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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案搞了半年，也就不了了之，之后就将我调到一个叫水口的信用社工作。水口是我们那县的南乡，顾名思义，是个水很多的地方。水口对我之印象，就是甲鱼。我们这个信用社，是个上头的联系点，地区的一些领导——也不是什么领导，也就是科长什么的，但那时的科长，对于我无疑已是很大的领导——隔三岔五就来检查或是收集资料，这时我们信用社的主任，就请他去吃甲鱼，我因是单身汉，有时就被主任拽着陪客，虽吃不到老鳖盖子，但鳖肉总是能弄到几块的，虽说鳖肉并不好吃，但也是个待遇，因此我嘴上的油总是比别个人多一些，也多了一些自豪感——今天中午我吃老鳖了，你吃了吗？
       我们信用社大约有十个人，主任姓许，胖胖的，脑袋特别大特别圆，四十多岁了，像个娃娃。还有两个女孩，是县里招工分过来的。高个子的姓张，我记得一笑牙龈就全看见了；另一个姑娘姓章，叫章蓓，我之所以至今还记得到名字，是因为这个“蓓”字我原来不认识，是通过章蓓认识这个字的。章蓓个子适中，长得好看。我好像特别喜好看她，可是心虚得很，像是做贼。因此说是看，其实也就是一个感觉，看没看清楚，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你也有过十八九岁二十岁的年纪，你难道没有同感吗？她们俩一个做会计，一个记账员。我到水口的时候，她们已经先到那里工作了，因此她们就显得比我活络一些——也只不过是人熟一些罢了。我去了之后搞稽核员。也就是例行的到下面信用站去查查账什么的。信用社房子紧张，去了之后倒是给我分了个房子，可房顶上全是洞，光线纠缠着一大团一大团的射进来，根本不能住人，因此许主任说，你一个人，小青年，你就守库吧。一个月还有几块钱的补助费。
       他的一句话，我就睡到库房里去了，一睡就是半年。
       我那时候已经有一整箱书了。说是整箱，是因为我把书放在一只从食品站要来的鸡蛋箱里，是一整箱。我就把书放在房里的一个淋不着雨的墙角，带几本常看的和一个笔记本到库房，从事简单的文学活动。
       库房是这样的。一大间房子，隔成两半，里面加固了，就是金库，放两只保险柜，外面是沉重的大铁门，我睡在外间，一张床，一个床头柜。有一杆长枪，白天入库，放在金库里，晚上取出来，放在我的床头。其实我一枪没放过，也不会打枪，要是坏人来了，我真是死定了。不过那个时候坏人少，人们的警惕性也就差些。
       我不下去查账，也没有多少事情。白天就看住小张小章办业务，小章活泼些，说许多话，说的什么，我现在记不清了，小张老实些，可能是个子高的缘故，她在县里好像已谈了对象，每个星期天回去会男朋友。黄昏时银行要扎账，我有时就帮她们弄账，打打总账，或整理整理分户账。我给小张弄得多，给小章弄得少，其实我想跟小章弄，可是我不大敢看她，又如何去弄呢？小章可能也知道我不大敢看她，也不好意思多要我弄。有时我中午被主任弄去喝酒，虽吃了些老鳖，可酒有时喝大了，回来我就呆在库房里睡觉（偶尔也吐一库房，把库房弄得气味难闻，小张小章就不肯进去了）。许主任有时过来看看，摇摇他的大脑袋，走了。
       小章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对我印象不好的。原来虽然我不大敢看她，但我凭直觉，她对我印象是好的，否则也不会我不大敢看她，她如果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在乎，我能如此吗？小章原来有点在乎，也是看我呆头呆脑的，会大声朗诵郭沫若的诗。后来我的一些举动更不堪了。许主任终于发现我的脑子有些“病”，小张小章也就看我是滑稽了。那一天逢集，我们信用社门口也聚集了不少人。对于一个小镇，逢集就如过年，热闹极了，卖什么的都有，卖老鼠药的，打把式卖艺的。我在门口看那打把式卖艺的，听口音极像我老家县里人。