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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九江旅行，夜宿一间破旧的小旅店，遇上一个很健谈的上海人。天哪，上海人！我见过几个上海人，不论男女，都心思细密，与传说中上海人有名的那种精明劲非常吻合。五年前，深圳宝安一套豪宅深夜起火，烧死一对热恋中的年轻男女，男死者是我的旧友，更早些时候我们在人才市场偶然相识，都找工作，潦倒不堪，却不料他很快葬身在一套豪宅里。此人即上海人。一场火灾意外地中断了他的腾达之路。九江小旅店的这个住客看上去六十来岁，很谦和，眯缝着眼睛询问我是哪里人，什么职业，为什么到九江来，然后要到哪儿去？
       我谨慎地回答他，我是深圳人，职业是自由撰稿，到九江算是瞎逛。环顾一眼小旅店破旧不堪的墙壁，我觉得，我的主要疑点只在自己的口音。上海人当然听出来了，因而微微含笑。“啊，自由撰稿人，这不是一个赚大钱的行业。”
       “你说得对。”我承认。
       “深圳人大概也不一定都说粤语，在深圳的上海人多吗？”
       “不多。”
       “你刚刚登记的是深圳身份证？”
       幸而我真的有一张深圳身份证。“是的。”我回答。
       “我叫曹瑞华，”上海人停顿一下，接着掏出了自己的身份证——他的兴趣仍然在身份证上，这有点奇特。
       “没错，曹瑞华，”我念了出来，“但你的户籍在九江呐。”
       “我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这位老兄捧着手中的宝贝，神情很热切，“如果你愿意听，我就说说我的故事。”
       “我愿意听。”
       我听到的是一桩陈年往事。我忍不住要打瞌睡，但我装作凝神屏息，头靠墙壁，手托着下巴。1958年，十七岁的曹瑞华第一次离开上海，被“内招”到九江市棉纺印染厂，要去当一个机修工了。临行前，父亲把他叫到跟前，装模作样地有一番训导，说遥远的九江是一片广阔天地，工人阶级的队伍大有作为。父亲是级别不高的一个干部，家里家外都是这种腔调。小机灵鬼儿子噙着眼泪听从了父亲的安排。父亲以他一点菲薄收入，养育一个多子女家庭，不堪重负，这才是真实原因。为此还得让儿子从中学辍学，尖子生曹瑞华就这样放下书本，到了人地生疏的九江。
       重回上海一直是机修工曹瑞华的梦想。第二年机会就来了，车间主任派他赴上海买扳手。十二把扳手，每把八元，五金店收下他的一百元公款，找回四元。在家里与父母弟妹一番团聚，热泪涟涟的他没有忘掉这四元钱，再返九江的他却热昏了脑子。一个同龄的小工友，漂亮而又生性羞涩，隐隐约约还时常有点乐于与他接近的意思，午间断了餐票，小声地向他求助。他慨然地将这四元钱借给她，几个月后终于忘了应该报账的这笔公款。1960年5月30日，又一个午间聚餐时间，恰逢工厂大会，人声鼎沸，落在后面的机修工曹瑞华一边用目光搜寻那个漂亮的小工友，一边轻轻地用指尖敲着饭盒，跟了上去。大会看起来很隆重，有人持枪镇守着会场，接着从哪里冒出一声大喝：“曹瑞华！”吊儿郎当的机修工立刻停住指尖，按住饭盒发出的一丝轻微颤音。他想一定是这一丝颤音扰乱了会场。其实命运另有安排，而且是如此出其不意。保卫科干部宣布，贪污犯曹瑞华即日开除工籍——
       十九岁的曹瑞华脑子里一阵嗡响。在厂子里，他的绰号就叫“机灵鬼”，算得上是昵称。此时他模模糊糊地已经有一丝遗憾，开除工籍，这就意味着借过他四块钱的那个小工友，从此有可能永远不再碰面。他会回到上海，绝不重返九江这片伤心地。想到这里，他已经准备挪动脚步。一丝喜悦也开始涌上心头，自己总算是可以回上海了。大会很快结束，保卫科干部让他收拾行李，还要用吉普车送他一程。去九江火车站路途不算远，司机却奇怪地不熟路。一路颠簸，眼望着车窗外的连绵稻田和山岭，曹瑞华想到要提醒司机，然后又想到抗议。毫无用处，没有人回答他，下车的地点是九江劳改农场，与火车站南辕北辙。
