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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
       进仓是某汉墓群文管所的炊事员。该汉墓群位于梁峁逶迤的邙山脚下，一年四季色彩斑斓、风景如画；炊事员这活儿挣钱虽不多，但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愁吃不愁喝；文管所里大部分是女工作人员，为了让进仓多盛菜没有一个不巴结他。因此进仓一天到晚脸上都是傻呵呵的笑。进仓念过书当过兵，也算是个有点儿文化、见过世面的人。就像其他有点儿文化、见过世面的人一样，心满意足的时候进仓也常常喜欢即兴赋诗一首。他在一首诗中是这么说的：“天上飘过一片云，地下埋着汉墓群。文管所里姐妹多，唯有进仓最快活。”如果仅从表面上看，谁也想象不到这个一天到晚傻呵呵笑着的人，当年竟曾操持过一种惊心动魄、惊世骇俗的行当。这行当古代叫刀斧手，现在叫法警，进仓操持此业的时候叫作死刑执行人。
       进仓说事情偏偏就这么巧，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做过死刑执行人，而且还留下过一段脍炙人口的传说。他父亲曾是旧军队中一名刀斧手。那时候虽然早已有了枪和炮，但由于这支队伍是杂牌军，经常得不到来自政府的给养，为了节省弹药，杀人仍用的是刀斧手。某次军法处一下子将七名哄抢民财的士兵处以了死刑，恰巧另一名刀斧手身染重病卧床不起，砍头的事儿就全部落在进仓父亲一个人身上。刀斧手行话管杀人叫“送人”。这时候进仓的祖父已经退休，这是一位更前一个朝代时的著名刀斧手，据这位老资格的人的经验之谈，刀斧手送人全凭一口气，也就是说不论送多少人都要一气送走，整个过程中万万不能泄气，一旦泄气再送时手就软了，就会出现送人不走的情形。而一口气能送多少人则全看刀斧手的功夫了，一般能接二连三就算很不错了，而这个老手之所以著名就因为曾一气儿送过五个人。进仓说他祖父一闻说这次要送的竟达七人之多，嘴都张开了，因为自己儿子有多大能耐他太清楚。这位前辈刀斧手辗转反侧、苦思冥想了一夜，终于想出了一条帮助儿子的奇计。翌日他来到一家临街酒楼上，当行刑队伍经过楼下时，突然将一桶泔水兜头浇了下去。进仓说冷不防被浇了满脸满身秽物的父亲登时火冒三丈、怒发冲冠，但因军务在身不能他顾，只得将一口恶气统统渲泄在了人犯头上，到得刑场手起刀落，只片刻便将七人送上了西天。父亲离开刑场哪儿都没去，拎着刀直奔了那家临街酒楼，那阵势，要将不长眼之人接茬儿送走的意思都有。直到他认清酒楼上微笑端坐着的是自己的父亲，才恍然大悟是老刀斧手关键时刻助了他，若非这桶从天而降的泔水激发了他心气，那他今天非把活儿干砸了不可。进仓说当然这只是传说而已，是否真实根本无法考证了。因为他出生时父亲已被从旧军队中解放过来回乡务了农，没等到他懂事儿便去世了，而他的祖父则死得更早，他连见都没见过。
       进仓重拾祖业是在十年动乱时期，斯时他正在冰天雪地的北国当兵，由于在政治上和业务上刻苦上进，他已是所在部队中闻名遐迩的“五好”战士。也许正因为这种千里挑一的尖子身份，某日他与其它连队的五名战士很突然地被召到团里，参加了一个团政治处主持的与外隔离的学习班，学习结束后才知道，原来他们部队奉命在即将开始的“支左”行动中进驻某市公检法，而他们几个标兵则被选中赋予一项特殊使命——随其中一支工作队进驻市法院，专门承担起对极刑犯执行枪决的任务。那时候军队“支左”行动遍及全国，许多城市的公检法部门都驻进了军队工作队，除了办案这样的专业性工作还是公检法那帮人在干，其它许多工作都被接管，甚至监狱岗楼上站的都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进仓就这样意外地成了一名死刑执行人，他说当他听到这一决定时整个人都愣了。
       据进仓回忆，他们进驻后的最初一段日子并没有任务，六个人此刻虽已被称作准法警，驻地却在远离市区的一个农家小院里，连法院的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这段日子里他们每天的任务主要是政治学习和模拟演练。政治学习要求遵照毛主席指示精神，结合国际国内大好形势，联系此刻所在的新的对敌斗争最前哨，表达完成特殊使命的勇气和决心。模拟演练的地点则在一片荒凉空旷的干河床里，场景、任务、步骤和动作都与真实行刑一模一样，执行人按实战要求戴着墨镜和口罩，使用的也是真枪实弹，唯有用作靶子的人犯是草扎的。进仓说草人毕竟没有生命感和真实感，所以他虽然每天演练的都是对目标瞄准和射击，但是直到最后也没有真正地进入角色，感到自己已是个货真价实的死刑执行人。然而任务却在这时候来了。
