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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志愿者，2006年2月28日，我从云南大理坐上一辆卡车，在大山里绕了九个小时，终于在凌晨一点到达这里，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奔子栏镇日尼贡卡村“白马雪山社区藏文学校”。
       第二天，我坐在草地上和一个藏族老师闲聊，走过来一个脏脏的小孩，老师说：这是个孤儿。又走过来一个，老师说：她没父亲。
       后来，一个叫松吉次丁的二年级学生跟我比较亲近，常跟在我屁股后头。我问他：你妈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没妈妈。我又问你爸是干什么的？他说，爸爸离婚走了。
       这就是这所学校存在的原因。五年前，在白马雪山下的一个破旧小经堂里，学校正式成立，当时有三十个学生，校长、老师、厨师、校工都是同一人，就是创办人洛桑曲丹喇嘛，学生的衣食住行，都由他免费提供，并且不用交任何学杂费。五年后的今天，除了二十个孤儿，远近村庄失学的穷孩子也来这里上学，最远的甚至来自四川省巴塘。
       现在，这所实现全免费的学校已经有八十七名学生，除对面村庄日尼贡卡的十几个孩子，其他的都住在学校里，衣食住行还是由学校免费提供。在过去的两年里，十五名学生顺利毕业，考进西藏的盐井中学，而他们读书生活的费用，依然由洛桑曲丹喇嘛提供。
       喇嘛说过，只要这些孩子能读上去，他就一定供到底。
       一年前，学校有了自己崭新的两层楼新校舍，是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和白马雪山保护局共同捐助筹建。校舍一层是教室，二楼是学生和老师们的寝室。
       由于2005年发生大众慈善学校校长贪污社会捐助款的事件，学校所在的云南德钦县开始清除私立学校，六所私立学校中，只有这所学校存活了下来，其它的都被关闭。学校之所以被政府接纳，是因为在创立的五年来，学校的每一分收入和支出，都有详细的账目。
       目前，学校共有七名老师，四名汉语老师，三名藏语老师。由于教育局的接管，其中两名老师是由教育局支派来的。一名藏语老师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委派，两名藏语老师由学校聘用，另外两位则是志愿者。
       要说明的一点是，学校的一切开支，从衣食住行，到学习用品和书籍，还是和以前一样，由洛桑曲丹喇嘛负责解决。所以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戏称喇嘛不是“校长”，而是“缘长”。是的，学校的大部分经费都是由洛桑曲丹喇嘛利用他在佛教界的影响力从社会各界的善心人士处“化缘”得来。另外一部分，则是由政府和基金会提供捐助。云南省委副书记丹增已指示有关部门在2005、2006两年向学校提供10万元的资助。世界援藏基金会从2001年起每年向学校捐助28200元，在2004年，由于学校的藏文考试在迪庆州名列前茅，作为奖励，那年的资助金增至68000元。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不管洛桑曲丹喇嘛如何去努力，个人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做父母的都知道，将一个孩子抚养成人有多么不容易，而这里，有这么多的孩子，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中。即使只是简单的解决孩子们的吃喝问题，花费也是巨大，学校常常陷入资金危机，洛桑曲丹喇嘛不得不常年在外为资金奔走。
       作为一个只会在这里短暂停留的志愿老师，看着这些脏兮兮、却和城市里孩子同样聪慧的孩子们，心里有时候会充满希望，有时候会无助悲哀：他们还那么小，饿着肚子也会在大山里快乐地跑来跑去，但他们并不懂如果接受不到良好的教育，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样的未来。
       我希望你们能和我一样，向洛桑曲丹喇嘛表示敬意，五年来，为了这个学校和这些孩子，他已经由一个富喇嘛变成一个穷喇嘛。他曾是香格里拉“松赞林寺”的佛学教师，无论是学识和为人都德高望重。现在，他把抚养和教育这些孩子作为一生的修行。除了学生犯了大错会让他动怒外，平时他怎么看都像一个乐呵呵的弥勒佛。而在笑容的背后，有你我想象不到艰辛和困难。
       逃跑的张伦有同学
       这个叫张伦有的家伙，今年十五岁，从头到尾，做了我十一天的学生。
       2006年的2月28日，云南大理阳光灿烂，我在街头乱逛，等待校长喇嘛来接各地捐款为学校买的大米和菜籽油，顺便也把我这个预备役老师接走。那个家伙，张伦有同学，据说他也在大理街头，但不像我这么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而是花5毛钱买了张红纸，在上面写了一堆歪歪扭扭的毛笔字，铺在地上，老老实实地找工作。
       那张红纸我看过。是在来学校颠簸的车上，他带着谦虚和惶恐的笑容，小心翼翼从裤兜里掏出来给我的，纸折得整整齐齐，保存完好。上面写着自我介绍，他是贵州人，因父母离婚出走，家里没人要他，希望有好心人给他一份工作。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写道：
       我只求三餐一宿。不要做小偷，不要跟坏人走。
       这个几乎没怎么离开过家乡贵州偏僻山村的小孩，居然一个人跑到大理来，还想到这样的找工作方法，而不是像其他流浪儿一样跪地乞讨过活。我很惊讶，问他，你怎么知道这里的。他说，先坐汽车，再坐火车，再坐火车，就到这里喽。我又问，你想找工作，怎么不去广州，那里赚钱容易。他回答：听人说广州有很多坏人，不敢去。
       在大理的那些日子，我们的张伦有同学白天在大街上铺红纸找工作，晚上，睡5块钱一晚的旅馆廉价大通铺。但谁会给一个只有15岁的孩子一份工作呢？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身上带的钱快花完了，于是他就睡在工地上的水泥管子里。他用带着浓重贵州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水泥管子里不好睡，晚上冷得很咧，睡不着，只好把身子紧紧缩成一团。”
