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资本对中国社会的深层介入
学者袁剑日前发表题为《全球化的大国迷路》的文章,谈到全球化条件下,跨国资本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
袁剑称: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
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它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它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它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发展之路｡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唯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二十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
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的｡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2001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IPO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超过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国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的无形力量｡
更加重要的是,要记住国际资本与一个腐败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蚀的｡与中国企业相比,虽然国际资本普遍具有(在母国培养的)更加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利益所诱,所在国腐败的政治文化所驱,同流合污在所难免｡有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建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政府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
(逸波)
汪晖谈鲁迅
日前,学者汪晖接受《南风窗》杂志采访,认为鲁迅是一个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
汪晖称: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开始他的文学创造和杂文写作,其结果是创造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和文化的空间｡中国的文学,要么是茶余酒后的玩物,要么是文以载道,鲁迅开创的现代文学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学空间,鲁迅通过这个空间介入政治｡1922年,五四运动退潮,新文化运动也解体了｡鲁迅写了一首诗,是《彷徨•题辞》:“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的心情好像有点落寞,他所说的“旧战场”就是指在五四文化运动中产生的“文苑”｡其实,那时候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很活跃,为什么鲁迅突然感觉寂寞了呢?这与文化和政治的形势有关｡这个时候,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陈独秀､李大钊等都卷入了政党政治,年轻一代也受此影响,而胡适等人的兴趣也在转移,整理国故的运动差不多要开场了｡鲁迅的这首诗表明他要坚守这个“文苑”｡比较一下就清楚了,康有为､梁启超通过上层变革介入政治;孙文建立组织､联络军队､发动起义,以政治的方式介入政治;陈独秀､李大钊组织政党､从事革命活动,卷入政治辩论｡但鲁迅是完全通过文坛这一新的空间发出他的独特的声音的｡这个自主的文坛的创造和存在就是政治性的｡他一边慨叹“新文苑”的寂寞,一边表明“荷戟彷徨”的意志,表明他高度重视这个独特空间的重要性｡
汪晖指出:茅盾说,鲁迅几乎每写一篇小说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形式,他是一个文体家｡鲁迅是真正的文学家,比如他写小说成为公认的现代小说的开山;他写散文诗,成为现代散文诗的开山;他写故事新编,成为现代历史小说的开山;他写杂文成为一个现代杂文的顶峰｡换句话说,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真正创造了文学样式的人,他是真正实验性的,真正前卫的,真正新颖的｡如果没有这种文学样式的创新,鲁迅就不成其为鲁迅了｡但这种形式的创新本身并没有使他远离政治,恰恰相反,他的每一次文学创新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形式创新意味着要创造观察历史和生活的独特视角,形成一种不同以往的世界观,这不就是政治吗?可惜的是,我们现在把形式创新与政治性对立起来,既不理解形式,也不懂得政治｡
汪晖还认为:鲁迅这个左翼非常特殊,他打破了左翼的总体性,激活了左翼内部的政治,使得左翼文化不是一个服从于党内官僚权力的僵化存在,而是内部包含着各式各样的争论分歧与复杂关系的开放空间｡
鲁迅说,在没有确凿之前,我的“疑”永远存在,可是这个“疑”背后有一个东西,就是他一生讲的东西,就是“真”,即对价值的真正的忠诚｡鲁迅最彻底地贯彻了平等的价值,他拒绝任何范围内存在的压迫关系,民族的压迫､阶级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老人对少年的压迫､知识的压迫､强者对弱者的压迫､社会对个人的压迫等等都被他展示出来了,同时,他也憎恶一切将这些不平等关系合法化的知识､说教和谎言……但在鲁迅这里,现代平等的价值是通过彻底地根除虚伪和奴隶道德为前提的｡
从这一点来说鲁迅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性人物,或者说,一个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
(萧望)
发展政策的核心要以人为本
在美国经济和社会学家近期的一系列对布什政府智囊们倡导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进行批评和反思的文章中,右翼资深经济学家贾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的新作《同舟共济—公平经济共识》(ALL TOGETHER NOW,Common Sense for a Fair Economy)颇为引人注目｡贾里德•伯恩斯坦是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政策研究所生活标准研究项目主任｡他在书中也提出了为当代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反复讨论的一个问题,即: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治理方式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公平发展?