       这时候已经将近这一年的春节了。按着那年月的习惯，每当重大节日之前法院都要杀一批判一批，以威慑那些有可能在节日期间蠢蠢欲动的人。进仓他们接受任务的时间是头天晚上，之后班长对他们进行了临战动员，并代表全班向驻法院军代表表决心。翌日上午十时，他们便乘坐一辆“北京212B”吉普车来到刑场，而这时被处极刑的人犯还在市体育场接受公判。每当杀人判人时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判和游行，也是那年月的习惯。将近十一点钟，游行车队在武装军人的押解下抵达了刑场。这一批被判死刑的共有五人，进仓负责执行的是三号。其时进仓并不知道此人姓甚名谁和所犯罪行，他是在事后看布告时才得知的。那年月还有个习惯就是每当杀人判人，法院都要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张贴布告。据布告讲此人是个杀人犯，曾系某中学化学教师，后与同校一年轻女教师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为了达到与该女共同生活的目的，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化学知识自制毒药，毒杀了农村老家的原配妻子。布告略去了他的具体犯罪手段，但据传他所配制的毒药具有很大隐蔽性和欺骗性，当地公安机关在其妻的尸检中竟未分析出毒物，而得出了正常死亡的结论，若非其妻弟认定他是凶手而不断上访上告，省级公安机关开棺复检发现了问题，几乎就逃脱了应得的惩罚。进仓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权，本来他在下意识里一直盼望着对象是个十足无赖，至死横眉立眼骂不绝口，给人的感觉都死到临头了反动气焰仍然十分嚣张，实属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从而深深激发起他的仇恨和愤怒，使他在开枪之时能够坚定不移而不心慈手软。但是没想到这个三号还没到刑场就已经哭成了泪人，身体由于完全丧失知觉而软成了一滩泥，最后还是被两名战士从卡车上硬架下来的，失禁的大小便顺着两腿流淌了一路。进仓说他一辈子从未见过被吓成这般模样的人，那一瞬间他几乎忍不住要背过脸去，当班长高喊口令“各就各位。预备——”时，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头脑和身体也失去了知觉，仿佛那个举枪之人是一个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人。直到这件事情过去了半个月，进仓说他晚上睡觉时还不断地做噩梦，梦见那张可怜巴巴的流满泪水的脸。也就是从这时起，他对自己所充当的这一角色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障碍。
       进仓的死刑执行人角色差不多充当了两年，两年中共执行任务六次，其中一次由于被处极刑的人太多无法同时执行，他一人先后执行了两人。
       据进仓本人回忆，经他执行的基本上都是罪有应得死不足惜的人。例如其中一名郊区农民，自幼由继母抚养长大，但继母因年迈而双目失明，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后，反对其心生厌恶，以治眼为名将其骗到铁轨上，看到一列火车由东向西而来，哄骗她说：“你坐这儿别动我去解个手。”掉头逃离现场。高速行驶的列车虽然发现前方有障碍物，采取了紧急掣动措施，但在巨大惯性作用下仍然将人撞死，整条铁路线也因而中断运行十几分钟。例如其中一名下乡知青，致使同队女知青怀了孕，恰在此时该知青被推荐上了大学，女知青闻讯要求与其明确恋爱关系，他怕影响前途竟生杀人之念，谎称家里反对他此时找对象，要求女知青与之一起殉情自杀。两人各服一瓶“滴滴畏”后，女知青毒发死亡，他却爬出屋外向人呼救。事后对“滴滴畏”瓶进行化验，发现两个瓶子中药物浓度相差甚远，他的那瓶药物根本未达到致死量，人们才明白这是一起精心谋划的骗杀。