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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将近午夜，办公室大门砰一声大开，然后听到一阵嗵嗵的脚步声走进来，左右两脚轻重不同，快慢有异。我知道又是公司大老板麦克·奥尼尔先生来了，而且他又已经喝了不少。
       这不是奥尼尔先生头一次半夜三更到办公室来，我才到公司上班几个月，已经碰见过三次，这是第四次。我赶紧弯腰把办公桌右手最底层的抽屉拉开，从里面取出一瓶没有开封的五粮液。
       “你好，派特！”奥尼尔先生向我的小格子走过来，大声招呼。
       我到美国念大学，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字叫作派特利克。这名字有个短称叫作派特，可大多都是叫女人用，我这么六尺高的汉子，让人叫派特，别人听了，还以为是个女人，实在不雅，可我什么话都没说。我刚懂事，母亲教的第一个生活道理，就是逆来顺受。母亲告诉我，反抗只能招来更多麻烦，像父亲，反抗了一下，便遭到没顶之灾，还害到我们子女后代。别说是大老板，就是个清洁工，有意污辱我，我也只有忍受。我微笑着直起身，看他走过来，说：“您好，奥尼尔先生！”
       “又加班吗？”他问。奥尼尔先生个子不很高，肉头肉脑，显得和蔼可亲，年纪轻轻，头发已秃，头皮发亮。他西装不整，领带歪斜，手舞足蹈，摇摇晃晃走来。
       我没有回答，半夜十一点，我还在办公室里，不加班干什么？可我什么也没说。我是外国人，到了美国才算念上大学，刚毕业就找到这么一份工作，实在不容易，所以我十分小心努力，几乎天天晚上加班，希望工作业绩出色，保住这个职位。
       “今天是什么酒？是不是很好？”奥尼尔先生望着我手里的酒瓶，笑着说。
       我把酒瓶递给他，说：“这叫五粮液，也是中国名酒。”
       奥尼尔先生拿过酒瓶，转了一转，说：“哼，方型酒瓶，很有意思。”
       两个月前，我头一次碰见奥尼尔先生半夜来办公室，他比今天醉得厉害，根本没有看见我还在那里加班，直接冲进顶头他自己的办公室，继续大喝。那时我虽然已经到公司上班三个月，可还从来没有跟大老板说过一句话。雇我这样一个小职员，都是公司人事部门面谈作决定，奥尼尔先生根本不过问。我赶紧把桌面文件纸张收拾干净，准备悄悄离去。我是中国人，知道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公司大老板就是虎，陪着他，好了没准升官发财，弄不好当时就得卷铺盖走路。我这样的，反正也升不了什么官，发不了什么财，只求保住饭碗，所以最好别琢磨伴君的捷径。
       “嘿，你——！”我刚关了桌上的电灯，提着公文包，走出我的小格子，就听见奥尼尔先生在他办公室里大叫。他办公室的门大敞着。
       他能看见我吗？我站住脚，转过身，朝后看看。我们公司占了这层楼东边一半，四周是一个挨一个的小办公室，各级经理们用，当中是一个大厅，用隔板隔成许许多多的小格子，我们这样的小职员，每人一个，坐在小格子里。大老板奥尼尔先生的办公室全是玻璃墙，可是不对着我这边的走道，并不能直接看见我的小格子。他怎么知道我要走？是叫我吗？我扬起头，隔着满大厅许许多多小格子隔板望望，全公司只有老板和我两个人在，除了我，他不可能叫任何别人。那么他看见我关灯，知道我要走，所以叫我。叫我干什么呢？我想不出来，他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嘿，你！过来一下。”奥尼尔先生又叫了一声。
       我把手里的公文包放回小格子的桌上，静静走过走道，转到奥尼尔先生的办公室门口，小声问：“请问，奥尼尔先生，您叫我做什么？”
       奥尼尔先生坐在自己巨型办公桌后面，摇摇晃晃，好像有点头重脚轻，那个宽大的皮座椅也难以支撑住他。他办公室里没有开灯，光线很暗，看不清他的脸，他一只手在脸上抹着，好像已经抹了好半天，还不放下来。办公桌上，旁边一个酒吧台上，都放了好几个酒瓶。
       见他不吭声，我又问：“奥尼尔先生，您叫我吗？”
       奥尼尔先生终于放下抹脸的手，转脸望着我，脑袋还是摇摇晃晃，问：“你那里有酒吗？”
       我没有马上回答，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办公室里不准喝酒，这是公司规矩，人事部的人面谈的时候早说过。可我不能太久不回答奥尼尔先生的问题，只好说：“您知道公司规定，办公室不准……”
       奥尼尔先生用力摇摇手，大叫：“滚他的蛋，公司规矩，我就喝，天天都喝。”
       我心想：当然了，你是大老板，愿意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可我要是犯一点错，早被开除了。奥尼尔先生接着喊：“半夜三更了，谁还管谁？去拿来，你在办公室熬这么久，不可能没有一点酒。”
       他这话没说错，我有酒，在我的公文包里，上班带来，下班带走，不放在办公桌里。倒不是因为我天天晚上加班，所以要喝酒，而是我有时候需要有酒麻醉一下神经，像所有感觉痛苦的人一样。
       我说：“您没说错，我有，可是中国酒，不知道您要不要喝？”
       他听了，好像清醒了几分钟，瞪着眼睛看我，才认出来原来我不是个美国人。然后他的脑袋又摇晃起来，说：“没关系，什么都行，只要是酒，我需要酒，很多很多酒。”
       我不说话，走回自己的小格子，从刚收好的公文包里取出酒瓶，那是一瓶汾酒，只剩六分之一了。
       “这是中国名酒，汾酒，至少有一千年历史了，您尝尝吧，很厉害的。”我走进奥尼尔先生的办公室，把酒瓶放到他的办公桌上。
