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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篇
       若干年前，不足六岁的我，被母亲叫到跟前，让我和三姐背靠背站在那儿，母亲用手比来比去，她怎么提三姐的肩，整理她肩上的衣裳，三姐还是矮我半头。母亲叹息着说，四儿，你姐的奶都让你吃了，她该上学了，可是她还长得这么矮，学校会有人欺负她的。你就跟她就伴儿，一块上学吧。
       坐在课堂上，无论是语文数学，我都听不懂。数学课那个有着山东口音的班主任老师，她老是说，我给你们举个栗子（例子），两只手摆弄来摆弄去，又是土豆又是苹果的，我一直纳闷儿，她的手上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可她为什么总说举栗子，举苹果，举土豆的呢？
       小学念完时，矮小的三姐已当上学习委员，我则刚及格。读到高二时，父亲面临最后一班的退休，全国统一实行的、最后一次子女顶职工作的福利。那天，天气很晴，母亲把我叫到二姐的后肩，让我和二姐背靠背，差了五岁的我们，个头是一样的。母亲用眼色跟父亲说：大贤，已经有婆家了，再接班，挣了钱也是给人家；二源，长得好，找个好对象是不愁的，用不了半年一载，也要结婚；老三，这个一阵风都能刮倒的小三儿，她能干得动活儿吗？再说，她学习比四儿好，四儿就是长个傻大个儿。小四儿今年不到十六岁，离成家还远着呢。让她接班，给家里多出几年力吧。
       父亲像个言听计从的昏官，不住地点头：你决定，你决定。就这样，我由智商不足提前进入了小学，到尚未成年又一次提前走进了社会。
       我当了一名工人。
       贮木场的作业是露天的，女工男工都一样，抬木头，归楞垛，装火车。最轻的活儿要算倒木料了，圆木破成方条，捆成捆，两人一组，蚂蚁一样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地方。主要是给木料换换场地，通通风。每当分组的时候，车间主任刚发布完任务，话音未落，那些有经验的女工，就会哗地一下把我闪开，她们不和我对视，不接受我“同组”的邀请，而是非常默契地，眼皮都不抬，就两人一对，凑好了。实力和实力组合，个头和个头相当，她们快速去抢运自己的一百捆定额，因为主任说了，早干完早回家。
       刚才热闹的场地，一下子剩下了我和另一女工，她叫曲红，个头特别矮，但她很有力气，是她不嫌弃我，将就了我。她默默地，把劳动布工作服，卷成一个砖头状，放到肩上，既防护重压，也兼垫起一点身高，因为我们相差得太悬殊了，一高一矮，拉锯一样扭扭歪歪，像相声演员的滑稽出场。木料的沉重让我们步调难以一致，坐在楞垛上休息的男工人，不断地发出笑声。
       十点多钟，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来的时候，那些力气可以和男人匹敌的女工，就完成了定额，欢快地脱下劳动布工作服了。我和曲红，为了加快搬运速度，把木料，从肩头换到了腰上，用腰峰卡住，像蚁类那样挪着走。当我们把一百捆定额倒完，两人不约而同地跑向了木板房一样的女厕所，我们都感到了腰峰的疼痛，打开来，她看看我，我看看她，我们同时看到，血肉模糊。
