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与生命的关系
2000年，我到一个村子里面盖了一栋房子，阶段性地去住一住。在座的有些朋友去过那里，也欢迎其他朋友们以后去，去那里“农家乐”，那里具体的环境确实是山之南水之北，林木丰茂——至少现在还丰茂。记得我刚去的时候，一位记者朋友跑到乡下找我，说：这个地方确实不错，但是你这样是不是同现代化背道而驰了？当时我笑了，我说：你在广州当记者，呼吸着比我这里糟糕得多的空气，喝着比我这里糟糕得多的水，为什么你那里就一定是现代化？而我享受着好水、好空气、好蔬菜和好瓜果，还享受着比较自在和安宁的生活，为什么倒不是现代化？你先回答这个问题吧。
这一问，把他问住了。可见有一个逻辑前提我们需要澄清：金钱与经济是不是生活的全部？广州是中国发展非常快的城市，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也都成了中国重要的经济发展地带。它们确实正在进行着现代化，但也有一些数据让我们触目惊心。比如在广州市的血液检查中，人们发现中小学生血液中的含铅量大大超标。而那里的空气污染也很严重，以至很多广州的朋友都知道，早晨参加户外健身活动反而危险。这些都是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些弊端。
这就有了我们常常面临的选择。我也经常向农民提这个问题：你要命还是要钱？你首先得想清楚。这个提问的背景是：我们那片乡村眼下也出现了一些小造纸厂，都是年产量不到三万吨、完全应该关停的那种。这种小纸厂一出现就是十几家，污染非常厉害。刚开始我劝农民抵制这种项目，但他们不以为然，说小纸厂能提供税收、能提供就业机会。但两年过去以后，他们的鸭子和鱼死光了，凡下田的人都得了皮肤病，其中很多人还得了怪病，人到中年就夭折。农民们开始恐慌，又是闹事又是上访，要求关停这些工厂——事情就是这样，不撞南墙不回头，农民们吃到苦头才有所醒悟，他们说：还是命重要。即使只算经济账，在眼下医药费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一进医院就是几千几万，身体健康本身就是一笔大钱啊。
这些农民暂时想清楚了，但我们好多官员、商人、知识精英还经常犯迷糊。他们常说“以人为本”，但做起事来多是“以资为本”。“资本”这个中文词很好，用来翻译capital可对应“人本”，对得还很工整，简洁顺口。“以人为本”是什么？就是要命；“以资为本”是什么？就是要钱，这是最通俗的解释。资本主义在很多时候不把人看作生命，至少不把大部分下层劳动者看作生命，而看作什么“人力资源”、什么“生产要素”，很多企业和政府不是都有“人力资源开发部”吗？这里隐含着一种看法，即人只是资本增值的工具，只是生产过程中的一种要素，是有价格的，是进入成本的。当然，人确实是劳动者和消费者，具有重要的经济性能，经济学家偶尔把人不太当人，不必被我们过多指责。但人命关天，金钱不关天，人的无价性质和无价地位，是不能完全用金钱来界定的。
“以资为本”，才会把人分成购买力强和购买力弱的三六九等，并由此建立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以资为本”，才会把生态环境当作一种有价或无价的资源，只要这种利用有助于资本扩张和经济发展，就不顾社会后果地进行利用。其实，作为一种生命体，人首先需要空气、水以及阳光，这是生命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也是大自然平等赐给每个人的财富。但我们的某些理论表述和官方政策常常无视这一条，只考虑GDP，有些权贵人物甚至只考虑几个非法所得的小钱。他们往往会说，有“资本”才有“人本”，钱多才能幸福，这种观念已通过大众传媒给大家一次次洗脑。但事情真是这样吗？不，不是这样。至少在很多时候，GDP与人的幸福并不是必然相关，倒是生态环境破坏得很厉害的时候，GDP可能反会相应升高——比方说空气坏了，我们就建氧吧，一建氧吧，GDP就上升了；比如说我们的水不行了，我们就喝瓶装矿泉水，一喝上这个，GDP肯定又上升了；再比如人居环境恶化以后，人们就要千方百计往外跑，去旅游区度假，于是航空业、宾馆业、餐饮业、汽车业、旅游业等等的GDP肯定更上升了。由此可见，“资本”活跃的时候，“人本”反而可能会受到威胁；GDP升高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质量反而可能在下降。这种高消费但低质量的生活，被当作现代化的生活，是一件很荒谬的事。
这里还只说到人的生理状况，没说到心理层面。为什么以前中国很多寺庙都盖在环境优美的地方？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因为在那些地方，便于排解我们的心理垃圾，调适我们的心态。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到山青水秀的乡间去度假？因为“山能平心，水可涤妄”，穿一条牛仔裤去骑骑马，拿条鞭子去放放羊，可以帮助都市的上班族实现心理修复，让他们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积累下来的怒火或焦虑，在周末得到排解，好好地喘上一口气。古人说见景生情，又说山水怡情，都暗含着良好生态有利于心理健康的经验。我曾看到一个统计资料，是西方一些科学家自己做出来的。他们说美国人的心理障碍出现比率占人口总数的23％，而这个比率在印度是5％，在非洲是2％。美国不是最有钱吗？不是GDP最高吗？不是最为都市化吗？为什么心理问题反而更多？这里面有很多原因，而都市化以后过于拥挤和紧张的生活，由钢筋水泥扭曲了正常生态的生活，应该是其中之一。