       他拿起酒瓶，很好奇地看看商标上的中国字，然后拔开酒瓶盖，放到鼻子前闻闻，长长地啊了一声，说：“好香啊！”
       这是我预想得到的，汾酒闻起来就是特别香。
       奥尼尔先生举起酒瓶，一下子往自己面前的高脚酒杯里倒了半杯。
       我忙叫：“奥尼尔先生，慢一点。”
       他停下手，抬脸看着我，等我说话。
       我说：“中国白酒都是六十多度酒精，劲很大，不能当美国葡萄酒那么个喝法。我们中国人只用半两的小酒盅喝。”
       奥尼尔先生听了，便不再继续倒酒，放下酒瓶，然后拿起酒杯，小小喝了一口，嗝了一声。他肯定还是喝得猛了，显然汾酒的强力，有点出乎他意料。可他到底是喝惯酒的人，稳稳喉咙，闭上眼睛，很享受了几分钟，然后说：“好酒，好酒！”
       我能想象到，随着那口酒从他喉间流下，便把一股温暖留在他喉咙、胸膛和腹部，然后一层一层扩展开去，直到头脑和手指。
       “你不陪我喝一点吗？”奥尼尔先生睁开眼，看着我，说，“坐坐，陪我喝点。”
       我说：“不行，奥尼尔先生，我还要开车回家。”
       他又喝了一小口酒，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派特利克·吴，吴是我的姓。”
       他又问：“你是新来的吗？”
       我回答：“已经快四个月了，奥尼尔先生。”
       他问：“你在哪个部门？”
       我说：“我为格利斯先生工作，编写电脑程序软件，先生。”
       他说：“那你一直干到这么晚，更该陪我喝一点酒了。”
       可是用不着了，他本来已经半醉不醉，又不懂得中国酒的厉害，几口喝下去，已经全醉，还说着话，便软软地趴到办公桌上，立刻呼呼大睡起来。
       我从他桌上拿走我的酒瓶，帮他放下玻璃墙里边的落地窗，关好房门，然后回到我的小格子，提起公文包，径直回家。我料到像他那样的状况，脑子里早都糊涂一片，只要明早看不见我的酒瓶，就绝对不会记得今夜里发生的事情。
       却不想，我料错了。第二天早上九点钟，我刚走进办公室，在我的小格子里打开电脑，就听见桌上电话机响起铃来。
       “哈罗？”我拿起话筒问，想不出谁会给我往公司打电话，这个城里我没有朋友。
       电话里叫：“派特？是你吗？”
       我说：“我是派特利克·吴，请问你找哪一位？”
       “对，就找你，派特，”电话里的人说，“我是麦克·奥尼尔。”
       “大老板！”我吓了一跳，不由得站起来，竟用中文说了一句。
       他当然听不懂，对我说：“能不能请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我问：“马上吗？”
       他说：“对，马上。”
       “是，奥尼尔先生。”我放下电话，赶紧走出小格子，轻轻走到大老板的办公室。我不愿意别人看见我去大老板办公室，发现大老板跟我有过一面之交。
       门还紧闭着，窗也还关着，里面没有透出一点灯光，所以外面的人大概都以为大老板还没有来。我轻轻推开门，走进去。
       奥尼尔先生说：“关住门，不要开灯。”
       我照他的话做了，问：“奥尼尔先生，您叫我做什么？”
       奥尼尔先生显然是多年酒鬼，能喝，也会喝，昨夜醉成那样，今早居然清醒得跟平常人一样，他还是坐在办公桌后面，伸手递给我一张信用卡，说：“请你上街帮我买一件衬衫，一身西装，和一条领带。”
       我拿着那张公司信用卡，站着发愣，说：“我怎么会给您买东西？不知道您的尺寸。”
       他说：“实在对不起，刚才玛莉小姐打电话来，她今天有急事，不能来上班，所以只好麻烦你。”
       玛莉小姐是奥尼尔先生的私人行政秘书，整天坐在奥尼尔先生办公室外面，今天不来上班，难怪刚才走进来，没人挡我的路。
       奥尼尔先生又说：“我不想让公司里的人看出我昨晚喝酒，除了你不能找别人，而我必须换衣服。我是标准九号，也没有发胖，一切按标准九号买就行，我一定穿得了，实在麻烦你，谢谢。”
       我问：“如果格利斯先生问起来怎么办？我不在我的桌边工作。”
       “叫他来问我好了。”奥尼尔先生说，“你去吧，我先得洗个澡。”
       这就是当大老板的好处，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私人洗澡间。
       我从来不会买东西，出门上街，找到公司附近一家高级服装店，告诉店员我替大老板买衣服，由他们作主，买好几样东西，拿公司信用卡付账，不用问价钱。
       回到他办公室的时候，奥尼尔先生早已洗完了澡，换了内衣内裤（原来他办公室里存放了换洗的内衣内裤，只是没有成套西装衬衫），光着的大腿翘在办公桌上，正打电话。他看见我进去，并不停止讲话，只对我招招手，示意我把东西放到沙发上就行了。
       我照他的指示放下衣服，又把手里捏的公司信用卡放到他办公桌上，然后走出去，又关好门，回到自己小格子。
       过不久，我就听见大厅里响起奥尼尔先生的大喊大叫声。那很平常，天天如此。奥尼尔先生找哪个经理讲话，都不走进他们的办公室，而是站在门口，大喊大叫，好像为了杀一儆百，让全公司的人都听见。可是今天我听到他这样地盛气凌人，觉得有点不大自然。
       没等我站起身来看，奥尼尔先生早大步顺着我所在的这条走道走过来，一边大声讲着什么话，经过我的小格子，他只转头看我一眼，一停不停，好像昨夜什么都没发生，刚才也不是我给他买回来的衣服。别说，那身衣服穿在他身上，还挺合适，深颜色，双排扣，红领带，七百多美元呢，要是我自己，打死也不会买。可奥尼尔先生连问也没问一声，穿上就走，跟我们买了件汗衫一样。
