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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破败
       它空无一人
       我嗅到了我点燃的清香
       我看到了花木上拂过的冷风
        ——独化
       那几天兰城被春天里惯有的沙尘笼罩着，于是我住在了山上。山是兰城空气质量恶劣的罪魁祸首，它们裹挟了这座城市，让风不能有效地驱散各种浑浊的废气，使得废气与尘埃悬浮于天空之上，成为一个巨大的盖子。这一点我在山上看得分外清晰和轻松。清晰是因为高度——那个巨大的盖子如今在我的脚下，将我的兰城笼罩在一种灰心丧气的情调之中。轻松是因为了这种隔岸观火的姿态，那种灰头土脸的生活仿佛与我无关了，尽管它依然是灰的，但是蛰居在山上的我向下俯视，它们就成为了情调。所以每到春天，只要我还在兰城，就一定会躲到山上去。这种暂时的躲避与虚拟的逃离，总会令我的情绪进入到一种写作的状态中去，充满了臆想的热情。
       那一天傍晚，我从山上招待所的房间里再一次俯视兰城，看到一个人从那稀薄的灰色中艰难地露出了脑袋。他沿着山路而来，渐渐清新的空气似乎令他张皇起来，他在停下来喘息的空隙，不时地茫然四顾，并回身对着盖子下的兰城无限遥望。他一步三叹地走着上坡路，渐行渐近，成为一个白暄的胖子。这一点还不足以让我辨认出他——因为现在到处都是白暄的胖子。直到我看清楚他肩头斜挎着的黄色书包时，他才变成了我的朋友独化。毕竟，现在挎这种布书包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更多男人肩头晃着的，是那种粗糙拙劣的电脑包。我遥望着独化，嘴角不由得咧上了笑：呔，你这厮何以如此诡异！
       我住在山上的日子里，很少有人造访，所以独化的到来在我眼里便有种梦幻般的虚假。他坐在我对面的椅子里，浑身的肉都跟着喘息一同起伏。他问我：你的小说写好了吗？我说还没有，如果兰城的春天总是被沙尘所笼罩，这部我在山上写的书，就永远不会有结尾。他定定地看着我，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笑起来：呔，你这厮何以如此诡异！放肆的笑延缓了他恢复气息的过程，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成为那个我所熟悉的气定神闲的白暄胖子。平息下来后，他问我，那么，《我主持圆通寺一个下午》写完了吗？《我主持圆通寺一个下午》是独化一首诗的题目，我曾经对他说过，这个题目更适合成为一篇小说的名字，事后我也尝试过完成它，但它却是困难的。因为它已经属于这个白暄的胖子，而这个白暄的胖子是真实的——一种物理意义上的真实，他妨碍了我虚构的勇气。更加要命的是，圆通寺在独化那里也是真实的——一种地理意义上的真实，它矗立在某个具体的地理位置上，而那个具体的位置我却从未涉足其间。于是，这种双重的真实，成为了一篇小说不可逾越的障碍。我没有把这首诗兑现为一篇小说。可是现在，在兰城的山上，某种如同春天一般蠢蠢欲动的情绪却让我对独化郑重其事地说道：写完了，它已经是一篇出色的小说了。
       因为少有人光顾，所以我的房间里没有多余的椅子，如今独化占据了它，我就只有斜躺在床上，看他从那只黄书包里翻出的新诗。它们严肃地打印在白纸上，等待着在我的眼睛中成为诗。翻过几页后，一张旧照片从中跌落在我的胸口。照片上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少年，他神情仓惶，在一片西边的晚霞中忧伤而又惊骇地注视着镜头，注视着我。我问独化，他是谁？独化漫不经心地说，是我，少年时期的我。我有短时间的怀疑，因为，我不能够把照片上的苍白少年和眼前这个白暄的胖子联系起来，他们是截然不同的，就像山上和山下，有一个巨大的盖子横亘其间。后来我仔细端详，终于确定了独化没有开玩笑。照片上的少年的确是他，那只黄色的帆布书包就是确凿的证据——它同样斜挎在少年的肩头，连上面红色的五角星都同样的斑驳。一瞬间，我在这个少年惊悸的注视下获得了力量，我知道《我主持圆通寺一个下午》已经成为了小说。因为，所有苍白少年的神情都是一致的，就像那只黄色的书包一样确凿，它的真实大于物理与地理的真实，它是无可置疑的，哪怕少年们最终都成为了白暄的胖子。