还有一名投机倒把犯，倒买倒卖全国粮票达三万公斤。现在粮票这东西早已取消了，投机倒把似乎也不算个罪名了，但在每人每月粮食定量只有几十斤的那时候，三万公斤粮票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倒腾它的人已经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秩序，这种人杀了他一点儿也不亏。所有这些被处以极刑的人中，唯一令进仓没把握是不是该死的是一位年轻工人，此人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罪行是大量书写反动日记和信件，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来进仓觉得最该死的就是这个人，因为在那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期里，他的政治立场和信念跟全国人民都差不多。问题是到后来全国人民的看法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许多当时被认为有罪的人后来都被平了反，其中遇罗克、张志新等人还被追认为了烈士，这使得进仓也产生了严重的动摇。这时的进仓早已离开部队回到家乡，但是他却自费订阅了当年部队所在城市的晚报，密切关注着有关当地的各种报道，直到一年以后仍未看到给这个人翻案的消息，心里才感到稍微踏实了些……
       有关这些人的情况进仓都是从布告中得知的。那些日子里进仓几乎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次执行任务之后都会不由自主地跑到街上去读布告。因为就在这段时日里，随着执行人次的越来越多，第一次就有的那种惶恐和畏惧的感觉，开始越来越沉重地折磨着这个生性懦弱的人。几乎每次执行任务之前，他的心里都充满了强烈的忐忑感，白天坐立不安晚上辗转难眠；而每次执行任务之后，他的头脑又会被人犯的影子所占据，只要一闭眼就会看到那一张张临死前惊恐万状的脸。进仓当然明白他的这种心态是不正常不健康的。那时的人们虽不知道这世上还有精神分析这么一说，但是面对这种情况却都会下意识地调整自己的心态，而这种自我调整具体到进仓便表现为去看布告。进仓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说服自己：他所执行的都是罪有应得死不足惜的人，他所干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和必须的——从而使自己对所充当的角色心安理得。然而令进仓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种努力不仅没有使自己得到解脱，反而令精神负担变得更加沉重。因为在他不了解所执行的人犯时，感到面对的还仅只是个抽象的人，心里还多少有些无关痛痒的感觉，而一旦了解之后反而使对方拥有了具体感和实在感，感到被自己断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因而也就更加重了他的恐惧和不安。进仓说正是这样的心态最终为他招惹了灾祸。
       我们说过进仓所在的班里共有六人，除进仓外其他人都对执行任务怀有很大的主动进取精神，其中尤以一个湖北兵和一个陕西兵为甚。陕西兵据说在家时就跟着屠夫父亲杀过猪，相貌和性格也五大三粗怎么看都像杀猪的，自始至终都对执行任务表现出极大热情，每次接受任务情绪都空前高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好像去干一件特别过瘾的事情。湖北兵则是这个班的班长，表面虽没有陕西兵那般热情澎湃，骨子里却隐含着凛然逼人的杀气，每次执行任务动作都特别迅速、干练和精确，仿佛一架冷酷无情、目不旁瞬的机器，而且每次完成任务都主动向上级递交一份个人总结，汇报又消灭一个阶级敌人的心得体会，据说深得领导器重并且很快有望提干。而进仓的灾祸也就是由这俩人而起的。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进仓越来越撑持不住了。