       就在身上带的钱快花完时，校长喇嘛在街头看到了他。喇嘛看不懂汉语，他就请人把纸上的内容翻译成藏文。后来喇嘛跟我说，当他通过翻译知道张伦有在纸上写的内容后，这里，痛，很痛，他指指自己的胸口。
       等我找到校长喇嘛时，张伦有同学已经跟在喇嘛屁股后头了。他准备去喇嘛的白马雪山藏文学校，继续上学。当得知我是新来的老师，他露出兴奋的表情，说他在家上过小学三年级，数学不好学，语文好，最喜欢上语文课。
       我们坐上喇嘛开的卡车，带着捐助款买的大米和菜籽油，在下午3点向学校进发。一路上，我给他糖吃，一颗、两颗、三颗，吃到第四颗糖时，他开始告诉我更多的事了。他爸爸是森林里的伐木工人，他们家穷，住茅草屋，因为没钱交学费他已经失学两年了。爸爸妈妈离婚后，妈妈跟人走了，爸爸偷偷把家里养的猪卖了，没和他打个招呼，也消失了。爷爷奶奶还在，但住在六盘水，他已经很多年没去过那里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于是他跑进林子里，把属于他们家的树砍了，带着卖掉树的钱，自己出来找工作，从家里出来已经十几天了。他说他们老家原来有很多大树，大得好几个人都抱不过来，林子里还有很多动物。现在大的树都砍完了，动物也很少了。
       卡车在大山里绕了十个小时，越开越荒凉，起先还会路过县城，后来只能路过小镇，再后来只能远远的看见破破的小村落，再后来，连人影都看不到了。张伦有在车上披着我姐姐给我的羽绒服，两眼一直盯着窗外看，嘴里时不时冒出一句：这里真荒凉，比我们那里的村庄还差。
       这个才十五岁的孩子，并不知道，那个收留他的人，穿着红黄长袍的是个藏族喇嘛。那个白马雪山藏文学校，是他一手办起来的慈善学校，在那里读书的孩子，都是像他一样没人照顾的孤儿，或者是交不起学费和生活费的贫困儿童。他也不知道，我们去的地方是云南和西藏的交界处，属于藏区，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住的全是生活习惯和我们汉族人相差巨大的藏民。而他未来的同学，都是藏族小孩。
       他会习惯那里吗？我心里冒出一丝忧虑，即使是我自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车窗外的气温越来越低，我知道我们所处的海拔越来越高，看看表，已经将近夜晚8点，云南高原的夜幕终于拉开，开始笼罩连绵不尽的大山。我和张伦有一起缩在我姐姐的羽绒服里，盯着车灯照耀下越来越险的公路，借着微弱的光，我们可以看到公路下的悬崖，不时有类似野兔的小动物一晃而过。
       凌晨1点，我们终于到达学校。
       那天是阴天，夜幕里没有一颗星星，学校只亮着几盏微弱的灯光。我们看不清学校到底处于怎么样的一个地方，楼好像是新盖的。几个人影出来迎接我们，说着我们完全听不懂的藏语。风很大，在耳边呼呼地响，很轻易地穿透身上的衣服，人忍不住地发抖。
       我被安排进一楼的一个小房间，房间不干净，也不脏，里面有一张桌子，一条长板凳，一张像木箱子的床，一盏同样昏暗的电灯，两条薄薄的被子。电灯开关让人吓一跳，是两个裸露着铜丝的电线，简单地搭在一起。我放下行李，顶风摸黑找到水池洗刷。在混乱中，张伦有不知被带去哪里了。
       那一天最后留下的印象，是我在西藏旅行时曾闻到过的那股难闻又让人难忘的奶腥味，在房间里，在被子里，在水杯里，无所不在。人群的嘈杂渐渐散去，只留下窗外呼呼尖叫的风。我钻进自己带的睡袋里，翻来覆去了很久也没睡着，我想张伦有同学应该也不会很快睡着。
       睁开眼的第一天，是白马雪山藏文学校的清晨7点，这里的太阳还没起床，我拉开前面的窗帘，远处是一座雪山，打开后面的门，远处又是一座雪山。裹着羽绒服出去转了转，风还是很大，似乎比昨晚更冷。原来学校建在了两座山之间的垭口上，左边是白马雪山，右边是一座光秃秃几乎不见绿色的荒山，但据说是当地著名的日尼神山，在藏历吉日，远近的村民都会来转山和朝拜。风从两山之间直灌而入，从不停息，毫不留情。
       太冷喽太冷喽，这个地方太冷喽。那贵州口音在耳边响起时，我才记起还有一个名叫张伦有的汉族小孩，昨晚和我一起来这里了。他双手抱肩，裹着衣服，缩着身子走了过来，嘴里不停地念念有词，身上不停地颤抖。
       走近一看，一件短袖T恤加一件薄薄的蓝色单层外套，就是他身上全部的衣服。我让他回去把全部带来的衣服都穿上，他低着头，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子，好像犯了错误似的，说，没有了，没衣服了。
       我回到房间，从包里翻出自己的羊毛背心，陪他去寝室换上。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们学生的寝室，在二楼。里面的味道，让我想起城市里的垃圾堆，唯一的区别是，垃圾堆一般都死气沉沉，很少有人光顾。而这里，却臭得生机勃勃，人头攒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藏族孩子聚在一起，那光景十分了得，让人难忘。床分上下铺，孩子们有的正在穿衣服，有的还赖在被窝里，有的正打算出门，看到我这个陌生人，都伸长了脖子，像第一次在动物园看猩猩一样，看我。床上的被子，脏得好像几百年没洗过，但那些还赖在被窝里的孩子，却像抱着亲人一样抱着被子，毫不在乎。
       我告诉自己，我现在是他们的老师了，不能一到这里就露出厌烦和退缩的样子。于是强忍着臭味和孩子们打招呼，孩子们嘻嘻哈哈笑成一片，接着有的用生疏的汉语跟我说你好，有的害羞地把头缩回被子里，有的睁着大眼睛，盯着我，一副茫然的样子。离我最近的那个小男孩，带着一顶脏乎乎的帽子，鼻涕几乎要掉下来，正在你担心之际，说时迟，那时快，猛然吸了回去，声音响亮，干净利落。但是没等我眨上一眼，那鼻涕又从鼻孔里滑了出来。
       忍不住再告诉你一次，寝室里的那味道实在难闻。
       张伦有的床在靠门的下铺，被子是学校新发给他的，所以干净得发亮，和寝室的环境极不协调。他哆哆嗦嗦地穿上我的羊毛背心，太大了，松松垮垮的像马戏团的小丑。我忍不住笑出来，其他孩子也笑起来，张伦有，也露出他那招牌式的惶恐卑谦的笑容。