当然，有了雄厚的资本，可以改良生态，这也是人类的有效经验之一。我们并不是一看到钱就神经紧张，不过在很多情况下，所谓的改良只是转移，只是生态代价的不平等再分配——比如洋垃圾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比如富裕地区的森林保护是以贫穷地区的森林滥伐作为消耗替代。因此，从总的方面来看，要保护我们的生命，真正从每个细节上来落实“以人为本”，我们应该构建节约型社会，建设低消费、但高质量的生活，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罗马俱乐部”提倡的“低物耗现代化”。中国人从国情和传统出发，在这方面应该大有所为。换句话说，中国实现人均GDP超过美国，充其量只是对世界的一个小贡献，如果中国能找到一种低物耗现代化之路以区别于美国，那才是对世界的一个大贡献。
生态与文化的关系
人不是一般的生命，是有文化的生命。文化是怎么来的？似乎是一些学者、作家、艺术家、宗教家折腾出来的，其实这一看法过于肤浅。往深层次看，所有文化形态后面都有某种生态的条件和诱因，广义的生态元素——包括地理、气候、物种等等——总是参与了对文化形成的制约和推动。
比如说我们眼下正迎接2008年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源于古代欧洲，后面就有生态原因，有游牧群体崇拜身体和争强斗勇的一些习俗特征。田径、射箭、赛马等等，练出男人的一身肌肉疙瘩，这与游牧民族的战争、迁徙、娱乐等等密不可分。比较而言，中国人在这方面“先天不足”的，因为古代中国人享受着宜农宜耕的自然条件，以农耕生活状态为主，不会像欧洲人那么好动和好斗，而是喜欢坐下来扎堆，喜欢喝茶聊天、吟诗作对，投枪、铁饼、击剑、马拉松等等，中国古人玩不了，也不会感兴趣。
有一本书里曾经说到法国皇帝在凡尔赛宫前与臣民们一起跳舞，于是作者赞叹法国的皇帝，说他多么高雅、多么亲民，比中国的皇帝好多了。当时我看到这一段就想笑，觉得这个作者知其一不知其二。跳舞是游牧文化的遗产，是欧洲人的传统，你想呵，游牧人到处飘泊，野营的夜晚特别冷，烧起一堆篝火之后，能有一些什么娱乐活动？无非就是唱歌跳舞了。中国西北、西南、内蒙的少数民族，尤其是没有定居条件的牧民，也是能歌善舞的，没什么奇怪。这与政治的清明或腐败有多大的关系？中国皇帝有毛病，但会画画、会写字、会作诗、会著书的不少，乾隆下江南的雅事还多着呢。法国人不必为此大惊小怪，然后说中国的皇帝一定比法国的好。跳舞还得有个物质条件：皮鞋。跳芭蕾、跳探戈、跳踢踏舞，没皮鞋就没效果。中国农耕群体习惯穿草鞋和布鞋，没有游牧人那么多皮革制品，起码在行头上就不占优势。
我在这里不是主张地理决定论和生态决定论，但考察文化如果不关注生态，肯定是一种盲目。什么土壤里长什么苗，什么生态里长什么文化，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更好地揭示文化的成因和动力。中国人使用纸张比欧洲人早了约一千多年，因为中国的农耕群体习惯于同草木打交道，那么发明草木造纸就有最大发生概率。有了这一步，较发达的出版、较发达的教育、较发达的儒生阶层以及科举制，随之而来也有了最大发生概率。这是一个重要的因果链，虽然不构成因果链的全部。同样，因为中国人习惯于同草木打交道，那么产生以植物药为主的中医也就不难理解，《本草纲目》这样的中医宝典才有可能出现在中国。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医与藏医的区别——藏族地处高寒地带，植物品种相对较少，所以藏药多用矿物和动物入药，形成了它的特色。与之相关的另一现象是：藏民在地广人稀的雪域高原，连求医问药都十分困难，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更觉得命运不可捉摸，人的无知感、无力感、无常感沉重压在心头，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也许就会应运而生，应运而强。汉族游客去西藏参观，常常会觉得很多藏民的宗教意识顽强得不可思议，其实，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细心体会一下他们的生态与生活，也许就不会简单化地指责他们“蒙昧”。