       晚上我们挤在那张单人床上，独化庞大的身体挤占了太多的空间。但这并不妨碍我的叙述，因为我叙述的故事就是瑟缩的，它不舒展，尽管它是一个与成长有关的故事，而成长却是一个“舒展”的姿态。
       又是徐未？看来你是跟我虚构了，你小说里的女人都叫徐未。独化对我叙述的真实性不屑一顾。
       不是虚构，它是真的，听完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的小说中总是以徐未来命名女人。我认真地纠正他，不想让自己的叙述在一种虚假的前提下展开。
       那是1983年。具体到我的个人阅历，那一年代表着我十五岁，写《蝇王》的戈尔丁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行动——我的父亲是一名警察，所以对此事我记忆深刻。春天里，我在工厂做行政干部的母亲把我托付给了她的同事徐未，只身前往南方——我的父亲在一次长途追捕罪犯的行动中负了伤，躺进了南方的一所医院，母亲需要去照顾并且慰问她的丈夫。
       宣传女干事徐未，以1983年的审美标准去衡量，是一个属于比较怪异的女人，年纪大概已经接近三十岁了，脸和脖子几乎是一样的比例，好在不是由于脸特别的短，而是由于脖子特别的长。脖子长到和脸一样的程度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那会令人面对徐未时总是处于一种不安的情绪中，你会为她担忧，担忧她的脖子会随时“咔”地一声折断，而向下跌落的脑袋一直会低垂到了腹部。这种幻想出来的情节总是在我的脑子里盘旋，它令我紧张，在面对徐未时总有些忧心忡忡。我想，徐未长脖子造成的这种紧张一定是普遍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少年的杞人忧天，因为徐未年近三十依然未婚，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母亲把我托付给她。我叫她徐阿姨，她却不让我这么称呼她，她说，叫我徐未好了，就叫我徐未好了。我尝试着这么叫了一声，突然就被巨大的羞愧压倒了。没有任何道理，当一个成年女人的名字从我的嘴里轻吐而出时，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排山倒海般的眩晕感，有种羞怯混在快慰中，居然却成为了愤怒，令我有种无地自容的滋味。所以我依然叫她徐阿姨。但是，我会在心里面不时地叨一声“徐未”，时而是低徊的，时而是响亮的。这种反复默念一个女人名字的状况，在一个少年的心中产生出微妙的反应，“徐未”这两个字成为了一个咒语，被反复强调的过程渐渐蕴涵出一种古怪的情绪，它令我柔情似水又惴惴不安。于是，我必然地对这个名字的主人产生出好感——我这么说，你可以理解吗？或者，我表达的不够准确？
       独化不置可否地哼一声，他说，接着说，接着说。
       我之所以怀疑我表达的准确性，是因为这个故事的确是难以言传的，因为，一个少年的心，本身就是不适于用语言来描述的。况且，那个时候，一股鬼狐之气正像沙尘一样弥漫在兰城的上空。不久前上映过一部叫作《画皮》的香港电影，像我这么大的孩子都被电影中渲染出的情调所俘虏，那是恐怖的，却又是迷人的，充盈着疼痛的魅力。基于这种氛围，所以你应当谅解我叙述中的暧昧。那个时候，我的性情是有些恍恍惚惚的。我在恍惚的对于徐未的好感中，多少揉进了对于鬼狐的向往吧？于是，我被她如瀑的长发所吸引。因为要掩饰长脖子，徐未留着非常长的头发，从头顶铺洒下来，直达腰际，这样令她有了一个风姿绰约的背面。出于好感，我总是愿意绕到她的身后，从而把她美好的一面展现在自己眼前。美的力量是无限的，它直接作用在了我的梦里。在梦里，她的长发风一样轻曼地覆盖住我，我伸出手，它就像水一样从我张开的指缝流淌出去，它源源不断地离我而去，逐渐将我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里。我在阳光中醒来，发现自己的裤衩是湿的。这对于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已经多少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可是，前面的几次都是在无梦的状态下发生的，我的裤衩是无端端地湿掉的。如今，这种事情和一个女人的长发联系在了一起。