他玩的是硬气功，说没两下子其实还是有两下子的。打个赤膊，胸口拍得通红，先玩一气功，把一个乡下老汉后背搞得血红，之后开始卖药，咦！你别说，效果不错，买的人还挺多。中午散场，我好奇地走上去打听，果然是我老家的，还认识我们共同的熟人，那个时候我没出过太远的门，这小镇离我老家实际上也就是百十公里，可我已激动得不行，他乡遇故里，我不知脑子哪根神经出了问题，非要请他们吃饭不可，他们虽卖了一些钱，可打把式卖艺，毕竟是混穷的，也乐得高兴。我们一行人就下了饭店。镇上的事，不一会儿全镇的人都知道了。说银行（镇上人叫信用社一律为银行）的干部请混穷的打把式的人吃饭。我本来的意思是自己义气，请老家的人吃饭。可别人不这么理解：之间又不认识，身份（银行的人在镇上是很受人尊重的，算是有身份的人了）又不同，这吃的哪门子饭？有人对小章说，你们银行的那个谁在请一帮混穷的吃饭。听说小章理都没理那人，鼻子哼一下，扭头就走了。我们喝了几瓶啤酒（那时啤酒在镇上刚有得卖不久），我便红头涨脑的回到信用社，许主任刚好在，见到我就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一句话没说，大头一摇，走了。出了门，我好像听到一句“脑子有病”，可我没听清，但我的酒确乎已醒了一半，我知道自己图一时高兴，破费了银子不说，还给别人看成是怪异之人。
       果然后来的情形有了些变化。先是许主任带我吃饭的次数减少了。比如原来一个月带我五次，现在好像只有两三次；之后是小章见到我开始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在乎了，这起码说明我和小章之间的关系有些松动了。一个女孩子她要是喜欢上一个男人，她会在这个男人面前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在乎吗？老鳖少吃两块我倒不在乎，不邀我去，我还少喝酒呢，可是小章对我“松动”，我心里很是空空的，觉得一种“感觉”没有了。那种感觉很美好。我因此觉得少了什么东西，很是失落了一阵子。
       晚上我睡在库房里，有时心里空空的，就有些想家了。又正值十八九岁二十岁的年纪，有时小和尚翘翘的，我抱着一杆长枪，听外面的风声、雨声、秋虫的鸣叫声。如若是雷电交闪的夏夜，我失眠的话，我就大声诵读郭沫若的诗：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要我这黑奴底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
       后来我知道，那种心里空空的感觉，是一种初恋的苗头。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后来又发生一件事，证明我是彻底“脑子坏了”。那天逢大集，镇上挤得水泄不通，我也喜好热闹，就蹲在信用社的大门外，边抽烟，边看热闹。也是到了黄昏，是小张小章扎账的时候。我因小章已“大大咧咧”了，已很久没帮她们扎账了。无所事事，就到门口来看热闹。这时过来一个老年乞丐。大夏天的，穿着厚厚的黑棉袄，棉袄似乎已有一千多年没洗了，油得基本同抹布差不多，蓬头垢面，头发似乎也有一千多年没洗过。这个老乞丐虽然“一千多年没洗头”，可他精神却是出奇的好。他打着一副快板，边唱边乞讨。我给过他五分钱，他就边打快板边给我唱：
       奴家今年才十六，
       嫁个丈夫六十多，
       六月给他掌扇子，
       腊月给他焐被窝，
       ……
       这个老乞丐肯定是乡下的，口音很重。他唱的许多话，我根本听不清楚。于是我又给了他五分钱，让他再给我唱。我好像见郭沫若说过，民间的文学对诗歌创作极有营养，我便想把老乞丐唱的都记下来。这才是“人民性”的，也更“文学”。于是我就用五分钱哄着他，让他一句一句给我唱，可在大门外，又不能掏出笔来记。我脑子又不是很好，于是我就偷偷跟他说，让他下班之后到我房间去唱，教我，我就请他吃晚饭。
