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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香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两个云游的和尚，一大一小，大的曾教训小的道：出家人，不近女色，须知色即是空。小的谨记。一日，同游至一河边，河无桥，须涉水，此时有一美艳女子急欲过河，大的便背起女子一同过了河。两和尚继续赶路，小的走前，气冲冲，半日不言。大的奇怪，问：“为何不与洒家说话了？”小的答：“你背了姑娘！”大的一听，笑：“我大和尚早放下了，你小和尚还背着？”
       这小和尚是谁？似乎、似乎是我——年轻时的我。
       我想起了年轻时的事。
       那时是十八岁。在跟着父亲打了近三年铁后，我到公社文化站做文化辅导员，当自带粮食的“土干部”，希望能够转正，转成正式编制内的“国家干部”。当时体制——注意：今天仍是这体制——农民要转成国家干部，把泥饭碗变成铁饭碗，难！泥饭碗是自己在泥土里刨食，刨了归生产队，上缴后再分回一部分自家吃，往往难吃饱；铁饭碗呢，是国家配给商品粮，月月固定工资，虽不富却水旱无忧，老了还有退休金。我不想只在这种制度下做农民，也知道打铁打不出个铁饭碗来，所以在母亲帮我谋到这文化站“土干部”的位置后，我是十分地看重，十分地小心，默默工作，希望有一天能感动上帝，天上开会招干部时将我点泥成铁，让我也端上铁饭碗。
       你可以想见，那时我若遭遇异性，需要我背负着她共渡爱河之际，我会怎样地退避三舍，自动遵守和尚戒律的。
       但十八岁的身心是渴望着爱情并且易冲动的，过来人都知道。
       有一个姑娘，名叫谷香，也是农村家庭出身，也想当国家干部，也在这个公社大院里帮忙打杂。她不如我的地方，是中学没有读完，不会写写画画，也不敢在人多的场合发言，看来再怎么也当不上国家干部的。她便羡慕当上了干部的人，以及我这种有可能当上的人。有一次她说很羡慕我，说时两只大眼睛看着我，笑。
       我知道她是羡慕我有前途，我不作另外之想。
       有一次我在房间里写宣传材料，她路过，抛给我一个桔子，又是一笑，不进来，走了。
       我剥桔子吃，桔子很甜，摊开的桔子皮露出里面的白瓤，像细细的茸毛，手一按，软下去又弹起，有微微的肉感，发出洁净的芳香。我品味着，回忆她的笑，有一点凄然，有一丝遐想，但想想而已，又尽力收回心思，忙我要交差的公务了。
       今天回忆起来，她的笑总是凄然的，笑时眼眶凹进去，鼻子尖出来，一块雀斑随笑纹伸展。这并非说她轮廓丑，而是营养不良，身体瘦弱所致。她大约也是十八岁，或许比我大一点，总之是大跃进年间生的，她能长成这样已属幸运，瘦弱和凄然自是难免。我呢，靠了父亲的铁锤挣粮食，长得比她结实一些。
       但在后来那一夜到来之前，我其实很少注意她。
       那一夜，公社礼堂里演戏。我就住礼堂对面楼上的房间，站在门边就能看到下面的戏，所以不忙，直等锣鼓咚哐地响了，报幕了，我忙完了公务，才搬出一条小方凳，拉上门，坐到房外走廊上看戏。我的左右，已挤了一些人，却互不认识，因公社的正式干部们都在楼下礼堂的前排就坐，来这楼上站走廊的都只是下边没身份的人，灯光昏暗我也看不清他们，不用打招呼，我就自顾自地看戏了。戏很好看，是上面的剧团来演，我很快看入了神。
       “你不下去看？”
