张先说，鹿在家不？
       大个儿说，鹿都在。
       小张又问，就你一人在家？
       大个儿说，他们一早上下山了。
       这个放牧点平时住着三个人，大个儿和他弟弟，都是汉人，弟弟的妻子是鄂温克，下山的正是弟弟两口子。没有鄂温克，使在放牧点度过的这一天变成了四个汉人在松林间的一顿野餐。我相信驯鹿们能凭直觉识别和亲近鄂温克人，所以这个中午心里最不自在的是驯鹿们。
       它们在距离帐篷大约五十米外趴伏着。大个儿说他有四十多头驯鹿。林间开辟了一小片空地，驯鹿们多数都在瞌睡，围着几根冒着烟的树干，按惯例鄂温克女人平时负责给驯鹿喂盐，点燃木炭给它们驱赶蚊虫。驯鹿寻找食物是在夜里，从不用猎人跟随，有时候驯鹿会走失，鄂温克人要去找它们。但是，小张坚持说鹿是不会走丢的，他把那些动物说得有点神性，他说鹿总能自己找回家。
       开始，向导小张和大个儿很热情，不断指着鹿群，介绍哪头鹿茸好。一头鹿斜侧着试探着走过，接近那顶墨绿的帐篷，头上两棵青青的充满了细茸毛的角，像两根生长在秧苗上的朝着天的嫩茄子。大个儿说，这就是最好的鹿茸，不老不嫩。向导小张说，到哪儿能找到这么真的东西，你眼看着按倒一头鹿，直接切茸，绝对掺不了假，外人来放牧点都是奔着买茸啊。
       我问，会流血吗？
       大个子男人说，多少淌点血，有药，上了药就止血了。
       我们马上说，我们不买鹿茸。
       能感到这两个男人脸上的不快，他们想的是卖鹿茸。
       有一头鹿挺立着威武雄壮的角，高傲地站在不远处，对我们冷眼旁观，好像它什么都知道，非常小心地防范人的接近。
       大个儿在山上的放牧生活有二十多年，早年娶了鄂温克妻子，她两年前去世了。他在透进一些阳光的林地间燃起树枝做午饭，这两个都娶了鄂温克女人的汉族男人自顾自在火灶边议论政府的民族政策和资金分配，大约由于不买鹿茸，他们对我们兴趣消减。
       林间很多红色野果，随地垂落。离开帐篷几十米，树木才茂密，落叶松高的树冠集体发出低沉的轰鸣。大约一米长宽的白桦树皮一张一张展开，晾晒在树下。我觉得脚下总是软塌塌踩到什么，仔细看居然不是落叶，是一棵倒伏以后彻底腐烂掉的松树。像这样一棵直径三十公分的松树从松子落地到长大，最起码要一百年，或者是雷电，或者是虫害，或者是人为砍伐，它倒下了，又不知道经过多少年，它渐渐松软如泥。大概再过几年，就很难再辨认得出它是一棵树了。在当地，这叫“倒木”，不能再叫树。这就是最原始最常态最自然的尘归尘，土归土。
       稍微认真地辨别，才发现自然倒伏后渐变成泥土的松树并不少，平均十几平方之内就有一棵，倒木埋在积年落叶下面，使在森林中走路总感觉脚下不踏实，好像会塌陷。
       游猎中的鄂温克在密林里选择放牧点，最重要的是选择水源地。从人和鹿的生活区域向上走三百米，一只白搪瓷碗作为暗号挂在树上，穿过树林，看见了溪水。水看上去很浅，正缓缓漫过许多石头，发出响声，透骨的凉，磨圆的石头表面结着厚度超过两公分的青苔。当地人说，鄂温克人世代活动在深山密林中，从来没引发过山火，水源地的选择非常严格，一定在放牧点上方，不会被人和鹿污染。有一条已经弯曲了的朽木浸在水流中，全身缠绕着苔藓落叶，像条冬眠的蟒蛇。
       下午了，我们四个汉族人在松林间吃简单的午饭。大个儿端起酒，用无名指蘸了白酒，默默滴在松软的土地上。驯鹿们半睡半醒着，真正的主角鄂温克人缺席。
       说到为什么和鄂温克结婚，大个儿说他就喜欢在山上的生活，自由自在，不受人管。小张的理由竟然是从小就喜欢玩枪，鄂温克猎民一直可以配枪。现在不行了，没看电视？国家要管理枪支了，他说。
       这两个人之间讲到最多的当然是钱。大个儿说，前一段有家电视台来了，呼呼啦啦架起机器，让鄂温克演示赶鹿上山挤鹿奶割鹿茸等等，反反复复折腾了一天，天快黑了才说到付费。大个儿出面谈判，要价2000，电视台的人只肯付200，强调节目是非营利的。大个儿说，一听我就急了，我管你营不营利，我图的什么呢，给你表演了一溜儿十三招！他说到生气的时候，连连喝白酒。