       终于下班了，我偷偷将他带到库房里，关上门，给他“团结”烟抽，让他给我一句一句讲，我便一句一句地记。
       姐家门前一棵柳，
       柳树底下扣条牛，
       问姐为何对牛望，
       “我小郎何时来牵牛”。
       姐家屋后一棵槐，
       槐树底下等郎来，
       想问郎媒何时到，
       见郎脸红口难开。
       ……
       后来不知为何，许主任来了。他一头冲进库房，吓我一跳。可我见到许主任的大脸已给气得彻底白了，他大脑门子上还有几颗汗珠，连汗珠都是白的，可见气得不轻。他抖着雪白的胖手，指着我：你，你，你简直无法无天，你，你怎么能把这，这……样的人带到库房里来……我，我真想把你给，给开除了……
       我并不怕他。我知道他开除不了我，县里才能开除我呢，可我见把他气成那样，有些于心不忍。我赶紧打发了那个蓬头垢面的老乞丐，一言不发，表示了我的姿态。可我心里还有些不服，他一个乞丐，难道还会抢我们银行的金库？何况我们的金库又是那么的牢固，我手里还有一杆长枪。最让我不服的，他还说要开除我，妈的，我又没犯错误，只是爱好文学，把个乞丐带进了库房，学了几首莲花落，又错了多少呢？
       可第二天全镇的人都知道了。知道我把一个乞丐带进了银行的金库。小张小章见到我都用一种怪怪的眼神看着我，仿佛我是一个怪物。特别是小章的眼睛，看我时白的多黑的少，像一只死鱼的眼睛。从此我知道我全完了，一点戏也没有了。我走在小镇的街上，一街人指指戳戳，我甚至听到有人好像说“就这个人……他串通一个老乞丐……谋划……企图抢……金库……”
       之后有半个多月，我不敢出信用社的大门，偶尔出去买包烟，见到夏日这个叫水口的小镇，明亮的街道，可在我眼里似乎就是黑色的，夏日里那一镇的昆虫的鸣叫，在我耳里，是嗡嗡的声音，几乎就是耳鸣了。
       可后来我还是调走了。这个许主任，给县里汇报，坚决不要我了，县里只得把我又调到一个叫半塔的镇，在那个镇的信用社里，我又当了个出纳员。
       这个主任多年之后听说犯了错误，是贪污类的。该！还要开除我。你素质那么差，脑袋那么圆，还贪污，该开除的是你，我都成了作家了！
       刮鱼鳞的小姑娘
       这个小姑娘在这里刮鱼鳞已有些日子了。我每天到小区菜场买菜，走过水鲜摊位时都遇见她在那里埋头刮着鱼鳞，或者在杀鳝鱼。她引起我注意的是因为她的脸、脸上的表情和手上娴熟动作有着极大的反差。那是一张十三四岁的女孩的脸，尽管她脸上的表情漠然似一个成人，可那毫无疑问还是一张孩子的脸，而她手上对付鱼的动作却又让我惊奇，特别是杀鳝鱼的动作，其熟练是成人也难以达到的。
       我有几次忍不住停下脚步在那里看。她动作的娴熟可称为艺术，可她那张还充满稚气的脸，又使我有一种不安。其实我也是不忍心打搅她的，我知道她发现了有人在长时间地注意她，可她并不为怪。最让我不安的，是她脸上漠然的表情。我敢肯定，我所观察到的漠然是准确的。她的脸上，没有像她这个年龄女孩的羞涩，也没有十三四岁小姑娘脸上常有的那种自负。
       她脸上的表情像个成人。我有些微微的心酸。
       我不知道她的来历，我也无权调查她的身份。她为什么不去读书？她肯定只有十三四岁，或许还没有！我也曾作过自己的推断和猜测：卖鱼妇女的女儿？可那个妇女对她的态度，却分明不像。卖鱼收入不低，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女儿读书？郊区长丰乡下的孩子？南郊舒城山里的孩子？她的母亲不在了？是个孤儿？大概如此……唉，还是不得而知。
       劳动其实是并不可怕的。劳动还光荣呢！正如我勤劳的母亲所说“忙是忙不死人的”。可她在那样的冬天，穿着一件薄薄的红棉袄，棉袄袖子因长时间的洗鱼倒水已湿透了。这是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姑娘，只是脸上的鼻子有点塌。她的手因长时间在水里浸泡，显得又红又胖，一颗一颗手指像胡萝卜一样，上半截粗大下半截又尖尖的，仿佛僵硬得很。她始终不说一句话，沉默着，熟练地忙碌着，刮鳞、抠鳃、剖腹、取内脏、洗净。她机械地重复着这些单调的动作，看不出她从这种劳动中能得到什么乐趣，也看不到她脸上有什么痛苦和厌恶。她就这样默默地、迅速地从事着这种成人的劳动，她表情举止中，已看不出她这样年龄的女孩子的胆怯、娇柔，甚至没有了懵懂。