       这时，也许有了其他藏族孩子做比较，我第一次对张伦有的样子有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是个流浪儿，但毕竟只流浪了十几天，比起他未来的同学们，他的脸上身上干净得像个奇迹。清晨的光芒越来越明亮，他的肤色在这灰色的房间里显得很白，一口贵州口音的普通话混杂在一片藏语声里，让人觉得有点孤单。头发有点长了，盖住宽阔的前额，鼻子微微有点塌，嘴唇厚厚的很饱满，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眼神，一会看你，一会看地，一会又看窗外，很难让你抓住。我们走出寝室，他偷偷地对我说，这里怎么这么脏，像垃圾堆一样。从二楼走到一楼，他把这句话重复了很多遍，像个嗦的小老头。
       我明显感到，跟在我后头的那个汉族小孩，已经对这里开始失望了。
       而我呢？我两年前就去过西藏，对藏区的生活条件和习惯早已耳闻目睹，有所体验。来这里之前，对这里的生活也幻想过很多次。但现在，当真的身处这里时，我不敢说自己不失望，也不敢说自己失望。那种感觉十分复杂。我看着远处云雾缭绕的雪山，也看着近处光秃秃什么都不长的山坡，一种恍惚的感觉把我带离现实。
       时间慢慢吞吞的，像个山间行走的驼背老妇，三天时间仿佛用了三个月才过完，天气开始好转，虽然风还很大，但一到晚上，白马雪山藏文学校的夜空里，星星密密麻麻，多得让人失去了去数它们的信心。也许是山间路途遥远，也许是私立民办学校不受重视，总之开学时间已经过去两天，教科书还没运到学校。这急坏了张伦有同学，他一次一次的追着我问，老师书到了没有？老师，书还没到？老师，明天书能到吗？老师，那后天呢？
       这三天还发生了一些事。
       在送我们到学校的第二天，校长喇嘛又开着那辆二手破卡车，上了蜿蜒的山间公路走了。这次载的不是大米和菜籽油，而是十五个学生和他们的铺盖。这十五个学生是白马雪山藏文学校的首届毕业生，他们考进了西藏的盐井中学，而喇嘛继续负责他们上中学的生活费用，甚至包括开学放假期间的接送。
       张伦有同学拒绝吃学校提供给学生的饭菜，因为它们的味道实在太奇怪了，吃了就想吐。我尝试着吃了那些饭菜，饭是先煮一会，然后再蒸出来的，似乎很软，又似乎很硬，如果是叫我妈妈来吃一口，她老人家一定会说这饭还没熟。菜其实就是一碗汤，只是上面飘着些蔬菜，可能用的油和我们不一样，所以不管是闻起来，还是吃进去，味道都奇怪，难以下咽，像在吃药。但还不至于吃完就吐，我就着菜汤，吃了满满两大碗的饭。吃完后漱漱口，摸摸肚子，吃饱的感觉，和吃好菜好饭吃饱的感觉没什么两样。我把这感觉和张伦有同学说,不知道是我的话起作用，还是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总之，之后他每餐都乖乖地吃饭了。
       又是另外一天，已经过了下午两点，我和张伦有同学都没吃饭，学校食堂已经关门。我揣着鼓鼓的钱包，带着张伦有，沿着学校边上的104公路一路打听，走了将近二十分钟，终于在学校对面的村庄日尼贡卡找了个小卖部，花出去5块钱，几乎把整个小卖部掏空了，买来的食品上尽是灰尘，让我感觉自己简直是在非法购买出土文物。小卖部老板，我一个学生的爸爸用生硬的汉语跟我说，末有开学，不敢进噢，末有开学，不敢进噢。我下意识地看看手上那5毛钱一包的瓜子，上面根本没生产日期。
       老师，你吃嘛，老师你吃嘛。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分给张伦有一袋饼干，他迫不及待地打开后，热情地非要分给我几块。东西虽然是我给的他，吃在嘴里也没什么饼干应有的味道，但他这举动带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非常地受用。
       大概这就是为人师长的感受，看到学生做出些懂事的举动，总是莫名其妙地开心。
       这个小小的日尼贡卡，小得只有十一户人家，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只留下老人和小孩，还有一些牦牛，几头黑猪，几只母鸡。村子沿着公路依山而建，公路旁，房子边都种着桃树、梨树、核桃树还有杏树。桃树和梨树看上去已经老态龙钟，像神话故事里的老树怪，没有树叶，却开满了花，粉红色嫩绿色的，一簇一丛，就在你路过的身旁。三月的阳光温暖人心，我们一前一后沿着公路走着，一头离群的老牦牛，摇着驼铃，叮叮隆隆，不紧不慢的，从我们身边走过。我问张伦有，这地方漂亮不漂亮，张伦有说，漂亮的。
       就在张伦有说这地方漂亮后的第二天，学校终于开学了。书是运到了，但数量不够，只好两个同学用一本。书上该写谁的名字，还要互相争论一番。尽管这样，学生脏脏的脸上还是显露出无限欣喜，这感觉我们小时候都有，新书的油墨香总能刺激人的幸福神经。
       张伦有如愿加入我做班主任的三年级。那是他来学校后一直唠叨的。他坐在第一排，上我的语文课，他汉族人的优势显露无遗。上第一堂课我让学生们轮流上讲台介绍自己。他在下面憋了很久，总算轮到他上台了，先给大家深深鞠了个超过90度的躬，然后操着贵州普通话说：
       大家好，我叫张伦有，今年15岁，上小学三年级，来自贵州省兴义市晴隆县花贡镇竹塘村。
       掌声一片。
       上语文课，上数学课，上藏文课，上音乐课，上体育课，上劳动课，张伦有同学在白马雪山藏文学校的三年级学生生活不知不觉过去了好几天。
       这几天又发生了一些事。
       我的手被刀子划伤，张伦有勤快地帮我洗衣服，勤快地去学校后山荆棘丛里晾衣服，又勤快地帮我收回来。
       张伦有洗脚时借别人的拖鞋，忘了还，结果弄丢了一只。主管生活的老师觉得这孩子比起这里的藏族孩子，过于娇气，缺乏受苦的经历，于是吓他，如果找不回来就要他赔。这个只带了小背包出来，什么都没有的孩子吓坏了，哭了，让同学敲我的门，自己偷偷跟在后面，眼泪还没有擦干。
       拖鞋当然没让他赔。但经过这件事，我发现自己粗心了，这个和我一起来的孩子，没有任何生活用品，从毛巾到脸盆，从牙刷到吃饭的碗。于是在一次为学校采购物品时，我帮他都买齐了。上海捐赠过来的物品里，我帮他挑了几套能御寒又时髦的衣裤。
       没过多久，我就看到穿着新衣服的张伦有在校园里走动。
       最后发生的那件事，出乎意料。
       张伦有逃跑了。穿着学校发给他的新衣服，带着我给他买的碗、调羹、拖鞋、牙刷、牙膏和一盒百灵鸟牌面霜。我赶到他的寝室里时，被子乱糟糟的团在床上，人已经不见了。他的同学说，昨天晚上看见他在整理东西，今天早上天没亮就走了。