       送我们离开，大个儿说他们这个放牧点就要赶着鹿迁移了，到42公里外。
       回程的路上，向导小张说，给你们说说刚才这大个儿人的底细吧，他原来就是个老盲流，要比精明，鄂温克哪能精过他？他现在鹿多，收入多，日子过得可好了，政府每五年给我们敖乡猎民每户发一顶帐篷，他都攒着呢，光新帐篷他就好几顶。鄂温克不攒，有新的就不用旧的，他呀，他可精明大发了。
       这两个汉人，在见面的几小时里惺惺相惜，无话不说，显出了足够的亲密。没想到，返过身来，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自从在根河市郊鄂温克居民点，见到那对有点惶恐的矮小鄂温克母女以后，我就感到不安，迁居和外面的世界侵扰了她们世代遗传下来的内心安静。对于养驯鹿的猎民鄂温克，由好奇心带来的一切“问题”都是多余，世界上本来没问题，凡问题都是人为。
       就像我不能接受按下驯鹿的头，强行切割它们的角，我们不应当去刻意接近鄂温克，探求和打乱他们的生活。只要知道在呼伦贝尔北部大兴安岭密林里不止有山有水有树，还有人还有鹿。足够了。
       俄罗斯族人·额尔古纳草原
       从根河到额尔古纳，向西南走，公路断断续续沿着清亮的根河。山势渐缓，平坦辽阔的草原出现，牧草发出秋天的金色，割过的草场上均匀散布着浅金色的干草卷。草地间夹着溪水，湿地，河谷。让我想到比利时郊区滑铁卢。两小时的路程，除了临时停在一个养蜂人的小屋前，车上几个穿制服的公务员下去买蜂王浆，养蜂人送他们上车之外，再没有见到人。两个小时，汽车在天和地之间的扁平缝隙里穿行，天上是卷云，地下是平铺到天边的草。
       从根河到额尔古纳，是呼伦贝尔平原和大兴安岭山峰交错重叠的地域，一百年前这里几乎全是原始森林，最先到达这里的是淘金者，闯关东者和妓女，听说在靠近黑龙江一侧有一处七百座坟墓的妓女冢。然后是侵略者，最先砍伐原始森林的是日本人，他们把大量原木运回日本。
       额尔古纳小城不大，但辖区辽阔，南北600公里，东西50公里，有几百条河流。面积2.8万平方公里，是深圳特区面积的十倍。辖区内人口8.5万，每平方公里内平均不到3个人。
       额尔古纳市虽然已经升格成为一座城市，细部还保留着淳朴的小县城痕迹。主干道电线杆上装有广播喇叭，每到傍晚准时播放新闻。站在额尔古纳的大喇叭下面，我忽然想到，自从离开了北方的真正意义的大城市沈阳，我们一路上走了2000公里，再没见到过报纸这东西。进过两间新华书店，分别在根河和满洲里，都是只卖儿童读物和辅导教材。
       呼伦贝尔有着最神奇的吞没力，无论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惨烈战事都被它的天空大地快速消化，恢复它的纯自然的生命状态，呼伦贝尔只养育植物和动物，没别的。
       在额尔古纳客运站询问去中俄边界的黑山头口岸，几个坐在一张方桌上用东北方言热烈交谈的人回过身来，他们都有黄褐的头发和浅色的眼睛。其中一个小伙子说，一会儿就跟着他的车走。他是俄罗斯族，自家承包了一辆中巴，专跑额尔古纳到黑山头的路线。
       中巴很快就沿着根河河谷走。很快出现新落成的几十座蒙古大营，威武雄浑，坐山坡面河谷，营帐雪白，帐门口猎猎的旗帜。山坡上烽烟已起，大王点兵，战事临头的势头。这片建筑是为发展旅游新建的，落成后第一项活动刚结束，中俄对弈围棋，只是下棋下棋。
       车一出额尔古纳城，上来一个用彩色头巾包裹着满头金黄头发的俄罗斯族老太太。她和车上的很多人都认识，他们讨论当地刚刚发生的一起杀人并自杀未遂的案件：一个外来打工的人用刀刺了他的雇主整整二十刀，随后，对准自己的腹部连刺三刀之后，被人拦下，两个人经过救治，都脱离了生命危险。车上的人都说，该给人家工钱就得给人家，这理还用说吗。他们说这是当地发生的第二起杀人案件。2005年，一个曾经被雇主家欠薪空手离开两年之后的人，重新上门来找活儿做，雇主误以为他是走投无路又回来投奔自己，没多想就留下了他。两年以来一直记恨在心的打工者，杀掉了雇主，以这种极端的复仇方式结束了别人和自己两条性命。