       我听到身后有女孩小小的声音，从左右嗡嗡的人声中浮出，悄悄进入我的耳朵。我感觉这话是对我说的，人声干扰一时没听出是谁。回头看，黑暗中肩后二三尺远处有一双微微发光的眼睛，这眼睛是朝向我的，笑，里边流溢出前方舞台折射的光彩，深幽幽的，显得美丽、奇幻而又陌生。她是谁呢？忽然一只手把一只桔子放在我肩膀上，伴着一声：“给你。”我就知道是她，谷香了。我呆了呆，没有及时接，桔子滚下来，穿过栏杆掉到楼下观众堆里去了。我希望她下楼去捡，知道她找不到也希望她去捡，为什么这么希望，因为，因为……
       她没有去。我感到一身不自在起来。后面许久无声，我以为她走了，微微一旋头，又感到她还在。我心里微微的乱，不能专心看戏了，感到棉袄里有虱子一般——那是冬天，我穿着棉袄——总想把身子骨耸几耸。
       我说：谷香，谢谢你的桔子，楼上虽好看戏，或许书记主任们要你递茶哩。说过这话后我没有话了，感到她还没走，不远不近在我后面看戏，似乎看得很专心。我也就努力地想看戏，忘记她，仔细地听台上的革命英雄高歌，数锣鼓的点子，数主角转圈的步子，但有鬼似的，又总意识着自己的后脖子，它是那么僵硬着，发酸了……
       离开吧，离开吧，谷香。我心里喊。
       外面新上来看戏的人愈多了，走廊上满了人，人一挤，她被挤贴在我的后背上了，我不用转头看，不用问，知道贴上来的是她，因为同时贴上来了一股清新的桔子的香气，衣服上的和那鼻腔里吹到我头顶的，是我熟悉的桔子香气。隔着棉袄，我的棉袄和她的棉袄，我的后背还能感觉到她身子的柔软，单薄，和传递过来的微微的颤抖。
       我像触了电，哑了。前面演的什么，完全看不见。一舞台是花花的影子在动。我长到十八岁第一回，这是第一回啊……
       但是我一动不动，两手抓住前面的栏杆，抓牢，像溺水人抓救生圈。我没有意识了，也不想她离开了，不想了。什么也不想了。但也许我忽然冒出过回身去摸索的冲动？或许有去打开我不远处的房门，带她进去的冲动？
       没有！没有！有也忘记了，反正事实是没有。那是什么年代呀！我只那样死坐着，任她伏靠着，成一个我背着她的姿势，直到演出结束。
       灯大亮。演出到此结束。我醒过来，棉袄里有汗。她呢，受惊兔子一般，走了，那样仓皇，一弹，就走了。而我后来发现我的棉衣外面也有汗，不，应当是泪，一点，两点，还有淡淡的香。但很快，泪被棉絮吸干了，香散了。转看两边走廊，一格格栏杆，空空的，横横竖竖，好长。
       几天后，我获得了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在这个冬天的末尾要考了，我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改变命运的机会到了，从此我一头卷入了备考复习，忘了其它。她呢，以后几个月碰到过几回，她总是慌慌地掉头就走，招呼都不跟我打了；不久，我的录取通知来了，离开那个公社，那个位置，从此再没见过她。
       今天，近三十年后，我剥一个桔子吃，闻着桔皮里漫溢出来的清香，忽然想起了这个瘦弱的、曾在我背上寄托过一个时辰的姑娘。我感到我的后背上一重，晃一晃才知是幻觉。哦，是幻觉；而她当年扑上的，也只是一个空，一个幻觉。这是必然的，我没有错，她也没有错，我只是感叹生命，我们青涩的青春，我们这一代的际遇，我们的道路。我这时才设想自己是她，在闭塞和无望里，把人生希望寄托在一个脊背上，却落一个空的辛酸。而我呢，忘记了她吗？没有忘记她吗？不管如何，需要为她写下这一篇文字……
       宝妹
       想起来，真好笑，那时我们曾被人唤作“小夫妻”。那时，我六岁，她也六岁，个头一般高，力气也一般大；都将要发蒙读书还没进校门，只在家帮自己的父母学做一些简单的事：灶前烧火，扯猪草，近处山坡上捡发火柴，然后逗自家的狗玩……