       三个星期过去了，曹瑞华已经适应了自己在九江劳改农场的位置。农场里数他年龄最小，管教干部又给了他一个绰号：“曹小鬼”，别的劳改犯也这么叫，仍然没有恶意。分配给他的活儿是开钻床，每天定额钻一百孔，面黄肌瘦的曹小鬼超额钻到一百五十孔，甚至两百孔。唯一不肯争气的是胃，饿得厉害。那段时间，他的身体还离奇地在往高处长，争抢着干瘪瘪的胃里那一点点营养。一个掌勺的老犯人救了他，经常悄悄塞给他一只熟马铃薯。揣着热乎乎的马铃薯，曹小鬼懂得，应该独自开溜，走十几步躲到厕所后面一个僻静的地方吃下它。还好，哪一次他都不用走得太远，马铃薯已经下肚，他也省掉鬼鬼祟祟地躲在厕所后面可能引起的任何嫌疑。三个月又过去了。如果说最初他的内心里有过一丁点儿抵触，那么，这点抵触此时已是无影无踪。升腾在他的心底里的是另一种渴念：他想知道自己的刑期。无论三年几载，他得有一个盼头。不用说，他想着的还是要回上海。同一时间押送到农场来的几个人也不知道各自的刑期。半年后，终于有了确凿的消息：刑期可以自报。
       昔日的机灵鬼第一个念头就是给自己报半年。一个上海交大毕业生才来三个月，想给自己报三个月。另一个上海教师进修学校的体育老师准备报九个半月，那个人到农场刚好九个半月。晚上学政策，第二天，这几个人都打消了原来的想法。曹小鬼最后自报三年。1961年的新年很快来临了。除夕夜的他自告奋勇，向管教干部申请下到一眼三百米的深井里，看守抽水机。这台机器老出故障，经常得给它加润滑油，看着它温度渐高，就要停机。轰隆隆的机声停下来的间隙，他一开一闪着手电筒，也遥想一下深井外面，远方的上海该是万家灯火，不知不觉间两行眼泪流到了脸颊上。他挥挥衣袖，擦干了脸上的泪水。上海的父母一定在这时候想着他，但他更愿意的是，也许会有哪一个管教干部突然间不经意地记起深井下的他。井口上方，几颗寒星像是眨着眼睛，他知道一切都是天意。果然，四个月后，1961年4月20日，一个管教干部当众宣布：曹瑞华积极改造，解除劳教，提前释放。
       再精明的上海人原来也有莽撞的时候。释放令还只是停留在管教干部的口中，曹瑞华撒腿就要往外跑。劳改农场门口几道岗哨，第一道岗哨就将他逼退回来。二十岁的曹小鬼说小也不小了，此时他知道至少得有一份释放凭证。管教干部很宽厚，并不计较他的莽撞，接着告知他，不能回上海，给他的安排是留场就业。脑子里又一阵嗡响的曹瑞华镇定下来，开始讨价还价：他宁肯服完自报的三年刑期，不要提前释放，如果可以放他回家的话。停顿片刻，接着他又提出：即使留场就业，他也得跟父亲商量一下，再作决定。
       商量没有下文。秋天来了，留场就业的曹瑞华改挑大粪。这一年农场要大办农业。然后是冬天，他与其他犯人一道，来到冰冷的河边挖河泥，修一座二十几米高的围堤。北风呼啸，让他怀想起一年前的除夕夜，那口三百米的深井里的暖意和一身轻松。慢慢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绰号“曹小鬼”也没有人叫了，改叫“老曹”，这也让他有些怀念。1968年的一个夏夜，老曹拖拖沓沓地去参加一个“宽严”大会。军代表已经在主席台上就坐，老曹这一次又落在后面，本能地感觉不安起来。“九江劳改农场冒出一个‘反共教国军’，有五百人，要剪断电线，炸桥梁，横渡长江，挺进大白山，长期与共产党为敌。司令已经招供，落网的还有七八个，有营长，连长。我们这里潜伏的是一个上尉连长。曹瑞华来了没有？”军代表问。
       “我来了。”
       上尉连长曹瑞华再一次被揭穿。父亲几次来信，第一封信要求儿子相信组织，请求组织调查真相。老曹简短地回信说，已经有两个人畏罪自杀。父亲第二封信要求儿子认真改造。老曹回信让父亲放心，很有些破罐子破摔的语气，说是没有更糟糕的地方可以安置他。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夏天过去，第二年夏天又来了。这一天傍晚老曹躺在养猪场的一把自制的摇椅上偷懒，点一支烟，看蚊子在灯光里飞来飞去，突然工宣队主任检查来了。
       “叫什么名字，老曹吗？”