那段日子里，他先是越来越怀念他从未见过面的祖父，渴望那个传奇人物能在关键时刻也兜头浇他一桶泔水，就像激励他父亲那样激发起他的斗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意识到期待奇迹的发生是不可能的，他已经永远不可能再有父亲那样的奇遇了，进仓竟然下意识地做出一件连他自己都匪夷所思的事儿。这就是每当完成任务回来，他都要找个借口脱离集体，到背静无人处为刚执行的人烧几张纸，一边烧一边在心里对那个鬼魂解释，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只是奉公行事公事公办，你死以后该去哪儿去哪儿，千万千万别来纠缠我。进仓的这种貌似与鬼交涉着什么的行为，如果用现在心理学的话说，其实是一种自我减压。也就是说，他是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中，以这种形式自我缓释着越来越难以承受的精神负担。这件事情如果放现在，谁也不会大惊小怪，但是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那年月，却一下子冒了天下之大不韪，彻底葬送了进仓的前程。
       其实进仓第一次烧纸就已经被人发现了，那次他执行的就是那个骗杀女友的知青，正由于是第一次，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结果被那个陕西兵无意之间撞上了。陕西兵是个脾气粗犷、没心没肺的人，一回班就给他嚷嚷了开来，当即引起了那个湖北班长的警觉。只不过进仓当时急中生智，谎称这天是父亲的忌日，才使得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只被班长警告以后不许搞封建迷信而了事。进仓本以为事情到此就算过去了，却不料那个湖北佬别看个头不大城府却很深，压根儿就没被进仓的谎言所蒙蔽，从那开始一直密切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此后进仓虽然提高了警惕，每次烧纸都七拐八绕躲得离驻地远远的，但是就像俗话常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最终还是没能躲过班长的视线，在最后那次烧纸时被暗中跟踪的人抓了个现行，而这回的死鬼，恰是那个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
       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班长如临大敌地宣布了两条处理决定，一是将进仓临时关押禁闭，二是将此事上报给了驻法院的军代表。接着军代表也如临大敌地宣布了两条处理决定，一是对进仓正式隔离审查，二是将此事上报给了所在部队团政治部。团政治部闻报予以了高度重视，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专门成立了一个审查进仓的工作组。进仓本来还想谎称那纸是烧给另一位已故亲人的，但一见这阵势几乎连囫囵话都不会说了，没等工作组施以审讯压力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坦白交代了全部“罪行”。他这么一交代不当紧，很快便被定性为了阶级异己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在当时就等于是阶级敌人，若按那年月的形势是要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但是由于事件发生在“支左”驻军中，团政治部考虑到如果大张旗鼓地处理，影响势必扩散到社会上，给驻军形象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反复慎重研究之后决定低调处理，最后只将进仓悄然遣送回原籍，交由当地群众监督改造了事。就这样在被隔离审查了几个月后，进仓由两名军人押送着，又回到了他来时的那片黄土地。
       进仓被遣送回老家后，生产队本以为他犯了多么了不得的错误，待弄清只不过给几个死人烧了烧纸，便很快解除了对他的监督和改造，安排他做了队里的饲养员。后来生产队打井抗旱时意外挖开了一座汉墓，招来了一支二十多人的文物队，临时需要一个烧火做饭的人，队里看他连猪马牛羊都喂得那么肥，便推荐他给那些城里人做了炊事员。再后来，由于文物队的发掘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由临时的工作队变成了正式的文管所，他的炊事员角色也随之固定了下来，除了所里人知道他还没转正以外，早已被村里人认作正式吃皇粮的人了。