       大人们总有做不完的事，做，做，为一日三餐忙到黑；我的三个姐姐呢，那一段不知忙到哪里去了，屋里久不闻她们好听的歌声；弟弟刚出生，一个活肉团，只会哭，不会跟我玩。于是我只好去找邻家的宝妹，那个自己也流鼻涕却老嫌我绿鼻涕流得太长的宝妹，我要找她一起耍，好打发六岁时的漫长夏日。蝉娘子一声一声，“唧呀死，唧呀死”，每一刻都被它嘶得好长；太阳明晃晃，老不下山去；不刮风时，对面山的树老是呆站着，叶子都懒得动，它们的脚不发麻么？我刚玩了一通泥巴，一人玩腻了，想起近边屋还有一个宝妹，就用泥巴手捏住自己小鼻头，擤，擤，然后用手背揩了又揩，然后满脸鼻涕和泥地站到宝妹面前，喊：“宝妹，你看我好干净！”宝妹露缺牙齿一笑，愿同我一起下小沟捞虾米去。虾米我没捞到几只，老是心急，宝妹却能捞半箢箕，还不忘开头结尾蘸水在我脸上，用手擦擦洗洗：“看，邋遢样！”我笑。
       晚上，大山里稀稀的灯火，是煤油灯、桐油灯点燃了，照得各家的黑瓦屋总要现出一个桔黄色的亮窗框，给远望的人以温暖感。偶有过路人来，狗就兴奋得预先准备好了嗓子，因为有吠叫一通的理由了，于是上边屋的下边屋的互相呼应，汪汪出对唱、递唱、齐唱般的热闹。然后安静下来，真安静。当然，在我们石家坳，我父亲和徒弟甫田哥是不会让坳谷无声的，炉火熊熊，师一锤徒一锤地打铁，咣——当，咣——当，咣——当……
       睡觉嫌早，我想到下边黄泥冲听三麻子讲故事、唱溜仙歌去，邀宝妹一起去。路其实不远，家门口就望得见黄泥冲，而且月亮又出来了。宝妹同意了，但有些怕，要挽着我的手一起走，也挽着狗的脖子一起走。窄窄的路上斜移着三个伙伴的影子，可一不小心就把狗挤下去了。泥土路，上坡下坡，转弯，还没望见那旧瓦屋就听到三麻子在敲着瓦片哼唱。三麻子是单身汉，穷，娶不起堂客，就只好“穷快活”，天天嘴巴上过娶妻瘾，“郎啊妹啊”“夫啊妻啊”的，粗嗓唱了男声又尖嗓唱女声，一人包唱一台戏，有人叫他歌王，有人叫他歌癫，我们小把戏却只觉得他有味。三麻子这时一人在家正感到无味，见来了两个想唱溜仙歌的徒弟，就快活得很，提出要教我们唱“砍樵溜仙歌”，说，最好是两人一起手拿砍柴刀，砍樵，也就是砍柴，一人站一面山，手下坎坎的像锣鼓，像伴奏，嘴里唱，男女对着唱，收尾是做出捆柴的动作，挑柴的姿势，一前一后地扭屁股走路，说是“夫妻双双把家还”，“一起回家煮夜饭”。于是我随他的粗喉咙学一段，宝妹随他的细喉咙学一段，都把手一甩一甩打拍子，作出砍樵样，一晚上就学完了一出。还要学下一出，三麻子不肯教了，说，明天再来，明天再来，今晚你俩只学一个夫妻拜堂了，拜给我看，明晚才教你。
       于是我们来到禾场上，他先念一声“月老牵红线”，然后拖着长腔司起仪来——
       “一拜天地——”
       “二拜父母——”
       “夫妻对拜——”
       我俩照他教的拜下去，月光下分站的两个小人儿的影子各向前倾，影子的头顶住头了，一个扎着两角辫，一个是小光头，就像一只羊与一只猴子在顶架。三麻子嗬嗬地笑了，收场，说这是对他最好的答谢礼。
       一觉醒来，第二天了，两个小把戏提了小柴刀，要上山去“砍樵”——两家的大人问：“干么子去呀？”，我俩答“砍樵去”，大人没听明白，还夸我们勤快哩，嘱咐不要去远了。我们却直走到好对歌的两面峰上，一人站一面，像演员上了戏台，摆开砍柴的架势唱起来，先由我起头：
       板栗树开花呀一根线，
       今年想你没做田。
       今年想你田没做哦，
       失落我阳春大半年。
