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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我们正处在过渡期，旧的办公楼连同地皮一起卖给了人家，十一层的新大厦还没来得及封顶，远远看上去像是放大的、小孩子信手搭起的积木。横不平竖不直的脚手架，让大厦在视觉上给人摇摇欲坠之感，似乎一阵风，就足以吹动它坚硬的墙群，改变它的形状、棱角、体积和质地。由于资金的缘故，很长一段时间，它保持一个固定的静止姿态，像独自进入了休眠期。城市里有许多进入休眠期的楼房，再没醒来。对于这幢大厦的前景，我们不至于彻底失望，也无法安心。
       我们龟缩在临时租用的屋子里，阔大的一间，用半人高围墙和玻璃，极其简陋地分割成几块规整的格子。各种各样的声音，或尖脆或轻柔或粗嘎或宏阔或低沉，带着主人的特有秉质，在玻璃和屋顶之间交错穿梭。我坐在其中一格，拥有一张办公桌，上面堆满报纸、划版纸、杂志、书、铅笔、尺子。每天的生活像它们一样，凌乱地铺呈。而摊在桌上的清样，清清楚楚写着“明天”的日期，那是时间永恒的指向。手中的笔，点击着一个个爬虫样的文字，睁大眼睛，竭力分辨出它们绒毛一样纤细的四肢。白天，开亮所有灯，也许是屋顶太高（估计有五米），也许是房间固有的潮湿和阴暗吸附一切，光线昏昧，带着黄昏莅临的氛围。
       一天从中午开始。编版的、采稿的在午后陆续赶来。早上还异常清冷、空洞的房间，迅速被各种形态的声音和身影搅热。时间的码表开始飞旋。
       老人就是在这样的时刻，闯入了我的视线。他站在我的办公桌前，没有声息，喧闹的背景上，蓦然飘落的尘埃一般。直到他含混不清地说出一声“同志”。
       抬起头，黑夜包裹在黄昏的衣襟里突然显出了面容。我竭力保持住面部的镇静，内里惊跳而起。老人的脸，像是差劲的泥人匠心不在焉时的作品。他瞌睡了，眼皮不自觉耷拉下来，手机械地捏着，捏着，泥土碎裂，掉下大大的一块，在额头。而下巴，歪歪地牵着，尖削、蹊跷地斜翘出近三十度角，没了门牙的嘴豁开来，像再也关不拢的一扇门。他的整副面容都呈现出一种极不稳定状态，仿佛随时会有哪一部分掉落下来，破碎在迎向地面的半空中。
       我见过严重烧伤的脸，蚯蚓一样不规则的疤痕贯穿五官，似一片刚被匆匆翻耙过的泥土；也见过天生的唇裂、塌鼻、眼耳歪斜的残疾者，病魔肆虐的迹象鲜明、古怪地呈现。可那些脸至少是完整的。眼前，却是一张破碎的脸。
       老人的声音也是破碎的，在出口前就被他身体里刮出的风吹乱了。进入空气，它们四处翻飞，各奔各的方向。老人伸出手，试图在空中抓住那些拼命逃逸的音节，屡屡失败。抓到一个，他赶紧用只剩下拇指与食指的右手拽住，努力送到我面前。为了让我看清楚，他用尽了全力，额头上的青筋暴突出来，舌头在豁开的嘴里忙乱不停。如果舌头会出汗，它一定像老人一样，变得濡湿了。
       我打断老人，接过他手中的一沓资料来看。那是一叠关于工伤的证明材料，充分解释了老人有这样一副奇特面容的由来。十五年前，老人的脸还和寻常人一样完整，平凡得与我擦身而过也不会被记忆。他是一名搬运工，每天清晰地喊着号子，和工友一起搬动庞大的钢体铸件。直到一天，码放在他身后的钢桶，一个迭压一个，看似蜂巢一样稳定，却在一个工友不慎失手时，以千钧重量翻滚而下，砸向他，覆盖他。
       意外充斥在生活的缝隙中。缝隙那么多，一不留神就让人撞上一个。这次，他撞上了。