       我和学校的藏族老师达瓦雇了辆面包车，一路追赶，在离学校17公里之外的路上找到了他，达瓦老师惊讶地说，这小子太厉害了，真能走。
       他低着头，我几乎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我们坐在公路边，下面就是深不可测哗哗流淌的金沙江。吃早饭了吗？我问他。他摇摇头，嘴巴微微动了动，我听不到任何他发出的声音。我从包里拿出饼干和水给他。
       他吃得很小心翼翼，眼泪慢慢地流了下来。
       你想去哪里？我问。这次他的回答有声音了，他说，这里太脏了，同学又不讲卫生，我想爷爷奶奶了，我想回家，我想家乡的树林子。你打算怎么回家？我问。走路回去，他说，先走到大理，然后爬运煤的火车回家。以前我们家乡有人爬过。我转头看看急流的金沙江，哭笑不得。我耐心地告诉他这里离大理有多远，那天我们坐车都花了十个小时，如果走路，要几天几夜才能到，山里晚上这么冷，就这么走回去，不被冻死也会饿死的。
       我忘了自己说了多久，说了多少大小道理，我只记得最后我说，老师答应你，你先在这里试着读一学期，如果等到放假了你还不适应这里，老师就亲自送你回家，顺便去看看你家乡的树林。
       他还是低着头，嚼着嘴里的饼干，嚼了半天，终于点了点头，说，好的。
       事情终于解决了。这时早晨升起的太阳刚好照到峡谷里的村寨上，白色的房子，黄色的屋顶，绿色的麦子，白色的江水，牛羊已经出来吃草，炊烟已经袅袅升起。江的这边，我们在云南地界，江的那边，则是四川。我看看身边这个无助的孩子，看看一江之隔的云南和四川，想起刚才自己一本正经充当一个明白事理的师长，又想起以前在上海日日夜夜上班下班的忙碌生活。一切都显得不那么真实，我想我还没准备好当一个老师，但责任已经到肩上了。
       张伦有同学最后还是固执地走了，还算令人欣慰的是，这次他不是逃跑的，而是校长喇嘛亲自把他送到县城香格里拉，买了张去昆明的长途汽车票送他上车，最后让他从昆明自己坐火车回家。临走时，我给了他300块钱，大半个已经快被风干的面包，一把几乎没牛奶味的牛奶糖，几个长得营养不良的苹果，还有一包新康泰克感冒药。
       现在的教室里，张伦有同学坐的那个位子仍然空着，我常常想起他那飘忽不定、一会看天、一会看地、一会看你的眼神，也常常想起他最后跟我说的那些贵州口音普通话，他说他没办法不想爷爷奶奶，没办法不想家，一想家的时候，心里的那个感觉，很痛，一想起来就受不了。对不起，老师，真的对不起，我真的想回家。
       这大概算是我短暂教师生涯的第一个挫折。我曾自信满满地认为自己会是受学生爱戴和崇拜的好老师。但事实上，我甚至都不能说服一个流落他乡的孩子留下来读书。
       张伦有临走的那天，天空阴云密布，山上下着雪，学校下着雨，很冷。同学们都冒雨到校门口送他。我一再对他说读书有用的道理，一再对他说回去不能干坏事，一再对他说路上注意安全，一再对他说那300块钱不要乱花，回去能上学的话就拿去交学费。他都一一答应了我，但我不确定他真的会按我说的去做。再说，回到家里一个人他该怎么生活呢？一切都是个未知数，但我相信这个叫张伦有的家伙，他既然有胆子从家里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上，还有胆子走路爬火车回家，他一定会找到办法，继续生活下去，也许是跑到六盘水找久未谋面的爷爷奶奶，也许是村里有好心邻居收养他，也许是跑进林子里，继续砍树卖树为生，也许还有我想不到的办法。
       校长喇嘛对他说，不管什么时候，你想回来读书了，联系我们，我们派人接你回来。
       他做了我十一天的学生，这期间，他对我说了很多次谢谢，最后那两次我记忆犹新，一次是在校门口临上车前，他低着头不停地说老师谢谢你，老师谢谢你。还有一次是他已经到达贵州新义市时打电话给我，他在电话里说，老师，我只要再坐两次车就可以到家，谢谢你老师，谢谢你帮助我。
       我想他说了这么多次谢谢，至少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不管怎么样，我想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未来的路也许容易走些。
       打人的坏老师
       那个打人的坏老师，就是我。
       现在我相信了，现实的破坏力无比巨大。如果只是躺在家里想想，搭上一辈子时间，我也想不到自己原来是那种人，那种让自己厌恶并诅咒的老师。抡起教鞭，划出一道丑陋的弧线，愤怒在心中爆炸，理智瞬间灰飞烟灭，这一棒下去，当初幻想为人师表的美妙感觉，粉身碎骨。
       我之所以鼓起勇气，在这里揭发自己，是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打学生了。说白了，我还是缺乏承认错误的勇气和应有的态度，你知道，坦白从宽最好在第一时间，我已经错过了。
       所以现在我发誓，即使有学生爬到我头上，顽皮地拉屎拉尿，我也不打他了。事实上，不久前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上完课捧着语文课本，经过一楼的楼梯口，真的差一点被一泡从天而降的童子尿尿到。
       有时候我推托责任地怀疑，我那打学生的暴力基因是不是来自遗传，我爷爷、我爸爸、我姐姐都是桃李满天下的教师。按照逻辑推理，最大的嫌疑人应该是我爷爷，因为他是旧社会的私塾先生，你知道，那时候体罚学生是吾国的优良传统。但他老人家在我4岁时就去世了，我已经记不起他到底是不是个威严四起，令人敬畏的老头。而我的爸爸和姐姐都是性格温和的人，我很难想象他们也会像我一样，挥舞着棒子，凶神恶煞。
       罪孽还是在于自己。
       刚开学那几天，你知道，我信心百倍，以为一个举世无双的好老师降临在白马雪山上。我捧着我的笔记本电脑，拿着地球仪，还泡上一杯咖啡，神气十足地来到讲台前，兜售自己二十多年来所见所闻所想，指望着在一堂课时间里，就为这里的孩子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你知道，我雄心勃勃。
       学生们张着嘴巴，用喜欢得恨不得一口把你吞掉的目光，欣赏着你。后来你才知道，他们第一次面对你买来的新篮球，也是这种目光。但当时你得意无比，你觉得你甚至都不用动嘴，就能把他们征服了。你以为在未来的日子里，你就是他们的神，就算告诉他们1＋1=100，他们也会相信你。