       宝妹在对面答，歌声伴着咔咔的砍柴声：
       板栗树开花呀一根线，
       妹妹想郎已三年。
       妹妹想郎三年久哦，
       想结同心把郎缠。
       在这山上，她的声音又清晰又嘹亮，动听极了。我越唱越兴奋，和她合唱起来，连砍柴的刀法也顾不得了，扬起落下仅仅是为了给歌打节拍：
       要我俩分手不相连，
       换个日头改个天，
       太阳要从西边起，
       月亮十五团不得圆……
       正唱得得意，我右手挥着的刀一下砍在左手指上，歌声嘎地被砍断了。她听出了异样，于是迅速过到我这面来，急急割下自己的一个衣角，缠住我正在流血的手指。
       “唉，歌还没唱完，也砍不得樵了。”
       她却说：“歌可以不唱了，反正在你手上同心结也缠了。樵么，你不要砍，我加劲砍，一个担一半回去。”
       “你一人砍不了这样多，不砍了罢？”
       “那怎么行，我们还要用砍的樵‘一起回家煮夜饭’哩。”
       “那你太累了呀。”
        “不怕，我是你媳妇子呀。”她一笑，露出缺牙齿。
       下午，我担着她给砍的一半柴和她一同下山了。前边的人望着我们，指着说：“看那一对小把戏，就像一对小夫妻哩。”
       “我们是呀。”我们高兴地答。
       后来，一同上学三年后她就辍了学；后来，三麻子死了，我和她扮作三麻子后人戴孝送过葬；再后来，她父亲也死了，她母亲改嫁，带走了她，从此没有消息。回头一看，与她一起唱溜仙歌，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同年月娥
       人小时找玩伴，同一年龄层的最易成伴，成朋友。在我家乡，你与我若是同一年生，又成了真正的朋友，那就不能只做朋友了，风俗会推着你我结拜“同年”。程序是：各自禀报父母说“我要与某某结‘同年’！”双方父母估量一下，觉得可以，就合办一桌酒，一起吃一顿，席前我对你父母拜一拜，你对我父母也拜一拜，算是认了“同年爹娘”；然后你我互拜一拜，算是认“同年”；然后坐同一条凳子吃饭。饭毕，再当众玩一个“背同年”游戏，就表示从此真是“同年兄弟”或“同年姊妹”了。
       这是古风。到我知事时，古风已衰，结拜同年往往只要口诺一声，表演一回“背同年”就算：一个用手绢蒙眼，表示是瞎子；一个拐腿走路，表示是跛子。旁人喊：“起火喽！起火喽！两同年快逃啊！”一瞎一跛的怎么逃呢？好办，瞎子背起跛子，跛子给瞎子指路，两人在假设的火海里寻路突围，左转右转，踏着旁人击掌伴唱的《同年歌》拍子，就逃出来了，就结成同年了。
       我的三个姐姐，各有各的同年。她们的同年一来我家就要我叫“同年姐姐”，还吃去我母亲藏着的香腊肉，因为按风俗她们一年可以来吃一餐“同年家饭”，我家是吝啬不得的；待到我的姐姐们去吃回“同年家饭”时，姐姐们却都不肯带我去，说：“能弟呀，带你去吃不合规矩的，你太能吃了，到你自己的同年家吃去吧。”咳，这是什么话，我还没有自己的同年呀！
       从此我留意与我同岁的人，想结一个同年。但是，遗憾，家乡十里，好多年没找到一个。
       家乡是一片青蒙的大山。山山之间，自然有谷、有湾、有冲、有坪、有沟溪流过，但缺少大面积的开阔地。开阔地好拿来做田，靠山而近田的山脚湾角，正好用来建房屋，依山傍水而建，或零散，或相连，相连得多的，就成了村、寨，一大片相连的青瓦屋顶，每日晨昏往上冒绿烟。绿烟如树，缓缓天上长，遇乱风则被扯碎带回地面，散成一地的饭香——那是炊烟，表明那家人在煮早饭或夜饭了。但据老辈人讲，大跃进时这些屋顶子上是不准冒出炊烟的，因为那时不许私家开伙。那么那时的人到哪里煮饭吃呀？不要自家煮，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已经煮好了，排队去吃就是。