       你小子是手淫了吧——独化斜着脑袋问我。
       没有，那是后来的事情，这样做了几次梦后，我才不由自主那么去做的。那样做的后果是，我明显感到了自己的虚弱，上课时总是睡觉，白天睡够了，夜晚就总是不能够凭借睡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只好重复令自己虚弱的勾当。我的班主任终于被我在课堂上睡觉这件事情给激怒了，他命令我把家长叫到学校去。我没有办法，只好请徐未去代替我的家长。其实这不应该是徐未的职责，母亲把我托付给她，原则上只是请她照顾我的一日三餐，她住在我们家的隔壁，我只是在吃饭的时间去她的屋里而已。但是现在，因为她的长发，她需要去扮演我父母的角色。徐未出现在我们学校里，她是什么时候来的我不知道，我只是在她离开时看到了她的背影。我从教室的窗子看出去，一眼就看到了她如瀑的长发随风轻舞，我感觉到一股凄凉的滋味噎在了喉头。这是一只长颈鹿，我的同桌赵八斤趴在我耳边嘀咕，他说，我看到她了，正面看吓死人！我有一瞬间的愤怒，但是立刻被巨大的悲伤浇灭了，泪水一下子涌上来，令我不得不把头埋进胳膊里，趴在桌子上用睡觉的姿态来掩饰自己。
       徐未的到来似乎起到了作用，老师不再追究我的睡眠，也许徐未对他搬出了我因公负伤的父亲吧。但是徐未却追究起我来。我们坐在她家的饭桌旁，她低着头看我，问我：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病了吗？我捧着饭碗，不能去迎视她。她低下的头幅度并不大，但是因为了长脖子，却一下子就和我近在咫尺了。她的长发垂在我的眼前，有着隐约的气味，我不能够确定那是芬芳的，但是它一定是迷人的。我感到自己的呼吸局促起来，紊乱的气息令眼前的长发些许飘拂，我有着不可遏制的冲动，想要伸出手，插进它们，让它们从我的指缝奔涌而过。我想我的样子一定令徐未落实了她的判断，我是虚弱的，又是亢奋的，像一个喝醉酒的人一样目光迷离。她紧张地说：怎么不舒服你告诉我啊，不要哭好吧？我这才知道我确确实实在哭泣。徐未被我的眼泪搞乱了手脚，她从饭桌前离开，开始给我找药。这样我就可以张望她了，她的背影一如既往地吸引着我的目光。我看到她在翻床头的抽屉，如瀑的长发令我心旌摇荡。然后，那盒东西出现了。它跌落在地上，徐未找药的过程中不慎将它翻落了出来。1983年的避孕套包装远没有现在这样多姿多彩，它们都是一个模样的。所以，我立刻辨认出跌落在地的是一盒什么性质的东西。它具体的使用方法我不得而知，但是它隐藏和含纳的一切秘密，在一个少年的意识中却惊人地清晰。我见过它们，我的父母也因为不慎将它暴露过，我在窨井旁肮脏的淤水中发现过它们被使用后疲软的尸体，并且，我的同桌赵八斤曾经将它吹成气球在学校里招摇，女生们在一旁躲躲闪闪地哧哧发笑——连她们都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玩意儿。
       这是一个糟糕的细节，它在小说中已经被用烂了。独化批评道。
       我说，是的，但是不要蔑视一切被用烂了的东西，它们之所以被反复地使用，说明它们最接近真实。所以，它们的意义与新旧无关，就像我现在对你讲的这个故事，我是怎样成长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一定是以这种方式成长的。
       徐未迅速地把它捡了回去。当她回过身来时，我的目光也迅速回到了饭碗里。这一次我收回自己的目光，不是因为她比例惊人的正面，而是出于一种空前的痛苦。是的，我只能把“痛苦”这个大而无当的词用在这里，痛苦令一个少年的目光开始躲避。所以，当我走出徐未家时，我居然不自觉地采取了这样的一个姿势：我的双手像个哲学家似的抱在了胸前，低头沉思，脚步缓慢地在我们居住的院子里踱步。我在沉思，一个像徐未这样的未婚女人，为何会有那种可以吹成气球的东西？要知道，那是1983年啊，尽管戈尔丁已经因为《蝇王》被授予了诺贝尔奖，但是在我们的身边，这样的事情依然是严峻的，严峻到这样一个程度，可以让一个少年陷入懵懂的煎熬。