       现实就像这里呼啸不停的山风一样，毫不留情。时间有如转经，一天转过一天。学生们已经和你混熟了，看见你已经不那么害羞了，甚至还会同你开开玩笑，弄个小恶作剧作弄作弄你。但同时，学生们也摸透了你，吃定了你。其实你只是一个会在讲台上胡说八道吹牛不打草稿的老师，高兴时他们会陪你拿着课本玩玩，不高兴时，哼，你能拿我们怎么样？坏小子们开始行动了，开始造反了。不做作业的，上课睡觉的，上课吃东西的，上课溜出教室外面的，上课打架的，上课不带笔也不带课本还不带脑子的，一问三不知，三问九不知的……
       你发现，你这个举世无双的好老师，居然到了快被活活气死的边缘。怎么了，这到底是怎么了。你从沮丧和愤怒中缓了过来，跑去向其他老师请教。得到的答案很简单。
       打。
       那几个坏小子在家时野惯喽，好好说根本不听，没别的办法，打几下就乖了。老师苦笑着对我说，没别的办法。
       回到课堂，再次面对这些小坏蛋的捣乱，你觉得无可奈何，还是入乡随俗吧。
       先换一根结实点的教鞭，当凶器。一开始，你还下不了手，你甚至连一次架都没打过，从小到大，最大的冒险，也就是小时候拿着棒子追着鸡鸭四处乱跑。但你很无耻，居然想到请刽子手帮忙，在小说《尘埃落定》里，藏族人管刽子手叫行刑人。你看着你请来的老师，你的行刑人，他拿着棒子，对着那帮坏小子的屁股，毫不留情地一顿臭揍，嘴里还念叨着你听不明白的藏语。
       唰唰刷刷，啪啪啪啪。
       造反被镇压了。
       终于，你变成了你憎恨的老师。你也学会拿着棒子在教室里耀武扬威了。一开始，你也就假装打几下，意思意思就算了，并不用力。可是后来，愤怒之火忽然就烧得旺旺的，烧得你失去理智，烧得你暴跳如雷，穷凶极恶。那一刻，你忘掉了自己，不知道那个疯狂的人到底是谁了。你知道，那一棒下去，太重了，真的太重了，他稚嫩的目光里充满着恐惧。而这恐惧，居然是你带给他的。
       挫败感和罪恶感立即排山倒海，淹没了你。
       你没办法把课继续上下去，你停了下来，让学生们自习，然后假装若无其事地走出教室，你坐在学校的草地上，呆呆地望着对面银光闪耀的白马雪山，几多白云像棉花糖一样飘在半空，阳光把近处的森林一半变成墨绿色，一半变成浅绿色。你问自己，他妈的，这叫什么事，你他妈的怎么了。你到这里来干什么的？难道你是来过打人瘾的？
       你想起你学生时代挨过的打，一共三下，两下来自数学老师，一下来自历史老师。你想起自己的校园生活，想起自己做学生时的快乐和忧伤，想起那时希望有个什么样的老师。
       你明白了。如果你解决不了问题，继续把教鞭当作凶器，你还不如回家算了。
       下定决心不再打学生了。手中的教鞭，一下子从洋枪洋炮，变成了不中用的烧火棍。我去向喇嘛校长求助，喇嘛校长却让翻译汪堆告诉我，打，没办法的，我们这里的孩子，不打就是不听话，除了手和脑袋，有些部位，比如屁股，随便打。但是我却从没亲眼见过喇嘛打学生，一般情况下，他只要拿着棒子比划比划，学生就会吓得眼泪鼻涕一起流，乖乖地写作业，乖乖地上课。
       我仔细看过喇嘛的手，又粗又黑，拿起棒子当然威严百倍。相比起来，我的手就显得过于苍白无力，拿着教鞭，显得虚张声势。
       你束手无策，慢慢的，你终于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你高估了这些学生的汉语能力，你发现你讲的话，他们如果能听懂20％就菩萨保佑了，还有的学生，连一句完整的汉语都说不清楚。你还发现，上到二三年级的学生，连拼音都不会读的大有人在，如果有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你也不用感到惊讶。
       用北方人的话讲，你晕菜了。
       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我们小时候用“呕心沥血”来形容老师。没人能帮你，你只有细心观察，用心思考。白天想，晚上想，吃饭时想，蹲茅厕时也想。这里满眼是山，但不管多高多险，总有那么一条路可以上去。你相信，你也可以找到那条路。
       那个永远挂着鼻涕，总戴着顶老头帽的二年级学生格茸完小，又开始不做作业了，从星期一拖到星期四，交上来的还是龙飞凤舞，满篇错字，你想认出他到底在写些什么，得付出考古学家的努力才行。怒火又有蔓延的趋势，但是你改变作战策略了，你已经下定决心和暴力永别了，你深吸一口气，然后露出弥勒佛般的笑容，放下武器——那根教鞭，走过去对他说：
       格茸完小，这次不错，有进步哦。下次继续努力啊。然后拍拍他的肩膀，以示鼓励。
       其实我并没完全弄虚作假，比起以前，格茸完小的确进步了。以前他根本不交作业，一直拖，拖，拖到你气昏，拖到你几乎得了老年痴呆症，拖到你忘记还有收作业这一码事。校长喇嘛说过，格茸完小脾气倔强，打骂几乎是没效果，他比较喜欢受到夸奖。可是老天，他这种态度，几乎所有老师都见他头疼，谁会去夸他。
       我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抓紧机会表扬了他。
       但是很不幸，完小同学似乎并没听明白我讲的话。他抬头用茫然的眼神盯着我，鼻涕吸吸呼呼，起起落落。我忘了他几乎不能说汉语，如果他凑巧听懂了，他就会点点头，如果没听懂，他就会用这种茫然的眼神刺激你。
       你无可奈何，只好把班里汉语讲得最好的同学叫来，把夸人的好话讲了第二遍，然后叫同学用藏语翻译给他听。在叽里咕噜一阵对话后，完小同学低下头，嘿嘿嘿，笑得很不好意思，笑得鼻涕失去了控制，几乎要掉了下来。
       事实证明，这糖衣炮弹还有点用。拜佛祖所赐，这以后，虽然他还不会准时交作业，但最多不会拖过第二天了。阿弥陀佛，格茸完小同学，希望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这之后还发生一件令人意外的事，平时很少搭理我的格茸完小在一次课后，拉着他的妹妹格茸曲次走过来，向我伸出脏脏的小手，上面有一小把方便面碎末，虽然他没说话，但我猜他的意思是请我吃那玩意儿。要知道在这个地方，即使是方便面碎末，对孩子来说也算是超级美食了。
       还有一个难对付的家伙，来自金沙江对岸，屁股上像装了弹簧，不管上课下课，晃得你头晕眼花。这个家住四川荣县瓦卡的格绒扎西，同样是二年级的，长得虎头虎脑，外号“小王八蛋”。其实你还挺喜欢他的，唱歌跳舞样样拿手，还会用英文跟你说GOOD MORNING SIR。也许是艺术细胞成长速度过快，得不到充分的表现机会，格绒扎西总喜欢在上课时玩点花样，要么吹口哨，要么唱歌，要么大声说句怪话。现在，他又开始了，你背身在黑板上写生字，口哨又响起来，一听就知道是谁的杰作。说实话，那声音还能算得上动听。你突然想再仔细听听。但是你不能在课堂上助长这种歪风邪气，不是吗？