       “曹瑞华，”老曹仍然躺在摇椅上，不肯起来，“就是你们定的反共救国军上尉连长。”
       “上尉连长？那是个错案，不是已经给你们纠正了吗？”
       “没有谁通知过我。”
       “明天开个会，”工宣队主任一阵沉吟，“给你平反。”
       摇椅上的曹瑞华此时肯站起来了。早年的机灵鬼感激涕零地走近工宣队主任，双手作揖，跪倒在地上。“别这样，你要感谢的是组织——”工宣队主任说，明显小看了一个上海人的精明。
       “不，我要平反，”得寸进尺的老曹仰着脸，“我要回上海。”
       “回上海？”
       “是的，我要离开这里。”
       工宣队主任摆摆手走了。老曹很颓丧。九江劳改农场的日子还得一天接一天地过。这年冬天，一颗殒石砸破了养猪场的棚顶。透过巴掌大一个缺口，摇椅上的他又看到天上几颗寒星，仿佛还在朝他眨眼。老曹不能会意。五年后，农场里新来一个场长，患先天性眼疾，有事没事老是一个劲地闪动着眼睫毛，频率很快。有一天，场长将他叫进场部。那么多年过去，老曹也早已忘了天上几点星光给过他的预示。
       “曹瑞华——”场长喊道。
       “到！”
       “我已经看过你的案卷，也许能帮助你。你有什么要求吗？”场长眨着眼。
       “我要回上海。”
       “我不能决定你回上海，但是，我可以同意你离开农场。”
       “我要离开农场。”
       此时是1974年岁末。早在这个年头，这位原则性明显不强的场长就敢于私下里找关系，找到自己的老家江西万安县一位公社书记，同意虚开一张落户证明，接收一位与该公社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九江劳改农场释放人员。事情张罗了两个月，一番公函来往后，1975年1月20日，上海人曹瑞华得到了一张落户证，以及农场开具的“清理回乡自行就业”证明，可以走了。天黑前他们动身。同行的还有上海交大毕业的那个学生，从前脸上英气勃勃，如今胡子拉碴，不成人样；另一个是上海教师进修学校的体育老师，如今瘸着一条腿。他们同一批离场，当然结伴，专抄小道，故意在一片树林里磨蹭几个小时。天亮时分爬上一座山头，脚底下就是滚滚长江。
       “快快快！”
       晨曦照射下的长江泛着满目波光，但是瘸着腿的体育老师像是见不得天日，口里不停地嘟囔着“快快快！”，很急促。胡子拉碴的交大学生一样惶恐，他们担心的是后面有人追来，对他们说有指示，现在农忙，你们不能走。曹瑞华却提议，稍停半分钟，大家一齐回头朝九江劳改农场鞫个躬，道声再见。匆匆忙忙中他们俯身道了声再见，然后顺利过江。老天没有在这个渡口再开他们的玩笑，火车轰隆隆地将曹瑞华送到了上海。
       偌大的上海一处弄堂里有他多少年来魂牵梦萦的家，不足十平米，被已婚的几个兄弟分割得七零八落，几乎没有老曹的插足之地。夜里他还得在这个家睡下来，紧挨着老父亲，父子都满含愧疚，尤其是父亲。白天他上街头溜达，捡废纸，捡菜叶。天热起来了，正午的烈日下，老曹会在街头随便哪一株行道树下席地而坐。童年少年时他就熟悉这些地方，变化不大，一草一木都能牵动他的记忆。他甚至依稀还能记起孩提时代有过的金色梦想，当然如今都褪了色，像废铜，像烂铁。午后三四点，他从树下站起来，信步往前走，最大的梦想就是在哪个角落捡到一块废铜烂铁。秋天他在一座拱桥上找到了一个像样些的谋生路子：经常有人拉着满载的板车过不了桥，这就用得着老曹了。帮着推一把，他能拿到三毛五毛钱。从此老曹愿意守候在拱桥下了。只是行得山多终遇虎，老曹说，有一天，他冒着急雨费尽劲将一辆板车推上桥，气喘吁吁地正要揩一把脸上的雨珠和汗滴的时候，不巧转身就与一个打伞的路人撞在一起。这个人认出了他，躲都躲不掉，他们是很多年前的小学同学。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老曹不能解释，自己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这个人摇着头要走，几步开外，忽然又返身回来。上海人在心头一番算计之后也可以有惊人之举，他掏出厚厚一沓钱，一百块，要塞给推车的老同学。