       如今进仓都已过了不惑之年，这时的他偶尔忆起那段往事时，早已经变得不疼不痒、心平气和。进仓说他不久前进城买菜时，曾不期然邂逅了一次执行死刑前的游行场面，他看到即将执行任务的都是年轻有为的法警，他们神情刚毅凛然，身材魁梧强壮，着装威武整齐，动作准确精练，代表了法律的神圣庄严和不可侵犯，给他一种深刻的“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感觉，令他不由得肃然起敬，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这时他又想起了自己那短暂的行刑生涯，觉得与这一代年轻人相比，自己的确是差得太远了。不过他并没有为此而感到特别的遗憾，他认为这只能怪自己天生不是干这个的料儿。令他唯一感到有些不好意思的是，他觉得自己这种样子有点儿愧对大名鼎鼎的祖父和父亲……
       之二
       得贵的父母虽然共同生活了十多年，但是为人处世的信念却截然不同。
       得贵的母亲是乡村穷教书匠的女儿，由于饱受家庭的濡染，从小就要求儿子做个端端正正的人，语气比那个姓孟的他妈都严。得贵记得有一次某村人向他母亲告状，说他偷了他们家地里的红薯，母亲不问青红皂白硬是让他在门外跪了一天，多少人为他说情讨饶都不行，直到他亲口“认错”方才罢休。其实得贵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是冤枉的，后来被证实偷红薯的人根本不是他，是那个村人一时眼花认错了人。
       得贵的父亲却是没爹没娘的农村二流子，一天到晚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得贵的家乡虽是个偏僻小村，但却是个渊源流长、远近闻名的“魔术之乡”，村人不论男女老幼是人都会几手戏法，最次的也能往嘴里塞个弹蛋儿然后从屁眼儿抠出来，叫作“农忙种地，农闲从艺”。得贵的父亲当然也不例外。而他每天所做的就是凭着这几手戏法走村串寨、招摇撞骗。得贵自从记事儿起就被这个父亲拐带着，像个小二流子似的东游游西逛逛，跟着父亲用蒙骗得来的钱大吃大喝。
       而今的得贵已年近花甲，当他回首往事时，印象最清晰的就是他从小就是父母争夺的对象，换言之也就是两种人生哲学争夺的对象。得贵说现在想想他当时更愿意追随的人还是父亲。原因很简单，他从母亲那儿感到的只有严厉，而从父亲那儿得到的却全是快乐。对于一个孩子，快乐当然比什么都重要。
       得贵说母亲是在他十岁那年去世的，更确切地说是被他父亲的不三不四给活活气死的。母亲的死使得父亲得到了彻底解放，从此变成了一个无拘无束、彻头彻尾的流浪汉。而母亲死后父亲成了他唯一的亲人，别无选择的他便也跟随父亲走上了流浪的路途。日复一日年又一年，父子俩流浪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留过。他们的足迹遍及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内蒙、宁夏、甘肃、青海，所到之处都以玩弄把戏为手段混吃混喝骗钱骗物，父亲则管这叫作“讨生活”。
       在得贵的记忆中，父亲在他们的流浪生涯中扮演过各种各样的骗人角色——
       有时候父亲是个街头巷尾撂地摊卖野药的。所谓野药也就是自制的各种假药，这种药既治不好病也害不死人。卖野药的主要本领叫打场子，也就是玩弄把戏引人围观，只有围观者越多上当受骗者才越多。打场子所玩弄的把戏因人而异，有说学逗唱的，有舞枪弄棒的，有耍蛇耍猴的，而得贵父亲则是口吞瓷片和火炭——或者将一只粗瓷大碗当众摔得四分五裂，随手拾起几块瓷片放入口中，就像吃什么好东西似的嚼得咔叭有声；或者用筷子从小火盆里挟起一块红火炭，猛吹一口气使之轰地燃烧起来，在众人的惊叫声中将燃烧物生吞进肚里。得贵说其实这都是骗人的把戏。所谓瓷片是墨鱼鞘骨晒得干脆，制作成瓷碗碎片的形状，事先将这种假瓷片藏在衣袖里，表演时只需以魔术手法以假换真就行了；而所谓口吞火炭则是用朽木制成木炭，看上去烧得很红其实热量很小，表演前再用石榴皮熬的苦涩浓汁浸泡口腔，使口腔麻木、丧失感觉、死猪不怕开水烫。由于父亲表演得天衣无缝、活灵活现，总是能吸引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不知不觉地就钻了他设计好了的套儿。