       你转过身，老谋深算地问，谁吹的啊，这么好听。
       底下嘻嘻哈哈笑成一片。是格绒扎西，一个声音冒出来，于是更多的声音冒出来，格绒扎西格、是绒扎西格、老师，是小王八蛋……老师……
       这招挺毒的。我把课停下来，把格绒扎西叫上讲台，让他再吹口哨给大家听。这种时刻，再顽皮的孩子也傻了，格绒扎西大概觉得这是下了毒酒的鸿门宴，手像猴子似的挠着头，扭扭捏捏不肯上来，于是我让大家给他鼓掌，热烈地鼓掌。
       这个小小插曲的结局是，格绒扎西最终摇头晃脑地站到讲台上，唱了首歌给大家听，然后我告诉他，下次在上课时如果想吹口哨或唱歌，请举手，老师一定让你唱，不过你得在讲台上唱给大家听。
       那首歌很好听，其中有一句让人难忘：拉萨的酒吧里呀，什么酒都有，就是没有我的青稞酒……
       ……
       刚才写到一半，被打断了。有个叫洛绒定注的三年级男生，敲门进来找我要信封，并学习怎么写地址，那是他第一次写信，对象是浙江省宁波市的一个三年级女生。可能是太激动了，也可能是有我这个曾经会打人的老师在身边看着，太紧张了，这家伙一连报废了三个信封，不是名字写错就是地址写错。
       我又看见那个让自己厌恶的自己了。
       我的不耐烦情绪像火山要爆发一样，蠢蠢欲动。洛绒定注学习很努力，长大以后想当个老师。他在日记里写着他想当一个和我一样的老师。
       而我却这样给他作榜样。
       写到第三个信封时，我发现我教他写地址时的声调，几乎可以用斥责来形容。虽然我马上就察觉到自己的丑陋情绪，并尽量让自己变得和颜悦色。但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我明白要当一个让自己和学生都满意的好老师，不是想做就可以做到的。
       我在上海的写字楼里混饭吃时，曾学到一招，叫“换位思考”。我把自己和那帮调皮的小坏蛋换了换位，假装自己回到童年时代，并且成了一个不爱学习的藏族坏小子。结果我发现自己是个白痴，我忽视了一个最直观的问题。这群来自云南藏区大山深处的孩子，母语是藏语，小时侯从没讲过汉语。现在忽然要学了，难度大概比我们学英文还高。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上英语课的可怜样。
       现在我知道了，他们不喜欢上汉语课是对的，就像我当年逃避英语课一样，不喜欢的东西，谁都会想离它远点。而我想让他们好好学习也没错，我就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最好例子。如果我小时候上英语课认真点，也不至于旅行时遇到外国MM问路只能手忙脚乱，一个连贯点的屁都放不出来。
       如果我让这种悲剧在孩子们身上重演，我想他们长大后肯定会恨我。
       故事开始真正转折的那一天，我在二年级的课堂上。我的衣服口袋里装了几颗牛奶糖，那是我平时用来贿赂学前班的小家伙们的。老天保佑，平时在课堂上喜欢装疯卖傻的夏巴图丁同学，那天和往常一样，把衣服扣子解开几个，露出脏脏的小胸脯，平时总挂着的鼻涕，不知为什么干了，留下两道白白的痕迹。
       老天保佑，我点了他的名字。
       我在黑板上写了一排生字，他全读了出来。
       我的意思是说，夏巴图丁同学全读对了，他居然全读对了。次仁达瓦老师常常跟我说，在藏区，当活佛圆寂或出世时，就会有奇迹发生。我不信仰佛教，也没亲眼看过那些奇迹，所以不以为然。但这次，我以为，夏巴图丁同学成了那些奇迹中的某一个。
       你知道，如果在平时，他能读对其中的一个生字，都能让我喜上眉头。
       我想，我还是一个太稚嫩的老师，我无法克制心中的狂喜和惊讶。你知道，我立即条件反射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牛奶糖，在课堂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用很正式的仪式，当作奖品送给了夏巴图丁。学生们在下面一片哗然，叹息声此起彼伏，后悔自己怎么没被老师点到名。
       夏巴图丁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嘴张得大大的，口水从左边流了出来。他把牛奶糖紧紧地拽在手里，两条腿歪歪扭扭的像个猴子似的蹦回了座位。如果你没在这里生活过，你很难想象在这座荒山边上的学校里，一颗普通的牛奶糖，对这些平时只能吃青菜的孩子意味着什么。
       下面的同学开始疯狂举手，老师，我，老师，我，我，我，老师老师老师。
       喜欢唱歌的格绒扎西抓住了机会，举起了手。不，他几乎把整个自己都举到了桌子上，趁着混乱，唱出了藏区里非常流行的一句歌词：
       求求你给我机会，你爱不爱我也无所谓……
       平时从来不举手的也举手了，点到名站起来却只会嘿嘿笑，一个字也念不出来。但从那天那刻起，我忽然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作为老师，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这些晚上还会尿床的小屁孩来说，学习本来就应该是一场游戏，在游戏中，他们可以轻快地迈出学习知识的第一步。
       我开始变成个不正经的老师，上课时手舞足蹈，高兴了，我能坐到自己的讲台上讲课，把脚翘得比孩子们的头还高。讲完课，我躺到窗台上看着他们写作业，像看着一群自己家的脏小孩。学生上课偷偷吃东西，我会跑过去，抢来跟他一起吃，吃得他又心疼又害羞。我拿着卫生纸帮他们排队擦鼻涕，像个如假包换的老爸，在课堂上，孩子们把手举得老高，老师，我也要擦，老师，他也要擦。
       我开始这样批评学生：
       人长得这么帅，字怎么写得那么难看呀。
       我开始这样教生词：
       “斥责”的意思就是责备，也就是骂人，格茸品措同学，请你出来表演一下“斥责”。刚刚剃了个小光头的格茸品措“腾”一下从位子里窜出来，跑到好朋友白玛登真面前，一脸坏笑，用手指着白玛登真就开骂：
       你这小畜生，学习越来越不用功啦。
       哄堂大笑，我也笑。然后我大声问学生们，明白“斥责”的意思了吗？
       明白啦！