不仅传统文化后面常有生态原因，现代文化也是如此。美国人特别擅长发明机器，科技和工业特别发达，生态就是诸多幕后原因中的一个。往远里说，欧洲人到达北美洲的时候，一是打仗，杀了不少人；二是带去传染病，病死了不少人，五千万印第安人从北美洲消失，整个大陆有点空空如也。作为生态重要一环的人口，出现了锐减，那么有活儿谁来干？没办法，他们就买奴隶，买了奴隶以后还不够，就得自己干。过去连美国总统很多都是自己盖房子，自己当木匠。以至现在很多美国人还是特别勤劳，节假日里都自己修整草坪。我们常说中国人勤劳，其实中国人总体上来说比不上美国人勤劳，比如富人大多不会去修整自己的草坪。这里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美国的人手少，人工贵；中国的人手多，人工廉。欧美新教主张“劳动是最好的祈祷”，其生态根据也是他们人口不够多，比如欧洲进入工业革命时，总人口还不到一亿。接下来，发明机器当然是解决人手不够这一难题的更好办法。美国人因此发明了很多机器，连开瓶盖和削苹果都有机器，福特汽车、波音飞机等等更是顺理成章。欧洲人喜欢听歌剧，美国人折腾出一个电影——电影就是艺术的机器化；欧洲人喜欢泡酒吧，美国人折腾出一个麦当劳——麦当劳就是饮食业的机械化。在这一方面，好些欧洲人还有文化抵触，觉得美国佬是一些机器狂。
麦当劳也好，好莱坞也好，是美国机器文化的一种特产，因全球化而扩展到全世界。凭借现代交通和传播技术，这种文化横移现象在当代特别多、特别快，构成强大的潮流。因此，就当代都市文化而言，生态与文化的关系相对来说变得比较模糊。不是吗？我们不是牧民也可以跳舞，不在西藏也可以信奉活佛，不在美国也可以吃麦当劳，我们似乎有理由忘记生态这一档子事。但值得注意的是，赖以生长文化的某些生态条件虽已瓦解，但现代都市文化的复制化、潮流化、泡沫化、快餐化，并不总是使人满意，正在引起各种各样的抵制和反抗。在这个时候，人们不难发现，这种多样性和原生性的减退，与全球性都市生态单一化是同一个过程，与高楼、高速路、立交桥等人工环境千篇一律密切相关。生态与文化的有机关系，在这里也许恰恰可得到一个反向的证明。在另一方面，当我们看到很多文化创造者坚持多样性和原生性，用独特来对抗复制潮流，用深度来对抗快餐泡沫，他们总是会把目光更多的投向自己的土地、自己特有的生态与生活、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资源。一些被都市从自然生态中连根拔起的人，似乎正在重新伸展出寻找水土的根须。
他们会成功吗？我们还可以观察。逐渐趋同和失重的现代都市文化，会不会是我们人类文化的终点？我们也需要继续观察。
环保从心灵开始
1999年《天涯》杂志在海南召开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座谈会，产生了一个针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南山纪要》，后来有了英文、日文、法文等各种译本，在人文学界有一定影响。当时我们就在会上提出，环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首先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我们要问的是：是谁在破坏环境？谁在从这种破坏中获利？是什么样的体制和思潮在保护这种破坏？
解决环境问题确实需要技术，也需要资金。问题在于，全世界现有的资金和技术已足以解决人类喝水的问题、呼吸空气的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土质恶化的问题等等，但是没有解决，为什么？美国那么有钱，但退出《京都协议书》，为这一点还同英国盟友闹矛盾。几年前美国国防部有一个秘密研究报告被泄密，这个报告说，全球温室效应继续加剧，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导致大西洋暖流停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全球气候激变，雪线大步南移，英国可能成为另一个西伯利亚，荷兰可能全部沉没，如此等等。我看过地图，发现雪线将抵达中国的武汉，长江以北将一片冰天雪地。美国这个报告使很多人震惊。那一年我在青岛见到几位中科院地质科学方面的院士，据说温家宝总理曾把他们找去，问南水北调工程还搞不搞。英国首相布莱尔看来也很关切这个报告，从英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他一直向美国总统布什施压，希望美国回到《京都协议书》，采取行动降低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美国觉得自己反正不会变成西伯利亚，所以不着急。这也是现在很多中国人的行事逻辑：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高于一切。我在乡下时看到有些农民对林木乱砍滥伐，感到十分无奈。因为木材的行市一涨再涨，于是任何劝说和禁止都没有用。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卖原料，赚了小头；政府有关部门收费，赚了中头；商人倒卖牟利，赚了大头。大家组成了破坏环境的利益联盟，至于造成的恶果，谁都没去想。其实，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开阔一点，就会发现我们这些局外人，包括很多对此深感痛心的人士，也可能是这一恶行的帮凶，甚至是隐秘的元凶，比他们过错责任更大。