       半年后，曲红的父亲把她调到了机关当服务员，每天给领导打水扫地，这是让我们所有女工都羡慕的工作，它相当于今天的秘书，白领。曲红离开了我，也给我树立了目标，我也要进机关，脱离这要人命的苦力。晚上回到家，我开始复习地理和历史，死记硬背所有文科的东西，背到后来，哪道题在哪页，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一年后，我以文科第一的成绩，考上了黑龙江一所职工大学，尽管那个专业不是我所喜欢，可是天天坐在课堂上，还拿工资，跟从前比，不是天堂和地狱吗？
       毕业后，因为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厂长以为我很会写字，就分配我到企管科，写质量报告，同时兼办公室的半年一年工作总结。
       那时北方的木材如南方的毛竹，砍不尽，用不完。在我们贮木场，长年住着调木材的南方人，当地人俗称他们“老客儿”。老客儿手里有玉，麻糖，花雕酒什么的，住在厂子的招待所，招待所的妇女，免费给他们洗衣服，缝被子，他们常常把准备送给场长的玉雕什么的，也送给服务员。曲红后来由扫地打水的女工，转成了招待所的固定服务员，她时常能收到老客儿送的土特产。
       每个月，老客儿的主要目标，是运走这里的木材，火车皮，装圆木的货列，黑隆隆像一条巨龙。老客儿最开始手里拿的是香烟，一节车前的检尺员发一根，恒大烟卷儿，笑脸，客气，一节车皮的体积、水份，就搞定了。后来，水涨船高，一盒烟就不够意思了，老客儿干脆空着手朝前走，在他兜里，是成沓儿的人民币，边走，边从里边抽，老客儿的手指很有准头，他想塞给检尺员几张就是几张，接到好处的检尺员们，立即变得目不识丁了，他们会把80号的圆木，在本上记成20号，20号的成材，写成枝丫。一火车检下来，拉走的是金山，可是账本上累计的也就是几百米的朽木。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近三十年，河东河西，原始森林就真的变成小枝柴了，有的地方已经光秃秃。场长和局里的头儿们跑了几趟北京，跑得很成功，国家可怜林区人民，一下子拨款五千万，扶植林区开发新项目。场长去东德西德转了一圈儿，回来果然发回一车皮的铜铁，场长告诉大家，攒起来，就是生产刨花板的机器了，枝丫子，碎木屑，往这家伙的肚子里一倒，突突突突，再出来的，就是一张张刨花板子！神不神？
       我们的日常工作，是跟随厂长到车间，厂长看板子合不合格，基本不用尺量、化验，他直接用指甲，在板子上一抠，再用手捻捻，说嗯，还行，不算太酥。这板子就合格了，可以出厂了。
       下午的时候，男同事们因中午用扑克赌资凑了酒局，喝得比较高兴，也多了，直接回家躺着去了。没走的，老老实实趴到桌子上睡觉。唠闲嗑，打毛衣的，就剩下了我们三个人，老芳，小艾，还有我。
       小艾是技校毕业，技校毕业的女学生，成百上千，都分到了刨花板车间。制板的甲荃把女工们呛得像一群办丧事的悲苦妇人，揪鼻涕抹眼泪，不断地擦。工作上半个小时，她们就会撒谎请假上厕所，厕所在车间外面，大木板钉成的，通风。出来一趟，透透风，好受不少。
       离开车间，离开甲荃，离开飞机般的机器轰鸣，是所有女工的梦想。而实现这份梦想的，只有小艾一人。
       小艾肩负的是机关打字员，没有字可打的时候，她和老芳一样，织毛衣，嗑瓜籽，偶尔，也去厂长办公室，帮助厂长整理一下内务，卫生。小艾的长相绝非牡丹国色，可是她嘴巴特甜，心眼儿也多，非常会处理人际关系。她跟财务科长，相处得像亲兄妹；销售科长，有点像老邻居；而一把手，一支笔批钱的厂长，则完全是父女了。望着小艾持一把条子走向厂长的背影，打毛衣的老芳会停下来，咬着牙根说：看吧，又撒娇去了，贱娘们儿。那可是她买大衣的票子，买大衣都开成了办公用品，报销，你说这样的厂，还有好儿？！