       我开始像个导演，遇到什么生词，就让学生来表演什么。有那么几个固定的最佳男女主角，在我的教唆下，他们一会儿是凶恶的强盗，一会儿是流口水的白痴，一会儿是拿着玫瑰的求爱者，一会儿又是警察。
       为了让他们明白“撕”的意思。我撕了一张纸，从自己的教科书上。
       教鞭终于变回教鞭。而且我也找到了更有戏剧性的凶器，一把大拖把。我像一个马戏团的小丑，左手拿教鞭，右手扶着那把大拖把，狐假虎威地说：
       现在举手，上来读错一个字，打两下屁股，用拖把打。
       但他们已经对我知根知底，前一秒装出很害怕的样子，后一秒就造了我的反。小光头格茸品措在下面回应：
       老师，我，我，我读错一个打十下。
       后面马上有人不服：
       老师，我，我读错一个打一千下。
       这个胡闹的老师，似乎越来越受喜欢胡闹的孩子们欢迎。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和态度真的阴转晴了。虽然状况起起伏伏，太阳偶尔还是会躲起来，但我总算在白马雪山上感到一丝丝的温暖迎面而来，似乎撒下的种子，快到时间冒芽了。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对面梯田里立着锄头，擦汗休息的老农，看着自己一手翻种的地头，希望满怀。已经临近五月，春天怎么说都应该出来见人了。
       山间此时
       今天，是临近六月的周末。现在，是周末清澈的早晨。连绵的雨，让目力所及的四野，都湿漉漉、绿油油的。一夜之间，这春天和夏天之间的雨，把白马雪山脚下下成了江南，下成了你的家乡，下得你始料不及，欣喜无比。
       几个孩子，脏得像刚从垃圾堆里爬出来，不怪他们，山上的旧水管集体爆裂，学校已经停水一星期了，喝几口水都成了奢侈的事，这时候洗脸刷牙，是我们不应提倡的浪费。几个孩子，他们顶着许多天没洗的脑袋，带着从未涉世的目光，靠在你门口，看着你和你的房间，小心翼翼地，轻言细语地，以参观博物馆的兴趣和神态，一站就是十几分钟。
       你在家乡早已经习惯这样阴雨连绵的日子，找出最合宜气温的衣服，找出最舒适的姿势，躺着趴着坐着，或靠着。看书。累了，就看雨，透过窗户，看远处云雾缭绕的群山，看近处绿意盎然的荆棘树，看腻了，冷不住回头，装出一副呲牙咧嘴的样子，狠很盯着那些倚靠在你门口的小家伙，盯得他们躲躲闪闪，四处逃窜。
       校园那头的厨房里，传来厨师阿键切菜的咚咚声，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半了。你的隔壁，学校简陋的图书室里，一大群孩子在看书，他们和她们还太小，不懂得默读。大声和小声的念书声钻进你的耳朵，有《孙悟空大闹天宫》，有《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有《安徒生童话》，还有泡泡糖吹破的声响，更有几个孩子为抢一本书而小声地争吵。
       那图书室原本是老师办公室，你野蛮地要求校长喇嘛，要求老师们撤离办公室，要求老师们让位于孩子们，要求把办公室变成图书室。
       你因为这个野蛮要求来的成果，沾沾自喜。大群大群的孩子摇晃着脑袋，水一样涌进图书室，拿起从远方募捐来的书，看得滚瓜烂熟，撕得满地都是。
       快去看看图书室吧！达瓦老师跑来报警的时候，神情严峻，脸上好像写着灾难两字。
       你以逛公园的姿态晃进图书室，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几个孩子在地上滚来滚去，书丢过来，扔过去，成了打架嬉戏的武器。
       乱七八糟的书堆，满地打滚的孩子。你嬉皮笑脸，用读破万卷书的道理，来安慰达瓦老师。没关系的，读破了总比锁在箱子里好嘛。撕完了，我们再找城市里的朋友要嘛。不是吗，城市里的我们很有钱，我们会花几百块吃顿饭，我们会花几百块钱在酒吧里把自己灌醉，我们会花几百块钱开个房间练习恋爱的甜蜜。我们当然愿意花另外的几百块钱，买几本书给大山里的孩子读读，撕撕。
       我很难向每月只有几百块薪水的藏族老师们解释，解释为什么城市里的我们，这么善良，这么慷慨，愿意花这么多钱给孩子们买这个买那个。不过我相信你应该和我一样明白，城市里的我们，内心的大部分，已经被自己的私欲所占领。我们之所以慷慨，是因为我们送出一些，就能找回另外一些，另一些已经在岁月里走失的东西。
       至少，我是这样的。
       当初做出这个决定时，面对很多人的赞誉，也面对很多人的指责。到底为什么要跑来这里，我也不清楚，甚至已经给孩子们做了几个月“肖老师”了，还是不清楚。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在火车上想，在教室里想，在雪山顶上想，现在终于想明白了。我这个志愿者，和高尚无关，和爱也没什么大关系。除了上述的原因，最多我只能给自己再加个理由：贪玩。
       我知道抱着这种心态来做公益事业，并不是件值得推崇的好事。但事实如此，我只好诚实面对，得过且过，尽量多挤出点爱心，不管是装出来的，还是自然流露的，努力做好这个为期半年的肖老师。
       报警老师无可奈何地走了，关上门。你像变戏法似的，板起了脸：你们太给我丢脸啦。
       噢，嘿嘿嘿，嘿嘿嘿。几个羞愧的表情。
       几双捣乱的手，马上变成了几双勤快的手。地上干净了，书也整齐了。但你不知道他们能保持多久，一天？一小时？还是十分钟。不管怎样，你的底线是，让楼上的图书室像楼下的厕所一样，让孩子们能随时出入。小时候，你那么喜欢看书，喜欢到晚上偷偷躲在被窝里，照着手电也要看，以致看成了现在的四只眼。
       小时候，你还经常爬窗进哥哥的房间偷书。撕书？你小时候还拿书擦过屁股呢。比起你来，他们乖得多了。
       大部分时候，小小读者们还是守规矩的。有时一大早，你睡眼惺忪，跌跌撞撞捧着脸盆下楼去洗脸，经过图书室门口，看到几颗或十几颗小脑袋已经入迷在书本中。他们看书，你看他们。
       洗脸池的下面，是学校的菜棚，我经常背着手，去那里转转。一棵棵绿油油的，极富生命力的蔬菜瓜果，正在努力往上冒芽。浇的水，施的肥，已隐入泥土，又历历在目。
       这些菜就是这些孩子，而你就是其中一个挖土浇水施肥的菜农。
       这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我实在无法真实地，百分百地向你描述和传递。对不起，所有为这些孩子浇过水施过肥的朋友，我只好近水楼台先得月，把你们的付出，把你们种的瓜，得的豆，暂时地据为己有了。