       有时候父亲又摇身变成走村串寨装神弄鬼的神汉。不管哪家有人罹患了无名疾病，能吃的药都吃了可就是不见效，父亲就会解释为这是被恶鬼缠身了，让这户人家摆上桌案香炉来，做起法来为他们驱妖捉鬼。为了让自身变得“强大”起来，有足够的“神力”捉拿鬼和妖，父亲首先做的当然是请神。他先是点燃香烛祈祷跪拜，然后双目微闭念念有词。当人们看到他开始浑身哆嗦胡说八道时，就说明神明已经被请来了。只要请来了神，捉鬼便轻而易举了。但见被神附体的父亲就像花脸那样怒目圆睁，呀呀地吼喝，迈着戏曲台步在屋里来来回回奔走着，仿佛天上地下寻拿着作祟的鬼怪。猛然一声大吼“哪里走！”一把从虚空中捉出一张黄纸，凑近香火头儿烤炙。这时惊人的事情发生了——只见黄纸上蓦地迸出一点火星儿来，那火星儿竟似生灵般在纸上流窜游走，出没之处留下清晰的线条，仿佛一管走蛇之笔正在描画着什么，片刻间竟在黄纸上画出一副狰狞可怖的鬼脸。每当这时围观的人们总是会发出一片惊呼。而父亲就在男女老少的尖叫声里，从口中“呼”地喷出一团“神火”，只一瞬间便将这个被捉拿的“恶鬼”烧成了纸灰。得贵说其实这一切都很简单。黄纸上的鬼脸是事先用硝石溶液画上去的，所谓硝石就是用来制造火药的原料，遇着火星儿便会顺着笔迹燃烧。而口中喷火只要事先在口中含点儿白磷就行了，这种物质的燃点极低，一遇见空气便会熊熊燃烧。虽然把戏都是假的，但却真的治好过不少人的病。原因是那年月人们都对神头鬼脸之人特别有信心，而骗子正是利用他们的这种迷信心理，取得了相当于现在心理疗法的效果。
       父亲不仅自己走到哪儿骗到哪儿，还经常让儿子在其骗术里充当小道具。譬如得贵还是个小孩儿时，父亲经常带他到人烟稠密处表演杀儿不死术。父亲对围观者自称曾得异人真传，能使死人复生，说着捧出一个藏有铁剑的木匣，取出剑来将大树砍得木屑乱飞，以示是一把无坚不摧削铁如泥的利剑。然后让小得贵仰躺在地上，指手划脚念念有词一番，突然取出利剑一剑刺入孩子腹中，刹时间血流满地状不忍睹。每当这时围观者都吓得瞠目结舌，特别是其中的老人和妇女更是觉得于心不忍，纷纷拿出钱来请求父亲将孩子起死回生，而这正是父亲所期待的。等到钱收得差不多了，父亲便会将一块红布蒙在小得贵身上，煞有介事地又将咒语念念有词一番，然后突然揭去红布，孩子便会若无其事地重新欢蹦乱跳起来。得贵说其实这个把戏的关键全在剑上，装剑的木匣有一正一反两面，藏有一模一样的真假两剑。假剑是由前后两截制成的，前面一截遇到阻力可以后缩，后面一截里则藏有饱浸红水的棉花。父亲用来砍树的是真剑，而杀儿之前只要乘人不备将木匣翻转过来，再取出来的就成了貌似真剑的假剑。假剑刺“入”人腹时，前截缩进后面并将后截中的红水挤出，便会造成剑穿人腹血流满地的效果。最后只要把盖在孩子身上的红布收起，假剑便也被一起卷走，周围人们根本看不出他们围观的是一出假戏。
       待到得贵渐渐长大后，父亲又让他在其骗局中充当起了小配角。譬如父亲仅凭一副扑克牌便能设下种种骗局——或者让人在其手中的牌中任意抽取一张，看清点数后再放回牌中，与人打赌不论对方抽什么牌他都能从一叠牌中找出来，这叫作赌抽牌；或者让人从一副牌中随便拿走一张，与人打赌不论对方拿的是什么牌他都能算出点数来，叫作赌点数。每当这时他都要求得贵装作素不相识之人，不服气地拿出钱来跟他赌，并用得贵的胜利敦促原本就跃跃欲试的围观者，纷纷掏钱参加到他的赌局中，直到他将这些钱统吃到自己的口袋里。得贵说其实这里边的秘密说穿了你都会觉得可笑。父亲在赌抽牌时使用的都是奇数的牌（A、K、J除外），因为奇数牌朝上的花色数目总比朝下的多一个，譬如红桃7，朝上的红桃是四个而朝下的红桃是三个。赌牌时父亲只要将所有的牌都按一个规律方向，对方将抽出的那张牌交还父亲时，父亲乘其不备将手中的牌调个头后再插进去，这样一来不管将牌洗上多少遍父亲总能将那牌找出来，因为那牌的放置方向是与其它牌相反的。而赌点数纯粹是利用数学计算，只要记住13这个数字就行了，父亲将剩余的五十一张牌（大小王和被拿掉的那张不计在内）一次两张边翻边算，两张之和等于13去掉不算，不足13则与后面的牌继续相加，譬如J、A之和等于12，后面的牌如果是6便去1凑到前面，余下的5则与更后面的牌累计计算，这样当牌全翻完时剩下的肯定是一个不足13的数，13减去这个数就是被拿掉的牌的点数。