       跟在他身后听他训的，居然就是我的顶头上司格利斯先生。我赶紧低下头，趴在桌上，好像专心工作。一天无事，下午我从电脑里接到一封电子邮件，奥尼尔先生写来的：“中国酒非常好，多准备些，下次我还要喝。”
       我想不来奥尼尔先生是怎么回事？一惊一乍，喜怒无常。也许有钱人都有点神经不健全，或者只有神经不正常的人，才可能奋不顾身，创业成功。我虽然天天晚上加班，那是不得已而为之，心知肚明，计划好了才那么干，干的时候一点也不快乐，连敬业乐业都谈不上，何谈创业，更难以成功，不过那感觉至少说明我绝对的神经正常。
       也许我神经太正常，想得太多，所以收到这封短信，也颇费了些思索。这是我头一次收到大老板亲自发给我一个人的私信，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还是那句话，伴君如伴虎，一句话说错就要杀头，想了半天，决定不置可否。酒呢？买两瓶预备着，信呢？不回。反正大老板日理万机，也记不得我这么个小喽这么一封信。
       一个多星期过去，我天天碰见大老板，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这才看出，奥尼尔先生白天晚上判若两人，白天永远精神抖擞，盛气凌人，见我理也不理，就像我根本不存在。那也难怪，哪个大老板愿意雇员看见自己失态露丑的模样，多丢人呀，他还怎么在雇员们面前保持老板的神气？这么想想，奥尼尔先生酒醉的第二天没有开除我，就算大仁大义，该让我感激不尽，我还有什么资格对他品头论足。
       我正渐渐安心下来，不再担心让大老板炒鱿鱼，继续过去几个月老习惯，准备无声无息过日子的时候，奥尼尔先生又一次半夜十一点钟跑到办公室来，又让我碰见。
       这一次他不像上次，来的时候没有喝醉一点，脚步很正常，爽爽快快走到我的小格子前，问我：“有中国酒吗？我让你准备一些的？”
       我站起来，说：“有，我准备了，是另一个牌子，也是中国名牌。我想，如果您喜欢喝中国酒，也许愿意多喝几种。”
       奥尼尔先生说：“都是一样的浓度吗？那好极了，这样我可以喝一点点就醉过去，不必像以前那样喝好几大瓶。”
       原来他喝酒，真的就是为了死醉。中国人都知道，人高兴的时候喝酒，绝不想喝醉，高兴的时候总想能多多享受，醉了还享受什么呢。想喝酒喝醉，只能是忧愁深重的人，不愿意继续忍受苦痛的熬煎，所以一醉方休。我实在想不出来，奥尼尔先生会有什么发愁的事？而且竟到借酒浇愁的地步。他事业成功，五年之间创办了这么大一间证券公司，雇员两百多，在纽约华尔街也叫得响。他很有钱，公司资金上亿，每天经营的证券交易更是几亿几十亿，而每一笔交易，不论客户赔赚，我们公司总有进项。他还年轻，才三十五岁，正是男性迷人的年头，《人物》杂志去年把他评为当年头十名最抢手的独身男子，一点不过分。可他居然会有那么大的忧愁，半夜三更睡不成觉，非想喝醉了事不可。“那么，今天的酒叫什么名字？”奥尼尔先生又问。
       我回答：“叫茅台，有人说是中国第一，我想，至少价钱是中国第一。”
       “那好极了，走吧，到我办公室，一起喝。”奥尼尔先生说着，忽然像变戏法一样，一只手从身后拿出两个袖珍小酒杯，说，“这个够小了吧，适合喝你们中国酒了吧？”
       这先生果然神经不正常，前一次他醉成那样，我说的短短一句话，他竟然还听清了，而且记得，有这么个脑子，怎会不成功？
       “合适，合适。”我回答。可那两个杯子，虽然尺寸小，还是高脚杯的形状，透明玻璃，怎么也不能跟我们中国人的小瓷酒盅比。嗨，将就了，美国人就不知道还能用别的什么容器喝酒。
       奥尼尔先生拿着两个小酒杯，我提着一瓶茅台，一起走进老板办公室。这一次他没有坐到办公桌后面去，跟我面对面坐在一圈沙发里，把酒杯放在当中的咖啡桌上。
       我把茅台酒瓶放下，说：“还没有开封。”
       奥尼尔先生一把抓起酒瓶，举在面前看了一阵，赞叹说：“是瓷瓶子，真特别，真特别。”然后很熟练地撕开封条，三下五除二，便打开瓶盖。那茅台酒，名不虚传，只一开瓶，酒香顷刻冒出，弥漫全屋，已经让人醉了。
       “好酒，好酒！”奥尼尔高兴得简直大喊起来。
       我连忙奔到门口，把房门关紧，在大老板屋里没关系，弄得整个公司大厅都是茅台酒香，明天早上人一来上班，会作何感想。等我回到座位上的时候，奥尼尔先生早给两个小杯倒满茅台，他以为在尽量少倒，我看了还是吓一跳，每杯里足有三两之多，中国人没有那么倒茅台酒的，可我不敢说什么，倒多少他说了算，喝多少可得我说了算，他横竖不能按着我脖子灌我，那太失大老板的身份，再说美国人也绝不会有蓄意灌醉人看笑话的心思。
       “因为中国白酒力大，空口喝酒太猛，太容易醉，”我拿起酒杯，却不喝，说，“所以通常中国人喝酒，总有一两碟小菜，像豆腐干、花生米、咸鸭蛋、猪头肉之类，叫作下酒菜，可以慢慢吃，慢慢喝，喝久一点，多喝一点，不过我没有想到今晚会碰见您，奥尼尔先生，所以没有准备，只好舍命陪君子，白嘴喝了。”
       “不必，不必，”奥尼尔先生摇手说着，放下酒杯，站起身，走到角落的酒吧台前，打开柜门，从里面取出一盘瓜果奶酪拼盘，又在酒吧旁边的小冰箱里取出一盘火腿鱼清水虾拼盘，一手一盘，拿着走过来，放到咖啡桌上，撕开上面包的玻璃纸，说：“这够了吧？”
       我说：“太够了，这么讲究。”
       “我这里什么都有，以后你饿了，只管到我这里来拿。”他说。
       是呀，说得轻巧，玛莉小姐也得肯让我进来呀。她一瞪眼，别说我，就是我的上司格利斯先生也会吓破胆。那是后话，我反正不会到大老板的办公室里来找吃的，何必多想。我举起酒杯，跟奥尼尔先生碰了一碰，小小抿了一口。
       “啊呀呀，真是好，真是好，”奥尼尔先生喝了一口，闭上两眼，经久地品味茅台酒下肚的美好感觉，赞叹不已。