       我也有一个女儿，同她一样，也只十三四岁，在菜场对面的小学读六年级。我的女儿同城里所有的独生子女一样，吃零食，看电视，看童话，爱新衣服，爱小动物，房间里挂满了奇奇怪怪的小兽物，床上桌上到处是布娃娃和卡通书。有时在街上，见到别人牵着小狗小猫散步，就要去拍拍抱抱，做它们的妈妈。在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别说是刮鱼鳞杀鱼（自己切个香瓜也不会），就是见到一只蛾子飞过来，也要大惊失色地尖叫：“蛾子，蛾子。”
       这又何止是我的孩子呢？城里的小孩哪一家不是如此。
       我对我的小孩讲：“你看看你多幸福，人家跟你一般大，已出来打工了。”可是我的孩子并不买我的账，歪着头自负地说，你要不让我读书，雇用童工，我到法院告你！
       我因工作关系，经常出差。有一回出差了十来天，回来到菜场买菜，见她换了人家。原来刮鱼鳞的那妇女换了个男人；而她，又到了另一个妇女的鱼摊去刮鱼鳞了。这样我更坚信她是被雇来的。出于好奇，我便故意去买她的鱼，想多了解一点这个女孩的情况。我走过去，要了一条鲤鱼，摊主称完后，丢给她去杀。她努力压住那鱼的头鳃，可这两斤多重的家伙，劲大得很。可小姑娘还是两面一翻，将其鳞片刮净。在她整治这条活物时，我问她：小姑娘，你多大了？她并不理睬，只是埋头在那儿动作。我又问：你家在哪里？她警惕地望了我一眼，仍不说话，仿佛是个哑巴。我疑心是有成人逼迫了她什么，她才如此沉默。没办法，我算自讨没趣，从此不再吱声。
       有一天我早晨起来迟了，大约近十一点才去了菜场。菜场里这时人很少了，显得比平时冷清了许多。我经过水鲜区时，见她正和另一个半大的男孩在说话。我故意走到他们的后面，我就听她对那个男孩说：“我不敢跟动物的眼睛对视，有一次我同一只猫的眼睛对视了一会儿，吓死我了。”说完她抿嘴一笑，顽皮的样子，那塌鼻子自然地塌了下去，露出了整齐洁白的牙齿。嘿，那模样还是个孩子！她这一笑，不禁使我的心里一亮。
       我们这个小区是依山而筑的，墙角、路边植了许多的树木和花草，春天有时金银花、紫荆花开得到处都是，菜场对面的墙角有一丛连翘开得特别好看，小区里的孩子便经常在学校门口跳皮筋，她们边跳边唱：“金苹果，银苹果，上下左右，好孩子好孩子夸夸夸，坏孩子坏孩子打嘴巴，炒萝卜炒萝卜，切切切，包饺子包饺子，捏捏捏，一二三，切三段，四五六，按电钮……”有时有不懂事的孩子，说到“坏孩子坏孩子打嘴巴”时，有意用眼睛斜着她，虽然不经意间，我感到，凭女孩子天性的敏感，她是能感觉到的。可她脸上总是漠然的，默默地忙活着。我想她也许眼睛里已没有了花朵，她梦里也没有了童话，没有了花裙子。甚至她连梦也没有了。她一天下来要刮多少鱼？又要洗多少杂物？她梦里也许就是满地的鱼们的明晃晃的鳞片子了。
       又过了一些日子，我知道了她的名字叫小玲，因为有一回，我听到摊主叫她说：“小玲，把黄鳝杀一下”，“小玲，快一点”。也是那天午后，我竟然在小区超市里遇见了她。她穿了一件花格子的衫子，头梳得整整齐齐，扎了两个羊角辫，光光的，很是好看。只是她在那桂圆精架子上挑来挑去的手，依然通红且粗大着，很似一双橡胶的假手。她见到我，并不认识的样子。过一会儿，她挑了两盒桂圆精，交了钱，走出来后径直走到超市边一个假山的边上，我见一个男人，正拄着双拐站在那里。她疾步走过去，将手中的桂圆精递了过去，又说了些什么，那男人便拄着双拐，一拐一拐的走了。
       然第二天，在菜场上，我依然见到她在鱼摊上忙活着。刮鳞、抠鳃、剖腹、取内脏、洗净。她脸上依然漠然着，机械地重复着这些单调的工作。我见她脸上那副极似成人的表情，时时感到内心的揪紧，一丝说不出的滋味漾过心尖……