       老芳的预言没有错，我们厂果真在几年后，全盘倒闭，这是后话。只说老芳嫉妒小艾，她也不甘示弱，她的工作是管全厂女工的计划生育，老芳东施效颦地也开出一堆白条子，到厂长那里签单，不知为什么，她拿去的是单据，回来的是满走廊的碎屑，好像她一生气，把那些白条全撕了。
       老芳不能变纸条为人民币，她就在免费避孕药具上作文章，她把成箱的安全套扣下，不发给正当年的青年男女，而是送到小药店，以五五分成和药店对劈。后来有人捅给了厂长，厂长脸都气青了，痛喝她你知不知道，你整两个钱儿事小，厂里如果冒出一个计划外肚子，所有的扶持基金，全完蛋！
       厂长后来还想拿掉她的计划生育工作，可是话没说完，老芳就一屁股坐到厂长办公室的地上，说光兴你们放火呀，我点个亮儿都不行啊！——老妇人的哭嚎可比小女子的嘤泣吓人，厂长被她的丑陋惊呆了，老芳还扬言，如果真拿了她的工作，她就去厂长家吃住。她的大胆设想也把厂长吓呆了，只好挥挥手，说好，好，你接着干，接着干。
       老芳破涕为笑，班师回朝了。
       车间出来的刨花板，越来越像饼干了，又酥又碎。有个跟厂长有一拼的副厂长，说什么东德西德，先进设备，一堆烂废铁嘛，冤大头嘛。几千万的人民币，打水漂儿了。
       虽然这样，全国房地产热，急需建筑材料，这些“饼干”也成了抢手货。南方老客儿又像当年调木材一样，到我们这里调刨花板来了。他们不再用火车，直接用加长141，省得各个关口扒皮。这些桃酥一样掉渣儿的刨花板，供不应求，那些老客儿冒着被厂长家大狼狗掏腿的危险，去厂长家给夫人送礼，银行取出尚未打捆的人民币，他们的目标，就是请厂长批条，批给他们货，早装车，早运走。耽误了一天，开发商那边就是上百万的损失啊。
       有工人奇怪：这么酥的板子，不禁水，也不禁压，弄去它们有什么用呢？
       老客儿说，现在全国都成了建筑工地，全国人民都等着住新房呢。十三亿人，一家一间，盖到下个世纪，也盖不完。你们就干吧，别说“饼干”，就是“馅饼”，也不愁没人要。
       但老客儿的教导落空了，没到二十一世纪，我们厂就关了门。厂长被另一副厂长，反腐败了。一干人马全抓起来，审查。据说被审的人对着办案法官大喊：你们整我干什么？狼吃不敢管，狗吃撵出屎！
       下篇
       那一年春天，我离开了老家，调到中原一家艺术研究单位，所里有本刊物，因会写文章，我当了一名职业编辑。
       我是带着朝圣的心情，走进这家艺术殿堂的。艺术研究，专门研究艺术，这里的男女得多高雅，这里的领导该多有文化啊。肯定不会再像我们当年那些土鳖，抽烟喝酒还随地吐痰；同事们也不会像机关的老芳小艾，争风吃醋飞短流长。对这里，一切的一切，我都起敬起畏。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想，当年我们厂，机器再废铁，还是要出产品的，工人靠干活吃饭。而艺术研究，研究艺术的，这些人天天都在干什么呢？
       一天，我把我的疑问，小声跟资料室的刘大姐说了，刘姐心直口快，她说研究个屁！
       刘大姐的话肯定是气话了，研究屁，还轮不到我们领域，应该属于生物生态类的专家。我们似乎只是从纸上到纸上，理论，艺术，怎么能研究到具体的屁上去呢。刘大姐说完也笑了，她说我说她们研究屁，还是高抬呢，实际上她们屁也研究不出来！
       刘大姐的话让我慢慢有了体验。在我们单位，确实没有多少正经事儿可干，全体人马，长年的任务就是泡剧场，凑规模，那偌大的剧场，光坐着领导是不行的，光有演员在台上比划，也不像话。落满灰尘的一排排椅子，要由我们填空儿，补位，占满。台下没有买票的观众，除了演职人员的家属来捧场，余下部分，必须本系统职工来承担。很多时候，我们坐在角落里，看不清，也听不见，可是我们要不时地鼓掌，助兴。散场时起立，拍着有韵律的节拍，等着领导接见演员，握手，合影，留念。