       大食堂，老辈人记忆中的一个结呀。
       我不嘲笑大食堂，这是我家乡乃至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一次试验。只是试验的结果不妙：第一年，干饭管饱；第二年，稀汤不够；第三年，野菜树皮。育龄妇女普遍饿得绝了经。于是络绎十几里，几个生产大队上千户人家，最饿那一年只出生三个人：宝妹、月娥、我。
       宝妹是靠她爹做大食堂的炊事员，常如灶台蚂蚁悄搬食，搬回家喂入她娘的肚子，才结了这个宝胎的；月娥的爹是大队长，大队食堂属他管，为防蚂蚁搬食，他派妻坐堂当监督，结果坐大了女人肚子，生出月娥。我呢，父亲是铁匠，一手技术在那个时代非常吃香，因为人民公社要搞生产大跃进，开山劈岭，锄头斧头紧缺，于是把我父亲征到铁业社日夜打铁，报酬是可多分得一份口粮，我藉此而生。我家屋顶也成了唯一敢公然冒冒烟的屋顶。
       哦，老公公，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宝妹我认识，离开这里了；月娥我不认识，没跟她同过学。让我跟她结同年？那——不行，男的女的，结同年，不行！——背起走路，会被人笑的呀。
       中学毕业，幻想高飞出山的我一时飞不起，落回乡土当“回乡知青”，到生产队种田。当然，事实证明，种田不如打铁，所以我只好听父亲的，跟他学打铁。当时父亲不在家里打，而是又被勒令到公办企业去打，早出晚归，收入归公，这样才不算搞资本主义——时值“文革”后期，国家正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因此我随了父亲去所谓队办企业——就是大队办了打米厂、碎茶厂、打铁铺、合作医疗站的一栋大土砖房子里，系上遮火皮开始我学打铁的生涯。就在这时、这里，我望见了月娥。
       月娥，也在望我。
       在一道篱墙的后面望我。
       这时我刚满十六岁——啊，我的最爱幻想的十六岁！我发育得像个男人了，我从自己的中学毕业照中认出自己像个男人了；而她，也十六岁，已长成姑娘样，还蛮好看的！
       我早上上工时卸铺板，或傍晚收工时上铺板，一次搬一块板，慢悠悠地晃荡，几进几出，觉得这是一天打铁最放松的时光，十六岁的我就禁不住要唱：
       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
       望飞雪，漫天舞，巍巍丛山披银装。
       好一派北国风光。
       ……
       即使是春夏，我也常想象眼前是漫天飞雪、北国风光，想象自己披的不是铁匠徒弟的遮火皮，而是样板戏中那位解放军参谋长的军大衣，在面对军用地图思考作战计划，然后转身眺望飞雪，一边这么高声唱。这时，我的目光会自然地望向外面——外面，打铁铺外，首先是一口水塘，塘中种着高荪，水面伸出高荪叶，像凝绿的碧玉带，在风中微微摇坠；水塘过去，是塘岸，一个小坡，砌着嶙峋的黑石；再上去，我稍抬头可望处，是一道篱墙，墙上爬满牵牛花藤，一支支小号般的花朵在朝天举喇叭，吹出仙蝶才听得懂的春天旋律。篱墙后面，如一轮满月升上来，是她的脸儿出现了……
       呀，我少年见过的这一幅画面，今日还记得！
       ——她是来晾衣服或收衣服的。篱墙边，横着她家的晾衣篙。