       我放下酒杯，找不到刀叉之类，不敢动手吃小菜，也不敢站起来到酒吧边上去拿，这是大老板的办公室，谁敢乱走乱动。
       好一阵之后，奥尼尔先生总算放下酒杯，睁开眼来，喜笑颜开，用两个手指头，到拼盘里拎起两只冷虾，放进口里。原来他打算是这么个野蛮人吃法，我于是依样划葫芦，也用手指头拎块鱼，放进嘴里。
       “你经常喝酒吗？派特！”奥尼尔先生问。他又把我叫作派特，我很不乐意，可也没办法反驳，回答说：“不经常，只有特别难过的时候才喝一点。这瓶是专门给您买的，您上次写信给我，要我准备一些。”
       他又举杯喝了一口，然后说：“对，我说过，我喜欢中国酒。你还要多买一些，我给你一张公司卡，你去买酒。”
       我说：“买酒这么一点钱我还能花得起，用不着划公司的卡。”
       他没在乎我爱公司如家的好意表示，又喝了一口酒，那一杯就算光了，又提起酒瓶来倒。我估摸得到，他这么个喝法，三口一杯，一杯三两，他顶多三杯，就要躺倒。可我没说什么，我不知道该不该劝他少喝一点。反正我自己真要用酒烧焦神经的时候，如果有人劝我少喝，我会跟他拼命。那时候让我少喝，就是让我多受罪，我怎么会愿意。
       “你刚刚说，只有发愁的时候才喝酒？”他忽然问。
       我以为他根本没听见我讲过的话呢，可他居然一句没漏。我说：“是，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借酒浇愁愁更愁。”
       奥尼尔先生听我用英文解说这句中国古话，垂着头想了想，说：“是呀，是呀，借酒浇愁愁更愁，为什么还要借酒去浇呢？没有办法，痛苦一旦压进心头，无论如何解除不掉，没有办法。” 不知是借着点酒劲，还是两块鱼美的，我居然斗着胆子，开口问：“奥尼尔先生，您事业如此成功，财富如此多，怎么还会有什么痛苦？中国人的最高生活理想，要么是当大官，要么是赚大钱，别的什么都不算成功。所以让我们想，您这么成功的人，绝不再有忧愁，日日夜夜，只有快乐和幸福。”
       奥尼尔先生听我这样说，干脆举起杯，一口把大半杯酒都倒进嘴，一咕噜下去，太猛，呛了一下，略略咳了咳，然后放下酒杯，才看着我问：“是吗？你们这样认为吗？可是，财富算什么，事业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没多少价值，代替不了幸福，也并不能创造快乐。”
       我一边帮奥尼尔先生又斟满酒杯，一边说：“我想十亿中国人恐怕有一半以上，愿意跟您调换，享受您的财富，哪怕也同时承担您的痛苦。其实我想，就算过去您可能曾经有过什么不顺心的经历，一旦达到这样的成功，那些不顺心也就不算什么，都会烟消云散。权力和金钱，能够化解世上的一切苦难，当然包括人心里的忧愁。”
       奥尼尔先生摇摇头，说：“不对，完全不对。” 我不说话，也许像中国人爱说的那样：这山望着那山高。人总梦想那些还没到手的东西，为了得到它什么都不惜付出。等到了那山，又看见更高的山，就又有忧愁了。奥尼尔先生大概跟更大的富翁相比，觉得自己还不够成功，所以发愁。何必呢，知足者常乐，比上不足，比下可还有余，不就得了，安安生生过日子，发什么愁。我这么想着，觉得大老板那点子愁简直一钱不值，跟我心里的苦痛没法比。我懒得再理他，独自举起杯，默默喝了一口。
       “那么你又有什么心里的苦闷，要借酒浇愁呢？”奥尼尔先生忽然问。
       就好像他已经讲完了他心里的痛苦，现在该我讲了。其实他只发了一通外围议论，自己究竟有些什么痛苦，一个字也没说。那我有什么义务向他吐露，一个老美，没在中国生活过，无论如何理解不了我的痛苦。
       我说：“也没什么特别的，家里的一点事情而已，小的时候过得不顺心。”
       说了这么几句，我就停下，又举杯喝了一口，然后手指拎着，吃了几块火腿，几片菜花。
       奥尼尔先生虽然是我的大老板，到底是美国人，见我不说，也就不逼问，举起杯，说：“我也是小时候不顺心，所以现在痛苦不堪。来，为两个童年不幸的人，干杯。”
       我碰了杯，闭着眼，一口喝尽，满嘴苦味，胸膛火辣辣的烧，头昏目旋，飘飘欲仙。
       等我再睁开眼，奥尼尔先生已经仰在沙发背上，张开着嘴，呼呼大睡起来。他醉了，一连气喝了三大杯茅台，而且都是大口猛喝，自然该醉。我满打满算，才喝了一杯，想醉也还醉不了。
       我给自己又斟上一杯，手指头拎着不同的酒菜，拿出中国人的架式，慢慢独饮开来。我知道我不能在公司里喝醉，我不是大老板。可是既然尽力封闭的心灵打开了，忧愁与痛苦已经流淌出来，就止不住，我不能马上站起来走出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不，不能，我做不到。
       如果因此被炒鱿鱼，那也值了，就让他们炒吧。我这一辈子，总不能永远对人装孙子，卑躬屈膝。因为家里的那点不幸，我时时刻刻背负着无比沉重的压力。小学时候怕看老师的眼睛，怕看见同学的眼睛，好像每一对眼睛都在笑骂我。上了中学，我懂得不向同学透露家里的遭遇，于是一得一失，我从此像做贼一样的心虚，仍然怕看老师同学们的眼睛，好像每一对眼睛都在鄙视我。高中毕业以后，我不能上大学，也不能到工厂做工，只有到乡下去做个农工。我还是整天提心吊胆，怕看人家的眼睛。
       到美国来，是我的梦想，其实不是想图美国的富足和机会。从一懂事，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周围的人。长大以后懂得，我只有离开中国，才会感觉轻松。到哪里去，并不重要，哪怕去索马里。母亲明白我的心思，觉得让我受了二十年罪，心里过不去，便东拼西凑，弄了五万块钱，给我在外贸考察团买了个名字，我就跟着到了美国。