       我在煎熬中发现，原来我居住的地方是如此破败。几排灰色的平房即使是在春天的夕阳下，也依旧呈现出冬天的阴郁。一段日子以来萦绕在现实与虚幻边际之地的鬼狐之气，在这个黄昏蹦跳而出，我甚至看到一只优雅的狐狸越过我们破败的屋顶，尾巴拖着长长的火焰，向着玫瑰色的夕阳逃逸而去。
       夜里我彻底失眠了。狐狸逃逸的姿态占领了我，我甚至没有去幻想徐未的长发，因此也没有去抚摸自己。她不慎跌落在地的那盒东西成功地化身为一只狐狸，同时成功地转移了我的注意力，让我觉得它就贴伏在我的窗下，以既不善意也无恶意的态势威胁或妨碍着我。我没有感到多少恐惧。这也许是那些药片帮了忙，它们是徐未塞进我口袋里的，我躺下之前胡乱地吃下去了一些。它们令我有些昏沉，同时也有效地抵抗住了夜晚的恐惧。我平躺在被窝里。我的家空间非常的小，父母的一张大床如今被我占据着，我的那张小床在月光下居然有一种空旷的辽阔感。我和我的狐狸在夜晚安静地对峙着。大约在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它们开始发出了声音。起初那是没有规律的，逐渐成为有节奏的呻吟，那种叹息般的格调甚至有种高贵的气质，是沉痛的，也是轻盈的。
       噢？独化身子紧绷着坐起来，脸上的表情和赵八斤的如出一辙。
       ——惊愕、兴奋，当我第二天对赵八斤讲到狐狸时，他就是这样的一副表情。赵八斤是我少年时期最富有激情的一个伙伴，是一个早熟却本质上颟顸的复杂家伙。短暂的惊愕与兴奋之后，狐狸给予他的刺激依旧高昂。赵八斤对我宣布：今夜我们去抓这只狐狸！我在一瞬间警觉起来，没有理由，只是灵敏地嗅出了危险的气息。我不知道这气息的根源是什么，但是它让我在那一瞬间不寒而栗。赵八斤看出了我的惊慌，脸上满是不屑，他拿腔拿调地问我：怎么，怕啦？然后又换一种腔调，颤巍巍拖长了声音重复一遍：怎么——怕啦——？这是那个时候流行的腔调，范本源自恐怖电影《画皮》。赵八斤使用电影腔调起到了效果，我的自尊不允许自己拒绝了。
       黄昏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我家的窗后。几棵老槐树枝节粗壮，夕阳破碎的光从它叶子的缝隙中撒落，像一块块斑驳的血迹。一些稆生的草木在春天的风中呈现出被神秘践踏过的残姿，它们不规则地倒伏着。我从未想到过，原来自己家的背面竞是这样一块荒芜之地，更不会想到，我们将在这里布下捕捉狐狸的罗网。赵八斤开始行动。他用自己的书包背了整整一包的石灰，叵测的石灰被他均匀地铺撒在我家的窗下，并且一路逶迤，直到铺满了整排平房的后窗。这样就可以捉到狐狸吗？我当然不会去问赵八斤。
       赵八斤留在我家，和我一同睡在我父母的大床上。他真的是又脏又臭，我在黑暗中不由得要屏住呼吸。有一种力量将我们变成了另外的人，我们突然都变得安静，一贯滔滔不绝的赵八斤都闭住了嘴，仿佛在这个夜晚，说话是一件有失体面的事情，甚至比又脏又臭的身体更加令人不齿。我们沉默着，在黑暗中庄严地一动不动，像两个垂危的老头。等待是如此漫长，以至于我们激动的心都渐渐归于宁静，夜晚里所有的声音由此而变得锐利。我们依次听到了小孩的啼哭声，野猫悲惨的叫春声，春天兴致勃勃的风声，乃至流星陨落时疾驰的呼啸声。终于，那个声音出现了，没有规律的，有节奏的，沉痛的，轻盈的；是沉痛的，也是轻盈的。我发觉身边的赵八斤颤栗起来，我们不知何时握在一起的手不由都加大了力气，紧紧地攥住，手心全是冰凉的汗。但是他的身体却是滚烫的，并且有一块坚硬地抵在我的大腿外侧。
       身边的独化悠长地出了一口气。我们都笑了，原来，我们的手也不知何时握在了一起。我觉得，这事有些滑稽。想想吧，两个中年男人，在床上将手握在了一起。我们几乎是同时抽回了自己的手，并且不约而同地用这只解放了的手去摸烟。我们被烟雾笼罩住，困倦也一缕缕缭绕着覆盖上来。我在困倦的雾霭中继续着我的叙述，忧伤毫不费力地成为时隔多年的两个春天共同的基调。
       拂晓，我和赵八斤瑟缩着摸到了窗后的世界。那层石灰在稀薄的晨曦中像一层凄惨的白霜，几个巨大的脚印零乱地留在徐未的窗后，它们印在白霜般无限纯洁的石灰之上，像一个个邪恶的伤口，陡然进入我的眼睛，令世界都变得满目疮痍。这是狐狸留下的足迹吗？我当然不会去问赵八斤。赵八斤突然一抖一抖地笑起来，笑声在寂寥的拂晓居然是克制的。这个家伙居然会笑得这么克制，这令我惊讶。