为什么这样说？我得解释一下木材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据我的了解，村里农民砍下来的木材，一部分拿去给小煤窑做坑木，这个我暂时不去说，木材的另一个用途就是送去造纸。中国眼下的纸张需求太大了，一个月饼可以有六七层的包装，要不要纸？一份报纸可以上百个版面，要不要纸？……纸张需求就是这么强旺起来的，木材的高价位就是这样出现的，农民的砍伐狂潮就是这么拉动起来的。
我记得台湾在1980年代还有个规定，每份报纸的版面不能超过十六版，超过了就要受罚。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规定，但他们顺应所谓历史潮流，把这个很好的禁令给废了。其实，现在每份报纸的新闻内容并不太多，大部分版面是商业广告，广告同包装一样，是一种促销的商业手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利用人类的愚昧和虚荣的促销手段。比如说我想吃一个月饼，但我缺乏必要的判断能力，就只好去看广告，相信那些广告上的花言巧语；我也想把中秋节过得很体面，于是专买那些豪华包装的月饼，自己吃也好，送给别人也好，都能体现某种不凡的身价。这样，月饼还是那个月饼，我们并没有多吃一点什么，但我们的愚昧和虚荣，支撑了广告业和包装业的畸形扩张，使千吨万吨的纸浆因为一个中秋节而被无谓消费，对森林构成了巨大威胁。
在此，我强烈呼吁社会各界来推动立法，就像台湾曾经限制报纸版面一样，就像政府前不久限制月饼包装一样，在更大范围内来限制广告业与包装业，尤其要限制那些严重耗物和耗能的非必需产业，保护我们的稀缺资源。市场自由还要不要？当然还要。但市场自由只能在保护人类共同利益的限度之内。
当然，如果大家都少一些愚昧和虚荣，少一些贪欲，这些非必需的产业就不攻自破，不限自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建设绿色的生态环境，实现一种绿色的消费，首先要有绿色的心理，尽可能克服我们人类自身的某些精神弱点。
在这一方面，我们很多传统的文化思想资源其实是很宝贵的。佛家戒杀生，说出家人不能吃肉，客观上就有一种环保作用。因为摄取同样的热量，所需要的谷物如果是1，那么通过饲养动物所消耗的谷物大约就是14，两者差别非常大。我们不是在提倡佛家的素食，但没有必要的大鱼大肉海吃海喝，既不利于身体健康，也无谓增加了生态压力，这是一定的。古代儒家思想也很注意节省资源，《
礼记》里就规定不能伤青苗，不能伤幼畜，还规定不招待客人不杀鸡，不祭祖宗不宰羊。孔子在《
论语》里还说：可以钓鱼但不要下网打鱼，可以打鸟但要保护母鸟产卵孵化，所谓“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这些都是着眼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值得一提的是，老祖宗们还非常注意克制人的贪欲，宋代儒家说“存天理灭人欲”，被当代主流知识界理解为禁欲主义，其实是制造了一大假案。我查过宋人的原著。程颐是这样说的：什么是“天理”？“天理”就是“奉养”，就是建宫室、谋饮食等等人的正当需求；那么什么是“人欲”？“人欲”就是“人欲之过”，是人为制造的欲望。“欲”在他们的语境里其实是贪欲的代名词，所以他们主张一举铲除之。这与孔子的“惠而不费”一脉相承。孔子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实惠，但不要浪费，要尊重人的正当需求，但限制人的过分贪欲。
这种对“惠”与“费”的区分，对“天理”与“人欲”的区分，相当于西方人对needs 与wants的区分，即对需求与欲求的区分。但西方人很晚才关注这种区别，比如由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 Giddens）来加以强调。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人们错了吗？不，没有错，而且对得特别光荣，因为他们很早就区分了needs 与wants，很早就提出了健康的生活态度。
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主流知识界很急切，一心追求强国富民的大跃进，所以戴上有色眼镜，把本土文化传统不分青红皂白地妖魔化，一篙子打翻一船人。他们以为这样做才能“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大家才能幸福。其实，前人不是傻子，也在追求幸福，并没有愚蠢地否定“人本”，之所以反对贪欲，其宗旨正是朴素的人本主义，他们指出“欲以害生”，就是指出贪欲将危害生命和生存。这有什么不对呢？看看我们的周围，过分的饮食，过分的男女，不正在损害很多人的健康吗？把环境破坏完了，把资源消耗光了，人类还能活到其它星球上去？
只有共同的幸福，可持续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当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一核心观念，我们生态的保护和建设才有希望。
韩少功，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