伯恩斯坦强调坚持以人为中心和保证人人能够分享发展成果的公平经济是发展政策的核心｡从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公平发展这个价值视角来看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对当前美国经济中的不公平现象,诸如医疗卫生私有化､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不断攀升等,进行了批评｡
他通过一个发生在天堂和地狱的寓言来说明:“我曾经听人们讲过一个发生在天堂和地狱中的寓言:分别在天堂和地狱的人们,围坐在盛满美味大餐的餐桌旁,食物远离他们,不过他们每人都手握真正的､可以触及那些食物的长长餐叉｡在地狱,人人都挨饿,因为尽管每个人都可以用手中的餐叉去取到食物,但是,餐叉长于他们的手臂,以至于他们弯过手臂难以把餐叉终端的食物送到嘴里｡在天堂,人们也面临餐叉太长的问题,但是大家处得很好,怎么回事?因为他们互相喂食｡”
紧接着这个寓言,伯恩斯坦阐释道:保护美国人民的私人权力一直是美国价值的核心,但是由于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美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就像在地狱里吃饭一样,人们被推到了相互孤立的境地,尽管经济持续发展,似乎人人都感到饥饿｡伯恩斯坦认为这个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哲学正在伤害着美国,危及国家的未来,危及后代的发展,更为荒唐的是,它使那些试图实现美国梦的人变得更加艰难｡
伯恩斯坦批评道,这个极端的个人主义主宰了人们经常谈及的主要经济生活领域和那些属于生活标准的交叉领域,主宰了人们自己和他们子女未来的机会｡它的含义,有时是含混的,但大部分是清晰的,即“做你自己的(You are on your own,YOYO)“｡YOYO是这个极端个人主义哲学价值观的缩写,是一个破坏性的治理理念:作为一个国家,不管它面临什么样的严峻挑战,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个人照顾好个人｡在过去的岁月里,这个有害的价值体系产生了一系列充满极度个人主义基因的政策措施,它的核心不是通过政府来解决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而是通过市场｡
布什政府和那些倡导群体近年来不断努力来提升YOYO的政策意义,但是极端个人主义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YOYO的原始雏形形成于十九世纪初期,其表现是:收入､财富和机会不平等快速拉大｡最近则体现在布什政府的理念中,诸如“这是你的钱”(现任总统布什在第一次竞选中的口号),以及一些构想,强调不断缩小的政府角色和更大的个人风险｡养老保险私人化和公立学校私人化政策就是它的具体表现｡这些政策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曾一度成为布什和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前副总统戈尔争论的焦点｡
伯恩斯坦分析说,YOYO运动的中心目标是继续,甚至加速把政府和国有公司的经济风险转嫁给个人或他们的家庭｡他说,人们可以从最近若干保守主义的表面动议看到其暗藏着的YOYO动机:社会保险私人化､卫生健康的个人账号(所谓卫生储蓄账号),对于劳动力市场法规的侵犯,以及通过不停地减税缩减政府财政收入,削弱政府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在这个充满风险的当代,风险再分配越来越不利于社会大众｡新世纪伊始,人们面临巨大的经济挑战,在这些挑战中,许多挑战已经造成了人们生活的巨大不平等和高度经济不安全｡但是作为主流价值观的YOYO不能够产生具有应对性的､积极的解决方案,不能使大多数人脱离这些巨大不平等和高度经济不安全｡特别是全球竞争加剧､卫生成本增加､寿命延长与养老保险体制的脆弱,就业缺乏保障,以及空前的机会与财富不平等正呼唤更广泛､更包容的探索,去帮助我们面对这些挑战｡
(许文武)
乔姆斯基称美国是“无赖国家中的无赖国家”
美国著名政治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推出新著《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称美国在推广民主时言行不一,它支持海外的民主国家是基于这些行动符合美自身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前提｡而这些利益并非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是企业精英集团的利益｡美国无法“保障国民安全､维护国内外权益､维持民主制度运转”,因而美国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乔姆斯基认为,如果“无赖国家”的定义是指某国藐视国际法,那么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无赖国家中的无赖国家”｡