       美国还是好，进学校念书，找地方打工，在这公司找到正式工作，填多少表也没家庭出身这一条，不写父亲母亲干过什么工作，在哪个单位这些。美国个人是个人，谁也靠不着谁，谁也坏不了谁，我再用不着发太多愁了。理论上我都懂，可二十几年养成的心理变态，一天两天纠正不过来。越是觉得这份工作得来不易，想保住这个饭碗，心里的自卑感就越重，时时刻刻感觉一种被解雇的威胁。平时只要碰见人事部门的人，只想躲开，又用眼角余光盯着他们看，想看出他们用什么神色对待我。有时候他们瞟我一眼，我会吓出一身冷汗。那日子过的，可真叫痛苦，真叫悲哀，真叫可怜。
       可是我今天豁出去了。今晚我要敞开自己的感觉，哪怕明天卷铺盖走人，我总算活过三十年，到底有过一刻自由的时光，能够自由地感受自己的痛苦。慢慢喝着，吃着，我能感觉到酒劲上了头，晕乎乎的。我紧闭两眼，努力支撑着头，眼泪一股一股冒出眼角，顺面颊流下，冰冷冷的，从腮边滴落在胸口衣服上，啪答啪答响，听得一清二楚。
       我最后什么时候离开奥尼尔先生的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小格子，趴在办公桌上大睡，我一点也不知道。第二天早晨上班的人说说笑笑走进，我才醒来，赶紧跑进洗手间，洗脸刷牙。这不是我头一次在办公室里过夜，我的提包里总有牙刷牙膏。我没有狐臭，早上不洗澡身上也没味，撩点水洗洗头发，梳梳整齐就行了。我这种小职员，同一身衣服连穿两天无所谓，扯扯平整，不换也没关系。
       过了十几分钟，我回到办公室，隔着许多小格子隔板，朝大厅顶头大老板办公室望望。那面落地玻璃墙里面窗还垂着，遮得严严实实。奥尼尔先生的秘书玛莉小姐刚从门里走出来，紧皱眉头，在身后关紧屋门，拿起自己的外套和提包，匆匆朝公司门口走。
       我看着她走出公司，微微笑了一下。我知道她去干什么，我干过一次，给大老板买一身衣服，也许玛莉小姐经常做吧。
       “昨夜又没有回家去吗？”我才在自己的小格子里坐下，顶头上司格利斯先生就走过来，问我。
       我忙站起来，回答：“是，对不起。”
       格利斯先生摇摇手，说:“那有什么对不起的。”
       我说：“我的衣服不够整齐。”
       格利斯先生说：“那没有关系，只要你工作做得好。”
       我没说话，美国人喜欢自吹自擂，总爱说自己怎么怎么了不起，我做不到，中国人不论心里多么狂妄，外表讲究的是谦虚。而且我从小就知道自己不如人，习惯了缩头缩脑过日子。
       格利斯先生说：“上个月交给你的那个程序写完了吗？”
       “写是写完了，可是……”我吞吞吐吐地说。
       格利斯先生皱起眉头，催我：“可是什么？”我说：“我觉得有两处可以改一改，逻辑上讲会更通畅些。”
       格利斯先生提高了点声音，问：“你是说这个程序设计上有毛病？”
       我不敢再说话，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从不敢跟老师顶一句嘴，甚至不敢替自己争辩一句。
       “好吧，你把你的想法写出来，到我办公室，操作给我看。”格利斯先生说完，转身走了。
       我赶紧坐下来，打开电脑上我写的程序，检查起来。
       “弄好了没有？我等着呢。”过了半个多钟头，格利斯先生在电话上叫我。
       “就来了。”我答完，忙把自己创造的新程序印刷出来，又把这程序拷到一张光碟上，然后捧着这一堆，走到格利斯先生的办公室。
       我们不多说话，格利斯先生退离电脑桌，让我坐下操作。我把印出的新程序递给格利斯先生阅读着，然后把光碟放进他的电脑。
       “我先操作一遍原有的程序设计。”我说着，操作起来。
       运作一遍之后，我说：“现在我操作我自己的设计。”
       当然我的设计快得多。格利斯先生一手捂住嘴，两眼盯着电脑屏幕，好像在细细地想。
       “有什么可想的。”门口忽然响起一个声音，吓了我们两个一跳。跟很多电脑软件工程师一样，格利斯先生办公室里电脑桌背对门口。
       格利斯先生回头一看，马上站起身，说：“奥尼尔先生，您好。”
       不知大老板麦克·奥尼尔先生什么时候走来，看了我们多半天了。他穿着玛莉小姐给他新买的衣服，整整齐齐，精神抖擞，说：“既然这个新程序更好，就发展下去。给派特拨两个人做助理，把新程序完成。跟人事部说一下，我说的，给他升个级。”
       奥尼尔先生说完，就走开了。
       格利斯先生转回身，拍拍我的肩膀，说：“你交了好运气，才来不到半年，就升级涨薪水。好好干，前途无量。”
       我应承着，心里想，也许是我那瓶茅台起的作用吧。
       可这一来，我更得加夜班了。现在我不光得干自己的活儿，还得天天想着安排和检查两个助理的工作，我从小到大，只会让人管，从来没管过人，心里总怕怕的，而且我得保证自己创造的这个程序别出什么错。
       过了两个多星期，我的程序全部完成，交到品质管理部门去检验。刚巧那一晚，又碰到奥尼尔先生跑来办公室喝酒，那是两个月里的第三次了。
       十一点不到，奥尼尔先生就来了。他好像是冲进办公室来，大门撞得砰砰响。我吓了一跳，忙站起来，朝门口望，以为是武装抢劫。奥尼尔先生满脸怒气，大步朝自己办公室走着，一边大声叫：“派特，你在吗？”
       我回答：“在，奥尼尔先生。”
       “把你的中国酒拿来，我们喝。”他喊着，走进自己办公室的门。
       我赶紧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准备好的一瓶西凤酒，快步赶去。
       奥尼尔先生早从他的酒吧和冰箱里拿出两盘酒菜，一手端一盘，站在房间中间，见我走进去，便说：“今天我们到阳台上去喝，那里开阔些。”