       车上的人们很小心地议论，能感到他们保留着一些看法，有人只是试探性地发表一两句不关痛痒的意见。更多的是感慨：咋就为一点儿钱送了命，无怨无仇啊。
       最近几年，当地发展农牧，放牛收草挤奶的活儿多了，很多人家都要雇用外来人，雇主和雇工之间纠纷明显增多。额尔古纳人说，连我们这地方也不太平了。刚进入呼伦贝尔，我就问过，这边的安全怎么样，当地人回答我：好啊，我们这儿太平，那么多班客车轰轰的，从来没出过翻车轧人啥的大事儿。回答者好像完全没有想到，我这个从广东来的人最关注的是社会治安。
       中巴跟随着渐渐开阔葱茏的根河河谷走。
       我问，主河道在哪？
       有人扬一下手说，东边。
       我又问，东边哪里？
       回答：三十公里外。
       人的眼睛望不到那么远，只能看见茂密的柳树向着河谷间的低平地带散布。
       在黑山头老镇，有人指着河谷中间一片浅沙滩说，那儿过去就是老镇政府办公楼的位置。1998年根河发大水，一夜间冲垮了那儿的所有房子。现在，政府搬到新镇，这一带只留下一片开阔的自然河滩，不知情的人绝不会想到这里几年前有过建筑物。人以为人的力量了不起，而消灭人的力量起码是同样的了不起。1998年前的样子已经想象不出来，再久远的更无处求证。黑山头附近有元代成吉思汗军队遗留下来的城墙。当地人说，就是些不高的土沟土台，风吹雨浇都快平了。深山密林人迹罕至，是这些给了呼伦贝尔大地最顽强的复原的力量。
       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面有丰盈的水。天上过大雁，像小学课本说的，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人字。水面上掠过大翅膀的水鸟，嘎嘎地被游艇惊飞。
       隔着河水，能看到对面的俄国村庄，灰暗，一片静寂，和中国这侧的乡村类似，都是低矮的平房。从地图上看，离口岸不远，有个叫普里阿尔贡斯克的小城市是一条俄国远东铁路的尽头。
       我问俄罗斯族司机，那边的生活怎么样。他有点儿含糊地说，也挺好。他有护照，经常过去。我问他，过去干什么。他说，没啥，溜达溜达，玩儿。
       在额尔古纳河边的小木屋里卖游船票的，是个说不好普通话的浙江妇女。我问她离家这么远，能习惯吗？她说，习惯，在哪儿不是挣钱，在这没污染，空气好。
       中俄交界的黑山头镇上有四分之一人是俄罗斯族，过去的比例大得多，近些年外来打工的多了。这儿并不像中国北方乡村，民房相对整齐，户户坐南朝北。有几个院子有刷了白漆的木栅栏。一个人扛着很长的木梯子走过，满头电过的褐色卷发，男的。
       午饭在一户挂了“俄罗斯风情游”招牌的俄罗斯族人家里吃。他们刚送走一个旅行团队。男主人指给我们看他家那幢五十多年前建的全原木房子，当地叫“木楞房”。他说，当地政府春天派人来过，说这房子不能拆，要保护，要申报当地的百年老屋。
       这个俄罗斯族人家的菜园种了土豆、西红柿、茴香、芹菜、辣椒、西瓜、豆角，一把铁铲就插在土豆地里，到点火做饭时候，就挖开泥土，从土里翻找土豆。靠着菜地有大排牛棚，另一个大围栏里堆了很高的牧草。这个家庭的占地比南方的豪华高尔夫独立别墅大得多。
       一个老人在菜地间的空地上造一辆俄罗斯式马车。车体已经造好了，铁轮子也安装好了，黑漆的轮边新加了油光光的描红边线。老人说，我这车就差装修了。他说的装修是给坐椅缝布套装饰一下。同样的车他已经造了第三辆，前两辆以每辆一万的价格卖给村子里。这辆车他准备自己留着。他说卖到这个价格，因为是靠全手工制作，在俄国那边也没有人会做这种车了。老人原来是个铁匠，又自学了木匠。附近有家小修理铺，有火炉子，他常去那儿做铁匠活儿。他试探着问，这辆嘎嘎崭新的俄国马车，拉上游客在镇子上转一圈收多少钱，收费十块多不多。