       父亲是一个罕见的歪才，他的骗局并非都是深思熟虑、预先谋划的，更多的则是触景生情、无中生有的即兴之作。这就决定了得贵所扮演的角色也不是事前设计的，而常常是兴之所至临时添加的，有时候甚至连同得贵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这就使得得贵常常已经置身骗局之中，并对骗局起着至关重要的起承转合作用，但却对自己所充当的角色自始至终懵然不知。那一年父子俩流浪到山西大同，时序已是初冬，天气越来越冷，父亲将唯一的破棉衣给了儿子，自己被塞外的寒风吹得瑟瑟发抖。恰在此时俩人路过一家军需品商店，父亲面对柜台上一摞摞的军大衣突然灵机一动，掂起一件便穿在了身上，问好价钱后却不给钱，反而立到门口朝街对面商店乱看，好像在等谁似的不停嘟囔着：“得贵，你娘是咋球搞的，逛个商店咋用恁球长时间？”片刻终于不耐烦了似的对营业员道：“孩儿他娘进了商店就走不动，钱都在她身上装着呢，你等等俺这就喊她去。”说罢也不跟得贵打招呼，穿着军大衣溜进了大街上的人流里。营业员喊了一声没喊住，心想反正他儿子在这儿便没再追他。却不料此人一去便再也没露脸，营业员越等越觉得不对头，终于怀疑可能遇上了骗子，不容分说将得贵扭进了附近的派出所。直到得贵受到警察的讯问时，才反应过来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父亲的人质，意识到父亲仅仅为了一件军大衣便将亲生儿子出卖了。直到今天得贵提起这事儿仍是哭笑不得，他说幸亏当时他已追随父亲到处流浪了好几年，年纪虽然不大却也是个老江湖了，发现事情不好也随机应变地咧嘴哭开了，边哭边说他根本不认识那个人，他正饿得要死时那人给了他两个馍，条件是必须给他做干儿子，没想到他原来是骗子。不管警察怎么问就是咬死了不改口，终于被认作了一个被人利用了的小盲流，由于那年月盲流太多警察根本管不过来，最后只得教训他几句让他滚蛋了。得贵说他从派出所侥幸出来时，父亲正在大街拐角处等着他，身上穿着那件崭新的草绿色军大衣。父亲再次面对儿子时没有丝毫的惭愧，只是笑嘻嘻地拍着他肩膀说了句：“俺就知道这事儿你能对付。”
       得贵说父亲一生最得意的蒙骗是——那年父子俩流浪到河北保定，一天路过一家邮局，看到一个取包裹的人将包裹拆开后，只拿走内容而将包裹布随手扔在了门口。按说一块破布谁都不会放眼里，然而父亲见此情景却异想天开，如获至宝地把它揣在了怀里。片刻有个保定人路过邮局门口，被一个农村人挡住了去路：“师傅，俺不识字，麻烦您帮俺念念这封信吧。”热心的保定人接过信一念：“表哥你好，日前听说令尊患了严重风湿症，特寄上专治此病的虎骨一包，这是我们东北特产的珍贵药材，请为令尊制成药酒饮用……”农村人不待念完“啊呀”一声：“原来是东北表弟寄来的。那虎骨想必就是这东西了。”说着拿出一个包裹，上面贴着盖有东北某地邮戳的邮票，打开一看里面果然有几根粗壮骨头。农村人不由得睹物生情，抚摸着骨头叹息道：“只可惜俺爹半月前就去世了。”看到保定人面露同情之色，又语气一转道：“师傅您能不能再帮个忙。既然俺爹已经去世了，如此贵重之物俺乡下人也受用不起，不如便宜让给您吧。”保定人一听便宜不由心动道：“那你想要多少钱？”农村人说：“您就给三十块吧。”三十块在当时不是小数目，但虎骨的价值也远远不止这个数。保定人闻言当即就掏开了兜，可是找遍全身最终只找出十几块钱。农村人见状：“十几就十几吧，不过得加上您穿的这件的卡衣裳。”保定人二话没说连钱带衣都给了对方。原以为拣了个天大的便宜，不料拿到药店一鉴定，才发现那不过是一堆牛骨头。得贵说这个农村人就是他父亲。父亲之所以将这次蒙骗视为自己的代表作，是因为别看它只是个不足挂齿的小骗局，但却具有废物利用和点石成金的性质，将一个骗子的灵性、才智和激情都表达到了最极致。
       而父亲一生最感到耻辱和痛苦的事情是——那年父子俩流浪到甘肃天水，刚进城便意外地邂逅了一个老乡，此人不仅与他们同在一村，论起来还是个拐弯抹角的亲戚，据其自谓也是出来耍把戏走江湖的。有俗话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个老乡激动得说什么也要请他们吃顿饭，盛情难却的父子俩只得由他领进了小酒馆。对方不仅要了满满一桌子肉，还要了当时的甘肃名酒金徽酒，席间一边殷勤劝酒一边畅叙乡情。美酒和谀词无疑是世间最有效的两道迷魂汤，爷儿俩须臾便被灌得迷失了方向，觉得最亲还是故乡人，酒足饭饱老乡起身去结账时，父亲还过意不去地表示改日一定回请他。却不料此人根本没到柜台去，而是拐上了人流熙攘的大街。