       “是，奥尼尔先生。”我回答，看出大老板今天情绪特别不好，默默跟着他走去阳台。
       我们公司在这栋办公大楼的顶层，所以从大老板办公室可以直接走到楼顶阳台。已经算夏季了，天气很暖和，虽然外面夜很深，穿件衬衫也并不觉得凉。景色真美，黑色的夜空，把四周华尔街的大楼边缘都融解了，难以分辨，何处天上，何处人间。满天星斗，也与纽约无数的灯火连成一片。只是星斗闪动，显示出天上的神秘，而灯火呆板，表现着人间的丑陋。
       阳台上摆了两个圆铁桌，旁边放了几把铁椅，我们在一个桌边坐下，把酒瓶和酒菜都放在桌上。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我们好像很能够配合，奥尼尔先生动手开酒瓶，我则动手解开包裹盘子的玻璃纸。
       “这是什么酒？细细长长的瓶子，商标也很好看。”奥尼尔先生一边倒酒，一边说，可是声音不像前两次，没有多少惊喜和热情。
       我说：“这酒叫作西凤，也是中国有名的酒。”
       奥尼尔先生很快独自喝了一口，赞美了两句好酒，也就再不说什么。他今天特别沉闷，只顾默默地喝，而且老习惯，把西凤酒当作美国的葡萄酒，一口接一口，不就酒菜。
       “下次我买些中国的下酒菜，买只烧鸡，叉烧肉之类，好吃些。”我说。
       大老板点点头，说：“对，用公司的卡买，存在我的冰箱里。”
       他这样说着，又喝了一杯酒，还是没有吃酒菜。
       “奥尼尔先生，您这么个喝法，很快就会醉了。”我冲口而出，说完之后，自己吓了一跳，很紧张地看着他。从小到大，不论跟什么人在一起，我从来不主动跟人讲话。一方面我总觉得所有的人都看不起我，不会愿意跟我谈话，一方面只怕我一句话讲错，遭到杀身大祸。喝酒的人最恨别人说他会醉，我可偏偏说了这句忌讳的话。
       奥尼尔先生连头也没有抬，又喝了一口酒。
       我放了些心，至少他没有因为我说的话发脾气，也许他没听清。我的运气确实不错，碰上这么个大老板。
       “我只想快些喝醉。”奥尼尔先生忽然回答我的话，说，“我太痛苦了。”
       他说完了，不再出声，显然在等我问他什么，继续这个对话。可是我说不出话来，只好“哦，哦”了几声，表示听着他讲话，愿意继续。我从小到大很少有机会跟人谈话，更没有人会对我讲他们的心事，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跟人对话。现在这种情况下，我更不知道该对美国大老板说什么。
       不过这几声哦哦也就够了，奥尼尔先生说：“我的女朋友决定离开我。”
       我睁大眼睛，望着大老板。听说是我来到公司的前后，奥尼尔先生交上了一个女朋友，名叫缇佛尼。我不知道她干什么，当然也绝不会到处打听。我只见过她一次，两个多月前，有一次她来办公室找奥尼尔先生。无论如何，我想不出来，缇佛尼怎么居然会要离开我的大老板？简直不可能。
       “是的，你没听错，”奥尼尔先生说，“不是我们分手，不是我离开她，是她离开我。”
       我满肚子的疑问得到解答，觉得更不可思议。就凭她缇佛尼，有什么资格，敢离开奥尼尔先生这么一个大老板？她长得虽然有些魅力，却也并不算特别出众，不像是能迷住奥尼尔先生那样的漂亮。我想，凭奥尼尔先生的事业、财富和年龄，只要他愿意，美国小姐、全球小姐，好莱坞明星，找个愿意投怀送抱的美女，肯定不难。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都市里的姑娘，只要略有姿色，都能找个大款，当小蜜，包二奶，只要有钱。可这个美国姑娘缇佛尼，明明绑住了奥尼尔先生这个大款，却又要撒手离去，照中国人看，放着好日子不要，简直发疯。
       除非她自己是个更大的大款，家有亿万遗产，不是她傍奥尼尔先生，而是奥尼尔先生傍她。可我没法问这个问题，只能问：“你们两人怎么相识的呢？”
       “在飞机上。”奥尼尔先生说，“大概一年多以前吧，我去加州，回纽约的飞机上遇见她。”
       大老板出门，当然坐头等舱。缇佛尼能跟奥尼尔先生同座，就证实了我的猜测，她也是个大款，起码是某大公司年薪百万的高级主管。
       “她是航空小姐，服务很周到。”奥尼尔先生又补充一句。
       我的下巴差点脱臼，张大嘴，说不出话。一个年薪两万多的航空小姐，被身价上亿的奥尼尔先生相中，居然不稀罕，要离开他。又是个心理不健全的，她到底想什么？要什么？美国姑娘真难想象。
       奥尼尔先生好像在自言自语：“十五年了，我奋斗了十五年，只想完成我的梦想。眼看要成功，却又忽然粉碎。”
       “您的梦想就是跟缇佛尼要好吗？”我问，以为又是一个什么青梅竹马的故事。
       奥尼尔先生摇摇头，说：“哪里。十五年前我确定了生活道路∶大学毕业，找个工作，赚足钱，自己创办个公司，找个称心如意的女子，建立和睦家庭，生四个孩子。”
       我点点头，这是天下所有正常男人的生活梦想，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十五年前，奥尼尔先生刚二十岁。
       奥尼尔先生接着说：“前十年我还算成功吧，大学毕业了，在莱曼公司找到工作，又办自己的公司。后五年不算成功，公司是办得不坏，每年扩大，也赚钱，可一直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女子，更谈不上结婚成家。好不容易碰上缇佛尼，那是我三十几年所遇见的女子里最合心意的一个。无论我怎样努力，还是不成功，她到底离开了。唉，我这个人，没有女人会喜欢。”