乔姆斯基不仅是美国一位声望极高的语言学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左翼社会评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近三十余年来,乔姆斯基以其超人的识见和勇气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挞伐着美国国家权力的“粗暴､残忍和虚伪”,被公认为“美国最伟大的异议分子”和“美国人的良心”｡
乔姆斯基承认,自伍德罗•威尔逊执政以来,在全世界推广民主一直是美国的目标,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但是,乔姆斯基认为,美国的言行却完全不一致｡在许多对外干预行动中,华盛顿往往支持最残酷实施暴力的一方,它的这种行为违背了人民的意愿｡美国推翻了伊朗､智利､危地马拉和“一长串其它国家”的民主政府｡在其它地方,美国一面大肆称颂民主程序,一面又竭尽所能地操纵民主结果｡乔姆斯基认为,美国言行不一的背后却有着“合理的一致性”｡历史表明,美国确实支持海外的民主国家——“假如或者只有在其符合自身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情况下”｡
乔姆斯基认为,这些利益并不是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是主导着美国及其政策制定的企业精英集团的利益｡乔姆斯基说,这是因为,如果民主国家这个字眼是指人民的意愿得以实现的社会,那么美国就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以医疗保健体系为例｡乔姆斯基用数据表明,美国的医保体系经济效率低下,比国外更加社会化的医保体系浪费得多,而且大多数美国人对此深感不满｡而正是他们在为日益增多的政府干预行为买单,即使这意味着支付更多的税款｡然而,民主多数的意见一直未被接受,因为“制药业､金融业和其它私有大公司的强烈反对”｡这就是为什么主流新闻媒体——乔姆斯基永久的抨击对象——称依靠公共资金建立起来的医保体系缺乏政治支持的原因:多数人可能会支持,但那些有分量的人却不会｡
乔姆斯基运用相同的语言学解构手段对媒体关于繁荣的定义进行了解读｡专家们也许会称经济发展健康,因为对于最富裕的1%的人而言,他们的财富在 1983至1998年间增长了42%｡但对大多数人而言经济的发展是不健康的,他们的实际工资收入停滞不前,甚至还有所下降;对那些买不起食物而饿肚子的美国人而言尤为如此｡
乔姆斯基还认为,如果无赖国家的定义是指该国家藐视国际法,那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无赖国家中的无赖国家｡它在关塔那摩对待囚犯和在费卢杰对待伊拉克平民的行为早已置《日内瓦公约》于不顾;研制新型核武器而不是真诚地削减核武器数量的行为违反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2003年攻打伊拉克完全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关于只有当“自卫的必要性”是“紧迫”和“不可抗拒”时才可动用武力的标准,公然践踏联合国宪章;1980年代,国际法庭裁决美国对尼加拉瓜 “非法使用武力”,美国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一判决,公然违抗国际法庭｡学者们喜欢用“例外”来形容美国的所作所为,但这个字眼对乔姆斯基而言却有新的含义:美国免除了自己遵守它要求别国所遵守的规则的义务｡这并不是双重标准,而是源于乔姆斯基援引亚当•斯密的话所称的唯一标准,即“人类统治者的邪恶准则:……只顾自己,不顾他人”｡
乔姆斯基激烈的批判贯穿着《失败的国家》全书｡他说,没有人可以例外｡整个体系已经腐朽,包括传统的自由主义英雄｡富兰克林•罗斯福､哈里•杜鲁门和约翰•肯尼迪因为追求世界主导地位而全都受到他的诟病,包括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一年多前对日本城市的轰炸计划,以及肯尼迪发动的越南战争｡甚至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也遭到谴责｡乔姆斯基对詹姆斯•麦迪逊关于新共和国应“保护富裕的少数对抗多数”的主张不以为然｡
如果有什么能给他的读者带来些许慰藉的话,就要算下述这段话了,即美国人并不是唯一可恶的民族｡正相反,历史上的帝国主义者也有同样的行为,从希腊人到英国人,他们总是告诉自己他们是为了实现高尚的目标——甚至当他们的精英阶层使他们自己的物质利益遭受巨大损失的时候也是如此｡
乔姆斯基认为,有理由证明,美国攻打伊拉克引发了该国恐怖主义的狂潮——但他却无意了解炸弹袭击者和斩首者自身的原因｡他们的行为只是华盛顿做出的决策的必然结果｡他也过于轻率地对自由干预主义者不屑一顾,而自由干预主义者则希望通过运用美国的实力阻止屠杀的发生;而在乔姆斯基看来,他们只是帝国主义的帮凶而已｡