       然而日子就这么重复着，走过春天，仿佛春天只是一闪，天便开始热了起来。天虽热了，可人们并不觉得，依然各自忙活着。
       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个客人，很早我就来到菜场。本来想在她的摊位多买些鱼和鳝，可是那四五个鱼摊前就是没有她的身影。第二天，我去买菜，仍然不见她的出现，那天买完菜，我已走了出去，可还是忍不住，又折了回来，我问那位摊主：“那刮鱼鳞的小姑娘呢？”摊主正在自己忙着，头也不抬，对我的问话，并不理睬。
       但另外两个摊主的聊天我却听到了：不小心……手指有一次不小心……给刀划破了，没有及时去治疗……手指肿得老大老大，感染了……还不知……保得住……无需再说，摊主铁青的脸色，已经告诉了一切。
       之后我又去买菜，不自觉的，我总要瞄一眼卖鱼的摊位，可是一个月、两个月、半年过去了，这个小姑娘再也没有出现。
       随着日子的消蚀，我慢慢将她给忘了。可有时去到菜场，又不免想起她来。那漠然的表情，那塌塌的小鼻子以及那偶尔一露的抿笑……
       东园，或者清溪
       我在泾县的月亮湾一个叫东园的小村子住了一宿，那是怎样的山水，怎样的月夜啊。
       我们一行斜披着夕阳进村，那是一场山雨后的夕阳。艳艳的，温暖的。
       村口的索桥斜斜的过来，我们走在上面，像踩着云朵，又像荡着一个巨大的秋千。心马上就热腾腾的。索桥下的溪水发出巨响，浪花砸在凌厉的石上，一朵一朵白色的花怒放开来。孩子们三五成群，光着身子在溪水中扑腾，扑腾，一阵一阵的笑声，嚷嚷声递上来。
       过了索桥也就是村子了。一番古旧的样子。沉旧的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马头墙，一户一户散散的落着，曲曲的石板路连接着，指引着，石门石阶，门口零乱的什件，——两根随随便便交叉的竹竿支撑的衣架，从袖管套进去的晾晒的衣物。门口的空坪，种着各色的菜蔬，蚕豆花、开着鲜红花朵的凤仙花、栀子花。野蒿草、狗尾巴草，开着各色小花的野菊。一户人家，老两口坐在门口吃晚饭，四只鸡，三只鸭围着他们。门大敞着，一副门联斑驳迷离：
       油滴一点香
       勺炒五味鲜
       有狗跑来跑去，鸡唧唧足足地散步，猪摇着尾巴，一副老油条的样子。有一只大胖子母猪，散散地走着，不急不忙，哼叽叽，像村里的老干部。有一只顽皮的小狗，少年不知愁滋味，跟在后面不断地咬它爹的尾巴，老爷子不管不问，倏忽一下，可能是惹急了，也许是咬疼了，那老家伙忽然扭过身来，一下子与小家伙对视起来，小家伙也不示弱，也摆了个pose，老家伙终于绷不住，笑了起来，又自管哼哼叽叽地，背着手散散地走着。
       我们住在一户姓李的人家。大人叫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倒是有个十四五的小妞，像一截一截生长着的芝麻，开着白色的喇叭一样的花，婷婷袅袅，她的名字叫作李苗，和庄稼一样朴实。她穿着碎花的裙子，塑料的凉鞋，好奇地打量着我们，并不多言，一副安闲若定的样子。
       溪水是我们心惊肉跳的。那沿岸的树、岩，倒映在水里，不知是水的碧，还是树和岩的碧。水中的各色游动的鱼，仿佛浮在空气中。我们汇入那一群嬉戏的孩子。那碧的水，润润的，圆融的，冲刷着我们，耳边满是溪的声响，白的云朵，碧的树，草，山，印在眼里。这怎能是我们的山水，这应是王麓台的山水，八大的山水，和沈周、沈石溪那野狗干的山水。
       暮色四围了过来，不知不觉地。山溪边的这一个小小的村寨沉寂了。一切都归于夜晚。鸡、猫、鸭子、清溪里的小鱼们；那远山的树，村寨边的芝麻，地里的苞谷，园里的茶，一切的一切，寂静，守恒，连溪滩边的各色卵石，都不再言语，静默着。星星集合着，该它们出场了，一颗，一颗，跳着出来，不一会儿，布满了半个天空。月亮像个大家闺秀，从容地，款款地，羞羞地走了出来，斜挂于天穹。该是下弦月吧？冰洁，疏朗，沉静。她默默地把清辉撒下来，溪滩上像披上一层轻纱。