       我差点冲口而出说：“只是您喜欢的那个女子不喜欢您，天下想跟您要好的女子大概成千上万，一听您有上亿身价，美女恐怕个个巴不得当时就跟您上床。天涯何处无芳草，您这样的条件，搁中国人身上，乐都乐不够，半夜乐醒睡不着，您还发愁，真叫吃饱了撑的，发愁解闷玩儿。”可我肚里翻腾一大堆话，嘴里一句也没说，只是看着他继续喝酒。
       奥尼尔先生忽然问我：“你有没有女朋友，出点什么主意吧，我怎么能讨得女子们的欢心？”
       这可把我问住了，什么也说不出来，这种事我真一点忙也帮不上。我三十一岁了，从来没交过一个女朋友，对于男女之间的感情，除了道听途说那点之外，根本没有任何亲身体验。不是我交不上，听一些人说，我留学美国，又在美国找到工作，定了居，要找个像点样的女孩子，回趟中国能收集一个团，任我挑。我不知道那说法是真是假，没试过，也没想试。有时候半晚上睡不着觉，躺着回想，从小到大，隐隐约约的，好像也有不少女生对我挺有好感，可我从来没想过要找个女朋友。
       奥尼尔先生打断我的沉思，问：“怎么不说话？你没有女朋友吗？”
       我摇摇头，喝了一口酒，说：“从来没交过一个。”
       奥尼尔先生说：“接受我的教训，不要再先干事业后找女友，只能耽误自己。看来还是要趁年轻，早下手，及时行乐才对。”
       我说：“倒也不是我事业心有多强，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会有什么事业，在中国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干成点什么事。我这么个人，能让我好好活着就不错了，还能怎么着。我不交女朋友，因为我从懂事开始就明白，我没有这个权力，我不能拖累人家黄花闺女，跟我受一辈子苦，我……”
       说到这里，我忽然打住，闭了嘴。这些话从小到大我对谁都没说过，连对母亲都没说过。母亲虽然心里急，可她也清楚我们家的情况，懂得我的心思，并不怎么劝我。今天不知是喝了点酒，还是碰到了个同样失意的人，便突然吐露出来。
       奥尼尔先生看着我，说：“怎么？怎么？”
       我没马上回答他，先提起西凤酒瓶，给他斟满杯，然后举起我自己的酒杯，说：“来，为了忘掉可怕的过去，干杯！”
       奥尼尔先生果然举起他的酒杯，跟我碰一下，说：“对，为了忘掉可怕的过去，但愿能够忘掉，干杯。”
       他竟然真一口干了杯，他本来已经有五六成醉了，这一口下去，马上头重脚轻，把持不住，身体开始有点摇晃起来。可仍两手扶桌，坚持着不倒下去，两眼翻着，看着我，说：“说给我听听，你有什么忧愁，说给我听听，说出来心里会舒服些，说……”
       好像在劝我，也好像在鼓舞自己，或许他也憋得心里难受，想找个人说说他自己的痛苦，可是这个谈话能够继续下去之前，他已经支持不住，撑在桌边的手臂松软下来，头越来越重，终于栽倒在桌上，不省人事。
       我看着他，继续坐着不动。其实我今天没喝多少，不像上次那么醉，我心里的苦痛，我经历的过去，从来没跟任何人讲过，也绝不会对奥尼尔先生讲。公司里没一个人知道我家的任何背景，不过我总有点心虚，怕别人发现，说我对公司不忠诚，给我小鞋穿，这情况在国内发生过。几个月过去，我断定公司人事部没调查我的历史，慢慢放下心来。其实我的担心都多余，公司没办法知道我的背景。他们真肯跨过太平洋，到中国去调查吗？那得花不少钱。就算弄来资料，也是中文，他们谁认得，还不得找我翻译，全公司就我一个中国人。虽这么说，我还是尽量躲着人，从小养成的恐惧，一时半会儿也改不过来。
       奥尼尔先生实在醉得厉害，我怕他在外面阳台上睡一夜，会生病，便把他扶进屋，摊到一个沙发上。然后我也懒得再回阳台去收拾，到自己小格子，提了公文包回家。
       那是第三次大老板半夜到办公室来，跟我一块喝中国酒。前几回每次喝酒之间总会隔个十天半个月，可第三次之后，还不到一星期，他又来了，就是今天。
       “今天是五粮液，啊？”他提着我递给他的酒瓶子，一脚重一脚轻地朝他办公室走。
       我跟着他走过去，说：“我买了烧鸡和叉烧肉，玛莉小姐放在你的冰箱里了。”
       奥尼尔先生推门进屋，说：“我看见了，而且已经吃了几块，很好吃。” 我一边从冰箱里拿出那两个包了玻璃纸的盘子，一边问：“我们还去阳台上吗？”
       “对，上次在屋里喝醉，玛莉小姐好骂了我一顿，再不许我在里面喝醉。”奥尼尔先生说着，领头推门走出阳台去。
       我挺奇怪，奥尼尔先生是大老板，玛莉小姐只是秘书，可他总说玛莉小姐骂他，而且还挺怕玛莉小姐骂，会吗？哪个中国秘书敢骂老板或者上司，别说骂，指责一句也绝对不敢。
       虽然奥尼尔先生到公司来之前，已经喝了不少酒，脚步早都不稳，可他头脑还很清醒，尝过一口五粮液，赞了几句之后，忽然说：“我们一起喝过好几次酒了，对不对？可以算是朋友了，对不对？”
       我点点头，也看着他，说：“对，连这次，一共四次了。”
       “可你从来没喝醉过。”他说。
       “是，在公司里我不能喝醉。”我回答。其实第二次我喝醉了，只是没让他看见。
       奥尼尔先生说：“所以我知道你是个靠得住的人，可以做朋友。”
       “谢谢你，奥尼尔先生。”我说，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在我面前喝醉那么多次，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他白天照旧人模人样地教训别人，好像多了不起的正人君子。我随口说：“我最讨厌议论别人的私事，身受其害几十年。”
       他点点头，喝了一口酒，又说，“你知道缇佛尼为什么离开我？因为我总是忧愁，闹得她也高兴不起来。”
       我问：“奥尼尔先生，我也觉得很奇怪，您公司做得这么好，还有什么可愁的？老要喝酒。” 奥尼尔看我一眼，举起杯，没有喝，突然说：“我杀死过人。”然后才闭起眼，大大喝下一口酒。
