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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说环境，我想先说一下圆明园——我是北京101中学毕业的，圆明园就在我们101中学的后面，可说是我们学校的后花园。上学的时候我很“小资”，经常带着一本书到圆明园去散步，那时候圆明园虽然荒芜，可是风景太美了。我自己对古典诗词的理解都离不开这美丽的园子。“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那样的意境在圆明园随处可见。那时候园子里水特别多，沿着小山包，随便走到什么地方，随便掀开一个石头，就有泉水慢慢流出来。那样的圆明园让我永远怀念。
       这些年，圆明园已经变成严重缺水的地方，真让人心疼。去年我在网上看到有关部门为了防止水渗漏，在圆明园湖底铺膜，很着急，一直跟踪这个事情，80％的材料我都下载下来，放到了电脑里面。这次来开会，知道“自然之友”在这件事情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向他们表示敬意，诚心感谢他们拯救圆明园的努力。
       前几天，我又到圆明园去了一趟。我故意沿着圆明园的东边走，因为我知道，那一带没有被破坏，在一片萧瑟的秋色中，万春园还是保持着原来的样子，风景依然，还是那么美，让我又想起当年的圆明园，感慨万千。可是，走了不远，这里也看到了动工的痕迹，看来万春园也不能幸免了。对圆明园的“保护”，一直是那么野蛮，那么粗暴，可是我觉得出来，那些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理念下破坏圆明园的人是怎么得意洋洋，为所欲为。这让我很惭愧，联想到自己这些年在环保上什么也没做，内心有种负罪感。
       1999年，由于韩少功、蒋子丹和《天涯》编辑部的努力，召开过一个南山会议。会议组织了不少作家、学者、批评家，开了一个关于发展主义和生态的讨论会，对“发展主义”提出质疑。这个会不但从实践层面，而且从意识形态和理论层面入手，很尖锐地提出环境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很有意义。会议形成了一个宣言式的文件，还被翻译成很多国家的文字。今天，我还想接着那个会的主题说一些意见。说起当代文明，我们总是习惯在一个进步主义的言说脉络里看问题，相信文明进步是绝对的，我们看到的都是它积极、光明的那一面，包括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用那么激昂的声音，用那么美丽的修辞，来赞扬资本主义的活力。但是，当年马克思没有想到，这个充满活力的历史发展，原来是自杀性的，原来是一个有可能造成人类“自杀”这样严重后果的“进步”。当然，这里有悖论，一方面是历史进步，一方面又是一个向着自杀走去的进步。可是，在进步主义的论说里，这个悖论被抹杀了，两面“理”，只剩下了一面。
       今天，我们比马克思看得更多了，我们看清楚这个现代文明有极其野蛮的一面，这一面经常在进步的名义下被遮蔽起来，让大家看不见。刚才说到“发现新大陆”的一个结果，是北美印第安人死了几千万，这个事很多人不知道，也被“进步”遮蔽了。我呼吁在座的诸位记者，请你们还要注意美国的新闻界、学术界在这问题上的变化。在美国，学术著作和媒体新闻，已经有很多都开始不用“发现新大陆”这个词了。因为在哥伦布去之前北美就有文明，白人登陆北美，凭什么说是“发现新大陆”？凭什么说给那里带来了文明？恰恰相反，所谓的“发现”，是一个非常野蛮的屠杀过程，战争、杀戮、瘟疫、疾病。而这一切都被掩盖起来了，很多人到北美去，在赞美那里的自然风景的时候，往往想不到，当年，那是印第安人的土地，是他们祖祖辈辈在那里自由自在地放牧和生活的地方。这种野蛮的进步，不只发生在南北美洲，也发生在非洲。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1960—1970年代做了一个调查，调查欧洲这些殖民者向非洲贩卖奴隶的时候，从非洲向美洲贩卖奴隶的二百年里，非洲人口究竟减少了多少。科教文组织的调查结果是损失了两亿人，这还不够野蛮吗？
       说到环保，生态严重的破坏也是这个文明的野蛮的一面，野蛮的程度是应该让我们恐惧的。我们的空气、我们的阳光、我们的土地、我们的蓝天，全都变成我们不能生活、不能生存的因素，成为人类要消失、要灭亡的因素。这不可怕？不野蛮？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曾经赞美过美国的草坪，哎呀，我觉得这个草坪真好，躺在那儿看着蓝天，太舒服了。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你知道这个草坪用多少杀虫剂吗？用多少杀草剂吗？每年的杀虫剂、杀草剂渗透到土壤里以后给土壤成份和生态系统造成多大的破坏吗？”我一下子就傻眼了。在加州我住了很长时间，我还傻乎乎地说：“加州真好，这环境，没蚊子，走到哪儿都没蚊子。”后来人家告诉我说：“哪是没蚊子啊，所有有水的地方都撒了药，所以没有蚊子。州政府为了治蚊子，每年都是一大笔支出，还付出了严重改变土质、改变土壤结构的代价。可是这一切都被掩盖起来了，没人关心。”回到国内，看到草坪越来越多，就忍不住问，用不用除草剂？“当然用了，要不然杂草长出来了。”所以，美丽的草坪底下掩盖的，都是野蛮啊。
       我举的都是小例子，可是小问题可以反映全面。我们一定要警惕文明的“进步主义”，认为今天的文明都是走向进步的，都是毫无疑问给人类带来美好生活的，那我们就永远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得复杂一点，不能为这样一种统治性的舆论，这样的一种统治性的意识形态所蒙蔽，我们看问题得有一点自己的头脑，我们肩膀上得扛着自己的脑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全球化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资本主义，或者一个全新的市场社会。对这样一个新的变化，目前理论界、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概括，各种各样的命名，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福利社会等等，很多，其中有一个命名是“媒体社会”。在座很多都是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们，我跟其中一些青年记者有不少接触，和很多人都蛮说得来，希望我们以后成很好的朋友。但是，我要说，现在的媒体在什么程度上，能够揭示我们文明的野蛮的一面，还是一个大问题。我呼吁我们这些更年轻的媒体工作者，能够在这方面不但先知先觉，还要有足够的勇气。也许你不同意我的话，说李陀跟韩少功耸人听闻、夸大事实、说得悬乎，你们要煽动什么？这么怀疑没有问题，但是，你至少要研究一下我们说的有没有一丁点的道理，有没有一丁点的危险。如果我们是一个负责的人，而不是韩少功说的“人力资源”——也就是自觉地从“人力资源”变成一个人，变成一个“人”的意义上的编辑、记者，一个“人”的意义上的批评家、学者，我们就要善于思考，我们就要善于提出疑问。对今天的世界我们就要有诸多的怀疑，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天，是不是那么美好？是不是那么光明？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果有人研究了、琢磨了，还仍然坚持说“现代文明没有野蛮的一面，全都是好的”，也没关系，那我们就争论，都摆事实、讲道理。最怕的是这个问题本身不允许提出来，这个问题本身不被讨论，这个问题本身被取消，我觉得这才是最可怕的。
       李陀，学者，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丁玲不简单》、《让争论浮出水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