       我们倦懒地睡在了那溪滩边乱叠的卵石上。那些有温度的滩石。真是静啊。溪水仿佛知道大地已经睡了，便比白天轻柔了许多，咕咕地流着。那远处山上的翠竹，摇动着柔曼的身子，在为溪水唱着催眠的歌曲。我们手枕在头下，眼睛里却全是繁星，那一跳一闪的北斗，七星，七星，有一颗星子真是顽皮，一会儿躲到了天幕的后面，一会儿又探出头来，和我们捉起了迷藏。我们用眼睛和那些星星说话，用身体和大地说话，而那安静的溪水，则带着我们的灵魂远行。
       那月亮轻移着，仿佛拉动着巨大的薄纱。
       鸡们是山寨起得最早的。它们已用过早餐，黑色的足上还带着露水。那一只花一样的母鸡，脚掌上还拖着青草。狗们也是山寨里起得最早的，它们已在那石板的村道上来来回回跑过几圈。有三五个还见面说了话。用鼻子互相抵一下，互致一下友好。那猫，那鸭子，那清溪里的鱼们，都起来了。那田里的庄稼，苞谷、芝麻、茶；那清溪中的竹筏，溪上的索桥，连溪滩上的石头都醒来了。村里的老人们也起来了。
       李苗也起来了。她像一截一截生长的芝麻，经过一夜，似乎又长高了。这个山村的少女，她梦一样的眼睛，清溪一般碧透的眼睛。她揉了揉，也醒了。
       山寨都醒了。这个皖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山寨，又开始了新的一天。
       山寨新的一天开始了。一切的一切都忙碌了起来。人们去溪边，去田边，去井边，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我们也将乘竹筏从月亮湾顺流而下，离开东园，告别这清溪。我们依然走过那铺着青石的村道。那些牲畜们，鸡、鸭、猫们，依然在房屋边，青石道上，蚕豆花旁悠闲地漫步。那个大胖子似的母猪，依然散散地走着，不急不忙，哼叽叽。而那个小家伙，那只顽皮的小狗，则拖着一副旧鱼网，在那里使劲地撕咬，一派天真烂漫。
       我们走过一户斑驳着老墙的人家，一个老奶奶正在陪着孙女做作业。那满头银丝下的慈祥，那伏在竹床子上一笔一划写着的孙女，皆印在古老的青石的石础之上。屋里的锅灶，挂着的篮，木制的水桶和缸，都静默着。那一户在门口吃晚饭的老夫妻，这时却在门前的空坪上结起了筏排。那四只鸡、三只鸭则各自忙着。那副斑驳迷离的门联却印在了崭新的日头下：
       油滴一点香
       勺炒五味鲜
       这个叫东园的小小村寨，它只是无数皖南村寨中最最平凡的一个。它既没有胡适上庄家的“日暮起居方养寿，家多伦乐乃长祥”般的高远，也没有龙川胡家的“漫研竹露裁唐句，细嚼梅花读汉书”的雅致，但它的朴素，凡实，还是深入了我们的心中。
       不能忘记你，东园，或者那清溪。
       天堂里没有垃圾
       我至今仍不知道她怎么称呼，甚至连姓什么也不知道。可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呢？当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去了另一个世界时，姓对于她，已没有了意义。
       她是我们家楼前收拾垃圾的一位年老妇人。
       老妇人在我们这里打扫垃圾已有一年多了。春夏秋冬，刮风起雾，雨天雪天，每天早中晚，她都准时在楼前收拾垃圾箱里的东西。我早晨推车上班的时候，正是她第一次清理垃圾的时候，因此每天我都能见到她在门口的垃圾箱里收拾。我见她努力地弓着身子，把大半个身体埋进垃圾筒里，往外拉着什么。有时一堆西瓜皮；有时一袋烂纸；偶尔地，她也能捡到一只酱油瓶，一个易拉罐。她像得到宝贝似的，小心翼翼地放进一只早已准备好的蛇皮袋中。老妇人好像眼睛不大好，深深地眍着，不断眨巴眨巴的，眼角似乎老不干净，有东西流出来。因此整个人显得很糟糕，我见走路的人都躲着她。特别是大夏天，垃圾筒里的西瓜皮招来苍蝇，一阵一阵的围着老太太飞舞，老太太用手挥挥，似不曾见，可那些走路的女孩妇人却是避让不及了。