       狐狸依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妖娆而来，我被纷乱与忧伤弄得很疲倦，在它们沉痛而轻盈的歌唱中，我瞪大眼睛凝视着黑暗，能做的事情只有在被窝里抓住自己。我想象抓住我的，是一只狐狸的手，但是每当最后，这只手都会变成徐未的手，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了。你怎么啦？有一天徐未问我，她说，你怎么总是泪汪汪的，你妈妈回来，我怎么向她交代呢？我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目光却落在了徐未的手上，于是立刻就窒息了。我绝望地发现，原来徐未的手也和她的长发一样毫无暇疵，可以独立地构成我黑夜中的烦恼，它不需要长在胳膊上，它只需要凭空而来，蛇游进我温暖的被窝里。
       幸亏我的父母在这个时候回来了，他们终结了狐狸的夜晚，狐狸随着他们的到来而销声匿迹。父亲有股子载誉归来的劲头，罪犯捅进他屁股的那一刀具有神奇的力量，把我的父亲捅得红光满面了。母亲似乎也沾了这一刀的光，她也变得喜气洋洋，身上穿着从南方买来的一件黑毛衣，更加像一名货真价实的行政干部了。良好的状态使他们忽视了我的异常，母亲只是在进门的时候问了我一句，你怎么了，感冒了吗？要记得吃药。从这天夜里，我就再也听不到那种叹息般的格调高贵的呻吟了。我的夜晚失去了纯粹，重新被一些粗糙的声音所充斥，有时候是父亲雷鸣般的呼噜，有时候是母亲的哼哼声，床板喑哑的吱扭声，他们起夜时响亮的哗啦声，这些粗糙的声音令我对黑夜毫无兴趣，重新贪恋上睡眠。
       我应该带瓶酒上来，独化用一只手使劲搓着他的右脸，问我，现在可以买到酒吗？我说，算了，太晚了，还是不要去麻烦人家。独化说，早知道你要跟我讲《聊斋》，我会带一瓶酒上来的。我严肃地说，不，我不是跟你讲《聊斋》，我是在跟你讲《我主持圆通寺一个下午》。独化啪啪拍了两下自己的右脸，问我，那么，圆通寺在哪里？
       你马上就可以听到了，我会去圆通寺主持一个下午。
       有一天我从徐未的门前经过，听到里面传出她的哭声。我被那种哭泣的声音捕捉住，其实那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一个女人的哭声而已，但是飘进我的耳朵里，就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东西。我立刻感到了伤心，有种感同身受的惆怅。因为它来自徐未，来自一个长发和双手对我构成安慰的女人。我站在她的门前听了很久，有生以来第一次因为另外一个人的痛苦而痛苦，那种痛苦甚至有着悲悯的成份，我的眼睛里因此也产生了泪水。
       我满含热泪地向学校走去，一边走，一边想，她为什么哭，我要怎么做才可以赶走她的悲伤。走到校门口时，我看到了赵八斤，他叼着枝烟坐在校门口的槐树下叫我。这家伙如今倒了很大的霉。自从那天夜里和我捉过狐狸之后，赵八斤就迅速地苍老了，先是嘴唇上长出一圈黑乎乎的毛，跟着背就驼了，上课时蒙头大睡，下课时就像条疯狗似的追得女生在操场上尖叫着狂奔。于是，用不了几天，他就被开除掉了——他又没有一个屁股上挨了刀的父亲。赵八斤问我身上有没有钱，他说他两天没吃饭了，虽然他的父亲屁股上没有挨刀，但毕竟也是个父亲，这个父亲两天前把他从家里也开除掉了。我摸出身上的一块钱给他，对他说，你被狐狸给魇住了。他有些感激地看着我，说，妈的，可能是，看来老子得去圆通寺烧炷香啦。
       当“圆通寺”三个字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时候，独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讶。他斜躺在我身边，像寺庙里的睡佛一样，一只手侧扶着白暄的胖脸，神态安详。
