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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之友”是1993年我们在一个荒废的公园里面一次座谈会开始的。那次座谈会参加的约有三十来人，现在“自然之友”会员人数有当初人数的上百倍，而且我们的项目活动也越来越多。
       “自然之友”现在有很多项目，主要是面向公众的环境教育和公众宣传。
       在环境教育方面，现在的主要项目有好几个，“绿色希望行动”这个项目是和希望工程合作，到西部地区穷困的希望小学去给孩子们上环境教育课。不知道大家去过西部贫困地区农村的希望小学没有？破教室、破桌子、破椅子，确实是非常贫困的地方，给孩子们上环境课，不是我们在台上宣讲的方式，而是带着孩子做游戏：你扮演水，我扮演树，他扮演化肥，他扮演农药，通过游戏的方式教孩子们环境相互之间的关系。农药多了水就污染了，树就死了，鸟也都死了等等。孩子们只要看见我们去了就知道下面一节课就可以不在教室里面上，特别高兴。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应该还是很成功的。
       环境教育除了这个还有其它的好几个项目，比如有一个“流动教学车”，我们叫它“羚羊车”，把一个中巴改造成一个环境教室。现在有很多的学校，包括北京的学校，虽然有环境课，但是没有专门给环境课准备的教室，环境课是需要有一些设备的，比如说试纸、显微镜、放大镜等等，让学生们有机会听讲，而且能够实际地观测到环境的变化。
       还有一个“卡通营”。因为我们的对象主要是孩子，孩子们画画不喜欢画成人那种很严肃的画，我们给孩子们上卡通课，让他们学用卡通的方式画出自然的变化，美好的自然环境的变化等等。这也是我们环境教育的项目。
       我们下一步的发展不想把自然之友再扩大多少，主要是想如果能够把现有的项目老老实实地进行下去，扎扎实实地进行下去，就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了。
       有的朋友可能会关心我们现在和政府的关系，因为我们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1998年我们被美国使馆邀请到桂林去和克林顿见面，因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很关心环境问题，所以我们去跟他见面。我离开办公室之前有人说：“你去跟总统见面送他个礼吧。”我们就送了一个奚志农拍摄的金丝猴的照片，是印在一个硬板上的照片，我们把这个照片包起来放在手提袋里面带到桂林去了。我们到了公园的门口，警卫问：“这个口袋里是什么？”“是给总统的礼物。”“礼物？外交部批准了吗？”我说：“我们是非政府组织，还需要外交部批准吗？”他的回答很有意思，说：“非政府组织也不等于你没有政府，你还是归政府管。”当然我们也没有认为我们不归政府管，我们与跟我们有关系的政府部门，比如说国家环保总局，关系是很好的。警卫的话是说明那个时候一般的公务员里面不知道什么叫“非政府组织”。
       国家环保总局有一位新的副局长叫潘岳，上任后不久举行了一次招待会，把全国各地大约有四十多家的环保组织请到他的招待会上，他在会上说了两句话：“我们现在是在一条船上，我们要共同战斗。”我觉得这个话说得非常好。说明跟我们活动最有直接的关系的就是国家环保总局。所以凡是有关的环境问题，从民间得到的消息都是向他们反映，国家环保总局一般来说都是给予一个很负责任的答复。
       现在我们也开始把我们的领域扩展到干预一点国家性的行为，有害于环境的行为我们也开始干预。比如说“圆明园事件”，那里本来是一个有很多湖泊的地方，因为湖水都渗漏了，他们就在湖水底下铺上塑料布，但是这样就把水体和岸边的互动关系隔断了。我们干预了这件事情，我们提出来不应该铺圆明园的湖底。国家环保总局支持了我们，这件事情最后是取得的一定的成果，但是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不会我们一出面干预就全部撤掉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说明我们开始干预有害于环境的国家行为了。
       刚才汪永晨的发言讲到怒江的事情我们也参与了，还有其它的一些建水电站的情况我们都参与了。说明我们现在逐渐地开始干预不利于环境的国家行为。但是我们并不抱很大的希望，说我们一干预国家就听我们的，未必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意图和他们自己的困难。
       梁从诫，自然之友会长，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不重合的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