       我们居住的这一个小区依山而筑，因此台阶很多，那一个一个的垃圾筒就摆在一层一层的台阶口，老妇人收拾完一个，便把垃圾车推到台阶边，然后背一只蛇皮袋吃力地弯着腰，爬那台阶。我见她那样子，像一只吃力爬坡的蜗牛。
       一个黄昏，我在门口的石杌上坐着看报。老太太又来收拾第三次垃圾了。我见垃圾箱里垃圾不是很多，她也不太忙。忽然很想同她聊聊。于是我先请教老人家高寿，她说，老了，今年六十了。我接着说，这么大年纪了，还不在家歇着，儿子能同意你出来吃苦吗？老太太叹了一口气，话匣子打开了。她告诉我说，老头子如今下岗在家，每月只有一百多元生活补贴，家里还有一个孙女儿，供她上学，没办法，才做了这份工作。我说，孙女儿还跟你过，儿子呢？她说，儿子离婚了，又娶了一个，后来的这个不要前一个的孩子，没办法，孩子可怜，就一直跟我们老两口过。孩子愿意跟着我们，你说我们能赶她走？我问她，除负责我们这片还有哪儿？她说，这才是一小块，大桥下面都是。她告诉我，她每天夜里三点钟就起床了，从大桥下开始扫，扫到六点多钟才能扫到我们住的这一片来。我问，一个月能不能拿到三百块钱。她说，哪儿，才二百多一点。
       从此我对老太太多了一份同情，每天上班时同她笑笑，算是打个招呼。
       有一次我在菜场买菜，竟巧遇见了她。因为平时见到的都是拉着垃圾车的她，今天突然见到挎着菜篮子的她，还有些不习惯。我见她同一个卖豆腐的男子在讨价还价，一副认真的样子。头上好像用水梳了一下，有点亮阔阔的。一时我有些感叹：人的生活，有时是难以猜测的。
       可天大的巧事还在后面呢！又过了好些时候，我的一位朋友从北京来，住在古井赛特大酒店。那天早晨，我过去陪朋友吃早餐。在古井的二十九层餐厅里，竟遇见她同一个小女孩也在那里吃早餐。那小女孩，约莫十来岁，扎两只小丫丫，一双圆圆的眼睛很有神，长着一只小塌鼻子，样子蛮可爱的。我猜想那肯定是她孙女。只见孩子在那儿吃，而老太太却不大动，不时孩子把勺子伸到老太太面前，让她吃一口。她就笑逐颜开张大嘴，一副乐陶陶的样子。我虽然心中奇怪：老太太居然舍得花六十八块钱一位到这样五星级的大酒店吃早餐？真是不可思议！我很想上前问个究竟，可又怕扫了老妇人的兴致，于是远远找了一个地方坐下，静静地看着她们吃。
       我哪舍得！还不是这孩子。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见到老妇人，我终于问了她。她先惊奇我怎么晓得，之后告诉我，是孩子十岁生日。这孩子的一个同学十岁生日是在这儿过的。孩子回家闹着也要来过。我们这样的人家，怎么能到那么高级的地方去，可是孩子不懂事，在同学面前要面子，也要去过一次。我找人打听了，说要六十八块钱，我和老头子合计合计，用我半个月的工资，带孩子去一次，人毕竟只有一个十岁，不能让孩子以后恨我们老两口。
       老妇人说这话时，语气中充满了自信和骄傲。我见老太太脸上有一丝红云，那老花的眍眼竟是亮亮的，深含着渴望和率真。我心中忽然非常感动，心里竟湿湿乎乎的。我心想，她虽然整天同垃圾打交道，可她的心，她的爱，同我们没有两样，她对下一代的爱是彻底的，无一丝功利主义色彩。她的手虽是粗糙的，可她的心是透明的，清澈的，柔软的。
       之后的日子，我只要同老妇人见面，总要说上几句，问问她孙女的学习情况。老妇人也笑呵呵的，精神似乎特别好。不知是哪一天，我早晨上班，见来收垃圾的换了一个老头，我心里一惊：老妇人怎么了？家里有事不来了？被站里辞了？生病了？一种不祥的念头跳上我的心头。我已走了过去，想想还是忍不住回来。我问老头，老同志，我们原来收垃圾的老太呢？
       唉！老头叹了一声，前天夜里发了急病，一口气没上来，死了。老头说完就去埋头掏垃圾去了。我却心头一沉，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苏北，作家，现居合肥。主要著作有散文集《灵狐》、《像鱼一样游弋的文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