       但是这三个字从赵八斤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却启发了我。我是知道圆通寺的，它建在郊区的山坡上，以前倒没什么名气，只是在这段鬼狐之气弥漫的日子才被我们口口相传。因为那是一座弃寺，具备了与鬼狐之气相协调的破败的肃穆。在我们心里，堂皇的寺庙是与鬼狐的气质背道而驰的，因此在那种地方，你也驱散不了与鬼狐有关的不幸。我决定去一趟圆通寺。我庄严地想，我要去为徐未祈祷。
       于是，我在一个下午向着圆通寺出发了。我走在通往郊区的路上时，脑子里一直有一首缠绵悱恻的歌在回旋：你是我的情，你是我的爱，快来吧，趁现在，黑夜还没散……是的，是《丽达之歌》，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印度电影里的插曲，它回旋在我脑子里，一些诸如爱情、忧伤之类的情绪感染着我，让这个走在路上的少年充满了形式感，越来越成为他自己想象中的那副姿态：多情，善良，并且可以借助圆通寺获得那种无边的力量。
       我走出了城，走进了春天里一片嫩黄色的田畴间，但是心情却逐步地涣散了。因为这条通往圆通寺的路实在是太漫长了，它超出了我的预期，我感觉自己的两只脚已经走疼了。我手里的一支香在我甩甩搭搭的行进中折断了，它被我胳膊摇摆时扇动的空气折成两截。出门时我一共带了三支这样的卫生香，准备在圆通寺点燃它们，但是，现在断了一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心情一下子坏掉了。
       这种坏心情在看到圆通寺的一瞬间达到了顶点。它实在是不起眼，孤零零地矗立在山坡上，和我一路上看到的田间草棚几乎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本来以为圆通寺应该是这座城市的背面，就像长发是徐未的背面一样，它应该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可以成为另外一种可能，但现在，我觉得它依然是一个“正面”。我这种心情的嬗变也许是没有道理的，也许只是脚疼造成的，总之在我进入圆通寺时，我是沮丧的。
       它的确是破败的，里面空无一人，却长满了葳蕤的花木，无端地呈现出一股灰暗的妖媚之气。我沿着青石路面向大殿走去的过程，一只手无聊地沿着身旁那些大朵开放的花儿一路抚摸过去，我从花朵的头颅上抚过，好像抚过了她们的长发，并感到她们是在我的抚摸之下才竞相绽放的。这样的臆想安慰了我灰心丧气的情绪，我在一瞬间相信，在这些不知名的花朵之下，必定会盘踞着那些狐狸，它们蜷曲在花木的叶片之下，被偶尔点燃的香火喂养得庄严纯洁。可是一旦进入大殿，我的心情又瞬间败坏了。那尊残缺不全的佛像令我恐惧，我几乎不敢去正视它，只有潦草地点燃自己手中同样残缺的卫生香，匆匆插入香炉中。然后，我迅速跑了出来。我更愿意站在春天里，站在那些我可以操控的花木旁。
       这个时候，我的心有些惊魂未定的恍惚，以至于当那种声音若隐若现地传来时，我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它们发自一丛蓬勃的竹林之中——没有规律的，有节奏的，沉痛的，轻盈的；是沉痛的，也是轻盈的。我的脸上一下子挂满了眼泪，一个坚定不移的判断令我浑身发抖，那就是：我不信这个世界上会有另外一只狐狸会发出同样的声音。
       有一股力量挟持了我，在它的控制之下我重新回到了大殿。我嗅到了我点燃的清香。我点燃的香火同样喂养了我，令我庄严并且纯洁。我席地而坐，面向着殿外春天里的花木与竹林，即使屁股下面冰凉的地气也驱散不了我心中那份笃定的沉着，我宛如一位高僧，主持着圆通寺的这个下午。
       他们终于从竹林中出来了。那一头如瀑的长发旁边，是一个地瓜般浑圆的男人。我终于捉到他了，这个令世界都变得满目疮痍的家伙，他的足迹曾经印在白霜般无限纯洁的石灰之上，像一个个邪恶的伤口。他们没有发现我，因为他们都没有回头看一眼庄严的大殿。就在他们即将迈出寺门的时刻，我平静地喊道：徐未！这个名字曾经在我心里时而低徊时而响亮地念叨，一旦出口便令我无地自容，但现在，我毫无障碍地呼喊了出来。他们惊恐地回过了头，两张受到惊吓的脸不约而同地都大张着嘴巴。我认识他，似乎是厂里哪个车间的主任。这个家伙目瞪口呆地看了我一眼后，就像一只真正的狐狸那样迅速地逃逸了。我确信在这个时候我是强大的，因为一个成年男人在我面前选择了逃窜，但是，当徐未向我走来时，我却周身颤栗，几乎坐不稳当。我咬住牙，阻止住颤栗。我知道只要把这一刻坚持住了，我就是一个坚强的少年了。