       晾衣篙后面，是她家的禾场——我看不见禾场——再后面是她家的黑瓦屋顶。
       屋顶上到时会冒炊烟，一定是她煮饭烧火烧出的烟，悠悠的，在屋顶上袅袅的，很美！
       她出来只是晾衣服或收衣服，或只是扯一扯被风吹歪的衣服；她有时往下望一眼，有时不望；有时望我了，有时不望我；有时穿一件白衣，有时穿一件草绿色衣，有时……反正她出来一下又进去了。
       有时她转身转得急，辫子一甩，辫梢上的绸结像红蝴蝶一扑。
       我喜欢望那炊烟，喜欢望见她，喜欢望见那红蝴蝶的一扑，喜欢望那晾衣篙上的白衣或绿衣。我喜欢望，可又有些不敢……
       不敢的原因，除了少年羞涩，自己一身煤灰怕不好看外，更主要的是怕她父亲，怕遇上她父亲的目光。因为，他，这位大队干部，有时从篱墙后举出他白蓬蓬的头，也在往下面望！
       ——他分管队办企业，是管我们的，最喜欢监视我们的劳动情况了：看开打米机的是否私收了人家的打米钱，看我们烧铁时是否多用了煤，看制茶的下班时是否偷带了公家的茶叶……他很少下来，有保管员和出纳做他的耳目向他汇报，他只要远远地望。
       一望就是半小时，像一座灯塔。
       他的眼，一只是红的，血红；一只亮，雪亮。他这双眼被人称为“双色探照灯”；他的外号叫“探照灯干部”！
       他一只眼为什么红？因为里边全是红肉丝，没有眼珠了，是大跃进时开山放炮带头排险炸瞎了；一只眼为什么亮？问得怪，他两只眼本来都亮，剩下一只好的，当然还亮；为什么称“探照灯干部”？这还用问，稍磨洋工他就知道，夜里掰个玉米都难逃他火眼金睛；“双色探照灯”，哪一色的更有探照威力？哈，这一问倒问到点子上了——有人就说那只红眼比那只亮眼还厉害，尤其晚上威不可当，不信你试试！
       这是我初到队办企业时与廖跃仙的问答。廖跃仙是开打米机、磨粉机的，一头两肩常铺着厚厚的面灰或糠灰，黑眉毛常成了白眉毛，鼻孔里戳出的也是白毛——他不喜欢戴口罩，反喜欢把机器开到最大马力，传动皮带就啪哒啪哒，响如惊涛拍岸。
       他为什么不逼近来监视？廖跃仙继续告诉我：因为他身体有毛病，怕听机器响，怕听打铁声，他有震响过敏症，医院检查过的，没得药治。起因是大跃进时他与他老婆贪污公粮三箩筐的事，后来穿了包，毛主席派来的监察干部就来发动群众斗他。怎么斗？他到底是炸瞎一只眼忘命干社会主义的功臣，不能像斗宝妹他爹那样吊半边猪用竹丫子打，就用了群众发明的土办法：把他关在一间铁皮屋里写检讨、自我反省，外边则派群众轮流敲打铁皮壁顶，啪啪啪，叮叮叮，咣咣咣，时刻不停，日夜不停，用这种叫作“警钟长敲”的妙法子促使他反省得深刻。果然，几天几夜下来，他就反省得深刻了，一头黑发变白了，从此真是再也不敢贪了，且再也听不得各种震响，一听就抽羊角疯，口吐白沫，自己揪脱自己的头发。他的老婆从此被他视为仇人，离开了他；女儿月娥被他轻看，不送去读书，弄得只会做农活家务。他总是怨毒地睁着探照灯眼看人，对人越来越多疑，上级也不喜欢他了，但又需要这样的干部来监督群众，就让他管最易出猫腻的队办企业……
       若遇到他在望，我的歌声会大打折扣。但还是硬着脖子唱完“山河壮丽，万千气象……”上铺板。
       只有确切知道他外出开会了，这天我唱出的“朔风吹”才真正浩荡起来，“望飞雪”也可望得久一些。
       但父亲在后面催：快上好，走哇，回家去，莫打野眼！
       或者：快开铺门，开工！莫打野眼！