       我听了这句话，吓一大跳，拿酒杯的手抖起来。虽然因为跟奥尼尔先生喝过几次酒，我对他已经没有大老板的尊敬，可也万万想不到，他竟杀过人。如果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每次都先喝酒迷惑，然后下手，那这回就轮到我了。一瞬之间，我脑子飞速转动几百圈，恐惧万分，想到要逃，可两腿发软，移动不了。
       奥尼尔先生没有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自然看不出我脑子怎么转。他放下酒杯，接着说：“我也因此坐了两年牢。”
       哦，我应了一声，那就是说他杀人是以前的事，今天不至于还会杀我取乐，我放心些，赶紧大大喝口酒，烧烧我的神经，然后说：“怎么回事？奥尼尔先生，您愿意告诉我么？”
       从许多好莱坞电影里学到，碰见恶人时，争取鼓动他不停说话，就有可能慢慢使他放弃行凶的念头。我知道这套心理游戏中国没人去上当，可对付美国人百战百胜。
       奥尼尔先生果然中计，马上开说：“我父母从英国移民来美国，父亲是个电工，脾气很坏，经常打母亲，也常打我。母亲说，我还在摇篮里的时候，父亲一感心烦，就把我提起来猛打一顿，好像我的嚎哭，能解除他的烦恼。母亲挨了父亲的打，觉得委屈，就带我到超市去，在那里无缘无故地打我。我无处出气，就去打旁边经过的人。妈妈说，从小我就是个脾气暴躁的孩子。我在挨打中长大，十一岁的时候，母亲终于忍受不住，决定离开父亲。父亲威胁说：如果母亲走，他就自杀。第二天早上我出去倒垃圾，看见父亲吊在车库里死了。我当时很害怕，可也挺高兴，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不杀死自己的话，过不了一两年，我自己一定会动手杀死他。”
       见他停下来，我说：“是呵，奥尼尔先生。童年的苦难，亲人们受过的苦难，太难以忘怀。不管别人会怎么样，反正我绝对忘不了。”
       这么说着，我胸中涌动好几次，想把心里的苦痛也讲给奥尼尔先生听听。那些苦痛积压心头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对外泄露过一次，实在沉重得难以继续忍受。可是我嘴张了几张，终于什么都没有说出口。说了他也不懂，美国从来没有过那种经历。
       奥尼尔先生眯着眼睛，接着讲：“父亲死了，没有人再天天打我，我有了自由，天不怕地不怕。从十二岁开始，我就喝酒，后来吸大麻。十三岁进中学，我毒瘾已经很大，早上一睁眼就要吸，然后才能正常行动。到学校点个卯，然后就逃，跟朋友聚在酒店前面等开门。我家当时在新泽西一个很小的镇子，连个电影院都没有。我们最大的乐子，就是买了酒，跑五英里路，到高速公路边，边喝酒边看汽车。喝醉之后，我们就比赛，往公路上丢石头，看见来往车辆遭到石头打击，东摇西歪，我们就乐得跳起来。”
       听到这儿，我有点预感到他说的杀死人是怎么回事了。
       我没猜错，他说：“大大小小车祸出了不少，直到后来，终于死了一个人，警局才真火了，把我们抓起来，那年我十六岁。案子审了两年多，我刚好够十八岁，所以被判坐二十二个月监狱。”
       我问：“那很苦吧？在监狱里。”
       奥尼尔先生说：“当然，可我在狱里戒了毒，而且大彻大悟，确定了自己的生活道路。那时我以为只要一步步取得成功，就会很快乐。出狱第七天，我就注册进了新泽西州立大学读经济，四年以后毕业，得到学位，到莱曼公司工作。”
       我摇摇头，说：“这在中国绝不可能，吃过一次官司，一辈子就完了，连个正常人都做不成。” 奥尼尔先生说：“在美国也不容易，我一直避免跟人谈论过去。”
       我安慰说：“如果我是您，就不会为掩饰过去的经历而发愁。”
       奥尼尔先生摇摇头，说：“我并不是为了想掩饰过去才发愁。”
       “那您还有什么可忧愁的？”我问他。算他走运，生在美国，坐过监狱，照样念大学，发大财，还要怎么样？太贪婪了，才发这闲愁。
       “如果我知道，就不会忧愁了。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才忧愁。”奥尼尔先生说，“前些年忙于读书创业，没有很多时间精力回想过去。现在一切都做到了，并没有感到以前预想的快乐，而遗憾和懊悔的感觉越来越沉重。也许这是我的痛苦，我无法忘记过去，不知道怎样才能重新做人。”
       奥尼尔先生说着，两手捂住脸。我知道他在流泪，不声响，心里觉得有些歉意，我刚才错怪他了。美国人也是，把人命看得也太重了，奥尼尔先生年幼无知，犯了错，服了刑，改了过，还不行，自找苦吃，放着幸福生活不好好过，喝酒求醉。
       “对不起，谢谢。”他放开手，说了一声，拿起酒杯，大喝一口，说，“也许是这地方总引起回忆，所以忧愁，真想远远离开。”
       我摇摇头说：“做不到，奥尼尔先生，告诉您，做不到。我从中国到美国，隔了太平洋，仍然无法忘记。对于记忆来说，空间距离只等于零。”
       奥尼尔先生点点头，说：“是，时间距离也只等于零。有些经历或者感受的记忆，空间和时间都不能使之淡漠，更不能消除。”
       我忽然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发现了一个能同感知心的朋友，我的心灵猛然松弛，冰冻了几十年的情感融化了，好像一股春水，已经冲破坝 ，奔涌而出。我颤着唇，抖着手，给两个人倒满酒，然后举起杯。
       “来，奥尼尔先生，”我说，“今夜我们同醉。”
       沈宁，作家，现居美国，曾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