       出了门，黑黑的冷风中，有时是骑着自行车回家，有时运气好，领导高兴放话儿让全体人员打出租，回去集体报销！
       白天的工作，就是经常讨论了。烟雾的会场，论资排辈式的发言，那些资深老专家，说话都很有技巧，一般的时候，他们不紧张，也不害羞，即使没看过作品，也绝不张口结舌，他们会说“刚接到通知，准备仓促，随便瞎说两句吧”，“那我就瞎说几句吧。”他们在谦虚的东扯西拉中，就完成了专家的发言。而我们这些连“瞎说”也不会的，当“专家”时间还短，缺少场合经验的年轻人，大家紧张，局促，能躲就躲，能拖则拖，实在被逼得不行，非说两句不可，也只能拾人牙慧，三拼两剪，人云亦云一遍。
       等我们下到各市县剧团，就由剧场的小瘪三，直升为专家大佬了。“省直专家”，接待方一直这样恭敬地叫。我们有吃有喝，吃饭不花钱，住宿不花钱，白天游山玩水，剧团派专职人员陪同，晚上剧场的坐次，也是当地最高领导通常的位置：不前不后，听得清声音又不吃灰尘。第二天是听意见，开研讨，走马观花地看了两场，草草鹦鹉学舌一番，调子基本是步调一致地表扬，好吃好喝了这么多天，不唱几句赞歌难道要给人家添郁闷吗？连回去写文章，格式化的三段论都有了，开篇叙述一下该剧剧情，交待点排戏背景也可以。中间再回溯此戏排演的艰难，结尾来几句高调儿鼓劲的话，最后一段，也别忘了显示高明地提一点“瑕不掩瑜”的意见，反正文章写得多臭，都有我们自己的刊物发表。看戏了，说意见了（虽然那些意见一点都不比剧作者高明），广告式的文章也发了。扛些土特产，就回来了。
       曾有一个特别贫困的县剧团，他们带着剧本，开着车，一行团长编剧诸多人，来我们所“听取省直专家意见”，据说他们那里长年风沙满天，春天的时候，沙尘会一层一层埋到屋顶，居民的房子成了沙丘，羊儿们没草吃，寻寻觅觅，走上沙丘，正在屋内做饭的妇女，听得“噗哧”一声，不结实的屋顶漏进一只羊蹄，随之，是哗哗的黄沙……
       那天，坐在会场里的每个人，之前都大概地翻过了剧本，充当专家，对剧本发言，也是任务。几十号人，轮流来说。有些人手里没有写好的稿，只能磕绊应付，说不出新东西，基本是重复那个说得不错的老专家的意见。整个会听下来，像一张嘴放了二十多遍录音。剧团的人说着感谢，说有收获。中午饭时间到了，请大家别走，集体吃饭。
       这个没钱的剧团不但拿出钱来请“省直专家”们吃了一顿可口的饭菜，还每人发给一百两百不等的红包（只要坐在会议室里的，人头有份儿）。那天我没有吃饭，事后有人捎给我一百块钱，有好长时间，我的心里不是滋味。我凭什么接受这一百块钱呢？我会上说的那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值这一百块钱吗？我们是省直的，研究单位，他们就必须劳民伤财地大老远跑来听我们的意见？具体到个人，我们真的比他们高明？如此兴师动众，高成本，如果这个团是个人的，从个人的腰包里拿钱，他们还肯不肯，会不会这样做？
       时间久了，紧张的不紧张了，没经验的有经验了，熬年头，混日月，都能模糊进资深专家行列。这是个脸熟儿即专家，位置即专家的时代，只要熬得过年头儿，初级中级副高正高，一路下来，都是专家。“专家”的名头，已经像职称评定一样荒唐可疑了。