同样,乔姆斯基的政治观点可能过于机械教条;当他用260多页的篇幅表达自己的批评时,他只用了两段文字来提出解决办法(应该说,他一定也意识到了这是一种失衡的表现)｡
然而,对于一个先知人物来说,也许他只用指出人们的困惑处境就足够了;人们不必期望他提出确切的解决办法｡毕竟乔姆斯基的抱负已经足够远大了｡很难想象任何一个读过这本书的美国人不会以一种全新的深感苦恼的眼光看待他的国家｡
(姚俊)
余秋雨谈文化交流
日前,学者余秋雨撰文《中国处于“文化孤立”之中吗?》,就文化交流发表自己的看法｡
余秋雨认为:不要过度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文化在至高的精神层面上,是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把民族的价值置于人类价值之上,是我们在文化交流上的一大障碍｡中国文化确实伟大,但并不具有全人类终极意义上的特殊性｡许多人都在说,中国文化独创了许多东西,比如,“己之不欲,勿施于人”､“以人为本”等等,其实,这些原则在人类别的文明中也提出过,并不是我们的独创｡另外,像“和平”､“科学”､“和谐”､“平衡”､“与时俱进”这些概念,也一直是全人类的智者所共同坚持的,我们常常会赋予它们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含义,但不宜在文化意义上说成是中国文化的独创独有｡
反过来,我们又常常有一个误会,把许多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看成是西方文化,而一说西方文化又立即产生民族主义的防范心理｡结果,明明置身在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之中,却偏说民族主义的话语,硬把自己降低了,又被别人陌生化了｡
余秋雨认为:既然文化在至高精神价值上承认人类共通,那么,在具体呈现形态上则要承认差异互赏｡在这两方面,我们常常搞颠倒了,一方面对可以共通的精神价值心存疑虑,另一方面又对不可能趋同的文化形态进行着趋同式的误导｡例如,常见这样的报道和评论:“京剧征服了世界!”､“美国好莱坞和日本动漫争夺中国青年”,等等,把文化形态的问题上升为国家化､民族化的统一思维,幻想着文化形态上你死我活的冲突｡
文化在呈现形态上,以差异为第一特征,以差异间的互相欣赏为第二特征｡李白和杜甫是好朋友,但是如果他们因为友情而产生了写作上的趋同,则是唐代文化的悲剧,幸好没有发生｡这还只是在说一个民族的一个朝代,如果把事情扩大到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文明背景的文化之间,差异就更重要了｡
我们在外交上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叫“求同存异”,但在文化形态上不能随便地搬用此概念,因为在那里最怕“求同”｡好莱坞“征服”不了世界,发行量并不是“征服”的证据｡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他们没有自己的电影业,看的全是好莱坞,连当时的伊拉克都是这样,但说到底,他们根本没有成为美国文化的俘虏｡正如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所说,难道吃牛羊肉就会变成牛羊?同样的道理,京剧也不会征服世界,《
红楼梦》也不会征服世界｡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从经济发展中作出这种奇怪判断的,但在文化上我敢肯定:不会｡如果哪一天,南非､冰岛､拉丁美洲的学校中都被迫响起了背诵楚辞和唐诗的琅琅书声,那么,屈原和李白在天之灵也会痛哭失声｡因为这对中国文化来说,也绝非吉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征服亚洲而半途夭折,反而造成希腊文明衰落的教训,便是例证｡
文化以差异并存为美,以消除差异为丑｡文化上的差异,绝大多数构不成冲突,正如我心中的欧几里德､黑格尔､康德,遇到我心中的孔子､苏东坡､王阳明,是互相欣赏､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冲突､互相取消｡小小的灵魂能这样,大大的世界为什么不能这样?因此,我不赞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赞成南非大主教图图所说的那句话:我们为差异而欣喜｡
在当今世界,中国文化在传播中要做的,不应该再频频发布强加于人的信号,而应该崇尚文化差异,并从中争取中国文化的话语权｡
余秋雨指出:还有一个观念性障碍,是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长期身处其中,哪会不知道中国文化?因此产生了一种目空一切的文化自傲,还把别人的文化反思批判成了文化自卑｡其实,中国的古人言谈,并不等于中国的文化实践;中国的文化历史,并不等于今天的文化实力;中国的文化优势,并不能掩盖它的严重缺憾,而身处文化之中,更不等于获得了文化自觉｡这就像我们天天呼吸,却并不一定熟知自己的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更不一定熟知城市的空气质量｡