       雨水还在不停润向大地，学校前方的峡谷地带，沉默在云雨里。喇嘛校长红黄相间的僧袍出现了。他稳稳立在峡谷高处，云层的边缘，好像雨水根本不存在。这一切看上去那么诗意。但事实上，他只是在查看学校新铺水管的线路和状况，而且是拖着他那双肿大疼痛的脚。这一星期来，他带着他的孩子们，上高山，下峡谷，寻找最佳路线，铺埋新水管。这期间，正如我上面所说的，学校停水一星期了，学生晚上躺在寝室里，渴得睡不着，嗷嗷直叫。
       洗脸？想都别想。
       有个学生敲敲门：老师，无法无天（学生外号）打我。大好的周末，你实在懒得管这些鸡毛蒜皮，但又不能置之不理。你先板起脸，忽然又嬉皮笑脸地对他说，去去，把无法无天叫来，你们两个在这里打一架，看看谁比较厉害。
       含冤的学生先是一脸茫然，然后好像忽然明白了，嘿嘿嘿嘿不好意思地跑开了。
       楼下在叫：肖老师，吃饭啦。
       于是穿上拖鞋，踢踢踏踏，下楼去。走廊里的男生女生们，看见你晃过来，有的高兴地叫，有的害羞地叫，有的不好意思叫，他们叫你肖老师。
       一开始，你不习惯。你从小在校园里长大，他们叫爸爸肖老师，后来他们叫哥哥肖老师，再后来，他们管姐姐也叫肖老师。你从小就被各种各样叫喊肖老师的声音包围着，但你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也会有人管你叫肖老师。
       现在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叫，叫得你以为爸爸哥哥姐姐就在身边。
       你最喜欢看到二年级的三个小女生，她们总是黏在一起，从教室到寝室，从吃饭到洗脸，甚至她们的马尾辫都一样，骄傲地翘着，翘得白马雪山那么高。她们看到你总是先夸张地尖叫一声：肖老师来啦！听上去像回到旧社会，贫下中农喊：胡汉三来啦！
       然后她们嘻嘻哈哈，一边看你一边分头逃窜，寻找安全的地方躲过肖老师目光的轰炸。你着实猜不透，这几个小女生看到你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情绪，假如她们喜欢你可以上来讨好你，假如讨厌你可以躲着根本不理你。
       为什么？不明白。肖老师的童年经验不够用了。
       肖老师，吃饭吃饭吃饭。
       来自西藏盐井的卓玛老师，她就住在我的楼下，现在成了我的保姆，天天负责招呼我这个饭来张口的懒老师。
       这是个善良的爱哭的漂亮的女人。
       朋友来学校看我，几天相处，告别那刻，这个卓玛却抢了我的风头，她哭了。
       她老公打电话来，情话没讲几句，眼泪已经流到了脖子里。
       我找孤儿询问情况，她做翻译。还没翻译完，孤儿哭了，她也哭了。
       今天的菜，是肉片炒洋芋，洋芋就是我们说的土豆。它还有个名字，马铃薯。肉片，佛主保佑我们能吃上真正的肉片。除了杀猪的那一两天，否则，学校吃的都是被风干得几乎没肉样的干肉，肥干肉。
       那些肥干肉是他们的宝贝。而我这个经常能在外面搞点募捐活动，弄回来一头猪或几只鸡的老师，也勉强算是他们的宝贝。所以，他们常常很热情地把他们的宝贝干肉，放进我这个宝贝老师的碗里。佛主原谅，那些宝贝实在很难进口，为了搞好民族团结，不好拒绝，偷偷地压在碗底，吃到一半溜出去，分给学生。有时候色香味俱无，寒酸得连学生都不想要，只好便宜了学校养的狗。
       上来一碗饭，喇嘛校长笑眯眯地说：啊呀，肖老师辛苦喽，吃噢吃噢，饱饱的吃啊。
       当然要饱饱的吃，高原地带，吃一碗显然是不够的。假如你假客气，结果就是挨饿。因为天黑之后想找点吃的，比上天还难了。在这个地方，兜里的钱，就是废纸，不管多厚也换不来一口吃的。
       才吃几口，饭还有大半碗，卓玛老师就把碗抢了过去，盛饭。这是藏区的风俗，大概是表达她们好客的一种方式。你已经习惯这种待遇了，像个傲慢的大爷，翘着脚，嚼着嘴里的土豆，连声谢谢都懒得说了。
       卓玛是个漂亮女人。可做的菜，没她人漂亮。土豆是红的，他们说高原反应造成的。我尝过高原反应的威力，所以土豆只是变成红色，已经是值得庆幸了，没啥可抱怨的。尝一口，太淡了，盐巴不够。卓玛来自盐的故乡，西藏的盐井。做菜却总舍不得多放盐。
       酥油茶是一定要喝的。这种从牛奶中提炼出来的东西，味道很难说好，但却是在高原地带抵御寒冷的灵丹妙药。饭后的喇嘛校长坐在我对面，先给我倒上满满一碗，说：多多的喝，身体的好！然后端起自己那碗，小心地吹一吹，把奶黄色的酥油茶喝得啧啧直响。而我，是以喝药心态，一口，一口，再一口，艰难地喝完，松了一口气。
       在这里，把茶饭剩下，是要被天打雷劈的。我以为。
       午后，云南藏区的天空开始放晴，阳光穿过云层，东一束西一束，降临在湿润的德钦大地上，像一朵朵盛开在天堂的花。不远处的东竹林寺，已经从云雾里露出黄色的屋顶，向你述说很多年来的故事。
       孩子们三三两两，占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有的看书，有的说话，有的在地上画方格，拿着石子下棋。这种时刻，对我来说，很适合坐上学校低矮的围墙，靠着挂经幡的旗杆，看看眼前孩子们的游戏，回味自己的童年。眺望远处的雪山森林，想想自己的人生，已经过去的和还没到来的。
       几只鸟，在雨后唧唧喳喳，却始终找不到它们的影子。
       没有水，晚饭迟到了。
       9点钟才端起饭碗，肉片还是那肉片，洋芋换成了青菜，盐巴还是不够。但夜晚是令人期待的，孩子们带着一天的兴奋和疲惫进入被窝，校园的寂静和黑暗像神的咒语，慢慢向我展开另外一个世界。今天山风徐徐，没有往日的险恶。打开窗户，打开电脑，今天放送的是电影《喜马拉雅》的原声带，学生们已经习惯在进入梦乡前听到我批改作业时的伴奏乐。
       曾有学生这么造句：肖老师放的音乐很悦耳。这让我颇有成就感，就好像那些音乐是我做出来的。而事实上，我连五线谱都认不出来。
       打开今天的造句作业本，在上面找到这样一句：英俊——肖老师长得很英俊。
       笑得合不拢嘴，笑完觉得还是要尊重事实，于是在句子下划条横线，在下面批示道：
       兄弟，你好像观察得不那么仔细。
       资料写作者：肖陆峰，学者，现居印度。
       资料提供者：韦栋，志愿者，现居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