       听人夸奖他的车，老人很高兴。他脸上的来自俄罗斯的痕迹并不明显，岁月能使不同人种的面容在垂暮之年趋于同化吗？他说，他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中国东北人。他听母亲说，当时是红军和白军打仗的时候，白军败了，他母亲才跑到中国这边，后来和中国的父亲结婚，没再回到俄国去，和母亲同时来的人有些回去了。被他轻松地一句带过的红军和白军打仗，显然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上的重大事件，俄国的十月革命。
       这个家庭的“木楞房”里最显眼的位置悬挂着一幅照片，画面满满的，面色忧郁的俄国老太太和戴毡帽的中国老汉。
       我们的午饭摆上桌，刚烤出来的咸面包，茴香牛肉饼等等。在这个最偏远的中国乡村家庭里，窗上有白纱帘，下午一点钟的阳光，照在红油漆过的木地板上，桌上铺了淡格子的纯棉桌布。在相通的另一间屋子里，他们一家也在吃午饭，也铺了台布，但是没有刀叉，他们用筷子，用碟子盛汤。造马车的老人独坐桌子顶端，君临天下，一个人自斟自饮。而他的儿子正在门口换一件非常破旧的衣服。他说干活了，要去拉草了。
       黑山头俄罗斯乡附近，平地上突兀地起了一座不到百米高的山丘。山丘上散布着几十座坟墓，不知道墓主人都是谁，坟墓之间遍布着野生花草和粗砾的石子。山丘顶部是个发射塔似的建筑，两个从黑龙江省过来打工的汉人临时住在上面。
       他们避着风头点燃纸烟说，这地场，养人啊。
       他们又说，你知道这地场的人都咋放牛？大清早把牛往河滩里一赶，晚上牛吃饱了，晃晃悠悠，自个儿就回家来了。
       站在山丘顶部仍然看不到根河主河道，它被看不到边际的森林和支流们深深埋伏，能看见的只有辽阔。和根河河谷相反的一侧是额尔古纳河另一边的俄罗斯的土地，人不能跨越国界，但是，人的视野还能享受到远望的自由。向天尽头看过去，有几片黑土，跟刚染了靛青一样的黑，夹在黄坦坦的草地间。8月中旬，杨树的叶子已经开始黄了。
       呆呆坐在山丘半坡上，忽然想到，如果我能生活在眼前这片土地上，做个放牛的挤牛奶的种土豆的垛草的人，我会心平气和，我是不是就不再需要写字，写作是不是将彻底失去意义。
       慌乱·在海拉尔火车站
       离开额尔古纳草原返回到海拉尔，整个人有点恍惚，好像一只过惯了草原日子的羊被强行牵进闹市。过马路，汽车鸣笛，扛包裹赶路的行人，等待上火车，都成了事实上的某种威胁。
       海拉尔狭长挤迫的站前广场和候车室，难民一样人山人海。把全呼伦贝尔200多万人都装进来，大概就是这么拥挤。每个人都焦急万分，逃亡奔命一样，生怕被什么落下。各种各样的行李被飞快塞进轰轰的安检口，再慌不择路地前冲过去，拨开所有阻挡，抢夺自己的行李。人们被一种奇怪的惶恐急切控制、感染、驱使着，好像慢了半步，就会被永久抛弃，错过奔往一个更美好更幸福的地方去的列车。
       临近上火车前的最后半小时，我躲避到海拉尔火车站一侧，看见它最早期的建筑物上还清晰保留着1903年的字迹。1903，是海拉尔火车站建成的年份。海拉尔的蒙语意思是野韭菜，书上说，草地上的羊吃了野韭菜，肉质才最好。而被现代喧嚣惊吓发慌的羊，肉质和神经可以肯定是最劣质的。
       从海拉尔起，大约过了整整三天，我才适应了原有生活中的一切。估计一头来自草原上的羊要适应城市，从慌张到安详也需要三天。
       火车开始向南开，尘世在南，我觉得我又在钻回那个厚闷而熟悉的口袋。过去的半个月里我意外地得到了呼伦贝尔大地的慈爱从容宽厚安逸，我是个享受到了幸福的人。
       （本文略有删节。图片均为徐敬亚拍摄）
       王小妮，诗人、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诗集《我的诗选》、《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长篇小说《方圆四千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