       被从钢桶下救出的老人，失去了半边额头、一块下颌骨、三根手指、一些知疼知热的神经和一大滩无法计算的血，经过一次手术，老人成了现在的模样。原本，老人会再经历一次两次三次手术，可他权衡之后，放弃了。在让儿子顶职、同时保证他的工资与继续治疗之间，他没有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在老人看来，疼痛一点儿不重要，至少没有生存重要，没有后代的衣食有靠重要。将这样的选择搁到辽阔的乡村，会得到无数人不约而同给出的相同答案。疼痛以生命的存活为前提，活着就无法避免受伤，小到一粒不起眼的铁屑，一阵看似柔软的风，人与人之间率性而起、莫名其妙的琐碎纷争，大到让生命沦落为草芥的战争，以席卷之势扫荡而过的山洪、海啸，无形无迹却让恐惧和死亡的阴影膨胀至无限的瘟疫。有伤口就会有疼痛，疼痛是生命的常态，就像麦子勃勃生长是为了被一柄镰刀收割，拒绝疼痛倒是生命的奢侈。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以大半生的经历，抵达这一参悟。前日无多，他们愿意用任何代价，包括身体的受难，来换取儿孙的安康无忧。
       在老人的逻辑中，一笔交易成立。儿子赢得工作，家里每月增加四百多元收入，代价是老人的面容凝固在孩子见了会本能流露出恐怖表情的形态，还有每到阴天就会隐隐发作的钝重疼痛。常常，疼痛是可见的，它顺着硕大的汗珠、一声接一声的呻吟在老人的身体上分泌出来，上下滚动。老人心甘情愿，不后悔。
       后悔是在数年之后到来的。原来的工厂改制，换上了另一拨领导，与旧体制纠缠一体的庞大的企业负担中，他的儿子占据了不大不小的一席之地。老人以为自己以伤痛为代价换来的承诺，可以保证儿子一生牢靠。他错了。儿子被以上班打瞌睡之名清出了工厂。老人急了，找领导，一张张面孔陌生而冷峻。找来找去，老人发现当年的承诺竟比一阵风还缥缈，自己老迈不稳的身体竟然没有一张薄纸可以凭依。
       当年他与厂方只有口头上的协议。口头协议，表面上确立于具体的舌头，实际建立在抽象的诚信之上，证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良心。老人像古书上的义气英雄那样信奉一诺千金，换来的是数年后的尴尬奔走和两手空空。
       律师告诉他，你太傻了，受这么重的工伤，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厂方有赔偿义务。算起来，你应该得到的赔偿金是好几万呀……对所谓的国家政策，老人的认知一片空白。可律师的意思，老人懂。后悔，就是随着这番话，塑料绳一样缠绕在了老人日益脆弱的身体和依然坚韧的意志上，层层捆绑，紧密严实。重新武装起来的老人，踏上了申诉之路。
       这是一条通常只看得到起点、难望见终点的路，像射线一样伸向不确定的空间。一路上，道义、良知也许没有走远，却成为旁观者，无法举起仲裁者案头的那一柄锤，在锤响声中让一场诉讼定音。这也是一个迂回包抄的过程，需要无数的证据指向同一中心，将最终的结论烘托而起。证据与一眼可见的表象之间，无法简单划上等号。为了取得证据，老人举着残破的脸四处奔走，收获的柔软的同情远远多于有力的证据。
       四年后，终于拿到一纸裁决书的老人，流下了眼泪。这眼泪的数量，比他为疼痛支付的眼泪多得多，后者基本为零。一路走过来，老人的身上、心上又添加了不少新鲜的伤口，疼痛锐利鲜明。老人视之为生命的常态、生活的常态，他注重的只是结果的圆满。老人不知道，看起来确定无误的事情，有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被彻底颠覆——这一人间定律，将又一次被证明。在一纸裁决从白纸黑字到变为现实的路途上，他还将添加更多的伤口。
       从老人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已三年过去。我不知道老人现状如何，他并不过分的卑微愿望终于握在手中没有。事实上，我仅仅介入过一个有限的时段，了解了老人的零星故事，那些故事只是他人生纷繁过程中有限的一部分。再平凡的生命，细加检点，也会发现纷繁的景致，偶尔的光点散嵌其中。我无力借助自己“无冕之王”的光环，为老人最终达成愿望尽一分微薄之力。在了解到表象之下潜隐的弯弯绕绕、错综复杂的隐秘关节之后，心性中的软弱滋生出了带毒的汁液，悄悄将我软化。我许多次想过退出。可在面对老人时，望着他破碎的脸和殷切的眼神，我说不出那番在心里斟酌良久的话。最后，我以老人的仲裁案为主要素材，写出了一篇不痛不痒、关于劳动仲裁的深度报道。新闻报道的体裁，决定了我无法在文字间注入过多的主观感情，我只是客观地呈现。