       我们单位还有一本刊物，叫“省级刊物”。每当看到主编，我总想起“矬子三把刀”这句老家流传的民谚，它的本意是矮个子的人了不起，有一套，不能小视。确实，我们主编太厉害了，他都不识多少字，可是他能写出那么多获奖剧本，还是“五个一”这样的国家大奖，同时当着主编；刊物每期的发行量不到三百册，他也不在乎当不当这个主编，可是上级还是该拨款拨款；起稿时半路出家的编辑们连稿签都不会签，主编和大家在二校三校时大胆做着改、编、删；几年下来，我们几乎没有了作者的自然来稿，可是每期，刊物照样塞得满满。印刷一千多册，全部赠阅，送也送不掉的部分，过一段，落满了灰尘，就四毛一斤卖掉了。
       我们单位还有一个男“老芳”，男老芳是研究整理戏曲地方志的，他长年生活在办公室，做饭，洗衣，有时还烧好了开水，一壶一壶往家提，他家就在离单位不远的地方。“爱占小便宜”，很多人对他瞧不起，他家里确实困难，两代人，住老式两居室。男老芳长年累月的工作，就是把那些发黄的资料，抄过来，誊过去。过几年，纸朽了，再来一遍。在这种循环往复中，他要签一些报销单据，纸和笔呀，墨水呀，还有跑乡下考察的车马费等。每当领导看到他，都像突然牙疼。曾跟心腹说，老东西，到了59，就让他退了算了，不然资料室的虫子没嗑光了资料，他会像耗子一样把研究所盗空！
       男老芳是在59岁那年被劝退的，诱以的条件是他可以继续住在办公室，继续使用单位的水和电。办公室不变，只把门牌儿摘下，换到另一个门楣上。反正办公室多得用不完，换换牌儿，倒个空吧。
       所领导经常让大家献计献策，改变研究所穷困的面貌，不要等着要一口，吃一口，天天无所事事，死呆着。
       我出的主意是把办公室合并，空出些房间租出去，开源；或者让大家轮流放假，别来单位耗着，也会省下不少的水电费，算节流。所长没采纳我的建言，他听从了一个大学生的妙计，大学生是学经济的，脑瓜灵，他说咱们编大典呀，丝弦戏大典，梆子戏大典，哪个典弄出来，不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哪个领导会不重视，不批钱？我们编出来了，也是他们的成绩，肯定支持。
       这一招果然厉害，编典确实给钱，叫课题经费。有了经费，就出书呗。一本本，砖头样厚。即使没有发行，也有留存史料价值。所有参加干活的，多少都有份，校对，编辑，他们不按字数发钱，而是按看稿的遍数，再乘以字数，来付薪酬。
       多少受过编辑培训的我，看到账单，都忍不住笑了。
       开源创钱，我们单位还在每年搞点什么大赛，省级单位，有这个资格。地方戏大赛，京胡大赛，梆子大赛，全省广告散发出去，报名的人非常踊跃，她们来自地市县乡，需要获奖，需要证书，除了职称评定，她们还有进到省级剧团的梦想。参赛费一百元，多门类报名，可以优惠。那些资金雄厚的，真的同时报了两个，甚至三个。而纯是个人爱好的，只能很心疼地，交上一百块钱，过把瘾。
       具体赛事，非常简单，单位的会议室里搭上几张桌子，坐上几个评委，脑门上没贴帖儿，演员们也不知道台上坐着的都是哪路豪杰，一律恭敬地叫着老师。场地不用花钱，评委也不算贵，除去买些获奖证书是成本，邮寄是成本，剩下的，差不多全是利润了。
       有一段时间，我曾特别苦闷，如果说当初死记硬背地理历史，是为了考学，为了脱离苦工。后来，在我读了一些书，对精神生活有了美好的感受和追求后，在我心中，是升起了一个理想的。那个理想，就是文明，进步，过有趣味的生活。我看过一个女出版家的故事，她的名字叫芳李邦琴，是华裔美国人，她和丈夫办报刊，出版报纸，无论是质量还是发行，都做得非常成功。她们的刊物，就是大家的精神乐园，里面充满智慧、思想和敏感的心灵。一本好的刊物，能影响、团结、带动了那么一大批人，真是了不起。我跟主编建言，我们要约稿，约好稿；我们要编辑，认真地编辑；待刊物出来，要精心地给每一位作者寄样刊，寄稿费，一个都不要落下；我们要专业起来，遵守一些编辑的最起码规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入良性循环，不至于哪天突然全体下岗，而这些人又没有别的谋生技能。