中国文化在今天正处于重新选择､自主创新的关口之上,而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对话和融合,正是中国文化选择和创新的重要契机｡
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把经济放在前面,把文化放在后面,这是一个聪明而又无奈的设计｡没有想到的是,经济大发展所产生的震荡需要由文化来平衡,尚未转型的文化却成了大家索求的对象,于是文化更加变得怪异｡把大话､空话当作文化话语,把伪饰､琐碎当作文化格调,把嫉恨､互伤当作文化行为,出现了“处处是文化却找不到文化”的现象｡
我诚恳地希望,从事对外文化交流的人,一方面,需要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要以国际坐标来筛选和重组中国文化｡要直率地告诉国内,国际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许多文艺演出在国外的所谓“轰动”,主要是那些在国外的中国新移民一解乡愁罢了｡国际间并没有多少人痴迷着中国的儒家､兵法､武打､变脸､权谋或唐装｡中国文化必须找到在现代世界堂皇存身的支点,既不是经济支点,也不是地理支点,而是文化本身的支点｡这就需要不少醇静的中外文化学者一起来深思切磋,然后逐渐普及,再在普及中不断调整｡现在离目标还相距甚远｡
最后,余秋雨说:文化交流主要通过感性形象来实现｡文化交流的结果,是普通人对某种文化的自然喜爱和寻常好感,既不是国家话语,也不是概念话语｡形象大于思维,感性大于概念,行为大于口号｡最近几年不少官员和文人越来越喜欢用一大堆朗朗上口的成语､古话､形容词､排比句来描述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其中不少概念翻译成外语后,很难让别人搞明白其中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变成一种捉摸不透的“语言流”和“概念团”,成了文化交流的又一个障碍｡
我记得,德国诗人歌德对中国人情感方式的惊喜发现,是通过中国古代一部三流小说《风月好逑传》,而不是通过他早年就读过的《
论语》和其它中国经典｡其实,我们对德国文化的感受,也不是通过什么官方话语,而是通过歌德､贝多芬､巴赫｡
在当代传媒间,连篇累牍的概念式话语,常常比不过一张照片的反作用,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此外,概念式话语由概念式人物说出来,更难感动普通人｡政府官员､发言人固然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物,但他们的职务带有一定的概念性,人们更容易想到他们的职务所包含的背景,因此比不上街头的随意采访更有说服力｡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文化交流也必须选择真正具有国际说服力的感性形象｡一个泰戈尔,就让印度文化纳入了西方主流文化｡一个海明威,让欧洲文化接受了美国文化｡在中国古代,玄奘､鉴真､朱舜水､利玛窦､汤若望､徐光启,都是这样的文化桥梁人物｡在中国近代,胡适､赵元任､林语堂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物,可惜兵荒马乱间都不得不中断了文化纽带的作用｡现在中国的姚明､郎朗和几位具有国际号召力的电影演员,倒是实实在在起到了积极的文化纽带作用｡我相信,在今后,文化交流主要不是以国家话语､行政活动的方式,而是以有魅力的桥梁式人物为中心来开展的｡这种桥梁式人物,可能是艺术家､运动员､学者､慈善家､宗教家,但大多不会是官员｡对此,我们要期待,要发现,要守护｡
(王小文)
“自然生活与思想”写作征文评奖揭晓
旨在提倡和推广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促进自然和谐生活,由天涯杂志社､《深圳商报》社和“自然之友”等共同发起的“自然生活与思想”写作征文自2005年6月举行以来,收到各类应征文章总计620多篇,部分文章先后在《天涯》杂志､《深圳商报》､《人与自然》杂志､《自然之友通讯》及天涯社区网站､“自然之友”网站刊出,现由组委会组织的评委会评选,选出以下文章获得各类奖项:
荣誉奖:
韩少功《山居心情》
于光远《“天然的自然”与“社会的自然”》
自然写作奖:
吴蓓《一个人的战斗》
汪永晨《与怒江的三次亲密接触》
和谷李?《你好吗,渭河》
优秀奖:
鲍尔吉•原野《草木精神》
王族《动物的唯美》
王银刚 《蘑菇圈》等
吴军 《密林散记》系列
梦亦非《动物为什么要过马路》
杨献平《巴丹吉林的个人地理》
柴尔红《环境调查报告》
(于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