       “我能帮你做什么吗？”老曹问，盯着对方，这笔钱在当年可真不少。
       “什么都不用你帮。”
       “那我不会收你的钱，谢谢。”
       “收下吧，老曹。”
       “不会收的，再见。”
       “……”
       拱桥下老曹也不能去了，他不想在这里再遇上那种久违的故人。一个大胆的念头出现在他的脑子里——不是捡菜叶，捡废纸，捡废铜烂铁，老曹要将外地奇缺的上海货倒腾到各个地方去。说干就干，头几站他到上海附近几个省份，几个来回，倒买倒卖开始做得像样了。1976年初，他冒险到了四川。这一次倒霉，在成都被派出所民警扣住了。首先要交待来历，老曹也肯交待。但说是上海人，上海查无此人；说是江西万安人，万安查无此人。拘留所里，老资格的老曹从早春熬到深冬，看着一拨拨人进来又出去，最后独享一大间屋子。盘算一下这一年的所得，只是学了一口不太地道的成都话。1977年春，解除“逃犯嫌疑”的老曹再返上海，身体垮了下来，整日在街头随便哪一株行道树下，独自唉声叹气，似乎天底下倒霉的只有他一个。岁月不饶人，糊里糊涂的，他已经三十六岁啦。转眼又到初夏，忽然有人愿意将一对母女介绍给他。行道树下的老曹一开始还以为自己做白日梦，掐一下大腿，却原来是真的，这位返城的女知青撇下四川的农民丈夫，带着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回到上海，要成一个新家。
       新婚头两个月，老曹还不免畏畏缩缩。女知青当年下乡，披红戴彩，锣鼓喧天的，这让他有些自卑。但再往前回忆回忆，早年他离开上海到九江棉纺织厂当机修工，也享受过锣鼓接待。老曹内心里安宁下来。婚姻持续到第三个月，妻子不干了，因为老曹原来是上海“黑户”。离别的时候双方都有点忧伤，五岁的小姑娘牵着妈妈的衣角，此时突然走近老曹，轻轻地叫一声“爸爸”，而之前她一直拒绝认这个继父。老曹俯下身来，紧紧地抱住小姑娘。但这一幕不能再闹下去，横下心来的母亲拉走了女儿，否则母女俩可能走不成了。“黑户”是他们逾越不了的障碍。五年后老曹再婚。这一次他不隐瞒自己的“黑户”身份，女方实际上也摸清了他的情况。婚礼在老曹刚刚购置的一套房子里举行，蜜月里他们同时得办房子的产权证，产权证上填女方的名字。这大概也是一个败招。半个月后女方随即提出离婚，老曹两次短暂的婚姻史至此全都以失败而告终。
       孑然一身的老曹现在只能住旅馆。一家小旅馆收留了他。清晨起来他替旅馆倒垃圾，半夜里他冒着冷风给客人开门。小旅馆的门斜对着那套一度属于他的房子的窗口，半夜里窗口还经常亮着光，起初他禁不住总要探出半个身子，在嗖嗖冷风中，觑一眼那扇窗口，想象一下里边的场景。前妻已另组家庭。后来他也懒得张望了，开门后立即关门，很快就回到自己的被窝里，旅馆免费给了他一间腾空的小储物间。一年下来，跟他混熟了的几个服务员，她们都是小年轻，舍不得他走了。但老曹必须走，年龄上他已经是她们的父辈，过不了几年，他快要成为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子的祖辈了。1987年，老曹与一个朋友结伴到了合肥。
       此行老曹要做的仍然是倒买倒卖。那一天，他们在合肥一家小饭店喝了点酒，走上街头，老曹意犹未尽，突然吹牛说，自己是上海人中“下海”最早的一个，早在1976年就开始搞投机倒把了。老曹自叹，这一辈子，要不是老天爷专和他对着干，他早该是百万富翁甚至上千万身家了。朋友劝慰说，现在还不算晚。老曹苦笑起来，晚了晚了，这几年赚一点钱就在九江上海来回跑，到处申诉，时间都浪费在这上头了……而且老曹的申诉毫无结果，没有人能够解决他的难题：恢复他的上海户籍。
       “就是一张表格啊，填上我的名字，曹瑞华，就这么简单——”
       “当然不会这么简单。”朋友说。