       我父亲之所谓“野眼”，就是三心二意地乱望的意思，就是提示我不要往月娥那方望。父亲大跃进时在铁业组就受过探照灯的管理，知道他及他家人的厉害，所以提醒我：“你就不想想她是探照灯的女儿！”他的意思是他女儿肯定也在监视我们，受了她父亲指派的。又低声不屑地说：“哼，贪污公粮贪出来的！”他为我是他用铁锤响当当打出来的感到自豪。
       也许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还有另外的更重要的原因，不在这里说——我在那里打铁两年多，就只与月娥这么互望望，没有接触。
       我要走了，不想抡大锤了，觅得了一条去当临时土干部的新路，虽内心不满意，父亲更是以为不如打铁，但无路走时还是不失为一条路；报给大队长，他凭当干部的经验认为是条好路，愿意放行，去公社报到的介绍信已经给我开好了，要我上他家去拿。
       于是，我进了他家，近距离见了月娥。
       哦，月娥，好矮呀。
       之前也听人说过月娥矮，但下边往上望，总是只见其高的。她家出门的路是塘岸转过去的侧面，站铁匠铺望不到，所以过去没见她走下来过——也许她是有意不下来，为自己的矮。
       为什么这么矮呢？是营养终归不够的原因吗？
       大队长将多病的身体躺在竹床上，亲切地问这问那，很热情，还要月娥给我打擂茶。月娥不说话，盘腿坐凉席上，用一双短腿托夹住擂钵，手持棒杵用力地一擂一擂，脸也一阵一阵涨红，嫩颊上细细的青筋就时而一现，又被红晕淹没。渐渐，她鬓边渗出一排明亮的小汗珠，空气中飘着姜、花生、芝麻、茶叶被混和捣碎的清香。她的脚掌也在使劲，脚趾随上身用力而一勾一勾，趾甲就逶逦着灶口的火光，像小小的彩贝一片片旋动。这是我的同龄人的脚呀，那么小，瘦弱，小得像我奶奶童年时被迫裹出来的。我当时那颗小小的心似颤了一颤，想悄悄上去握一握……
       父亲一人在下面打铁的锤声又闷又重，咚！咚！知父也莫若子，那是催我赶快离开。
       大队长要我喊父亲也上来吃擂茶，我想是喊不应的，只能我早点下去多陪他打几锤铁——也就今天了，我的可怜可敬的父亲！
       临走时月娥抬起脸来看了我一眼，像深潭一样汪汪有光。她说了一句：
       “你好高啊。”
       昨夜做梦，忽然梦见了月娥。人到中年，四十几岁，怎么就开始怀旧了呢？像月娥这样并不重要的旧人旧事也记起了，是老之将至的表症吗？
       “你好高啊！”她眼睛像深潭，望着我说。
       我很高吗？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够高哩。吃了几十年饭，其实还很矮，各方面都矮。我还想长，长——你也长，你之外的你也长，大家都长，在梦里，在非梦里，长得高过屋，高过炊烟，不让风吹断！
       还想摸摸你的脚，一晃，你退远了，仍在那高处。
       梦里还记起了“同年歌”。白天记不全它了，梦里还记得。梦刚醒，你也还恍恍地似在眼前，那么，赶快，一起来唱这首同年歌好不好？我的朋友，我的同年，现在我们还很小，很小，你在踢毽，我在跳，我们一起拍掌一起笑，我们一起来玩一回背同年，在这茫茫人世倏忽光阴中的一刻里——
       做田田，度天天，
       涉水水，爬山山，
       我两个是同年。
       一锅两只碗，
       同吃油和盐，
       同寻活命路啊，
       有腿又有眼。
       打起鼓，背起走，
       我两个是同年哪，我两个是同年……
       石方能，作家，现居广州。曾在本刊发表小说《老娣老娣》、随笔《回看故乡“买码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