       你怎么在这里？徐未站在我面前。她的长脖子此刻给予我的不是不安，我是以一种很对等的态度在凝视着她。我发现，原来徐未的正面，并不是那样地令人紧张。后来我上了美术学院，看到意大利画家莫迪里阿尼笔下的女人，都是长着徐未这样的长脖子，但是她们依然动人，有种无辜的脆弱之美。是的，无辜的脆弱之美。我认为徐未最大的不幸，就是在错误的年代和错误的地点，长出了错误的长脖子，如果不是在兰城而是在欧洲，不是在1983年而是在1999年，徐未的长脖子之美就会被认可，她就不会在三十岁的时候还嫁不出去，只能和一只浑圆的地瓜偷情。这么看，命运真的是一件脆弱的事情，就像美，它们都是脆弱的。
       面对着脆弱的徐未，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残忍。现在我掌握了她的秘密，就仿佛掌握了她的命运。所以，接下来的事情我宁愿承认我是邪恶的——即使也许在徐未的眼里，我也是脆弱的和可以被痛惜的——少年的我居然已经知道手握筹码就要去交换，在圆通寺的这个下午，我用一个有关狐狸的秘密，去换取成长。但是，当我将徐未抱住时，当她的长发像水一样披散在我头顶时，我的眼泪像泉水一样地涌了出来。
       后来呢？独化阴郁地看着我。
       后来徐未被抓走了。根源在赵八斤那儿，这小子在女厕所后面开了个洞，用镜子折射女人的屁股，被抓到后他供出了徐未。原来那次我们抓完狐狸后，赵八斤就经常在夜里爬上我们屋后的老槐树上窥视徐未的偷情。在一个夜里，徐未的房门被粗暴地踢开，几只强效电筒的光柱把赤裸的徐未和地瓜锁在了床上。那一晚的动静很大，我们都跑出来看，我看到徐未被警察用皮带反捆住双手塞进了吉普车。她的长发在黑夜里蓬乱着，警察根本无视她长脖子的脆弱，用手在后面卡住往车里塞。徐未在车里面看到了我，她一定认为这与我有关，我就是那个告密者，是我可耻地出卖了她。她的目光令我绝望，她在散乱的头发后面悲悯地看着我。尽管我不是那个告密者，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内心被巨大的委屈和负罪感吞没，我渴望哭嚎着冲向她，对她说：不是我！不是我！但是我没有勇气从观望的人群中脱颖而出，只有大张着嘴，让绝望的眼泪流进去。
       徐未被劳动教养了三年。那是1983年，全国范围内正在展开“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行动，有人因为抢了一顶军帽就被枪毙掉了，狐狸们在那个时期，是被定义为有罪的。
       九十年代末的时候，我在街上见到过一次徐未，此时长脖子已经成为了时尚。她显然是认不出我了，我尾随了她几条街，最后目送着她消失在人群中。
       第二天，我和独化坐在春天的山顶上，阳光普照着我们，在明亮的光线下，我才发现，原来自己也和他差不了多少，都是一个白暄的中年胖子了。我们喝着茶，说一些与诗歌小说无关的事情。
       那次以后，你再没有去过圆通寺吗？独化不怀好意地问我，他可能觉得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的虚构将是无效的了。
       去过，有一次我从寺里出来，正好有一个人迎面而来，他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少年，神情仓惶，在一片西边的晚霞中忧伤而又惊骇地注视着我，他肩头斜挎的黄书包上印着一枚斑驳的红五角星。
       我玩味地看着眼前这个白暄的胖子——应该说，我们彼此玩味地对视着。我们的表情在春天的阳光下缓慢地凝固。如果说，我们在少年时期，在圆通寺看到了自己的中年，那么，现在，我们从彼此白暄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老年。
       弋舟，编辑，现居兰州。曾在本刊发表小说《锦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