       “有一夜我在旅馆里梦见我的前妻，就是那个回城知青，她的女儿当上户籍民警，很容易就给我填了那张表格。转眼前妻同意复婚，复婚后我又到成都，还是那家派出所，这一次想要收审我就难了。我大大方方地伸手递上身份证，立即放人，然后我在成都大做生意，一笔买卖就发了财。这个梦怎么样？”
       “挺有趣。”
       老曹在街头继续说梦：“合肥这一趟先攒点小本，再搞它几年，搞大它。有我一份，就有老弟你一份，怎么样？”不早不晚，就是这一瞬间，另一个喝醉了的司机驾着一辆小型货车，撞了上来。话刚落音的老曹当即不省人事。接下来的后事只能由同行的朋友来料理了。朋友从血泊中扶起倒霉透顶的老曹，探一探他的鼻孔，已经断气。合肥交警队闻讯赶来，确认肇事车负百分之百全责，尸体送火葬场。到了火葬场，最后这一关，老曹仍然不顺利，没有身份证明，火葬场以“尸源不明”为由拒绝火化。老曹只能暂存停尸房，而且当年那地方没有冷冻设备。下半夜老曹自个儿醒了过来。
       在九江的小旅店里，声音颤抖的老曹说完这段离奇经历后，一声长叹：“多亏我是个上海‘黑户’，要不然那一年我就进了焚尸炉，没了命哇……”
       房间里老曹一住口，空气都凝聚了下来。这个故事听得我脊背发麻，从老曹开口说他的经历起，我就歪靠着墙壁，一直没有调整自己的姿势。我想老曹说到这里，这个小人物，一辈子值得叙说的事儿就算是完了。“后来呢？怎么拿到了身份证？”
       “2001年，九江市公安局两个户籍民警到上海，亲自登门呐，给我送来了这张身份证。我的老父亲，现在身体还硬朗，抱着我痛哭一场。我安慰父亲说，下次火化，不愁尸源不明了……”
       我觉得老曹很幽默。幽默来自智慧。上海人可不缺智慧。但命运却是更强大而且不可捉摸的一种东西，虚无缥缈，也许真的是上帝的意志。弄不好所有东西方宗教甚至中国本土的神神怪怪的信奉者，试图阐释的都是同一种存在。有那么一只巨手，拨弄着尘世的众生。否则的话，此刻我就无力解释，像老曹这样一个上海人，早年还绰号“机灵鬼”呢，为什么以如此笨拙的方式走完他这段人生之旅，或者行将走完这段人生之旅？或者即使是上帝，也难免疏忽？可这一次上帝疏忽的是几代人。我问老曹，与他一道离开九江劳改农场的那个瘸腿的体育老师，后来怎么样？回上海后他们是不是还打过交道？
       “噢，就是那个说‘快快快’的家伙，老早听说得癌症，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那个上海交大毕业生呢？”
       “八几年这个人当了教授，翻译家。想过要去见见他，找不着门路啊——”
       “他叫什么名字？”
       “某某某。”
       我在八十年代中期读过某某某翻译的几个美国中短篇小说，字里行间，行云流水，毫不疙疙瘩瘩；一篇忆旧的散文，提到过他在九江劳改农场的经历。但正如这一夜老曹的闲扯甚少提到他，某某某的笔下也关照不到当年一个不起眼的机修工。同在一座农场，也许床叠着床相守十数年的原来可以是完全不搭界的两路人。只有老天才能开出这种玩笑。1990年，某某某去了国外，再不回来了。前一阵我在网上偶然读到他的一篇短文，深沉老辣。此刻想来，如果他老兄不在九江劳改农场荒废十几年，那还了得。老曹是能说不能写，之所以花半个夜晚对着我絮絮叨叨，大概听信了我是个自由撰稿人。可老曹哪里知道，当下铺天盖地的文字垃圾一大半出自形形色色的自由撰稿人之手。就算我可以为他代言，如今又有谁在意这些陈年往事呢？
       下半夜我就睡着了。天亮醒来，我们要分手。有趣的老曹接上昨夜的话题，还在慨叹，说老天其实待他不薄，所以他能从合肥的焚尸炉里捡回一条命，活到今天，活到这个早晨。我觉得不对劲，只差一点点，就跟他计较起来：如果老天待他再厚一点，哪能让他跑那趟合肥，赶巧遇上一个喝醉的货车司机呢？突然我收住了声，我啥也没说。
       台阶上，乐呵呵的老曹扬起手，正跟我道别呢。
       郑午然，作家，现居北京。曾在本刊发表小说《小县城》、《老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