父亲到底招摇撞骗了一辈子，左等右等不见人影之后立刻意识到怎么回事儿了，但是这时候再想法已经来不及了，店老板已经拿着账单站到了他们的面前。得贵说父亲每次提及这事儿都痛心疾首得想撞墙。令父亲心痛的倒不是钱——父亲虽然是个彻底的无产者，一生中却从未将钱字放在心上过——而是自己骗了一辈子的人，最后反倒被别人给骗了，并且使用的还是自己用剩下的招术，这种打击是一个骗子无论如何都难以承受的。父亲对这次上当受骗是这样总结的：“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对，阶级斗争非得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天不讲就要出事情。”
       得贵是在二十六岁那年告别父亲，结束自己的流浪生涯的。得贵之所以这么做理由很简单——他越来越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有一年在河北张家口，父子俩因为制售假药被关了半年收容所；有一年在内蒙包头，父子俩因为合伙骗人被联防队员打了个半死；有一年在陕西咸阳，父子俩因为宣扬封建迷信被红卫兵游了几天的街……总之所过之处人人喊打，饱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这一切都使得得贵越来越感到：他和父亲的这种生活方式是和人们正常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是任何正常人都不能接受和不能容忍的。意识到这一点的得贵开始越来越经常地想起他的母亲，想起儿时母亲在为人处世方面对他的谆谆教诲，现在这些教诲已经越来越得到他的认同。得贵常常用这些教诲对照他和父亲而今的生活，这样的比较使他越来越感到母亲的正大端庄，以及他和父亲的卑微琐屑。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那年秋天父子俩流落到青海湟中，白天在茶马集市上耍把戏卖野药，夜晚借住在回民马大叔的庄户里。马大叔是个非常热情好客的人，每当父子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时，都会为他们端上香喷喷的油包、锅盔、馓子、馅饼和面片，让他们感到说不出的温暖和安详。马大叔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叫马玉花，用五颜六色的碎布和丝线为得贵缝了一个香包儿，香包儿上绣着两颗紧紧相连的大红枣，就像两颗紧紧相连在一起的心。有一首河湟花儿这样唱：“墙头上站着个鹦哥儿，鹦哥儿摆动着尾巴；你给我绣个香包儿，我给你买一条手帕。”将香包儿视为男女之间表达情感的信物。得贵将这个彩色香包儿珍重地戴在了胸前。当冬天的风雪渐渐覆盖了湟水人家，按计划父子俩将重新踏上漫长的流浪路途时，得贵已经决定了要在这个祥和温馨的庄户里永远地留下来。
       父子俩是在马家庄户门外分手的。得贵说父亲一直是个开朗乐观的人，所以不管他的实际岁数有多么大，在他心目中始终都是个年轻人，然而这一瞬间他却发现父亲变得苍老了，满头花白、勾肩偻背的模样就像一盏行将熄灭的灯。父亲临走前只说了一句话：“得贵你好好过日子，过几年俺再来看你。”语气如同伤风感冒了一般。说完掩饰什么似的猛然扭开了脸，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凄迷的风雪里。
       得贵说从那儿以后他再也没见过他父亲，时至今日也不知道他最后去了哪儿，按着他的年纪很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
       年近花甲的得贵再度回首往事时，是这么总结他的父亲的——父亲只是一个看上去一无是处的人，其实他的骨子里有许多东西值得人们学习和汲取。难道不是么？父亲的健康乐观、皮糙肉厚的精神，使得他总是能够笑纳来自生活的一切打击，无论遭受什么样的苦难都从不灰心丧气。父亲的挣一个花仨儿、走到哪儿是哪儿的精神，使得他从不留恋、牵挂任何世俗之物，对人生没有任何患得患失和瞻前顾后。得贵说虽然父亲的生活方式为他所不取，但是父亲的这种人生态度却一直被他所珍藏，直到今天仍然对他产生着至为深刻的影响。
       陈铁军，作家，现居郑州。主要著作有小说集《有种打死我》、《老杂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