       这篇文章，没有为老人提早赢得自己本该享有的权利。它像一片抛向空中的羽毛，没有带来一丝惊动、没有留下一丝划痕，就飘然落地。在当时，这是我希望的结果。我不愿直接伤害老人，也没有勇气陪他一起抗争。更重要的，我害怕自己在这之中受伤。害怕受伤，几乎是每个生命的本能。可有的人会凭借内在力量的支撑，克服对受伤的恐惧。我没能做到。
       老人拿到的那份裁决书，厂方拒绝执行。他们要求老人重新复查工伤级别，在他们联系好的一家医院。如此违背规定的事，却被劳动仲裁所认可了，他们发给老人一份重新鉴定工伤的通知，以己矛攻己盾。刚刚看到一点希望的老人，重新落入茫然迷雾。
       那是制度营造起的迷雾地带。一条一条看似严密无隙的规章制度，由人来制定、掌握和执行，就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人是缺陷最多的物种，私欲膨胀了，良心软弱了，道德感迷失了，制度就会松动、破损、沦陷。将某一制度举到阳光下，会发现上面早被人为地蚕食出长长短短的裂缝，雕钻出大大小小的空洞。
       老人依循着自己的逻辑，继续走在路上。国家政策保障的权利，他不相信自己得不到；为儿孙贮备最后一仓粮食，他不相信自己做不到。老人用尽全身力气去碰撞、去撼动的，是一个有着钢铁的坚硬与冰冷的企业，它有着自己的利益逻辑；而它的领导者，在一路爬升至现有位置的路途上，形成了自己的行世逻辑。从这些逻辑出发，厂方视老人为贪得无厌的“刁民”。他们运用过往岁月中建立起的庞大社会关系网络，利用制度的缝隙，与力量单薄的老人较上了劲，以此来印证他们握有的逻辑公式。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
       走到我的办公桌前，老人已经找过多家媒体，在我的许多同行面前呈上一摞资料，讲述自己的遭遇。我的同行们纷纷接下材料，在深入了解内幕之后，又不约而同将资料退还给老人。有的连资料也不曾退还，只是一声简单的拒绝。老人对我在文章中提到他，哪怕将他的名字模糊成了孙某某，将厂方模糊成了某铸造厂，将暗藏机关的详尽过程简化成了几根枯枝，还是不停地用他破碎不清的声音连连说着“谢谢”。老人给予我，不含杂质的信任。
       最后一次见到老人，是他专程来拿放在我手里的一摞复印资料，为省去复印费。他准备拿着这叠已经皱巴巴的材料继续去上诉。二十多分钟的车程，老人是走着来的，为省去车费。老人的家，我去过。低矮、狭小、凌乱，气味浑浊。那间房子是他们临时租用的，厂方已在老人坚持申诉后将分配的住房收了回去。二十多平米的房子，住着老人、他的老伴和儿子一家。老人的孙子已经四岁大，坐在他母亲的膝盖上，睁大一双黑眼睛望望我，又看看老人。老人的脸隐没在深浓的阴影中。老人的手在胸前激愤地挥动，那是失去了三根手指的手。举在空中，像是不无幽默地模仿着手枪射击的动作。
       老人拿走了资料，留下一个迟滞、衰老的背影。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对老人无法言喻的歉疚。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老人。
       职业决定了，我只是无数人生命中的过客，只负责记录他们的某一段生活、某一些故事。在那一时段，我也许为某个人、某些事支付过由衷的、真切的怜悯、感伤、牵挂、热忱，但我注定行走在他们的生命之外，只是偶然地路过。
       我们从不同的远处走来，交错于一点，而后更远地远离……
       王芸，作家，现居湖北荆州。主要著作有小说集《时间寻找长久的爱情》、散文集《经历着异常美丽》等。