       我还说，我们编辑部应该定一份《南方周末》，那是国内目前最好的报纸之一，大家需要读书看报，而不是来到这里空坐着，白白浪费时间。我们是研究单位，大家应该有点知识分子的求知兴趣，至少了解一下时下信息，而不是东走西蹿，飞短流长……那一天，报纸没有订成，我说的那些话，成了炸弹掉进粪坑，激起的是公愤。一上午时间，办公室里刮起口水的狂沙……
       祸不单行，一篇小说被单位看到了，我写的。她们像那些喜欢上戏的演员一样，各自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其实他们平时对我的小说是没兴趣的，曾有一篇写事业单位生存状态的中篇，小说发表很早了，是这拨儿领导上任之前就写作发表的，后来者看到，竟也不谦虚地认领到自己头上，并且很生气。这让我忐忑不安，又哭笑不得。因为小说，不经意间得罪了这些本不喜欢文学的人，我很黯然。
       由此，有些人开始关注我的小说了，新近的一篇，写中年男女，情感伤痛。因为这一次把主人公跟我对上了号，大家突然兴奋异常，传播，议论，奔走相告。遇到我的时候，那目光分明是看“红字”女人，看“麻疯女”。有些人还试探着跟我谈起这篇小说，或者干脆来一句：“那个小说我看了”，然后等待我的反应，欲言又止，欲说还休。
       这些人学习八荣八耻，有过敷衍了事的；学习三个代表，也有过心不在焉。可是这篇小说，除了把我妖魔化，还成了他们口中的兴奋剂，窃窃私语，猥琐不堪……那一天，我真想马上登上火车，去北戴河的海，冬天的海，应该没有人吧。我想到无人的海边，我的胸中塞满垃圾！
       年终的时候，研究所像所有单位一样，也进入忙碌的评优选先，述职报告。那些平日并没有多少工作可干的人，念起一年来的述职，竟也一二三，四五六，一套一套的，能长达五六页。领导的总结，高屋建瓴，直接跟新闻联播挂钩。听着听着，我常常走神，在我的窗外，有这个城市最美的景观之一，瀑布，流水，真山一样起起伏伏的假山。我很忧愁，我在想，再过几年，我们的研究单位，会不会也像当年的工厂，因为没有效益，关门走人？
       我还想起了我的大姐，她当年没有接上班当工人，现在连下岗工人都不是。知青，大集体，然后大集体失业。她们没有社保，没有劳保，没有公费医疗。她是在四十多岁那年，学了一点理发手艺，那种老式的剃头法，除了老头老太太，进城的民工，她没有别的顾客。三块钱理一个头，对方还要讨价：理完了不洗，一块五行不行？前后都不洗，五毛行不行？
       在大姐这五毛一块的收入中，有一多半，被莫名其妙的各种税收、城管、卫生，给拿走了。拿到哪儿去了呢，变成了国家的专项基金，财政拨款。大姐跟我说，四儿，你看你们多好啊，天天什么都不干，就是开开会，看看戏，就能白拿钱。你看姐，这两只手天天拼命挠巴，都挠成了爪子，日子还是没着没落儿……
       大姐的话让我心里难过了好长时间，是啊，我们不创造价值也罢了，我们还在白白地浪费，那刊物的每年两万块拨款里，就有我大姐的血汗吧?上级领导的手里不长钱，他们办公室也不会生钱，拨款从哪儿来？我们不用劳动有衣穿，得食吃，这种近乎寄生的生活，是谁养活了我们？是大姐，和大姐一样的千千万万的劳动者。
       是他们，他们养活了我们。
       曹明霞，作家，现居石家庄。主要作品有《谁的女人》、《事业单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